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清代前期的文化发展与文化政策之得失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四库全书-清代前期的文化发展与文化政策之得失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前期的文化发展与文化政策之得失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268年的时间，前后跨越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代。这一个时期的文化发展，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别于以往历朝历代的独特地位。一个特点，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以往几千年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集了大成；另一个特点，则是它开始了大规模地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相冲突、相融合的过程(在这中间，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曾经有过100年的相对中断)，通过这一过程，最终开创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化和转型。
今天，我就主要围绕着第一个特点，谈三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文化在清代“集大成”式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二、清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三、清前期文化政策的得与失。
如果有时间，我还将对中国古代发展成熟的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冲击，实现近代转型的有关问题谈一点感想。希望借此能够对清代文化形成某种整体性的关照，并引发出一些相关的思考。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清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
一、“集大成”：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高度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我以为，清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可以用“集大成”三个字来概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集大成”式的发展，其“集大成”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清代文化在内容上空前的丰富，门类比较齐全，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总体说来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发展，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在境界上达到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水准的杰出成果。
我们可以先拿清代文学为例，来看一看这一特点。这一时期，中国漫长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样式，几乎都呈现出来。尽管单独看来，它们大多还算不上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能将“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比较全面繁荣的“博览会”局而，也颇不简单。
清代最为繁荣的文学形式，首推小说．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人们熟悉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后辉煌。尤其是《红楼梦》，塑造出一大批真实生动、形神兼备、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宏大的场面，复杂的构思，精妙的语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不朽巨着的崇高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对于各种传统文学、文艺形式还加以了综合奇妙的“融通”使用，如把诗词歌赋灵活圆熟地运用于表现人物和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于组织故事和推进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环境上，等等，从而鲜明地体现出了集传统文学、古典小说之大成的文化“融通”特色。
《儒林外史》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最高水平。它生动地描写了科举制度下士大夫扭曲的精神世界。其中，人们所熟悉的《范进中举》堪为最形象的写照。晚清的《孽海花》等四大谴责小说就受到它的直接影响，但艺术水平却同它相去甚远。同时代的18世纪西方最有名的小说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等，虽然它们都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冒险进取或反省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但就艺术性而言，应当说都还无法与《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相比。
清代的诗词水平总体上不如唐、宋，但却超过元、明。诗人、词人的作品数量也要远远超过历朝历代，至少从保存下来的情况看是这样。而且派别众多。清康熙朝曾编《全唐诗》，总数也不过4万8千多首(无疑收集不全)，而清代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有诗4万3千多首(当然有人代劳)，就数量而言，他大概要推古往今来第一位多产大诗人了。晚清还曾出现过另外两个旷古少见的多产诗人，一是樊增祥，再一个是易顺鼎，其所作诗歌也都超过万首，但在数量上仍无法望乾隆皇帝之项背。清代的个人诗集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仅御制诗文集的数量就很不少。这些御制诗虽然总体水平不高，但从陈寅恪“以诗证史”的角度看，却不失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因为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关系国事与国运。特别是乾隆皇帝的诗，由于诗多且涉及的事繁，时间持续又长，其历史价值就更是如此。
在诗歌理论的总结方面，清代出现着名的“四说”，即“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和“肌理说”，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人们依恃不同的诗歌理念，也创造出不少优美的作品。“神韵说”，是康熙时的大臣王士祯提倡的，他师法王维和孟浩然，强调“神妙之语”与“兴趣”的重要性，追求清新自然的风格，影响很大；“性灵说”则由乾隆时的袁枚和赵翼等人所主张，反对模拟，重视创新，提倡抒写“性灵”，反映个性。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在当时多少显现出某种异端性。性灵派诗人赵翼的《论诗》系列诗中有两首，流传极广，颇能表现这一诗派的特点。由于它们是论诗，又具有将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两相结合的妙趣，故在此不妨略作欣赏：
(一)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二)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的这两首诗明显都是直抒胸臆，凝聚着不凡的见识。五四时期主张文学进化论的胡适，就非常推崇赵翼的诗，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所写的诗很有历史感，特别是第二首，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文学”观念。不过，若从其不足之处来看，这些诗又似乎都有点太过于直白地讲道理了。当然，所谓文学的进化，应该是就总的一般情形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具体的文学门类的发展上，都能今胜于古。这里，“历史的文学”观念，应理解为王国维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成就某一种特殊文学形式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人们经常会问，清代的诗歌水平虽然总体上不错，但为什么就超不过唐诗呢?我想，如果问题反过来问：唐代的诗歌水平，为什么后来历代都难以赶上?可能更容易回答。在我看来，至少唐代有三个条件是包括清代在内的各朝各代所不完全具备的：（1）率先实行科举制，其进士科对诗赋的重视程度极高，使得当时几乎每个士大夫都成为诗人。清代的科举虽也考诗词，最高统治者也喜欢吟诗作赋，但总体说来对于诗赋远不如唐代重视；(2)唐代文化气氛极其开明，有所谓“唐诗无禁忌”之说。而诗歌作为一门情感的艺术，除非有真情实感，不能有魅力，不能真正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清代搞“文字狱”，人们无法畅所欲言，自然缺乏这样的条件。有趣的是，对于清代中期以前的诗歌，人们一般比较熟悉的，除了性灵派赵翼的诗之外，就要推龚自珍那些情感强烈的具有社会批判风格的诗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3)唐代虽以儒学为正宗,但儒释道三教并重，景教、摩尼教等多教并存，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特别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强烈影响，对于唐诗的繁荣作用巨大。诗仙李白那种上天入地的奇诡想象，便得益于道教；而王维、孟浩然诗那浓浓的禅意，则受惠于佛教。佛教特别是禅宗，能增强诗人心灵感受和体验沉潜的深度，格外有助于提高诗歌的意境。一部《全唐诗》，据研究，所收1／10的诗作均与佛教有关。这些条件都是后代所不完全具备的。
后代的诗歌之所以难及唐诗，也与所谓“盛极难继”的文艺规律有关。后人面对巍峨的唐诗“高山”，往往愿意绕道而行，另辟蹊径，所以才会出现“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各领风骚之势。另外，若从诗歌发展的制约因素来看，清代由于乾嘉考据学盛行，社会上尚“学”之习盖过尚“文”之风，一流人才大多沉潜学问，理性有余，诗情不足，这也多少影响了清代诗歌创作的水平。从前面所提到的赵翼之诗中，我们也能够窥见一点此类信息。实际上，四说中的“肌理说”，便深深地打上了重视理性的乾嘉考据学的烙印。它强调“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写诗重要的不在于字词表面，而在于诗人的内在学问，认为没有学问根本写不出好诗来。乾嘉时期的四库馆臣、着名的学者文人和书法家翁方纲，乃是“肌理说”最为着名的代表。
“格调说”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则为乾隆时代的大臣沈德潜。他主张写诗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一归于中正平和”，这完全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教，因而曾是当时诗坛的正统派。乾隆皇帝就很喜欢沈德潜的诗，常与他切磋诗艺，并请他为自己代笔。据说，沈氏死后，乾隆曾派人去搜他的诗稿，发现他为自己所写的诗，竟然都留有私帐，因而大怒，令对其开棺戮尸。这有点杀风景。不过，对沈氏行此种酷刑主要还不是因为此事，沈德潜同时还卷入到了一宗文字狱案中。这四派的理论总结，尽管单个而言，难免瞎子摸象，各执一端，但合而观之，还是很好地反映了诗歌创作和欣赏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词这种文学形式，宋代最为繁荣，元明两朝较为衰落，到了清朝，也出现一种相对复兴的局面。清代涌现了许多风格不同的词作流派。如风格豪放的“阳羡派”，词句工丽、格律精巧的“浙西派”，强调比兴、重视词的含义和社会意义的“常州派”等。在清代词人中，影响最大，被誉为是宋代以后词作水平最高的，是满族人纳兰性德，他是康熙宠臣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的词缠绵悱侧，充满感伤情调，有李后主之风，相当于宋代的“婉约派”。清末梁启超曾评纳兰性德词：“容若小词，直迫后主”。王国维也称道纳兰性德，说他是自“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性德有一首《长相思》词写道：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盏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这首词用白描的手法，以自然界中常见的景物状写思乡之情，情景交融，真切感人。纳兰性德悼念亡妻的悼亡词也很感人。
柳亚子那首着名的《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沁园春)》，称赞毛主席的诗作，其中就曾将纳兰性德与苏东坡、辛弃疾相提并论。其词下阙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脓情意雕。”——词中的“纳兰容若”，即说的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字“容若”。
散文方面，清代则出现了着名的桐城派古文。桐城派是唐宋古文之后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由康熙时代的方苞创立，乾嘉时的姚鼐加以发展，清末的曾国藩也倡导桐城派古文，被称为“桐城中兴之主”，其势力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清史稿，文苑传》的作者马其昶，就是桐城派作家。桐城派古文提倡文以载道，言之有物，主张技巧服务于“义法”，反对堆砌辞藻，崇尚简洁明快、洗练淡雅的文风。人们所熟悉的方苞名作《狱中杂记》，就是一篇语言简练、寓意深刻的桐城派好古文。当然，清前期和清后期的桐城派散文前后也有变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所发展。
在清代，一些已经衰败了许多朝代的传统文学形式也繁荣起来，如骈文、赋等，它们到乾嘉时期都出现了兴盛局面。骈文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六朝时期较为发达。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其中最流行的是所谓“四六文”，也就是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的一种文体形式。唐代以后，骈文同赋一样均衰败下去。这些传统文体之所以在清代出现复兴局面，与清代士人崇古摹古的文化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了解古人，细品深玩，然后逼真地加以追摹，以显其能耐，附庸风雅或消磨时光，这些实成为清代上述传统文体衰而复兴的重要动力。
再拿音乐和戏曲来看。在清代，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互相渗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特点。尤其是民间音乐极为繁荣，俗乐得到高度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民间说唱音乐中，南方主要流行弹词类，最有名的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长沙弹词等，风格细腻(琵琶和三弦伴奏。出现陈遇乾、俞秀山等优秀艺术家，称“陈调”、俞调)。北方则流行鼓词，像西河大鼓、犁州大鼓、京韵大鼓等，风格较为粗犷。鼓词有长有短。乾嘉时期，八旗子弟中盛行一种短篇鼓词，又叫子弟书。京韵大鼓就是在木版大鼓的基础上，与子弟书结合，不断吸收京剧、梆子腔等音乐发展而来的。刘宝全对京韵大鼓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他采用北京话说唱，伴奏除三弦外，另加四胡。其嗓音也清脆明亮，高亢挺拔。
