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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文渊阁与《四库全书》
文渊阁座落在故宫东南隅，是昔日皇家宫殿中一座颇有特色的建筑。其建造、官制、职掌和功用，先后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兴废和近代以来的变迁，而尤与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有不解之缘。
一、明清两代建阁溯源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1]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着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2]。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3]永乐六年（1408），《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4]。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5]。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6]。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7]。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8]。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9]，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10]。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11]。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12]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13]，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14]。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着“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15]。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16]。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17]。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着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18]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二、建筑规制与文化意蕴
乾隆四十年（1775），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筑则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着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19]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并且，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可见，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作为皇家藏书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鉴于《四库全书》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20]。也就是说，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皆取法天一阁，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仅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以水喻文”，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在乾隆帝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21]并且，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22]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三、官制职掌与典藏管理
文渊阁建成之后，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永乐大典》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书，“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因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帝在谕旨中说：“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第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着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23]于是，大学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关官员，详细商定文渊阁官制职掌及各项管理章程。鉴于“文渊阁为图书之府，典籍充积，视宋三馆秘阁，尤为严重”，因而，在官制职掌方面，舒赫德等大臣提出参照宋代馆阁制度，“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置文渊阁直阁事六员，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由内班出身之满詹事、少詹事、(侍)读(侍)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置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由内班出身之满庶子、(侍)读、(侍)讲、洗马、中(允)、赞(善)、编(修)、检(讨)，汉庶子、读、讲、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由科甲出身之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同时，由内务府大臣兼充文渊阁提举阁事衔，管理日常“管钥启闭等事”；“再设文渊阁检阅官八员，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内遴选，奏明兼充，令其于检曝书籍时，诣阁随同点阅，更足以昭慎重”[24]。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文渊阁官制遂正式定为：“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之；提举一员，以内务府大臣充之；直阁事六员，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由内班出身之满洲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充之；校理十六员，以庶子、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充之；检阅八员，以内阁中书充之。”