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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变法与官制改革

戊戌变法，曾象一场飓风，激荡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中，官制改革问题，令人瞩目。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旧官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改革主张，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某些尝试。这一切，引起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拼死抵抗，改革以失败告终。对这段历史作一回顾，会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一、“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清朝末期，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数以万计的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封建守旧势力是他们赖以寄生的社会基础。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本能地感觉到：改革腐朽的官制，是变法维新的关键。
一八九八年初，翁同和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他指出，当今是列国并雄之时，非复一统之世，而现行的法律，官制都还是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四○页。)。康有为认为，要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为第一要义”。如果以今日之法、今日之官，虽然皇帝“日下一上谕言维新”，也是徒劳无益(《康有为传》，《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三四页。)。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三四页。)。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二一页。)。
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把变官制提到变法维新的首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手握重权的守旧官吏是推行新法的极大障碍。对此，杨深秀曾有过较为深刻的剖析。他说，那些封建大吏“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这些人虑及新法的推行，“于旧官必多更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总之一句话，变法维新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存亡，因而“惟有出全力以阻挠之，造谣言以摇惑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二页。)。
为了推动官制改革，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清朝的官制吏治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和深刻地揭露。
1．冗员充斥，一事不举
维新派指出，举国上下冗员充斥，是清朝官制的一大弊端。陶模在《培养人材疏》中说，“天下大弊在于官多”。官有限而候补之官无限，“于是有筮仕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待混得一官半职，已是久困之余，“难言志节”。于是“文官则剥民蚀帑，武官则侵饷缺额”(《陶模等奏议》，《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二七○页。)，几乎相习成风。
康广仁等办的《知新报》也分析了清朝官制的两大弊端。一是无专责。一部之中，堂官已六，欲举一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中，督抚同城，欲创一利，则彼此相轧。官于内者，“摄六部而兼数差”，拱立画诺，事皆不谙；官于外者，“以一人而总百事”，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互相倾陷，一事不成。二是养冗员。“官无专事，事无专责”，不仅俸廪虚糜，而且芜敝丛生。“会议而不成一事，绊制而徒以自扰”，政令如何能够推行(《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还有人指出：冗员充斥的结果，造成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六部之中，堂官委之司员，司员委之书吏，“以至要之咨，移为具文”，“六堂花押，累月始毕”。外省督抚大臣，欲办一事，“由县申府申道，折层而上，至速亦需数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二○一页。)。又由于清政府处处“防弊”，设官分职，互相钤制，致使“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互牵互诿，其结果是“一事不举”(《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二六页。)。
2．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有人借清政府放宽言路之机，上书揭露当时考试是军机处及总理衙门章京，专以递“条子”多寡为取。条子有大小，军机大臣递者为“大条子”，各部院尚书递者次之，九卿所递为小条子。“条子”又从何而来呢？全凭“贿赂而得”。三节两寿，每次送银数百两数十两者为上等门生；送二两四两者为下等门生。上等门生即可得大条子，而“凡得大条子，考试必列前三名，京察必得一等，派差必得极优之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一九九至二○○页。)。清贫不能送礼者则毫无希望。加之裙带之风盛行，“大臣亲友姻娅，□满中外”，官场极为腐败。
3．守旧昏愦，愚昧无知
守旧大员们多不知“万国情况”，他们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其中，“贤者心思智虑，无非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便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他们“傲然不信”；“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他们懵然不察”；和他们讲新法可以兴利，他们则“□目诘难”；和他们谈变法可以自强，他们就“掩耳而走避”(《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一九一页。)。这些肉食官吏，“不会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这些人或是见外国人则极畏葸，“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颜若谈虎”；或仍自欺欺人地陶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以为洋人枪炮不足畏，因我有“□牌地营”；洋人非能敌我，因“洋人股直硬，申屈弗灵”(《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六八页。)。和西方侵略者打了四五十年仗，又割地又赔款，到头来还说着这一类昏话，多么可笑、可气！