民间器乐中，像十番锣鼓、山西八大套等都是很有特色的流行音乐形式。前者主要流行于无锡、扬州等地(管乐弦乐交相叠奏，情绪热烈，音色丰富)。后者主要流行于五台等地(保存完整的八整套器乐合奏曲，每套由两三个到十来个曲牌组成。音乐简朴清雅，热烈欢快)。琵琶音乐在清代也很发展，今天着名的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的乐谱，最早就完整地见于清嘉庆时期着名琵琶家华秋苹编的《琵琶谱》(1818)，当时叫《十面》。清代的琵琶演奏分南北两派，南派代表为陈牧夫，北派代表为王锡君。同时，清代的琴曲琴歌也很发达。据记载，清代以古琴演奏的琴人，就有1000多人。特别是在扬州以徐常遇等人为中心，还形成一大琴派，称广陵派，非常讲究指法。徐常遇编有《琴谱指法》的名着，他的三个儿子也曾以琴艺轰动京师，受到过康熙皇帝特别召见。
在戏曲方面，清代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不仅诞生了像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这样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地位的着名昆曲杰作，还出现了像李渔那样杰出的戏曲理论家。李渔是康熙时代的浙江人，曾着《闲情偶寄》一书，在创作和表演两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如他主张一个剧本必须有一个“主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主题”，有中心人物和事件。由此出发，还须讲究“密针线”、“减头绪”，前有“埋伏”，后有“照映”，使得情节紧凑，结构严密。同时还须注意对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写什么人像什么人，并“设身处地”为剧中人着想，语言通俗易懂和注重演出效果等，确实是颇有见地。
康熙中叶以后，各种地方戏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被称为雅部的昆曲和称为“花部”与“乱弹”的地方戏竞争的局面(“花”指粗俗、混杂之意，同“乱弹”一样是当时崇尚昆曲的士大夫对各种地方戏曲的鄙称)，，花部因语言通俗，表演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深得民众喜爱。许多正统：亡大夫也成为“花部”或“乱弹”的欣赏者甚至提倡者，如着名经学家、有“通儒”之称的焦循，就极力称赞和提倡乱弹。他着《花部农谭》一书，认为昆曲已“多无足观”，而乱弹“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很有感染力。因此，康熙中叶以后，“乱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地取代雅部占据了戏曲的主导地位。可见，只有来源于且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分册统计，我国古代至清末，形成的剧种总共有239种，清代竟然达到了202种之多。可见其戏曲繁荣程度之高。像我们现在熟悉的东北二人转，便是清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
今天的国剧京剧，也是在乾隆朝以后开始形成。京剧可以说名副其实地体现了对于我国古代传统戏剧“集大成”的特点。从来源上看，它就是在各种地方戏曲繁荣的基础上，吸收了各种戏曲的精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地方戏曲的繁荣，就没有京剧的诞生。乾隆末年(1790)，以演徽调为主的徽班三庆班奉调由扬州进京为乾隆庆寿，此后，又有三个徽班(四喜、春台、和春)相继进京。这四大徽班长期在京演出，吸取昆曲、京腔京白，不断丰富自己。道光十年(1830年)，汉调(楚调)戏班也北上京城，徽班又吸收了汉调的声腔和表演艺术，最终形成以西皮、二黄为主，兼有昆腔等多声腔的完整、和谐、统一的声腔体系的新剧种——京剧。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和唱白字音上，清代京剧的集大成性体现得最为鲜明”。比如，在唱白的字音和声腔上，京剧巧妙地将地方字音与北京字音融为一体。听来既通俗易懂，也生动流畅，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京剧中的有些“上口字”，就包括某些地方音掺合北京语音，而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舞台字音。如“吃”，湖北读“七”音，安徽读“其”音，江苏读“qia”音，京剧则读“吃衣”音，融合得就非常自然”[1]。
此外，京剧还吸收、融合了昆曲和各种地方戏曲在脸谱化妆、表演程式、打斗等各方面的优长，形成了具有行当齐全、武打精悍等特点在内的完整的表演体系，从而把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水平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拿绘画和书法来看。清代前期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山水画和花鸟画，是继北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到了晚清的时候，人物画也得到极大发展。所以，绘画史家公认，清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集大成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当时着名的清初六大家，即“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祈、王晕)和吴历、恽格。他们把传统的绘画技法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当时以继承为主的正宗画派。此外，还有像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高翔、黄慎、李方鹰、罗聘、汪士慎、李鳝)等众多的画派和杰出画家。他们破除摹古之风，不拘一格，勇于创新，是具有很强、很自觉的创新意识的画家、画派。
如金农就宣称：“众能不如独诣”，郑板桥也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领异标新二月花”，因此即使对自己崇敬的艺术大师，他们也往往只是“学一半，撇一半”，以寻求自家面目和门径为主。其绘画从现实生活中攫取营养，在题材、技巧、题印艺术等诸多方面全面创新，为当时中国的艺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对后世的国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扬州八怪”最擅长画花鸟，其次人物，再次山水。像金农就擅画梅花，黄慎则喜画乞丐、和尚等。人们熟知的郑板桥所画的竹子，不仅讲求形似，更注重神似，称得上是传统文人写意画的突出代表。他的画上所题的诗词、书法也别具意趣，是典型的诗书画三绝，而且真情真意，魅力无穷。比如，他画竹子时，曾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砂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将那种桀骜不驯、不畏权贵、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凸现出来，因此其绘画作品综合性艺术价值极高。郑板桥的画艺在扬州画派中具有代表性。
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三幅绘画名作，感受一下清代绘画的水平。
第一幅：恽格的《锦石秋花图轴》。恽格(字寿平)是清初六大家之一，是清代花卉画的正宗画家。他的画非常精工，很善于用色。这里画的秋海棠，采用传统的点染法，精细地点染出花叶花茎的不同颜色及过渡颜色，非常逼真。花茎则采取宋代画家的“没骨法”画出软绵无力的效果，是清代工笔花卉画的代表之作。(见文前彩图)
第二幅：八大山人的《芦雁图轴》。八大山人朱耷和苦瓜和尚石涛都是明朝皇室后裔，也都是国画史上大名鼎鼎、影响深远的人物，代表着清代前期花鸟和山水画的最高水平。八大山人的画风沉郁、苍凉。浸透着一种国破家亡之恨。他的画通常很简略，寥寥几笔就能画出物体的神态。构图也很高明。这幅芦雁图，画的四个芦雁形态各异，很生动。但画面很沉郁。特别是那根干秃树枝斜插入画面，既打破了画面的单调感，也增强了画面的苍凉气氛。落款八大山人四个字连着写，像“哭之”两个字，更加重了人们的这种艺术感受。(见文前彩图)
第三幅：石涛的《淮扬清秋图轴》。石涛画画，主张师法自然。他有一句名言，也是一幅名画的标题，就叫“搜尽奇峰打草稿”。所以，他的画对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表现力极强。他不仅善于用色，构图，而且发展了传统的绘画技法——皴法。一般人使用干皴法，用干笔上下皴擦，画出山、石的纹理，而他则采用湿皴法。这幅淮扬清秋图，用底色很亮，画出了秋高气爽的感觉。也描绘出河岸的曲折多态，及各种景物。色彩非常丰富。这幅画还极高明地使用了皴法。远处用湿笔轻擦的那部分，像芦苇，给人以旷远之感。河岸的土壤则采取了“拖泥带水皴法”。画出的土显得潮湿、松软。
清代的民间版画也相当发达，其中最着名的又属天津的杨柳青和苏州的桃花坞版画。杨柳青和桃花坞都以印制各种年画为主，同时也印制灯画等，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外洋。杨柳青年画创于明代后期，兴盛于清代，其作品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戏剧片段、仕女娃娃、丰收喜庆等，构图丰满，色彩鲜艳，寓吉祥之意，烘托喜庆气氛，深受民间百姓喜爱，流传极广，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桃花坞版画在内容上与杨柳青年画相似，但更具社会生活气息。该地年画最为兴盛的时期为雍正、乾隆年间。(见文前彩图)
与清代绘画的发展相媲美的是书法艺术。书法发展到清代，已经是熟透了，不创新，难以有出路。唐代以后，以“临帖”为主的“帖学”风气延续了近千年，这时终于被以临碑为特征的“碑学”之风所取代，从而给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创新的动力因素作用之外，也与清代考据学兴起，考古之风兴盛有关。先秦、汉魏时期大量鼎铭文字、碑刻等的重现，激发了艺术家的灵感。
其实，碑学和帖学各有得失。临碑写字容易有金石之气，有骨有神，也容易刻板；临贴写字用笔自如，姿态柔美，但也容易软滑。两者之间，有点像宋代诗词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碑学书法理论的集大成着作，是晚清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清代书法，由于碑学兴盛的缘故，篆书和隶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前期的代表性书法家，崇尚帖学的，有张照、刘墉、翁方纲等。崇碑的书法家，则以伊秉绶和“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板桥等为代表。伊秉绶的隶书、邓石如的篆书水平极高。在此，我们也可以具体欣赏一下四幅清代书法作品：
第一幅：刘墉的《远景楼记》局部。刘墉，乾隆朝大臣，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很有个性。官至太子太保。他是清代书法帖学派的领军。康有为认为他在清代前期行书、小楷第一。这幅字是一幅行书作品。远看像棉花一堆，字肉多骨少。细看慢品，则感觉像打太极拳，劲气内敛，骨络分明。字安静而无火燥之气。这种境界极难达到，功力极深。刘墉虽然崇贴，但却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力图创新。
第二幅：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崇碑，字有金石之气。它是以隶书为主，参以篆书、楷书混合而成，并且以绘画的笔法写字。个性十足，千古一体。因隶书称八分书，所以他的书体又自名为“六分半书”。其所书“难得糊涂”四字，是人们更为熟悉的作品。
第三幅：金农的漆书。崇碑，以楷书的笔法写隶书。用笔，点横撇捺笔笔都是方笔，不用圆笔。结构也极为独特，像漆刷子刷出来的，所以称“漆书”。同后来发掘出来的汉简差彬。“漆书”装饰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也是个性十足，千古独创。
第四幅：伊秉绶的隶书作品《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伊秉绶为嘉庆时期的进士，被康有为称之为集千古隶书之大成的书法家。他的隶书刚劲有力，中锋运笔，基本不用侧锋，每个字四边都占满格。结构上也不拘成法，变化多端(从“性”字的偏旁和“变”字的处理可见一斑)。伊秉缓的隶书还非常美观，既古朴，又不呆板。其流传于世的录书精品很多，对后世影响很大。
此外，清代的篆刻艺术，由于同书法发展大体相同的背景，也达到鼎盛水平。园林方面(包括皇家园林和江南私家园林)，更是臻至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顶峰，北京的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承德的避暑山庄和扬州、苏州等地新建或扩建改造的个园、拙政园等，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园林建筑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以个园为例，它是扬州着名的私家园林，清代嘉、道年间的两淮盐商黄庆泰所造。园内植竹万竿，清风徐至，万竿摇碧，流水湾珠，有似人间仙境。在造园艺术上，个园还以假山堆叠的精巧着名。假山以石斗奇，分峰用石，并体现如下的画理：“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有所谓“四季假山”之说，即“春山宜游，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极富情趣和意境。
学术方面。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目录等传统学问更加成熟。天文、算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也都有所发展(如医学领域出现温病学派等)。这些都说明了，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清代文化在内容上的确空前丰富。就各文化门类全面发展、多方面趋于成熟和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化成果而言，的确不愧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
其次，清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式发展，还表现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对古代学术文化进行全面清理和总结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不仅编纂了一系列大型的综合性文化巨着，带总结性的历史研究很是兴盛，而且以全面清理、贯通考辨古代文献为突出特色的乾嘉考据学也极为发达。
据不完全统计，仅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间，官修各类书籍就达一百七十多种。在几千年的封建朝代中，这是无与伦比的。除朝廷外，私家编撰各种总结性图书也蔚然成风。这无疑成为清代传统文化：“集大成”式发展特征的一大；突出表现。特别是官方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数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在古文化的整理方面作出了空前巨大的贡献，显示出强大、统一帝国的恢弘气象。
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工作，莫过于官修《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撰了。它们一部是类书，一部是从书。从“集成”和“全书”这两个书名，就能看到那种总结传统文化的宏大气魄。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部类书，共1万卷、1．7亿字，康熙朝奉命编撰(陈梦雷实际主编)，前后经历了16年的时间(从1706奉命编辑至1722年完成，雍正元年正式出版。卷帙仅小于3．7亿字的《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仅保存下3％)。由于它是以问题材料为单位，分类系统摘编各书，而不是以书为单位，所以叫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分类搜罗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资料，同时还附有大量地图及其他图表说明，成为中国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如其中关于医学的《医部全录》，就分别从《内经》到清初的一百多种医书中系统汇编而成，各科均有论有方，很有价值。
