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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宗棠曾想投太平军吗？（2013年第35期）

有一种传说：咸丰二年（1852），后来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曾谒见太平军领袖，并献攻守建国之策，结果未被采纳。此说流播甚广，甚至被一些史学着作采用。该传言是否可信呢？
关于左宗棠投太平军的最早记载，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表的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连载于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作者黄世钟（字小配，广东番禺人）。翌年，由香港《中国日报》社排印成单行本。该书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经许多人聘请过他，他倒不愿出。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就有些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元代理学家，诗人，以不仕元朝闻名），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湘抚张亮基之聘，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又说：“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书于秀全，力称秀全武将有余，文事不足；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
此前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杨毓麟（字笃生，湖南长沙人）曾着《新湖南》说：“湖南人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也”，左公“薨时语其家人说：‘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少间，又语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此说虽未直接提及左宗棠投太平军一事，但却从侧面认为他在当时有反清的思想倾向。
其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于1914年出版《清朝全史》，也曾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印之书，有曰《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曾有这样的表述：“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资深学者简又文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一书中，也曾述及此事。他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此传说自清末至今已流播了一个世纪有余，曾引起不少人的兴趣。那么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笔者认为当时的左宗棠并不具备投太平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生活环境不允许。
从经济状况看，咸丰二年左右，左宗棠已年届“不惑”，有了一份自己的家业。八九年前，即在湘阴柳家冲置田70亩，又种茶植桑，读书万卷，自得其乐。道光二十九年（1849），复到省城长沙开馆授徒，又添一笔不错的收入。
从社会地位看，左宗棠于20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又得到陶澍（曾任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贺长龄（曾任云贵总督）等高官名流的赏识。当左宗棠18岁时，贺长龄即破格“以国士见待”；陶澍初识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林则徐久闻左宗棠之名，道光二十九年冬，特派人至柳庄（即柳家冲），召其会于长沙湘江舟中，“诧为绝世奇才”；咸丰元年，清廷开“孝廉方正科”，收罗人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但被左氏婉拒；次年，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称誉其“才品超冠等伦”。可见，此时的左宗棠在上流社会中，已经声名鹊起，远非像洪秀全起义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
从社会关系看，左宗棠的亲戚师友中不乏显宦达贵：陶澍、贺熙龄（贺长龄之弟，曾任都察院监察御史）是他的儿女亲家；林则徐、贺长龄是他的忘年交；胡林翼（后来官至湖北巡抚）是他的世交兼挚友；郭嵩焘、郭崑焘兄弟是他的同乡兼朋友。试想，身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左宗棠怎么可能冲破罗网去投敌对阵营的洪秀全呢？
第二，主观动机不具备。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耕读之家。六岁读《论语》、《孟子》，九岁作制艺（即八股文），寻绎汉、宋先儒遗书，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研读程朱理学，思想深处很难摆脱“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窠臼。让他以一个清廷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真是势比登天还难！
另外，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很高的抱负，经常以诸葛亮自期，立誓要“为播天威佐太平”。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他一生的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也不可能让他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去。
第三，时间安排不接轨。
传说左宗棠投太平军发生在咸丰二年。此前，他一直住在湘阴柳庄，“日与庸人缘陇亩”，且“别有一段乐意”。是年八月，为自保计，从柳庄迁至湘阴县东白水洞“避乱”。十九日，新任湘抚张亮基抵长沙，立即致书左宗棠称“思君如饥渴”。左氏遂应聘“出山”，并于二十四日与张亮基一道“登梯”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长沙城。其间并不存在与太平军接触的时间段。
再从太平军方面看，咸丰二年四月下旬，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连克数州县后，于七月初三攻占郴州，二十七日抵长沙城下被阻。两天后，前敌总指挥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直到九月初一，洪秀全才从湘南的郴州赶到长沙城外。时左宗棠已经进城，两人不存在见面的时间。
第四，地点选择不相符。
传说洪、左见面的地点一为武昌，一在长沙。太平军攻占武昌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此时左宗棠正在长沙张亮基幕府，得到高度信任，张“一以兵事任之”。次年正月初二，太平军放弃武昌，顺江东下。十天后，左宗棠才随调署湖广总督的张亮基离开长沙，向武昌进发。二十二日抵武昌。此时，太平军撤离武昌已有20天了，根本不具备洪、左会面的空间条件。至于说左宗棠在长沙谒见太平军领袖，更是天方夜谭。当时一个在长沙城内抗拒，一个在城外猛攻，双方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杀，何能会面献策！
既然“左宗棠投太平军”绝无可能，那么流言怎么会广为传播呢？
传言起于二十世纪初，是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主革命宣传家借助“先贤”威名，打着他们的旗号，以求达到动员民众反清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投太平军的传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他的个人经历中，确实存在一些“疑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比如，咸丰三年九月，左宗棠离开张亮基幕府回到家乡后，坚持暂不“出山”。后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三次礼聘，他都“托词谢之”，颇有点蛰居待时的意味。这明显与他建功立业、“以诸葛亮自期”的抱负不符。其实，左宗棠当时确实想沉下心来，深入观察一下眼前的政治形势，以便把握复出的时机，而不是盲目行动。这与他平生处世谨慎，遇事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是相符的。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有专着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