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出，“外患内忧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一些昏愦大员不是没看到。但他们自认年已老耄，转瞬凋零，“但求敷衍数年，生不复见”而己(《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四二页。)，甚至说什么“尚或危亡，天下共之”(《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七五页。)。更可气的是这些人“好事不举”，“蠢民实甚”，“恣睢暴戾如蛇蝎”，“□膏削脂如虎狼。”用这样的人当国任政，又怎能不“速召敌侮”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二页。)？
维新派大多是“草茅之士”，所以他们极力提倡启用新人，着力批判用人唯资格的制度。
所谓唯资格，就是“限年绳格”，即选官限年头，限出身，限经历，级级转升，不得超越。侍郎须迁都御史，乃升工刑等部尚，礼尚必由工、刑、兵部尚转升，吏尚必由礼户尚书转升。督抚卿贰，皆经累数十年而后至。御史官卑，也要十多年。一个士子踏入仕途，要做到尚书、大学士，非几十年不可。文廷式曾统计了一八九六年部分在位的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年龄：大学士张之万八十六，李鸿章七十四，徐桐七十八，额勒和布七十一；尚书李鸿藻、薛允升均七十七，孙家鼐七十；侍郎钱应溥七十三，徐树铭七十四，徐用仪七十一，内阁学士陈彝七十，付都御史杨颐七十六。另有总督、巡抚七人，将军、提督十三人，年龄亦均在七十以上(《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在那般昏愦大员中，两广总督谭钟麟要算典型一例。谭年愈七十六，两目皆盲，不能辨字，连向皇帝跪拜皆须有人扶持。“粤东环海千里，武备尤重”，谭到任后，却“首以裁水师学堂、鱼雷学堂为事”，并“裁轮舟二十八艘”(《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八九页。)。让这种人主持军政，其后果可想而知。维新派还指出，朝廷用人唯资格，士大夫便无所作为熬资格。循资按格，可以致大位做公聊，老寿者即可为宰相，小的也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因之，此辈不求进取，内政外交“蠓然罔知”。及至高位，能给皇帝出的主意“皆不出闭关之旧法”，于时政毫无俾益。把国事民事托于此辈，岂有不亡国之理！
维新派认为，用人唯资格的最大恶果在于扼杀人才。“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一一七页。)。“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论不变法之害》，《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一三至一四页。)。即便是贤达之士，几十年宦海挣扎，“困顿于簿书、期会之间，仰郁于米盐凌杂之事”，致暮年名位稍达，虽欲振作，“精力已销亡，才气己散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三四页。)。这样的制度，真是一种害人的制度。
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曾大声疾呼用人不论资格，抨击了当时清政府的选官制度。然龚自珍呼吁而启用的，不过是象他那样的封建士大夫。而康，梁等维新派则与此不同。他们所说的人才，是指那些了解西方政治、文化，而又勇于革故鼎新的人，即资产阶级的维新志士。维新派对旧官制的批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标明新兴资产阶级要登上政治舞台了。
二、设想与改革
早期维新派，曾对官制改革作过种种设想。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他们的设想和旧的封建士大夫提出的改革方案，有显着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
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明确指出：若使旧官制的积弊一扫而空，“诚非开设议院不可”　。陈虬也提出在京师设一“都察院衙门”，立以三公，“中设议员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级，任官公举练达公正者，国有大事，议定始行”(《治平通议》变法一。)。关于地方行政，何启、胡礼垣认为“亦应仿外洋设议院之治”。他们设想县、府、省设知县、知府、总督的同时，分别设县议员、府议员、省议员各六十名。各级议员均由“公举法”产生。具体作法是，由有公举权的人（二十岁以上，非残疾而能读书明理者），“取其平日最心悦诚服者，书其名以献有司”，“有司将多人书名者取之”，作为议员。秀才举举人为府议员，举人举进士为省议员。“官欲有所为”，须“谋之于议员”，与议员“会议”，定其从违。若意见分歧，则视“可之者否之者人数多寡，以多者为是”。议员通过会议法，行使权力(《新政真诠》，《新政论议》。)。早期维新派这些带有资产阶级特点的设想，不能不给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志士以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对于官制改革的设想，最主要的也是设议院。他在着名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由每十万户举一名“博古今、通中外、明事体方正直言”的人为“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由“议郎”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平时这些议郎“轮班入值，以备顾问”(《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一三五页。)。这里的“议郎”，在以后康有为的上书中，便明确称为“议员”，并指出国家大事交付“国会”，由议员“议行”(《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二○七页。)。当时，有的维新人士还具体地提出了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一七二页。)。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二页。)。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零散的，片断的，理论上显得那样浅薄。这就使他们对新官制的设想还很粗略，并且掺杂着大量封建性的东西。有的显得幼稚可笑，有的则不伦不类。但是，“设议院”，“公举法”，这些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的概念，毕竟给他们对新官制的设想，增添了一些绚丽的色彩，而使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