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从书，也是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它收先秦至乾隆朝的图书3 503种，近8万卷、8亿字。1773年正式开馆编撰，大学士纪昀总纂。1781年完成第1部，1787年底7部全部抄完，分别藏在故宫的文渊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等七个地方。前后共花了15年时间。总裁、副总裁由皇室郡王、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下设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集学者数百名(有正式记载的各项专职人员达360多名)编辑而成，包括着名学者戴震、刘墉、姚鼐、王念孙、翁方纲等人。《四库全书》现保存有三部半，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甘肃省图书馆分别保存有完整的一部，杭州文澜阁所藏的那部保存了1／4，文渊阁所藏的那部被运往台湾，也完整保存着。其他的几部或毁于英法联军的暴行，或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火等。
《四库全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整理和抄录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将其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内容浩瀚，包罗万千，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汇总性文献。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还编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继承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为书籍作详晰的提要，对各门传统学术进行总结评介，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不仅成为后学研究传统学问的必备参考书、资料书，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
此期编撰的其他类具有总结性的重要书籍，还有《康熙字典》《授时通考》《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图考》，等等。《康熙字典》收字47 035字，是辛亥革命前收历代文字最多的有价值的工具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授时通考》乃乾隆朝所修的大全性的农书，广辑历代文献，分天时、土宜、谷种等八门，对传统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知识汇编。
《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图考》，则是嘉庆、道光时期对集大成的药物学着作《本草纲目》加以补充和发展的两部巨着。前者记载的药物达九百余种，其中二百多种是《本草纲目》所未载或记述不详的，此外还记载了不少民间的特效药；后者所载植物比《本草纲目》多五百余种，尤以云贵地区植物增录为多，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
清代这种对以往文化成果进行汇总性编撰的文化特色，不仅表现在大型图书编撰方面和综合性的文化领域中，在许多不大的图书编撰、小的文化分支领域里，也同样有表现。我们可以举一个吃文化方面的小例子。精致的粥在饮食中也是美食。中国吃文化是很讲究做粥的，并有所谓“药粥”之说，即认为吃粥可以治病养生。清代养生学者曹慈山有一首很长的《药粥歌》写道：“若要不失眠，煮粥加白莲，若要皮肤好，大米煮红枣……”宋代以来就有多种粥谱问世。到清代，小人物黄云鹄在总结历代关于粥的记载和做法之后，编成《粥谱》一书，分六大类，收集粥品达二百余种，堪称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类似的着作，还有清初陈淏子所着的《花镜》一书。该书在总结前人记录和实践的基础上，汇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书中强调，人工培养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并对植物嫁接的作用和原理做了新的探讨[3)。
毫无疑问，上述各种文化总结性图书的编纂，也为人们在文化创造中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和继承传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这一时期，清朝还继承中国盛世修史的史学传统，撰修了大量史书，因而成为各类史书出版最多的朝代，也是传统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朝代之一。史学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说是清人文化总结意识进一步强化的表现。如《明史》的修纂、《续资治通鉴》的修纂，典章制度方面接续以往的“续三通”和“清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再续编(《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的修纂，还有私人从事的名着《读史方舆纪要》《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劄记》《绎史》，以及我国第一部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传记汇集《畴人传》、学术史的开山之作《明儒学案》的编撰等，都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总结性质。
清朝对历史文化的总结，也是出于服务于现实统治的需要。在这方面，各种方志纂修的兴盛，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清代是纂修方志的鼎盛时期，既修有全国性的“一统志”(如1743年修成第一部《大清一统志》)，更修有大量的省志，府、州、县志，乃至乡村志、里镇志，还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志(如官修的《西域图志》《卫藏图识》)等。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录的方志目录来看，民国以前的方志有8200多种，而清代所修就达近5 700种，占了70％。
方志编纂风气的盛行，对发掘和保存地方历史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清代各级政府之所以重视修志，主要是为了掌握地方情况的全局，同时也是显示其统治合法性和实际治理范围的独特举措，因而带有一定的政治文化色彩。重视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清代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中国各类古籍进行了空前规模、超越往代的高质量训诂、注疏、校勘、辑佚等方面。清代学者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对古代的各种典籍一一考订，通过训诂注疏，使艰深难懂的古书能通能解；经由校勘，纠正古书传抄刊刻的伪谬；罗辑钩沉旧书，使许多亡佚之籍得以复明。这些工作，不仅为今人阅读和使用古籍提供了方便，也为清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此种学术成就的取得，主要因缘于以实事求是为精神的清代汉学的兴盛，特别是乾嘉考据学的发达。
清初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等出于对明朝亡国的反省，反对阳明心学空谈心性的学风，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成就，形成以考据求实为特征的考据学。进入乾嘉以后，由于社会安定，加之统治者实行高压和笼络相结合的两手政策，考据学达到极盛局面，并形成以惠栋、钱大昕等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皖派”。乾嘉学派的经学成就可谓独冠千古。他们以经学为主，竭力搜集汉代儒者注经解经的着述，研究古音、古训，强调读经必先识字，以探索经书的本来面目及经的本义，故又称汉学。他们的治学学风朴实严谨，反对空谈，因而又有“朴学”之称。
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非常“精深”。以音韵学为例，其精深程度，就令人惊叹。清人可以说集了古代音韵学之大成。特别是在古音的分部方面，贡献最大。从顾炎武提出分古韵为10部后，江永、段玉裁、戴震、孑L广森等又继续发展，分别分为13部、17部、25部、18部等，其分布日趋细密。到王念孙时最后定为22部。其中，后代音韵学家公认的发明有三：(—)支、脂、之三部分立；(二)真、文分部；(三)侯部、祭部、缉部、叶部、至部的各自独立[4]。王国维对这一研究成果推崇备至，认为“古韵22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5]。
与此同时，清代学者还建立了阴阳入三声相配的系统和对转的理论，并注意到上古音的声类问题。比如钱大昕根据自己对音韵的研究，得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独到见解，至今仍被音韵学家视作定论。由此可见其“精深”之一斑。
清代学术不仅精深，而且有其博大之处。过去我们只是一味说它琐碎，这是不全面的。特别是清初，其学术的博大气象，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名言，可为其注脚。所以王国维在总结清代学术时曾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拿王夫之来说，他就是清初一个了不起的博大精深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曾用自己朴素独特的语言，表达了对运动的绝对性、静止的相对性(所谓“静即含动，动不舍静”)，事物的发展在于内部的矛盾性等方面的精彩理解，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此外，他还阐发了包蕴着“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思想萌芽的“元气不灭”论，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势、理、天合一”“气化日新”的发展史观，以及“行可兼知”“知以行为功”的认识论思想等，甚至还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的科学假说，成为生物进化论诞生之前值得举世了知的思想火花“i，显示出了贯通古今的天才智慧。因此，也有学者称王夫之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7]。
其实，即便以“专精”着称的乾嘉考据学，也是既有其琐碎的一面，也有其博大的一面。因为人文学术研究真正的“精深”，必然以博学为前提和基础。像这一时期的训诂名着《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就无不是博览群书、广收古今释例、会通群籍的杰作。史学考证方面的名着《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二十二史考异》等，也都属于上下几千年的贯通性着作。而像戴震、钱大昕那样博学的乾嘉学术大师，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则更堪称不多见之人物。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考据学在宏观研究和理论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乾隆时期的着名史家章学诚，就曾从史学的角度，对以考据为主导的史学流弊提出批评。他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8]。应当说，这一批评恰好击中了乾嘉学风之弊的要害。实际上，这一弊端也决定了清代考据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所难以克服的局限，那就是理论总结、思想创新方面严重不足。
正是基于这一卓识，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所着《文史通义》一书，成为继唐代刘知几《史通》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的又一部“集大成”性质的着作。在这部着作中，他提出了着名的“六经皆史”的主张，提高了史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扩大了研究内容；认为史家应具有“德才学识”四长，强调史德(心术)为史家根本，从而为后人提供了古代中国关于史家素质最为精彩的论述。在历史研究的宗旨、方法和历史编撰等问题方面，他也阐述过自己精辟的论说。此外，他还系统和开拓性地阐发了关于方志的理论，创立了方志学等。
王夫之、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成就同时也表明，“考据”二字还不能囊括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发展的全部内容，尽管用考据学来概括清前期传统学问的主要特色大体不差。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举出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乾嘉时期着名学者洪亮吉的人口学说来作为例证。1793年，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洪亮吉撰写了《意言》一书，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长迅速和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缓慢的矛盾，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办法。
洪亮吉指出：“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如此迅速，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等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即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了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9]。
这比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所提出的有关论断还要早五年。当然，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两个级数”的着名论断，即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的学说，要比洪亮吉的学说更为系统和精密，因为它建立在文艺复兴后西方政治经济学和人口学发展的基础之上。
关于如何解决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增长不平衡的矛盾，马尔萨斯和洪亮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马尔萨斯主张实行两个“抑制”，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所谓“积极抑制”，是指通过贫困、饥荒、瘟疫和战争等手段实现人口的自然减员；而“道德抑制”则指通过各种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洪亮吉也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出自然减员；一是所谓“君相调剂之法”，主张采取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费，“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等办法，来缓和人口增长与生产、生活资料紧缺之间的矛盾。虽然，洪亮吉尚没能提出对当时中国来说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但他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却是极有价值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深长忧虑，并且能够给予时人和今人以有益的启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像洪亮吉人口论这种直接面对现实的杰出思想成果，在清代还十分罕见。它与此期盛行的主要面向文献的乾嘉考据学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清代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集成性发展这样一个总体特征。那么，清代文化何以能够得到高度发展，形成这样一种特征呢?
