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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侵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它不仅使中国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开拓了中国近代化的艰苦历程，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然而，在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其研究仍是有限的。本文拟就洋务运动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的作用作一探讨。一、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运动。“而欲自强，则必须加强中国国防力量，以抵御外侮。”早在1867年4月， 奕訢就曾在奏折中阐明过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自强”，他说：“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予京畿一带，设立六军，借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1〕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在1871年6月致总理衙门的信中也说：“兴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利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2〕可以看到， 洋务派认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用兵，为了自强。
由于西方侵略者凭借其“船坚炮利”，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洋务派深刻认识到要“自强”须“御侮”，要“御侮”须加强海防。1871年，曾国藩就提出筹备海防，向清政府建议沿江沿海各省练兵设防，终因经费原因告吹。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发生后，洋务派惊呼：“外洋为中国患如此激烈，实为亘古所未有”，“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一时间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迭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新疆一部被阿古柏所侵占，沙俄也不断向新疆地区渗透，新疆危机也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朝内人士的极大关注，从而提出了注重西征，加强塞防。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素来被当作海防论和塞防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又都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这场争论是由于外敌入侵，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出现严重危机，以及清政府财政困难无力应付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清政府内部高层领导之间关于国防战略部署问题的讨论，其争论中心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先孰后的问题，尽管各自主张不同，但都是着眼于怎样加强国防以抑御外侮，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洋务派“御侮”思想的体现，说明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与抵御外国武装侵略相联系的。
正是在洋务派的推动和影响下，清政府实际上采取了海防、塞防二者并重的方针，在对新疆军务作出决断的同时，也对南、北洋海防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1876年上半年，左宗棠率清西征大军出关。次年四、五月间，清军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阿古柏身亡。左宗棠继续挺进南疆，彻底消灭了阿古柏势力，全部收复沦陷十二年之久的南疆旧土。
海防方面，李鸿章强调学习西方长技以利其长。他说：“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3〕这反映了其寻制夷之方以御外侮的思想。他主张买“制器之器”，大办军事工业，对海防他尤为重视，希望购置铁甲船以加强国防。为此，他曾多次急呼：“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4〕“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5〕尽管受历史、阶级等局限，李鸿章的观点较为偏颇，但其引进先进武器，加强国防，特别是加强海防，以御外侮，以图自强的思想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就是左宗棠也很重视海防，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6〕左宗棠的洋务派创办造船厂，编练水师，发展军事工业，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只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忽视了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的作用。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厂也曾“加工赶造，昼夜不停”，支援前方战事。李鸿章曾说：“如遇内地贼匪，……兵力虽单，饷力虽薄，才力虽甚竭蹶，自恃尚能制胜。如遇各国凭凌，激厉孤军，支持门户，胜负即不可知。”〔7〕可见他们认为对镇压农民起义自恃是有能力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初衷之一显然有对付各国侵略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曾纪泽说得更为明白：“治国者，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上述言论表明了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力量以自强以御侮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洋务派的“自强”与“御侮”是密不可分的。
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广泛设厂制械，造枪造炮，制造艇船，逐步改变着中国军队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使陆军由千年一贯的大刀长矛向近代先进的新式枪炮迅速转化，而且也使中国的海军得以建立和逐步壮大。洋务派除在洋务运动中大力推进近代工业发展以加强国防外，还不断推动清政府在政策上作出抵御外侮、加强海防的重大举措，诸如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建立等，标志着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屡遭列强打击之后，终于开始重视加强海防和创建海军。
总理海军衙门建立后，洋务派提出了“筹款购械，以立海军，调舰会师，以巡海防”〔8〕的口号，逐渐实现其北洋海军的成军计划，以图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他们一边继续大力向英德两国购买船只，一边开始修建旅顺船坞，作为修理铁甲各船之用，并由福州船政局制造了平远、镇海等舰，江南制造局制造了泰安、操汇等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计划完成。
北洋海军拥有当时东方最先进的船舰和武器装备，一批具有先进军事文化的人员担当指挥。北洋海军还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海军的第一部法规，它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近代海防建设的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李鸿章等在旅顺、威海、大沽等处开始大规模的兴建海军基地，动用了巨额财力、物力修筑炮台、修建船坞，到光绪十七年各项工程都初具规模。在重点保证发展北洋的同时，海军衙门和洋务派们还在诸多方面推动南洋乃至全国海防建设。如支持台湾设立行省，提高台湾防务能力，支持和命令台湾巡抚刘铭传增加澎湖驻军，修筑台、澎海防工事等；支持发展本国舰船制造，如马尾船政局这一中国当时最大的舰船制造基地。总之，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洋务派积极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海军，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海军章程，逐步使海军管理体制、后勤保障、军事训练诸方面适应新式舰船的需要。另外，还建成了第一批海军基地，并初步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的海上防御体系，从而改变了我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奠定了我国海军建设的基础，增强了国防，促进了海防现代化，使我国海军实力在19世纪80年代的国防舞台上跃居世界第四位，在亚洲则独领风骚。二、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
在李鸿章看来，要“自强”，要“求富”，必须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而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就必然与洋人争利。早在洋人提出开挖中国矿产时，李鸿章就认为煤、铁、铜等矿产，“彼若因请开挖，并可酌雇彼之精于是术者，由官督会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9〕在洋人提出在中国内地开设铁路电线时，他又指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己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10〕反映了洋务派官员想收回部分利权，与侵略势力争利以抵御其疯狂的经济掠夺和侵略的愿望。