为了使官制改革顺利进行，减轻阻力，梁启超还专门提出了三条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一曰“如其爵位”，对满人亲王、郡王及枢臣、督抚等内外诸官，按品级分别授予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日“得充上议员”，使其“富贵不失，恩荣依然”。有才者，仍可予国事；不肖者，“亦可支门楣”。二曰“免其办事”。具体作法是，使官差相分离，设新班而不去旧班，委新班以“差事”，使其“虽无其名，而有其权”，旧班则“虽无其权，仍有其名”。三曰“增其廉俸”，使那般昔日的达官贵人，虽“不能藉官以取暴富”，“犹可藉官以免饥寒”。梁启超认为，这样做即可“新旧相安”，“谣□必消，阻碍自少”(《变法后安置宋旧大臣之法》，《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这固然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但从策略上讲，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在要不要设议院问题上，维新派内部出现了分歧。谭嗣同、林旭等始终坚持“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却有所变化。近年来内务府档案中发现的康有为戊戌奏折原稿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及他进呈的《波兰分灭记》、《日本变政考》等书中，都确凿地证明，康有为在一八九八年春天以后，不再提设议院了，而是打出了“开制度局”的旗号。
一八九八年正月，康有为提出：“制度局之设，犹为变法之原”(《杰士上书汇录》，卷一。)。三月，在《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中，又提出了开制度局的具体办法，即在内廷设一制度局，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概括来说，制度局的任务是：“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杰士上书汇录》，卷二。)。制度局下，分设法律、教育、度支等十二专局，“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在地方上则每道设一“新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局”，推行新政。
由主张开议院，改为开制度局，主要是康有为慑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反抗。他在自编年谱中追述百日维新中的情况时说：“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九页。)。“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上书请开议院，上本欲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八页。)。康有为主张设的议院，带有权力机构的性质；而后提出的制度局，虽然仍带有西方议会的味道，但咨询性的色彩浓了。从这点来看，康有为确实后退了一步。但是，通过官制改革使资产阶级挤进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这个根本目的，并未改变。
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官制改革主张，在百日维新中，大大打了折扣。有的条目干脆不被批准，有的则被偷梁换柱，失去了本意。如关于开制度局一事，经王大臣所议，变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这样一来“天下通才”被排斥在外，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又如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而司员“无权、无才”，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康等维新派的本意“大相反矣”。再如请开民政局，则以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所谓“妙选人才”了之(《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页。)。总之，开制度局及十二专局一事，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在百日维新中，官制改革真正见诸行动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1．启用新人。诏定国是后，光绪帝下令启用了一批新人。其中，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以四品卿衔入值军机，专赞新政。给梁启超加六品卿衔，令其译书编报。
2．设立农工商总局。这是在中央增置的主要的新官署。七月初五日，光绪谕内阁，根据康有为《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折，设立该局。据《国闻报》报导，“农工商总局设在椿树胡同，已于月之十二日开局，督理端午桥、徐仲虎、吴调卿三观察，每日到局议办各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国闻报》。)。
3．裁撤闲散衙门。七月十四日，光绪谕内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录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裁东河总督，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四一七○页。)。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还屡次下诏，要求设立农工商分局并裁汰府、州、县的冗员。但各省认真办理者极少。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所载，二十一省改革情况如下：直隶于天津设立了农工商分局、水利局及屯田局；江苏省开办了法律院，裁并十三局所；湖南设立了保卫局；广东于广州设立洋务课吏局。有的省裁减一批武官，有的省裁撤了为数有限的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照磨、主簿、县丞、巡检、训导等。有的省份，则基本没有变动(《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至四○六页。)。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百日维新中，官制方面的改革极其有限。但就这么一点改革，也大大触动了封建守旧势力的神经，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三、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
戊戌维新时期的官制改革，必然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拼命反抗。梁启超对此曾作过精辟的分析。
梁启超说，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布新固难，而除旧尤难。守旧党人所挟以得科举者曰八股，现一变而务实学，其进身之阶将绝；他们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如今一变而任才能，则他们骄人之具将穷；他们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现一变而核名实，则他们的子孙之谋将断。今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兢而始能获。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一旦变法，改官制，凡当官的都必须认真办事，而他们“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不能办事，又不肯舍掉数十年来资俸奔兢，千辛万苦得来的官位，而为贤者让路。“故反复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