传统文化在清代得以“集大成”式发展的几个因素。
在清代，传统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形成“集大成”的局面，有很多因素发挥了作用。
首先，我以为是由于清代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末期，具有“坐集千古之智”的有利条件。换句话说，清代文化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积淀到最后的一个自然的历史结果。它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这一点，清朝着名学者方以智已经有所自觉，他在《通雅》一书中就曾以此为幸，明确地写道：“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10]当然，更多清人的文化继承和创造活动，则是在对此种优越地位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
比如清代小说为什么特别发达，成就那么高?除了人们过去常说的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的共同背景之外，我想，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恐怕还得从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清代小说的辉煌成就，正是唐代传奇和宋代话本小说传统逐步发展的结晶，至少是直接在明代小说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一个自然延续。因为明代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已经把中国的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从社会经济背景上看，清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却未必比明末高多少。这里，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其次，这一时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国内多民族文化空前有机的融合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乃是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稳固这一政治特点在文化上的反映。
虽然，此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在清朝，所辖民族的数量之多(仅少于元朝)，特别是治理管辖的有效性之强，超过了前代。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满族，能够迅速自觉地采取与主体民族汉族的先进文化逐渐融化的“汉化”政策，致使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清代满族统治者在对待汉文化方面，有不同于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地方。元朝统治者虽然也采用程朱理学来统治汉人，但蒙古贵族阶层，许多则始终与汉文化保持一种疏离态度。元朝皇帝的汉文修养同清代皇帝就不可同日而语。清朝在入关的第二年，即采纳了科举制，以汉文化作为考核的标准，而元朝则是在统一全国近半个世纪后才采纳科举制的。元朝的许多蒙古贵族高官文化水准都很低，且不重视读书人，所以当时曾流传有“九儒十丐”之说(如以宋遗民自居的郑思肖在《心史》卷下，在讲到元朝制度时，就写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可见当时儒者即读书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后来“文革”时称知识分子为所谓“臭老九”，大概最早就来源于此吧。
清前期国内民族文化的交融之深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此期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智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二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与汉文化的空前融合。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此期构成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显示出有别于汉族文化的某些特长。如蒙藏医学。清朝的上驷院中，便专门设有蒙古医士。蒙医擅长骨科治疗法，他们当时已发明了冰冻麻醉法，骨科水平较高。蒙古兽医技术也相当高明。藏医则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成就突出。藏药生等丸、悲孜丸治疗关节炎，珍珠丸治疗偏瘫，效果都很显着。据医学史记载，顺治至康熙前期，藏医还编绘了一套完整的医药彩色挂图，一共有79幅。内容丰富，形象鲜明，包括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穴位、用药等。这种大型的医药彩色挂图，据说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属于一流水平。
再比如彝族火器。清代前期，彝族发明了一种火药武器叫“葫芦飞雷”(用葫芦装炸药、铁片带引线)，乾隆年间已用于狩猎，据有的学者研究，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手榴弹”早半个世纪，而原理原料都已差不多””，可惜当时未能引起朝廷的关注和重视。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清代许多杰出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人，都是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加强的结晶。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清代最高水平的词家满族人纳兰性德，可谓典型代表。在前清，还有一个了不起的蒙古族数学家叫明安图，任职于钦天监。他在传教士介绍西方格里哥里数学三公式即割圆三法的基础上，又推导出六个新公式，同时进行过一些相关的论证，总称“割圆十三术”，把我国的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的这些着作均以汉文写成。其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据说已经具备了某些微积分思想的萌芽，为促使中国后来从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曹雪芹的文学成就，也能说明这一点。他的祖上最早是汉人，但从其曾祖一代开始，就成为了满族上三旗的包衣(即家奴)。曹雪芹实际上是在满汉文化交融的背景和氛围中长大的(不少记载说他是汉军旗人，有误)。如没有这种满汉双重文化的熏陶背景，他恐怕很难写出像《红楼梦》那样独具特色的文化巨着来。
藏族杰出的古典歌舞音乐“囊玛”和承德“外八庙”的卓越建筑，同样体现了民族文化之间有机的融合。“囊玛”是藏族一种由引子(器乐)、歌曲、舞曲三部分组成的古典音乐。产生于顺治一乾隆年间。当时，五世达赖喇嘛派大臣组成歌舞队，排练藏族民间歌舞节目，因在达赖居住的内室“囊玛康”演出，故取名“囊玛”。它初期演唱时，伴奏乐器只有“扎木聂”(六弦琴)，后来，达赖五世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从中原带回了洋琴、笛子、二胡、京胡等乐器参与演奏，从而丰富了“囊玛”的音乐，使其更加精彩动听。
承德外八庙，位于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包括溥宁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风格多样的多处寺院，分属于八座寺庙，因俗称“外八庙”。外八庙代表了清前期寺庙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溥宁寺属蒙古寺庙风格，安远庙则仿新疆伊犁固尔札庙而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分别以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为样板。外八庙是清朝皇帝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尊重喇嘛教的产物。在建筑特点上，它们既仿自少数民族的建筑形制，又使用了汉族传统的建筑方法，鲜明地体现了汉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的有机结合，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不过，说到清代民族文化融合对于清代文化发展的影响，恐怕最形象的例子，还要推人们熟悉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被称为中国宴席的集大成者。它最初以满汉菜为主，到清末时，又加入了蒙古、回族和藏族等族的食品、菜点，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五族共庆宴，又称五族联盟宴。全席有冷荤热菜和点心茶食320道、品。菜点繁多，用料华贵，造型精美，技艺高超，称得上是我国烹饪文化的宝贵遗产。相传它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60寿辰，宫廷在畅春园开“千叟宴”。各族官员、致仕老人聚会联欢。据说康熙皇帝兴之所至，亲笔写下了“满汉全席”四个字，从此奠定了它在宴席中的崇高地位(一说乾隆中后期，“满汉全席”才得以形成)。
清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化，得益于大一统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而随着政治上统一事业的不断发展，知识界对边疆问题也日益重视和关心，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西藏、新疆、蒙古和西域等方面的着作。中国多元而悠久深厚的边疆文化因此得到了逐渐深入的揭示。
如成书于乾隆前期的《西域同文志》，就是代表作之一。它用满、汉、蒙、藏、维、托忒六种文字，记载了西藏、青海和新疆地区的地名、部落首领的名称等，并以汉文述其语源、含义和人物世系等内容，为了解和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准备了良好的资料基础。而这些边疆史地文化的研究，反过来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这种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到晚清以后还得以继续发展，成为经世思潮推进下接引西方外来先进文化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
第三，清代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集大成，与清代康熙中期以后总体上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清代地方戏剧繁荣，就同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有关。城镇经济发展后，温饱解决，对于演戏的消费增加了。于是，好些戏班就逐渐职业化，从乡村到城市，又在城市间流动。这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显然是不行的。
“扬州八怪”的出现和活跃，也能说明这一点。“扬州八怪”为什么出现在康乾盛世?“八怪”为什么出现在扬州，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它同清代中叶以后经济发展，特别是扬州城市商业经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
扬州当时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都会和全国重要的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隆，富甲东南。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有些盐商豪富，本身也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多加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实际上，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艺术中心。第一个进京的徽班三庆班，就是从扬州进京的。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喜欢搜集字画，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之家，也求书画悬挂在家，以示风雅。当时民间流传着“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说法。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当时的本地画家和外地画家有名气的就达一百数十人。“扬州八怪”就是当中的佼佼者。有趣的是，所谓“扬州八怪”，除了高翔一人外，几乎都不是扬州本地人，可见“扬州八怪”的出现虽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也带有全国性。这些人多属从科场或官场中走出的失意文人，本来桀骜不驯、愤世嫉俗者多，士大夫脾气尚有保留，在商业社会氛围里，相对又比较自由，易于形成并保持一种独立的个性，所以他们多追求一种不同于流俗的创新风格(创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形成了“扬州八怪”这样一个独特的书画艺术流派。
当然，用扬州商品经济和文化的同步发展，还难以解释“扬州八怪”诞生在扬州的全部原因，此外，还要考虑扬州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但我以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因素，无疑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整个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参与和影响程度已经日益加大了。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东南地区。他们或出于对学问的尊重，或纯粹为了附庸风雅，或为了在官僚队伍和文化学术精英圈培养代理人，或激于公益与求取社会声望，纷纷热心于藏书设坛，邀聚文人学者吟诗作文，讲谈学问，甚至直接解囊资助学者与学术文化事业。这种情况还并不局限在扬州一地。如乾嘉时期的大文豪袁枚就曾指出：“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12]由于袁枚经常出入这些场所，他的这种记录是完全可信的。
在安徽，大盐商鲍肯园甚至还不惜万金兴建地方书院，名声响亮的紫阳书院即是他资助修建而成。同时，着名学者全祖望、厉鹗、乾嘉考据学的大师戴震和江永，在其求学治学的过程中，也都分别得到过扬州盐商马秋玉和安徽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风自身还是一个虔诚的学问家[13]。至于前面我们曾提到大盐商黄庆泰修建扬州名园——个园的事例，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人对于清代文化的影响。
另外，康乾盛世经济发展，财力雄厚，也为大的文化工程项目建设，为修筑大型园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物质条件。没有雄厚的国家财力作保证，这些工程项目和园林建设是难以完成的。
清代修了那么多大型皇家园林，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具体统计，也不好统计。许多园林都是延续了几朝，断断续续修成的，像避暑山庄，康熙时修了36景点，乾隆朝又修了36景。圆明园也是几朝修成。只有清漪园(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是乾隆朝统一设计，一气呵成的，共用了15年(1750-1764)时间。档案记载花银子448285两9钱5分3厘。
当时清朝国库库存每年平均4 500万两银子，多的也不过6000-7000万两，450万两大概超过了每年户部存银的1／10。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型园林。
再以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为例。征集书、选书、反复编校，几百人十余年的薪水，还有装帧，修藏书阁等。仅抄写费一项，我计算了一下，每部至少要花银近凹万两。因为当时规定每抄写一千字，付报酬2．5钱银子。而每部按8亿字计算，共抄写了7部，至少要花银140万两。这还只是抄写费，还只是《四库全书》这一项文化工程。康雍乾三朝大约搞了一百七十多个大大小小这样的工程，费用就相当可观了。这些大的文化工程，也只能是在盛世才能完成。
盛世修书、修史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中国历代修史修书的文化工程，实际上大多都是出现在历史上的盛世时期。比如，唐贞观盛世时，纂成《五经正义》《晋书》《陈书》《隋书》等24史中的六史。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安定发展的宋太祖到宋神宗年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三大类书，还有《资治通鉴》《新唐书》《新五代史》等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是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不仅《元史》成于这一时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也在此时诞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历史记载不中断的国家，实与这种官修史书的传统不无关系。