愤于洋人轮船横行，“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11〕，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其直接目的一是要将华商附搭洋行船只的资本收回；一是收回长江外海航运权利，揽载客货，承运漕粮。可以看到，这都是直接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轮船招商局创立，首先，打破了外商航业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在收回中国航运利权方面作用显赫。早在1873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就指出：招商局“将显示出是英美航运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70年代随军舰来中国，也认为：唐廷枢（招商局总办）在外国公司任职中获得到丰富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12〕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招商局的作用。太常侍卿陈兰彬对于招商局争回的利权1876年曾作了如下概括：“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十三万六千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13〕李鸿章也指出：“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14〕据招商局历年帐目统计，从创办到1884年核收轮船运费共17137095两，加上跌价竞争使外商运费收入大减，中间少溢出白银不下数万两。薛福成曾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15〕李鸿章于1881年也奏称：“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16〕
其次，归并洋商的旗昌轮船公司，逐走了美商，壮大了轮船招商局的力量，这是收回利权的又一明证。美国商人经营的旗昌公司是外国在华最大的航运企业，由于轮船招商局成立后积极经营，和外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以至逐渐改变了中外轮船航运势力的对比，旗昌日衰，特别是招商局的轮船投入长江航运竞争，使霸占这一航线的旗昌轮船公司经营艰难，被迫于1877年初以222万两的代价盘给招商局， 从而消除了一大竞争对手，收回了利权。招商局兼并旗昌后实力大增，轮船从前一年的11艘、11854吨增至29艘、30526吨〔17〕，“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再次，轮船招商局雄据中国航运界，与英商怡和、太古相抗衡，迫使其与招商局订立《齐价合同》，以减少竞争杀价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实际上是外商承认招商局存在及其实力的最好证明，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独步中国航运界垄断局面被打破的最好明证。
第四，招商局生意旺盛，蒸蒸日上，吸引了不少洋行买办招资招商局，收回了部分华商附搭洋行船只的资本。当时招商局招股，其董事多是来自洋行买办的中国人，他们入招商局必带来其买办资本，尽管资金有限，但毕竟有助于加强招商局而不是加强了洋行的侵略势力。另外，不少买办也退出洋行，加入招商局。如郑观应最后就放弃了太古买办而于1882年3月接受李鸿章札为招商局帮办。
上述情况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招商局在当时条件下抵制洋人侵略势力的积极作用。
李鸿章1877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到1881年，开平矿务局经全用西法开采煤矿，每日出煤“至五六百吨之多，……除运往各国，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18〕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19〕在质量方面，开平矿务局“煤质之佳，甲于他处，南北洋兵轮招商局船所用，大半取给于此”。〔20〕李鸿章曾对开平煤矿的成就作了如此说明：“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21〕
面对外国侵略者大量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棉织品这一主项，李鸿章又提出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于1882年建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他在上奏的折子里明确阐明了建织布局的目的是扩利源敌洋产。他认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查进口洋货，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为此，他“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22〕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招股50万两，占地三百多亩，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配齐。到1892年，产量“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23〕由于它获得如10年专利，本地销售免税等特权，因此足以同洋货竞争。1893年10月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为抵制洋货，急图恢复织布局，他说：“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余万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多销一分洋货，即少用一分土产，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24〕1894年，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在原上海机器织布局旧址上开办起来，其规模更为庞大了，除总厂外，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分厂达十个之多。根据李鸿章的估计， 每年约可得纱价银1800万两，布价银750万两，共2552万两。若照1892年各海关总结计进口洋纱布价银5200万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可分洋纱洋布之利近一半，尽管华盛机器纺织厂未必达到了李鸿章所估计之数，但也足见其抵制洋货入侵之作用。
张之洞鉴于生铁需求量日增，洋铁输入不断增加，在1890年开办了湖北炼铁厂。到1894年，日产量可达60吨，每年可产生铁21900吨。 为炼铁又在1891年开采大冶铁矿和大冶煤矿，形成了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1890年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织布局，开工后有“布机一千张，内有提花机一千张，有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压力，今冬拟先开机二百张，每昼夜约出布四百匹；明春各机齐开，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惟冀极力扩充，不遗余力，一可免每年三四千万金巨款，流出外洋，一可遏每年一千四百万余匹洋布运入中国”。〔25〕后张之洞还办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后四局合为湖北纺织官局，其与洋商分利的作用都是显见的。
洋务派除强调“分利”，抵制外国商品输入，以收利权外，还极力阻止外国资本的输入。如美商丰泰洋行老板魏特摩曾在1882年（光绪八年）准备集资30万两在上海开设纺织厂，遭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拒绝而未能实现。由于洋务派的抵制，外国侵略者资本输出的企图一直受挫，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才获得了在华自由设厂的权利。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所创办企业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抵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洋务运动存在明显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但是，我们今天评论这一事物必须放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历史范畴中，实事求是地给以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注：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8卷，第3页。
〔2〕《李文忠公全集》第1卷，第20页。
〔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卷，第63页。
〔4〕同上，第35卷，第28页。
〔5〕同上，第36卷，第11页。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46卷，第32页。
〔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6卷，第9页。
〔8〕《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3卷，22页。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4卷，第2页。
〔10〕同上，第55卷，第9页。
〔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5卷，第4～5页。
〔12〕《洋务运动（八）》，第402页。
〔13〕《洋务运动（六）》，第9～10页。
〔14〕《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15〕《近代中国8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16〕《洋务运动（六）》，第59页。
〔17〕《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00页。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卷，第44页。
〔19〕《愚齐存稿初刊》第1卷，第43页。
〔20〕郑观应《开矿》下。
〔2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卷，第42页。
〔2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
〔23〕〔2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7卷，第38页。
〔25〕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1898年版第9页。
（资料来源：《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