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曾屡次下诏申斥守旧官僚，“狃于积习，不知振作”，“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六三页。)。光绪还当面质问总理衙门大臣：“汝等欲一事不办乎？”一再要求“凡在廷大小臣工，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期限，不准稍涉迟玩，倘仍因循苟且，“定必严加惩处”(《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六三页。)。为了表示令出即行，对敢于阻塞言路的礼部六堂官怀塔布、许应□、□岫等一并革职。同时嘉奖敢于斗争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对在湖南力行新政的陈宝箴大加表彰。这些措施对推动官制改革和变法运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实在太大了。为了减轻压力，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戊戌政变记》，第一六页。)。他一面要求对“坏滥极矣”的官制加以改革，一面又要“存冗官以容旧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七页。)。
百日维新开始后，从京中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督抚、将军；从守旧的科举士子，到顽固派的总后台那拉氏，“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对官制改革极尽攻击破坏之能事。
反对官制改革最力的是中央的枢臣大吏。大学士刚毅“痛心疾首于新政”，尝于西后前“伏地痛哭”，指责新政(《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六页。)。大学士徐桐在朝廷议及官制时，有恃无恐地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迟”(《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六八页。)。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戍变法资料》（一），第三三六页。)。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诽”(《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五九页。)。二品以上大员，言新政者，惟一人（李端□）而已。
康有为正月上折请开制度局，军机大臣皆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拖到五月，在光绪帝严责催促下，经总署大臣、军机大臣两上两下的复议，仍不能通过，“皇上震怒”，亲书诛谕责之，发令再议。到了六月，他们才“择其细端末节准行”，“余乃驳斥”。七月，康有为重申前议，再次请开制度局，“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三页。)。京师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盈廷醉生梦死之人，“几欲得康之肉而食之”(《戊戌政变记》，第七一页。)。由于守旧大臣的阻挠，制度局始终未能设置。
七月十六日，光绪帝下诏裁撤六衙、三巡抚。“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令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二六○页。)。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印信、文卷无人过问，厅事、户牖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梦焦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五页。)。城里裁官的“讹言”，“一夕数惊”，守旧诸臣“皆惴惴不自保”，“喧噪不已”，大有民不聊生之戚(《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五页。)。那拉氏也亲自出马，斥责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七六页。)？
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支持新政，认真执行改革官制各项谕旨的，也为数极少。多数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变法期间，光绪帝几次下诏命令督抚严核层员，以澄清吏治；命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督抚将军详议京外应裁文武缺及归并事宜；后又要求督抚将现有各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办浚覆奏。”但各省督抚或沥陈办事艰难，“吁恳稍宽时日”，或竟称“裁无可裁，减无可减”(《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十二页。)。还有些人置若罔闻，不予理采，没有一字复电。据统计，二十一省中，仅有三省裁去武官三百八十三人。三省拟裁通同佐贰几十人，而实际并未实行。各省新增设的衙门也寥寥无几。多数督抚大员，于改革官制毫无动作。
在封建顽固派的联合进攻下，变法失败了。八月初六日，那拉氏发动反革命政变，再次训政，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八月十一日，“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八月二十四日，“废农工商总局”，随后又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二七九至二八一页。)。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那拉氏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后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五一页。)！
由于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封建守旧势力占优势，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志士或血溅京门，或逃亡四方，这是历史的悲剧。作为悲剧一幕的官制改革，也化为乌有。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顽固派可以扼杀戊戌变法，却无法扼杀由维新运动产生的思想解放潮流。耐人寻味的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新政”和“筹备立宪”中都一一实行了——尽管清政府的目的仍是为了抵制民主、革命潮流，维持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这说明历史的辩证法是多么的无情。
【资料来源：《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