第四，清代传统文化得到集大成式的高度发展，与清前期最高统治者实行“文治”、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趣味、气魄等因素，也都有些关系。
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就强调：“帝王敷治，文教是先”。把实行“文治教化”放在统治的第一位。
“文治”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传统。它的主要内容原本是“任用儒士”，注重儒家思想的宣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加强社会各个方面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设，来化民成俗。它不仅强调指导思想，也强调多方面的文化建设本身，在此基础上实现一种“长治久安”。
时至清代，这种“文治”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包括了像大搞文化工程建设，大量修书，重视学校，甚至迅速认同汉族先进文化，开博学鸿词科等内容。这对清代的文化发展显然起到过积极作用。前面我曾提到清代康雍乾时期搞过大小一百七十多个文化工程。概括说来，这些文化工程从积极方面看，至少起到了培养人才、弘扬读书风气、提供文化资料、方便士大夫读书治学三方面的作用。
像乾嘉考据学中最杰出的汉学家戴震，就基本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最杰出的一流学者，许多也都被延人这一工程项目之中。他们对这一文化工程基本都持支持与合作态度，并认同其价值。扬州和杭州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和文澜阁开放后，也吸引了许多士大夫去看书治学，不少人还从中弄出一些精校书籍来，另外刊刻传播。所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清代汉学的兴盛，各门专科学术的进步，无一不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此言并非虚语。
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气魄宏大、志向高远、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也都具有成为历史上圣君明君的自觉。因此在文化上凡有所举措，也往往规模宏大惊人、包罗丰富、超迈往古。同时他们又都多才多艺，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康雍乾三帝均精通书法，酷爱绘画，有相当的音乐鉴赏力。康熙曾下令编过着名的《佩文斋书画谱》，乾隆则下令编过更着名的《三希堂法帖》，不仅对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至今仍为书画爱好者所宝爱。在趣味上，因他们两人俱好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于是举国士子趋之若鹜。乾隆皇帝的行楷很有功力，字体妍美，用笔流畅，有华贵之气，不少书法着作都将其列为清代书法名家加以介绍。雍正的行书草书功力也相当深厚，这从其朱批奏折可知。康熙和乾隆还很有音乐修养，前者不仅成立了以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为首席音乐家的西洋乐队，还御令编纂过记录乐理等中西音乐知识的《律吕正义》等书，《律吕正义·续编》中最先正式介绍了西洋五线谱知识。乾隆帝也曾饬撰《律吕正义·后编》，今天，我们还能够听到清代宫廷里祭祀等大典用的《中和韶乐》和仪仗用的《卤簿乐》，便得益于在乾隆御令编辑的《律吕正义·后编》，因为其中完整地记下了这些宫廷音乐的曲谱。
在康雍乾三帝中，乾隆的文艺修养是最为突出的，比唐太宗、李后主、梁武帝等，综合文艺素质可能还要高些。乾隆有极高的艺术眼光，并通多种文字(汉、满、蒙、藏、维吾尔等)，能用蒙语等与少数民族头领们交谈，称得上是典型的文人学者。前面还提到，就数量而言，他可能还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大诗人。
乾隆帝对清代园林艺术发展的贡献，集中地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文化影响力。他高超的艺术鉴赏水准和园林思想，也集中地体现在他所兴建和扩建而成的那些名园之中。清前期大型园林扩建成型，基本上都是在乾隆统治时期完成的。北京西郊着名的三山五园(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中除了畅春园外，都是他所扩建或新建，避暑山庄、北海也是在他统治时期完成扩建的。
这些园林工程之所以大多是在乾隆朝完成，首先与乾隆本人强烈的园林爱好有关(在造完圆明园之后，乾隆曾表示满意至极，不必再造新园了，但当他看到现在颐和园附近有山有水的天然美景之后，又忍不住要修清漪园。因为包括圆明园在内的已修各园子，多为平地造园，假山假石，他仍不能满足，可见其对园林的爱好之一斑了)，同时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乾隆朝财政状况较好也有直接关系。乾隆有一个观念，有钱就得花掉，叫“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他认为国家聚钱不是好事，这当然是为他自己的享乐作借口。晚年乾隆虽写过《知过论》，检讨自己大兴土木的不是，但实际上并不诚心。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巨大热情，则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中绝无仅有的，甚至与同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帝王相比，他的自然科学素养也毫不逊色。康熙比较敏锐，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他看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进之处，于是请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历法、地理等科学知识，并反复研习，亲手绘画。出巡时，还带传教士一道进行实地天文观测、水利勘察。
康熙还集中了全国的一些科技人才(像明安图等)，与传教士一起研习历算、地理等科学。他还亲自主持了《律历渊源》的编纂(包括《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历象考成》三部，不仅对明末传来的西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整理，还包括了一些相关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总结)等大规模的科技活动。1708--1719年，他又御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地测量，并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好最精确的地图。
康熙还采用单株选择育种法，成功选育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美的水稻品种“御稻”，推广到江浙一带，取得好收成。达尔文的着作中就多次提到了这一点(见《植物和动
物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等书)。
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一度曾影响士风，像数学家梅文鼎、明安图，天文学家王锡阐等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清代的自然科学主要成就产生在康熙时代，都受到康熙程度不同的影响。
康熙究竟是怎样对自然科学发生如此大的兴趣的呢?晚年，他对臣子们曾有过一段“夫子自道”，可以看到部分原因：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研究之难也[15]。
康熙三年，他年仅11岁，鳌拜等辅政大臣掌权。当反天主教传教士传教的杨光先等儒生反对采用西方历法，引起历法之争的时候，满朝文武都无法判断谁是谁非，结果，传教士汤若望被判下狱，不久死去。杨光先掌管了钦天监。康熙受到很大刺激，于是发奋研学天文历算。这段经历是他晚年对臣子们说的话。康熙比较务实，他亲政后，让南怀仁和杨光先公开比试，看到底是西洋历法还是传统的《回回历》、《大统历》先进、准确。结果，南怀仁胜，于是他罢免杨光先，改任传教士南怀仁掌管钦天监。
遗憾的是，康熙帝的后继者却对自然科学没有兴趣，像乾隆一生就只喜欢西洋机械钟表、音乐、建筑等，以供消遣而已。
第五，清代中国古代文化得到集成性的高度发展，与西学的传入、融会、刺激参照功能也有点关系，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绘画、建筑等方面也承受过西学的一些积极影响。
清代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承继了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成果，并在清初的时候在许多领域里一度将这种交流推向高潮，特别是在康熙统治时期。康熙所领导的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活动，几乎都有传教士程度不同的参与，而《律例渊源》那样的巨着，也主要是汇集和综述西学知识。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像数学家梅文鼎、明安国，天文学家王锡阐等，其研究都是中外兼学，采取互相印证的方法。清代所使用的比较准确的历法《时宪历》，也是采用西洋历法之精髓，同时保留旧历结构的中西合璧的产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和传播的一些新的科学名词，经过清代的流传使用，已经固定下来，成为日后中国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概念因素。以地理学为例，像地球、赤道、南极、北极、南极圈、北极圈、回归线、地平线、子午线、温带寒带(等“五带”)、经线、纬线、经度、纬度等，就都是那时流传下来并一直使用至今的地理名词。据有的学者研究，这样的地理学名词一共就有37个之多。”由此可见这种交流对于中国科学发展影响的深远程度。
在西学的参照、刺激下，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有些内容还被激活，得到发展，像梅文鼎就用传统的勾股学证明西学中的三角几何之理，使勾股学获得新生命。着名汉学家戴震发掘整理出古代亡佚不传的“算经十书”(《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等)，是他在四库馆里纂书时所做的工作，也多少受到西方天文算学传入的刺激。
在清代，有一种流行的中西科技关系的说法，叫“西学中源”，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源头在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得越来越精罢了。这种思潮对于中国自然科学学者去致力于发掘古代科技资料，使之重新发扬光大，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虚骄自大，不明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的科学本质上差别的一种附会，其消极影响后来越来越明显：主要是淡化了中西差距意识，不利于使中国认识到自身科技的落后以激起一种奋发追赶的社会心理。
传教士为了以科技传教，也迎合了这一说法。他们把西方代数学译为“阿尔热巴拉”或“阿尔朱巴尔”(AlSebm)，并解释为“东来法”，大得康熙赞赏。康熙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之为“阿尔朱巴儿”（Algebra）．阿尔朱巴儿者传自东方之谓也。”[17]这对“西学中源”说的传播，影响至大。到晚清时，这一说法仍然很流行。
除了自然科学外，清朝绘画、建筑等方面，也受到西学的一些影响。如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等人在清代宫廷里从事的“中西合璧”的绘画实践，特别是他所谓的“凹凸丹青法”(乾隆所称)，将西洋注重焦点透视的画法与中国传统技法结合起来，就影响了唐岱、焦秉贞等宫廷画家的创作。前面我们曾提到的清初绘画六大家之一的吴历，中年后，其绘画在技法上也得益于吸取西法之长，因而能够使山水有明暗立体的表现，视觉上则带给人一种明显的远近感和真实感。清代苏州桃花坞的着名版画，自清中叶后也受到西方铜版画的影响，有些作品表现出了色彩明暗反衬强烈的艺术效果。
建筑方面，西洋的影响可以拿圆明园里“西洋楼”的修建来作典型代表。它不仅构成了整体园林艺术的中西合璧特色，在西洋楼的设计本身，也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精神，如人们熟知的大水法的十二时辰喷水头，就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的造型。可惜这座中西文化交流结晶、世界级园林的瑰宝、有“万园之园”之称的一代名园，后来竟然焚毁于英法联军所放的野蛮大火之中，成为了世界人民“永远的遗憾”。
以上是我们从五个方面对清代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几个因素的分析。下面，再从两个方面谈谈第二个问题。
二、清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1．清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清代集大成的中国古代文化，曾对同时期的西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清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此种影响，集中表现为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股“中国文化热”。
16世末，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的东来，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量的介绍和传播，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时，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这一文化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极力推崇中国的艺术风格，赞赏中国的科举制度，社会生活上广泛流行“中国风”，同时，还表现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吸取营养，展开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批判等方面。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欧洲会出现“中国文化热”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欧洲此时正酝酿着走出中世纪的巨大变革，对自己现有的文化采取一种批判反省的态度，同时对于不同于欧洲的外来异质文化、思想资源保持着一种好奇、乐于吸收的开放心态；二是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民族特色，在文艺、政治思想等许多方面，确实能够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而传教士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又不无美化的成分，偏重于介绍好的方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文化兴趣；三是中国此时国力较为强盛，是屹立在东方的一个神秘、不可侵犯的大国，西方人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多少有些景仰、向往之感。
具体而言，在艺术方面，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欧洲，与思想上最后走出中世纪的总趋势相伴随，艺术界也开始摆脱16世纪以来一直兴盛的巴洛克风格(Baroque，一种宏大但显僵硬刻板的艺术风格)，而代之以轻松活泼、柔和优美、自然含蓄、变化多端的罗柯柯风格(Rococo)。这种罗柯柯风格与欧洲启蒙思潮追求个性解放是相适应的。而中国的工艺品、绘画、园林等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情调，正好和此种艺术精神相一致，因而对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兴起罗柯柯风格，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整个18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艺品，像瓷器、漆器、丝织品、扇子、染料等在欧洲风行一时，尤其是瓷器和丝绸。康雍乾时期水平极高的珐琅彩瓷器，象征了罗柯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细腻柔和与精致的艺术风格，因而大受欧洲人欢迎。18世纪初，法国有一首诗曾生动地表明中国优美的瓷器在欧洲所引起的热烈感情：
去找那种瓷器吧，
它那美丽在吸引我，在引诱我。
它来自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它是多么迷人，多么精美!