[25]当年七月，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被任为文渊阁领阁事，署内阁学士刘墉，詹事金士松，侍读学士陆费墀、陆锡熊，侍讲学士纪昀、朱珪等六人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26]；十月，翰林官员翁方纲等十六人被任为文渊阁校理[27]。这些在四库馆内分别担任不同职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为最早以原衔充任文渊阁各项职掌的官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并于次年春入藏宫中文渊阁。作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库全书》，乾隆帝对书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
在书籍的典藏方面，《四库全书》的用纸、装帧以及贮藏都极为讲究。纸张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堪为上品。书册装帧采用绢面包背装，即将书叶正折，使版心朝外，书叶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牢，然后用丝绢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考虑到《四库全书》囊括四部，卷帙繁富，为便于识别和检阅，书册装帧特别采用了分色包背装法，即使用不同颜色的绢面来区别经、史、子、集各部书籍。这就是乾隆帝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装潢的办法，即“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28]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由于“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故专“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29]。为便于使用和保存，还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衬以夹板，束之绸带，书函的一端可以开闭，函面端楷刻写全书名称、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并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如《尚书详解》一函六册，函面刻写“钦定四库全书 第二百七函 经部 尚书详解”，字迹均为绿色。书册装函后，即按部类顺序放入专门制作的书架，安置阁中。计经部书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贮下层两侧；史部书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于中间暗层；子部书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层之中；集部书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于上层两旁。总计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册[30]。为便于查找翻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并庋置其中，需要时按图索骥，循架取书，既方便又快捷。
为表示对第一部抄成贮阁的《四库全书》的重视，乾隆帝还特别允准，在每册书的首页钤盖“文渊阁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由此而开各阁《四库全书》钤印之先例。其后陆续抄成的内廷各阁全书，也因其阁名和成书时间先后而分别加盖不同的钤印[31]，不仅成为各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人们称呼《四库全书》时均冠以阁名的依据。
随着《四库全书》的入藏，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领阁事上传下达，总司其责；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收发、扫除等各项杂务；直阁事、校理、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为便于管理，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作为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以及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自此而后，“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员，则“每日轮派二人当直，辰入申出，率以为常。遇有查取书籍等事，即令当直校理经管，随时存记，以备查核。其一切上架、启函、翻检、点阅等事，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公同照料，俾宝文典”[32]。凡遇当直，皆由“官厨设馔同餐，午后乃散”[33]。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时期的曝书，也是管理工作的重点。原拟章程参照宋代秘书省每年仲夏曝书成例，定于每年五六月间曝书。但全书贮阁之后，考虑到当时宫中其他各处书籍例于每年三、六、九月晾晒的实际情形，主管大臣特别奏请将文渊阁曝书改为三、六、九月，以与宫中惯例相一致。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帝允准[34]。于是，每年数次的文渊阁曝书，成为一时盛事。届期，上自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下至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各级官员人等齐聚一堂，“将插架诸书按部请出，交校理各官登记档册，检阅各官逐一挨本翻晾毕，即敬谨归入原函，以昭慎重”[35]。
然而，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由于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时间一长，不免出现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也成了应付差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乾隆帝认为，“文渊阁提举阁事一员，系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充，其司员以及看守扫除之人，皆其所辖，呼应较灵”，下令将阁中一切事务“交提举阁事一人专为管理，其领阁、直阁、校理、检阅等官，俱作为兼充虚衔，不必办理本阁事务”。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乾隆帝也认为，“各书装贮匣页用木，并非纸背之物，本可无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时所能翻阅，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损污，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后止须慎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无须奉宸苑经理。庶专司有人，而藏书倍为完善”[36]。于是，曝书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禁御重地”。