它是中国的产品[18]。
这首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诗虽然译得味同嚼蜡，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瓷器艺术的热爱。
丝绸在欧洲也很畅销。当时欧洲每年消费中国丝巾就达八万条，而法国又占其中1／4。欧洲人还用这些中国的工艺品来装饰他们的家庭，装点他们的生活，并大加仿造。可以说，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曾流行过一股“中国风”，甚至连过节也有采用中国节日庆祝形式的。关于这一点，德国中欧文化关系研究专家利奇温在其名着《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曾经指出：“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了中国人的节日庆祝形式，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19]。
中国的绘画和园林对欧洲也很有影响。法国第一个把绘画从巴洛克风格中解放出来的大画家瓦托(Watteau)，就借用了中国画的疏淡清雅的笔法，用色也不像油画那么鲜艳，甚至在题材上也选画一些中国的拱桥之类，他被公认为是最能代表精细美妙的中国风味的大画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传到欧洲后，帮助改变了过去欧洲那种平面似的、无层次、无掩映、一览无余的、整齐对称得都有点僵硬的所谓古典主义造园艺术，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艺术活力(欧洲古典主义的园林典型如当时法国的凡尔赛花园，中轴线就长达三公里，被称为“骑马者的花园”。其草坪如地毯，一望无际，各种花草、植物也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最早引进中国式园林的。1761年，英国建筑师钱伯斯(W．Chambers)为肯特公爵修建了着名的中国式园林——“丘园”(KewGarden)。在此之前，他还曾专门到中国考察园林艺术，回国后发表《论东方的园艺》的名着，着力阐述了中国式花园的优点。“丘园”位于伦敦西郊的泰晤士河畔，里面有佛塔、假山、曲径通幽的一些景点，师法天然意趣的一些花树布置，还有借景透窗的技术，“从自然延伸出来”的中国式凉亭，等等。1841年丘园被改为英国皇家植物园，现仍是英国着名的园林。后来这种中国式花园，又从英国传到法国，成为欧洲新式花园的蓝本，常被称之为“中英式花园”。
同时，中国科举制度所具有的那种原则上的公开、平等、择优录取的竞争机制，那种考试录用的方式，也受到欧洲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仅1570-1870的300年间，光英国一国，就出版介绍中国科举和考选官员制度的书籍达七十余种。当时欧洲人主张采用中国科举考试的办法，来取代欧洲普遍盛行的贵族世袭制度，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官僚体制中的“个人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19世纪中叶后，英美等国的近代文官制度最终形成时，也曾有大量报刊宣传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主张加以借鉴，以取代政党分肥制。中国科举制度中考试录用的原则和方法，不仅为后来欧美的文官制度所采纳，而且，它事实上还成为文官制度主张者反对对立面的一种武器和激励因素。由于这个原因，现代欧美有关专家学者大多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在建立过程中，确实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1983年，我国人事部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曾邀请在美国卡特总统任职期间担任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他当时就说：当我接到邀请到中国向中国人讲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是深感惊讶的，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20]。
当然，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在本质上应当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讲求效率的原则，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不具备的。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现在我们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新的当代公务员制度，反过来又是向英美等国学习。
至于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同欧洲中世纪神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用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讲究世俗理性的精神，来对抗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等方面。这对欧洲人最后走出中世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伏尔泰在《礼俗论》等着作中就盛赞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性道德，认为儒教是自然神论，是“理性宗教”，以此反对欧洲的神示性宗教。他宣称中国人具有“最完美的道德，它是科学中最重要的”。他还用中国的年代学、历史纪年，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旧约》圣经记载，上帝创世年代为公元前3 761年，而伏尔泰认为中国历史的可靠记录就已有5000多年了。
莱布尼兹在其名着《中国新论》的“导论”中，也认为中国的实用哲学和政治道德值得欧洲学习(尽管中国在理论和思辨之学方面不如西方)，他强调“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正如我们派遣了教士到中国去”。莱布尼兹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的”。因此，他主张要打开中国的文化门户，使中欧文化互相交流，并希望他自己所着的《中国新论》被看作是一种向西方世界提出的要与东方建立联系的呼吁书。
在欧洲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当中，也有不少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采取褒贬不一态度的，如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就是如此。但即便是这些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无疑也都起到过不容忽视的思想激发作用，他们通常都以中国文化作为其思想论辩的对象，或将中国文化作为其阐发思想的媒介。
谈到18世纪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时，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不能不提到的。特别是其创始人魁奈。他在18世纪中叶出版《中国的专制制度》和《自然法则》等书，称赞中国实行的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政治，它符合“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他因此赢得了“欧洲的孔夫子”的美誉。作为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提倡以农为本，认定只有农业能够真正增加财富，轻视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还在作御医时，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重农学派代表、法国财政大臣杜尔哥还在法国进行有关改革实践，并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搜集农业资料。中国的谷筛、犁也在18世纪传到欧洲[21]。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的这种中国文化热开始退潮。主要原因，在于此时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任务已近完成。再加上当时(1877年)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耶稣会被罗马教廷解散，欧洲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信息来源。另外，古罗马的庞贝古城被发掘出来，又重新燃起了欧洲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热情。
在欧洲中国文化热退潮的过程中，1792-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一个重要事件。他外交使命的失败，他和使团成员们所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着作，较多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消极一面(如他认为中国水军已不堪欧洲一击等)，在当时的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欧洲“中国文化热”的退潮。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过去中外研究者大多都关注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其实，他那次来华，也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收获，那就是除了乾隆赏赐之物外，他还带走了在中国所收集到的不少有价值的科技资料、仪器、标本和信息，并且回国后大大地派上了用场。
这次他们从中国带回去的主要科技成果有：中国造船的防水密封隔舱技术，英国海军大臣在马戛尔尼回国后的次年最终决定将这种技术用于英国军舰，同时带回的一种“龙骨水车”模型，也被仿用于英国军舰底部排水。此外，使团还从中国带回了金箔技术、有色棉花种子(如黄色棉花——直到现在还有人把它当作是新鲜的奇异事物，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蓼蓝等不易脱色的植物染料，等等。特别是他们这次带回去的中国双动活塞风箱，影响极大。虽然，中国的这种风箱早在16世纪就曾传到欧洲，法国也于18世纪初(康熙年间，1716)引入了这种风箱，但都并没有推广开来。据科学史家们研究，马戛尔尼这次带回的双动活塞风箱技术，为英国、也为整个欧洲钢铁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技术条件之一，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此后欧洲机械和动力工业的发展，为产业革命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22]。可惜的是，这种风箱在中国本土，就像火药被用于造爆竹一样，它所蕴涵的巨大功能，却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等人一面认为中国水军不椹一击，一面却能敏锐地看到中国造船技术和排水技术的某些先进之处，并不失时机地加以引进，使英国迅速获益。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在文化交流中，那种主动去了解、积极去引进的态度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从18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衷，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的选择作用，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真正获得大的益处。当时欧洲人正是这么做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一点启示。
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更趋淡化，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中国，那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尊崇，也就迅速转化为歧视。这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了。关于欧洲人18世纪和19世纪对待中国文化态度的前后反差及其因缘，英国学者曾以讽刺笔法做过一个辛辣而大体准确的论述，值得玩味。他写道：
178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威望黯然失色，除去欧洲新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思想在政治上变得无用这一事实之外，还不难找到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19世纪中国自己已不是18世纪的中国了；清朝衰落了，人口过多，行政机构失灵，中国的艺术衰微了。北京已不再有耶稣会士任宫廷学者，随着中国官吏对外国的渗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贸易的)越来越猜疑和敌视，传教士和商人所传播的对中国的意见也越来越不利。但是中国的衰微和对教会和商人麻烦的加重，对看法的改变还只是次要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巨大进展，它现在开始是在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上运动着。工业革命和蒸汽机时代给予欧洲人以一种他们前所未有的优势感和效率感。欧洲人现在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科学、贸易和发明创造方面，而且也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已经是完美了的伦理学方面，都是最优异的。英国人在19世纪是欧洲与中国交往的主要代表。……1833年，英国自治领废除蓄奴制，现在英国人可以大谈其亚洲人忽视的人格的神圣性了。1818年，英国国会经过对法律提案的四次否决之后，终于废除了对从商店偷窃价值5先令货物的人处以死刑，于是英国人又可以马上大谈非基督教的民族是如何缺乏人道的感情。1814年，经过对法律提案的一次否决之后，国会同意废除了活挖叛国罪犯内脏的法定刑罚，从而英国人便可以表示他对中国刑法残酷的厌恶之情。由于这许多道德方面的进展，英国和欧洲整个说来就不再像18世纪那样的盛行崇拜中国的理性和美德，就不足为奇了[23]。
但尽管如此，19世纪时，中国文化仍然对西方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一点，以往人们一般很少重视。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室潘吉星先生多年研究证实，19世纪西方文化中划时代的标志性成果——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定，就受到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影响。他在撰写《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和《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等三部奠定生物进化论的巨着时，先后涉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和《康熙字典》等中国科技着作二十多种(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他的三部巨着中共引中国科技文献资料达一百余条，构成他的论点最为重要的材料来源。特别是在遗传和变异方面，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珍贵记录，如鸡的变种、树的嫁接技术等，便成为其理论赖以成立的重要依据[24]。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的多卷本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曾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科学在18世纪以前对西方学术的影响。而达尔文的例子说明，这种影响至少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是实事求是，不是阿Q精神。
中国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也表明了它在当时的世界文化地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与此期欧洲文化相比，中国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2．中西文化差距的逐渐拉大
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就民族性而言，清代文化与同时代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各有特色，可以互相借鉴和补充。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而就文化的时代性而言，欧美各国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地摆脱中世纪的桎梏，纷纷走上崇尚科学理性、崇尚民权平等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在中国，虽然清初也出现过黄宗羲、唐甄等几个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乾隆朝的时候，戴震对封建理学的理欲观也进行过抨击，认为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理杀人。但这些都只不过是些思想的火花，既不成系统，也没有提出新的社会方案，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影响。以黄宗羲等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而论，他们只不过是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君主专制制度罢了，而不像孟德斯鸠和卢梭们能提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因此，他们两者之间只能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世界的宣言书”[25]。
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此期也已明显落后。在欧洲，与产业革命相伴随，蒸汽机被瓦特发明了，各种新机械因此层出不穷。自然科学各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天文学方面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并完善了“星云说”，赫歇尔提出了银河系构成的假说；电学方面，不仅美国的富兰克林做了着名的“风筝实验”，证明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意大利人伏打制造出了能够产生电流的伏打电池，成为近代电池的滥觞；在化学方面，人们不仅已能够分辨出并且能够用各种方法获得氧、氮、氢、二氧化碳等气体；数学方面微积分、概率论和数论等领域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上述这些领域里，中国的科学家却都未能取得同样令世界瞩目的重大科技成就。
在教育方面，此期的欧洲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传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近代教育体制，而中国的教育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蒙昧状态，陷入在为科举时文服务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虽然从形式上看，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若干合理的近代因素，但在内容上却已经完全腐朽不堪。对于科举时文考试的腐败，“吴江布衣”、以医术闻名的徐灵胎，曾作一首《刺时文》诗，给予辛辣的讽刺，诗云：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味道?辜负光阴，白日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26]!
以这样的教育制度，要想培养出大量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来，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说此期中西之间的差距，从文学、艺术的某些个具体门类来观察，似乎还难以有明确而强烈的感受，因为在这些领域，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得太为鲜明和突出，以至于人们在进行对比观照的时候，常常容易淡化或忽略其时代性的话，那么下面，我们不妨再拿18世纪中后期中国和欧洲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两部对以往文化发展具有总结性的代表作——《四库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来进行一番比较，看看中西文化之间在发展趋势和整体上的差异究竟如何[27]。
《四库全书》法国《百科全书》编纂时间和主持人乾隆朝1773年
正式纂修，纪昀为总
纂，1781年完成第1
部，1787年7部完
成1751年(法国大革命前)启蒙
思想家狄德罗组织同道开始编撰，
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又出版补编和索引。编纂方式及特点《四库全书》的
着眼点在收集、保存
前人已经撰写的书
籍，用力于“汇编”。
尽管为了准确，也进
行了大量高水准的考
证，并且对其得失也
进行了评价，为清理
总结我国的历史文化
遗产作出了重要贡
献，但主要还是在文
献上下工夫。(百科全书)的着眼点在对过
去的知识，分问题地进行全面深人
的总结，但不重学术考据，而主要
致力于思想阐发；不仅总结以往，
而且更加关注现实，因而大量反映
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
济等多方面的情况，被称为“18世
纪法国的一面镜子”。《四库全书》法国《百科全书》编纂时间和主持人乾隆朝1773年
正式纂修，纪昀为总
纂，1781年完成第1
部，1787年7部完
成1751年(法国大革命前)启蒙
思想家狄德罗组织同道开始编撰，
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又出版补编和索引。编纂方式及特点《四库全书》的
着眼点在收集、保存
前人已经撰写的书
籍，用力于“汇编”。
尽管为了准确，也进
行了大量高水准的考
证，并且对其得失也
进行了评价，为清理
总结我国的历史文化
遗产作出了重要贡
献，但主要还是在文
献上下工夫。(百科全书)的着眼点在对过
去的知识，分问题地进行全面深人
的总结，但不重学术考据，而主要
致力于思想阐发；不仅总结以往，
而且更加关注现实，因而大量反映
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
济等多方面的情况，被称为“18世
纪法国的一面镜子”。《四库全书》法国《百科全书》知识分类与侧重学科《四库全书》进
行的是“经、史、
子、集”的传统书籍
分类，而不是知识分
类，但也反映了当时
中国社会知识结构的
特点和正统知识观
念：那就是着重伦理
和政治关系，注重经
史，忽视自然科学、
工艺、生产技术、商
业、民间文艺等方
面。它虽也收集了这
方面的部分书籍，但
遗漏甚多，如《天工
开物》 (总结农业、
手工业的技术成就)，
《算法统宗》(明人程
大卫着，我国古代一
部研究珠算的珍贵书
籍)，均未着录(后
者仅存目)。《百科全书》已经有了将知识
系统整体看待的近代知识分类的雏
形。它虽也重视历史，但把历史分
圣贤史、民众史、自然史；把哲学
分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类，人
文科学分为(道德、教育、政治、
法律)，自然科学分为(数、理、
化、医)；把“艺术”类(“诗”)分
为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
戏剧等。
《百科全书》十分重视科学技
术。定书名为《百科全书——科学、
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把科学和工
艺明确地标示在书名上。撰写者不
少是着名的科学家和工艺师。为了
把词条写准确，编者还往往亲自动
手转动机器，查看零件。甚至还亲
自制作“模型”。在这部书里，据说
可以找到“从别针的制作方法直到
铸造大炮和瞄准射击的方法，从无
限小到无限大”的所有东西。指导思想和宗旨四库是清朝政府
主持编撰的，目的是
服务于“文治”目
标。对书籍的收录和
评论，严格按照正统
儒学的标准，删书挖
补，乃至毁板。最终
只成为总结旧时代文
化学术的标志物。《百科全书》的作者不受封建
朝廷约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
它的评价标准是普遍的人性和理性。
书中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
权，反对封建专制。是新时代的呼
唤者。因此在出版的过程中，一再
被禁，几乎夭折。应当说，上述这种比较并非没有局限。但是，它多少还是能够表明一些问题。这种中西文化“时代精神”的差异，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差距。它实际上成为中国的国势国力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并且说明了这一由盛转衰的过程，是积蓄已久，并非突然。
那么，清朝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就有不少西方思想家们已经作出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和判断了。他们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得出了中国发展停滞的相同结论。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当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已经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且时间段并不局限于清朝，而是起源更早。如德国文豪歌德就善意地认为，中国文化虽有不少优点，可惜长期停滞不前。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认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停滞”又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是儒家文明自身 的原因，也有人强调是社会经济的原因。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分析了人口过剩对所谓中国停滞的影响。他认为，长期人口过剩造成普遍贫困，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精力去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不能不落后。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在西方，尽管对停滞的分析各不相同，但中国“停滞”论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93年，法国议员佩雷菲特研究马戛尔尼使华的着作，还题名为《停滞的帝国》。
着名的“李约瑟问题”，也是从科技角度对此现象发出的疑问。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序言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引人深思地问道：“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还没有十分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答案。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20世纪奶年代，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延续过程中国内曾出现过的所谓“超稳定结构说”。该说认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完备成熟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贬斥科技的儒家文明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形成了一种自身不容易突破自己的“超稳定结构”，这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曾形成过严重的阻碍。我大体赞成这样一种看法。
绝对的“停滞”说当然是荒谬的，我们前述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停滞”说虽有问题，当时中国许多方面如自然科学、教育方式等的发展缓慢却无疑是事实。以上提到的种种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当时这些方面发展为什么缓慢，应该都会有所启发。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却都不能成为替清王朝文化政策和其他相关决策失误加以辩护的历史借口。
人是有能动性的历史创造主体。统治者固然不能不受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制约，但毕竟还是事在人为。文化命定论或经济命定论乃至其他命定论都解释不了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为历史之所以丰富和复杂，就在于它总是存在着多样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具有无上权威的最高统治者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可能通向不同的未来、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前途。
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造成过无法挽回的消极影响的。
三、清前期文化政策的得失
1．“文治”政策的得失
清前期文化的总体政策是“文治”。谈论清前期文化政策的得失之前，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关于清前期文化上的总体政策究竟应如何说明的问题。以往学者们往往喜欢用“文化专制主义”一词来概括，或者用“崇儒重道(程朱理学)”来概括。这都有其道理。清代的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搞文字狱，也的确实行“崇儒重道(道，指程朱理学)”政策。但我觉得用
“文化专制主义”来概括整个清代的文化政策，可能是不全面的；而用“崇儒重道”来概括，则又好像不够高度。从总体上概括清前期文化政策，在目前没有更好的表述的情况下，我想可能还是使用传统的“文治”一词为好In]。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并使用过这一说法了。“文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清前期政府的一种文化总体政策。
这样一个总体政策，实际上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一般意义上的对文教的重视，认同汉族先进文化，大搞文化工程等，这些都曾对文化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搞文化专制主义， 对文化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如果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都难以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前面已经谈到清朝文化政策的“得”的方面。这里我重点谈谈其“失误”的方面。
清代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尊崇，起初曾对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缓和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情绪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强化，这种尊奉的僵化性质和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到了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为了强化封建纲常伦理的权威和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效力，他竟然把忠于明朝、反对奉清朝正朔的臣子列为忠臣加以褒扬，同时不惜把投降清朝、为清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叛臣统统列入所谓“贰臣传”，给以贬斥。不仅如此，对这种僵化权威的维护，到乾隆朝时还与“文字狱”联系了起来(如谢济世注经书案)，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自由发展。
清朝以文字定罪的“文字狱”至少有一百多起，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发展到顶峰阶段后在文化上的反映。清代“文字狱”所迫害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打击具有抵触或反对满族统治的汉民族情绪者；二是严惩触犯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包括不知避讳、乱言皇事者；三是针对攻击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正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者。由于人们对于各种文字狱故事已经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与文字狱相关的，还有禁书毁书。乾隆御令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禁书毁书的过程。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书，同时查禁所谓有悖逆字样的着作。《四库全书》共收书3 503多种，同时毁书也达到31m多种。这真是一场浩劫。
清廷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化发展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表现在焚毁了大量的书籍这种表面的文化劫难上，更表现在对于思想的钳制，对于创造力的扼杀等无形方面上。由于怕犯忌，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毋宁去做一些考据的学问，这也是清代考据学发达的一个消极方面的原因。考据学最大的弱点，是脱离现实，一味钻“故纸堆”，缺乏理论的创造和思想的创新。可以说它在集中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传统学术的痼疾。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我看到一本颇有新意的清代文化研究着作，作者在谈到清代文化专制主义时，提醒人们不能无限制地夸大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消极作用，不无见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却强调：“文化专制主义所能禁锢的只是思想表达的自由，而不是思想自由”[29]。也就是说，你管得了我的手、我的嘴，你能管得了我怎么想吗?这种说法，其实是可以商榷的。思想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实在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换句话说，“思想表达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核心关键部分，实质部分。因为没有表达自由的“思想自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大脑没有毛病和思想障碍的人的“思想自由”，实质上就是“思想表达的自由”。那种所谓连想都不敢想的做法，恰恰正是思想表达长期不自由所导致的后遗症。
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可能随时熄灭，而起不到传播思想和激发他人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思想的积累，就谈不上思想的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所以，禁书和文字狱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存在于无形之中。我想，这是清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对于禁书和文字狱的危害，也不能无限制地胡乱加以夸大，好像整个清代人们都已无法进行任何有价值的思考，殳法进行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创造了[30]。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认识、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果以文化专制主义来涵盖一切、说明一切，那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清代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将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应该强调清廷文化政策中一直存在着一般性的重视文教和文化专制的两面性。
2．禁教与闭关政策
清前期统治者的第二大文化失策，我认为表现在对待西方文化和对待自然科学的问题上。这可以从“禁教”和“闭关”两个方面分别来讨论。
禁教的实行，有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信仰的原因，也有维护政治主权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出于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考虑，还涉及西方宗教特别是耶稣会自身的原因，总体说来，确实有不得不然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
如雍正皇帝就曾指出：他“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这才聊从众议，禁止西教在华传播。他明确表示：“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31]。他还曾对传教士解释禁教的原因说：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布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该如何接待他们呢?……你们要让所有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前途又如何呢?……当成千上万只船远道而来，就很可能出乱子”[32]。实际上，对于基督教的内容，雍正皇帝虽“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内心深处也是颇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33]。由此可见清廷禁绝西人在华传教的缘由之一斑。
实际上，在康熙时期，起初对天主教一直采取的是禁而不严的政策，允许他们自行信教，不许他们收中国信徒，但对此却始终没有严格认真执行。1691年，出于对西方科学的热爱，和对通晓科学的教士的好感，康熙甚至还一度容许其在中国发展合法化，准许其收中国信徒(以回报传教士为朝廷的效力)。只是后来罗马教廷无理骄横，派使节见康熙，坚持中国教徒不能拜祖宗、让其违背传统的文化信仰，这才让他感到难以接受，终于在1720年明令禁教。雍正即位后，1723年严厉执行禁教政策。乾隆朝更严。从此，除了宫廷里继续留用的传教士之外，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基本结束，直到晚清以后才又借侵略特权卷土重来。因此，对于清廷最终禁教，罗马教廷的无理和僵硬政策，实在也负有直接的历史责任。
禁教虽然可以理解，但因此而影响到对西学的吸收，则造成不幸。禁教后如何设法保持与西学的沟通呢?当时清廷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虽然，传教士并不是传播西学的最理想的媒介，但清廷却没有设法主动找到更好的媒介，来继续保持与西方那些先进文化部分的沟通。文化交流以往的最好方式，是派人出去，或请人进来。而清政府对此却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与此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遗憾，那就是康熙皇帝本人并没有把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热爱，没有把他这种个人兴趣变作举国士大夫的学习和受教育的内容。没有在科举制度中纳入自然科学的考试内容。特别是在失去了与西学直接沟通条件的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当时，在华有个法国传教士叫巴多明，就表达了这样一种遗憾。
巴多明因研究中国天文学，在西方享有盛名。1730年 (康熙死后6年)，他在给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的信中，就很遗憾清朝皇帝不重视自然科学，不给科学家以应有地位，所以科学不发达。在他看来，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并未超出实用考虑的范围。在中国，发明科学原理的科学家还不如实用的裁缝更受人重视。他们也从不把发展科学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举措。即使是康熙也只是出于个人兴趣而已。巴多明还批评清朝的科举只考经书，不考自然科学的危害，并设想假如当初中国科考设有天文科进士和数学进士，而且他们同样能够做官的话，也许中国的这些学科早就取得辉煌成就，而无须传教士来指导了。俗话说，旁观者清。巴多明的话我觉得不无道理。这是清廷在解决“传教”与“西学”关系方面和对待自然科学方面的失误。
至于闭关，不与英国谈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其失误在于它使中国失去了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它既是文化决策的失误，更是政治经济决策的失误。不过，在西方学界，却存在一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如美国有些青年汉学家就认为，乾隆皇帝十分敏锐地洞悉了马戛尔尼代表的英国殖民势力向中国渗透的阴谋，拒绝开关开放，是很英明的。他们认定，如果中国早开关，那正好上了英国人的当，中国可能会像“东南亚和非洲许多国家一样”，在19世纪更早些时候就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了[34)。
但我目前还不能够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有两条：一是当时的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远非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小国可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国在内，总体说来都还不具备侵犯中国的实力，并且也还没有进攻中国的明确意图，事实上对中国还颇为忌惮。马戛尔尼使团对礼物的精心准备，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同西方相对平等交往、缩小同西方列强差距的机会。二来通过开关，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各种接触，扩大交往，并通过谈判，使问题的解决尽可能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可能。而且开关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扩大，中国还可能会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条件，出现一些新的连自己都难以意料的变化。事实上，清朝统治者也只有在与西方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文化的交流之中，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弱点，从而找到对付列强的有效办法。
最近，国内也有学者对“失去机会”说予以质疑的。他们认为持“失去机会”说者之所以有此“误解”，原因是基于一个“过高估计”和一个“过低估计”：一是过高估计了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二是过低估计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华野心。认为“在明清两朝，中国的门户一旦开放，接踵而至的就是西方更大规模的侵略”[35]。不过，论者对此看法，似乎尚未能作出正面的有力的说明。我以为，“失去机会”说还是有其道理的。但这里所提到的“机会”，主要是指清政府面对新的挑战，没有能作出我前面所谈到的那种积极回应，而不是简单地指禁绝基督教和拒绝英国使团的各种要求(包括无理要求)本身。经历过或了解中国加入WTO曲折谈判的中国人，也许对此能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清廷实行闭关的政策，无疑存在着多方面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它既与最高统治者乾隆等“持盈保泰”、维持现状的心态有关，也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恐惧汉人扩大与西人接触后会危及清朝统治的狭隘心理有关(此种治理多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狭隘、微妙敏感的政治心态，到晚清时仍然对抵抗外来侵略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更与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某种“封闭性”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家才有所谓怕见外部世界的“木乃伊”之喻)。但是，尽管如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闭关毕竟属于一种缺乏远见、自我封闭的消极做法，无论如何，都只能算作失误。这种失误，使得中国在19世纪以后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传统文化在晚清实现变革的启示
最后，我想可以再简单地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清以后，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出路问题。这与我在开头所提到的清代文化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紧密相关的。
虽然，清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了一个“集大成”性的发展，但这样一种成熟的古代文化，到晚清的时候，却不得不发生巨大的变革，实现从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潮流下，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适应以及怎样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就成为了问题。也就是说，在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西方侵略和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古代传统文化究竟有无实现变革、走向未来的能力和潜力?如果有，又该如何进行变革?这些就构成了晚清时期时代性的文化难题。
对于这些问题，不仅来华传教士和许多西方人怀有疑问，关心民族命运的不少中国人自身，也曾经是忧心仲仲、信心不足，甚至一度还不知所措。
拿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成分——语言文字来说。19世纪中叶以后，就有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中国文字繁难落后，根本无法准确表述和翻译近代先进文化和学术成果，应该被西方文字、西方文化所取代。直到20世纪初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新世纪》派人士，还因此主张中国干脆废灭汉字算了，直接改用拉丁化或世界语。他们还把世界语一词Esperanto带感情地译成“爱斯不难读”，热心加以提倡。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荒谬的。中国语言文字自身有着巨大的潜力。经过晚清国人的不断努力，特别是清末十年?中国人自己造词、或从日本引进汉字词，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汉字令人惊奇的组合构词能力，它可以像英文一样有前缀、后缀等各种各样的类型构词方法，能够很好地传达和表述一切现代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
就拿后缀类型构词来说，像晚清新出现的XX“性’’(如可能性、必然性)，XX“感”(美感、好感、敏感、快感)，XX“点”(要点、焦点、热点、出发点)，XX“观”(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XX“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字为结尾的类型构词，等等，还有XX“问题”，XX“主义”，简直是太多了，令人惊奇。而这样的构词，过去是没有的。这些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的大量创生，还增强了汉语表达的逻辑性。可以说，正是这些构词法的新发明、新创造，为汉字在未来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字、中国语言是有极强的发展潜力的。实际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适应能力和变革、发展的生命活力。当时的民族语言悲观主义者，实在并不了解这一点。倒是日语里对汉字汉词的许多创造性使用，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晚清，要想保持传统文化、传统语言的生命活力，又不能不对传统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光是关起门来完全靠自己当然是不行的。它必须借助于外来积极因素的刺激和参与，才能做得到，才能创生出来。
像我们现在用得非常顺当、习惯，几乎离不开的“保险’’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出现就借助了外来的因素，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据我的研究，它最初实为来华西方传教士所发明。19世纪20、30年代就已在广东诞生，后来在传教士办的许多中文报刊上流传，到19世纪60年代初时，报刊广告上，保险广告和保险一词已是随处可见[36]。《汉语外来语词典》认为这个词来自日本，显然是弄错了。但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传统语文修养较高的中国士人不太可能造出“保险”这个词呢?因为与保字组合的传统构词习惯，“保”字后面跟的字应该是好的东西、正面的意思，像“保安”、“保全”之类，保你安保你全可以，但“保险”不行，哪能保你“危险”呀，那意思就恰好弄反了。所以19世纪70至90年代的时候，中国士大夫就一度宁愿用“燕梳”(insure)这个音译词来翻译它，或者用一个不伦不类的“保燕梳”来翻译它。但后来，还是“保险”这个意译词最后战胜了“燕梳”等音译词，显示出生命力，并逐渐流行开来，直到今天。
除了“保险”一词外，我们还可以拿“改良”、“改善”、“纠正”、“革新”等词为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同“保险”一词相比，清末从日本引进的“改良、改善、纠正、革新”等词，恐怕更能说明外来因素对于发展传统语言词汇变革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它们不仅是代表新出现的几个单一的词而已，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构词法，从而实在地提高了汉字的构词能力。要是一成不变地完全按照中国传统通行的构词习惯，当是难以造出“改良、改善、纠正”这些词来的。中国旧的说法只有“改革”，“改”和“革”两个动词并列。改良、改善、纠正、革新，这些词的意思实际上是“改为良，改为善、纠为正、革为新”。这无疑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构词法，是对传统“动补结构”构词法的一种新发展。
在清末民初，中国有一个名扬中外的文化保守派人物，号称中国英语第一的辜鸿铭，曾从维护传统构词法的角度，公开反对过国人使用来自日本的“改良”一词。1915年他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曾谐谑地说， “现在人说话用词都不通，比如说‘改良’吧，就不通，过去我们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这种日本新的构词法与当时中国的传统构词法之间的确有不谐和的一面。
但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却发现，这几个来自日本的汉字词实在是太妙了，它既简洁明了又具有表现力，要是啰里啰嗦地造出三个字的词来，就远不会有这么顺当。实际上，传统不是僵死的一潭死水，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改进之中的，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不断有新的水源汇入，因而也就不断地被改变着构成，尽管其主流依然渗透着传统的血脉。像“改良”这种构词法，现在看来，应当说就已经成为一种晚清中国的新构词传统，一种值得继承的词汇传统了。它实际上也符合汉语动词单音节和双音节的传统。也就是说它继承了相对的大传统，而突破了构词的小传统。
由此可见，在改革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引进外来先进的、有益的文化成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改革中，特别是在剧烈的改革中，同时又需要尽可能自 觉地尊重传统。尤其是当改革取得显着成效的时候，是很容易忽略这一点而轻慢传统的。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有意义的、积极和大体成功的改革，有时由于没有充分地进行研究，没能使它和传统协调好关系，也会出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问题。
比如，拿我在前面曾提到晚清出现的“纠正”一词来说。应当说它基本算得上是一种成功的新造词汇。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纠偏”一词似乎也很活跃。纠偏是传统构词法，“纠正”则是从日本新引进来的构词法，两者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矛盾。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就曾跟我说，“纠正”和“纠偏”词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实在不好理解。可见外国人对此很敏感。然而对于我们一般中国人来讲，同时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却很自如，意思也都很明白，似乎并无障碍，也不在意。如何解决这样的微妙问题，我也没有想好良策。不过尽管如此，这个例子却还是提醒我们在面对语言文字这种民族文化基础成分变革的时候，一定要十分的严谨、严肃才好，语言学界应当更自觉地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
2001年2月14日新华网波恩专电报道说，德国总统、联邦议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柏林市长等都一致呼吁反对德国人滥用英语外来词，以免造成德语自身的混乱，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每一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都会并且也应该格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语言，尊重自己的语言和词汇传统。
清末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本汉字新词的大量采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词体系的建立，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在这当中，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某些值得吸取的教训的。
因为语言词汇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就是习惯成自然。我们现在国内仍然流行、已经用惯了的那些翻译西方新学新事物的日本新名词，并不一定就是最为理想的。由于我们已习惯于使用这些词汇，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丧失了反省的能力。比如，像“手续”一词，我就老是觉得、始终觉得别扭，但是又想象不出不用它，当时究竟又能够用什么别的词代替更好。清政府戊戌以前没有大规模翻译西方人文社科书籍，错失了机会，等到日本名词流行开的时候，又为时太晚，只能用人家的了。1907年时，清政府也曾在学部设立过一个编定名词馆的机构，专门编定名词，希望能对流行滥用的新名词进行审定。这是对的。但不久清朝就灭亡了，它所编定的一些名词，最后也没有能公布出来，从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反思晚清这段传统文化特别是语言词汇变革的历史，我觉得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应该具备两种自觉：一种是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务必努力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之不断的完善化、现代化的自觉；另一种则是使外来有益的新文化随时中国化、本土化的自觉。就像晚清的语言词汇变革一样，一方面，是不断地增加反映近代新事物、新文化的词汇，发明和发展新的构词法，来加强汉语词汇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把外来的新文化内容翻译、转化成地道的中文和汉语形式，使之能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转换。
而要完成好这双重任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始终保持开放、保持对世界的了解，始终反映世界文化的最新进展，参与世界文化的建设，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对于自己的文化，对那些我们意识到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文化传统，则应该像国学大师钱穆所说的那样，永远保持一种“温存的敬意”，一种爱惜之情。不到现实和历史都证明它确实有害时。不能轻易放弃它们或加以乱改(何为“乱改”?比如完全不顾汉语构词传统，硬要创造三音节的动词这样一种类型的做法，就是乱改)。而要做到后一点，我们又需要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深入的研究，像费孝通先生近几年所反复申说的，应始终清醒地保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尤其应该保持这种自觉。
现在，人们都关心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文化会怎么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本质而言，仍不过是晚清以来中外文化接触历史的一种延伸。我觉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无非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各民族国家人民之间的“共同语言” (广义上的)会越来越多的趋势。但这种“共同语言”只会是各民族语言相互碰撞和融合互动的结果，决不会形成某一个民族语言笼罩一切的局面。而每个民族在这种“共同语言”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多少，完全当取决于它对于世界文化的参与程度和贡献的大小，取决于它自身的努力程度。另一种趋势，则是多样化或者叫民族化的趋势。因为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发展趋势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与“全球化”、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的趋势相伴随的，必然是民族化或多样化趋势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文化，仍将是一种建立在“多样化”和“民族化”基础上的文化协调与互相融合。没有特色的民族和文化，不会为这个世界增添什么光彩。这种多样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乃是人性自身的需要，永远也不会消失。
因此，真正有文化前途的民族，一定是既洞悉和适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又具有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信心，并很好地保持文化传统的民族。只有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光辉的前程。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最后，我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我的问题，这段话是鲁迅先生于清末(1908年)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说的。原话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亦弗失固有之血脉”。我觉得，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再简洁不过地表达了对待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态度之真理。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两点，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任凭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保持中国文化健康和稳步的发展。
注 释：
[1]见关嘉禄《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本文认为清代京剧的第一个文化特征，就是对传统戏剧的“集大成性”。
[2]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
[4][14]戴逸主编、黄爱平着：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第167页。
[5]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观堂集林》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
[6][25]参见冯天瑜《王夫之创见三题》，《明清文化史散论》(增订本)，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20页；第22页。
[7][11]赵云田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第601—印4页。
[8]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编三。
[9]《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四部丛刊》本。
[10]《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12]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60条。见《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29][35]高翔：《近代的初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2页；第53页；第607-609页。
[15]《康熙政要》卷十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16]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237页。
[17]《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18] [19][23][英]赫德逊着，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9页；第252页；第301-102页。
[20]仝志敏主编《国家公务员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21)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3-455页。
[22]潘吉星：《从马戛尔尼使华看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之东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
[24]潘吉星：《达尔文奠定生物进化论时所依据的中国科学资料》，《中外科技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第50条，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7]此表的资料来源：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389页。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8]在此之前，高翔在《近代的初曙》一书中已率先作出这种概括，我认同这种概括，并作出自己的说明。
[30]20世纪90年代有台湾学者研究认为，乾嘉考据学并非没有思想。“以礼代理”就是其学术背后的主要儒学思想模式。可见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1)《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33]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34]参见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DukeUniversity Press，1995。早在1993年，何伟亚已经谈到大体相似的观点，见《从东方的习俗与观念的角度看：英国首次赴华使团的计划与执行》，载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0—91页。
[36]黄兴涛：《谈保险：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
（资料来源：郭成康等着：《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