四、全书覆校与补遗善后
文渊阁《四库全书》贮阁之后，在制定并实行相对严格的典藏和管理措施的同时，还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覆校以及补遗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覆校内廷四阁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因与文源阁《四库全书》同在京城，故其覆校工作率先开始。乾隆帝专下谕令，由在朝官员承担两阁全书的覆校工作，“除年老大学士嵇璜不派外，着派科甲出身之尚书、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属等官，分司校阅。其尚书、侍郎管理事务繁多者，每日每人着各看书一匣；六阿哥、八阿哥及事简之堂官，各看书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每人每日各看书二匣。再，六部司员中，并着该堂官每司各派出一人，每日各看书二匣。总计大小各员不下二百余人，每人每日二匣计算，不过两月，两阁书籍即可校阅完竣。其文渊阁书籍，着在文华殿、内阁等处阅看，文源阁书籍着在圆明园朝房阅看。内中天文、推算等书交钦天监堂司各官专看，乐律等书交乐部专看，医药等书交太医院官员专看。文渊阁书着六阿哥、阿桂专司收发，其挖改换页等事即交彭元瑞、金简管理；文源阁书着伊龄阿、巴宁阿专司收发，其挖改换页等事，着八阿哥、刘墉专管。”[37]两阁的覆校工作则由原任《四库全书》总裁的皇六子即六阿哥永瑢以及大学士阿桂总负其责。
遵照乾隆帝的谕旨，军机大臣首先“详细核算在京大小各员”，开列内阁、中书科、翰林院、詹事府、各部堂司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宗人府、国子监、鸿胪寺等处大致应派人数[38]。永瑢等宗室重臣则派专人查阅文渊阁、文源阁应校书籍的具体情形，并根据各衙门送到“派出看书人员”清单，两阁各分派一百二十四人，一一指定其工作任务，同时“将应用桌凳、纸张及挖补匠役人等妥为预备，即于本月二十七日开局校勘”[39]，具体校改事宜则由彭元瑞、纪昀等核查定夺。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文渊阁和文源阁书籍的覆校工作基本告竣，校出“各书内缮写草率、讹错换篇者，亦颇不少”[40]，均逐一签出，记录在案，并根据其具体情形，或挖改，或删除，或重抄，或抽换。可以说，文渊阁和文源阁的覆校工作，不仅改正了不少讹误之处，而且为他阁《四库全书》的覆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其登记的签改档册，也成为校阅他阁全书的查改依据。
然而，校勘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再加上《四库全书》规模浩大，纂修工作繁杂，参与人员众多，虽经多次校勘，仍难免讹误之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法言》一书开篇即有“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的疏误之处，遂下令将各阁全书“有似此脱误者，一体抽阅填改”[41]。于是，由文津阁书籍的脱漏，再次引发了内廷四阁全书的覆校工作。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覆校在纪昀主持下继文源阁书籍校阅之后进行，尽管仍然查出不少错讹之处，但总体质量较之其他各阁大有提高，其中“舛漏条数视文源阁书较少十分之二”[42]。可见，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贮藏第一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参与覆校工作的朝廷官员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较认真。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阁书的质量。迄今文渊阁《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严格认真的两次覆校，是不无关系的。
覆校之外，文渊阁《四库全书》还与其他阁书一道，先后进行过两次补遗工作。由于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乾隆帝不断下令临时编纂各种书籍，并直接授意对某些书籍进行改纂增补，其中的部分书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由此而造成四库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乾隆五十三年（1788），文渊、文源、文津各阁全书的第一次复校工作基本结束之后，空函书籍的补遗工作陆续开始。军机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补写的空函书籍及新纂各书，计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22种书籍需要缮写，《万寿盛典》、《日讲诗经解义》、《诗经乐谱》等6种书籍尚在纂修，二者合计28种，约计250余函。这些书籍，有的原属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通馆、翻书房分别承办，有的则为四库馆负责办理。由于四库馆在续缮三部《四库全书》告成后已经撤销，因此，乾隆帝谕令其他各馆承办之书，仍由各馆负责，并加派皇八子永璇和大臣彭元瑞、金简“会同该管总裁，督饬纂修、誊录等上紧赶办”；而原属四库馆办理各书，则交由武英殿办理，“并着军机大臣定立限期，随时查核，以期迅速完竣”[43]。当年年底，空函书籍的缮写工作全面展开，武英殿作为主要办理机构，负责缮写、校对、装函、上架等一应事宜。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数十部空函书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补各书基本办理完竣，陆续装函庋阁，计每分各1600余册，250余函。由于这些书籍均系补办，未经详细校阅，因此，借内廷四阁全书第二次覆校之机，承担覆校任务的大小官员，也奉命对各阁新上架的空函书籍进行了认真校勘。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空函书籍的校阅工作，即由覆校各员对照各书底本“逐一查对，每员每日按照旧例各看二万字”，并由纪昀“总司督率，随时查核”[44]。全部校阅工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初顺利完成，有效地保证了文渊阁书籍的质量。
但是，终乾隆之世，仍有极少数计划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未能全部补入。如乾隆帝的诗文作品，《四库全书》内早已留出了一定数量的空函，但当其本人尚在世时，自然无法编成全帙。因此，嘉庆八年（1803），又再次进行了最后的补遗善后工作。当时，奉命清查有关书籍情形的纪昀提出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增补计划，其中，既有乾隆末年《四库全书》告成之后纂辑的“圣制”、“钦定”各书，也包括当今皇帝所有“御制”、“钦定”诸编，总计约数十种书籍。嘉庆帝在全面审核纪昀所列书目清单，通盘考虑各项续补事宜之后，明确谕令：“《四库全书》原为高宗纯皇帝稽古右文、超佚百世之盛事，所有全书告成后，圣制诗文各集及钦定各书，自应敬谨补缮归架，以昭美备。此次应行缮补之书，总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为断，其余各书，一概毋庸列入。”据此，军机大臣详查应补各书具体情形，包括“共有若干种，及已缮若干种，未缮若干种，空函共有若干，已经归入者几种，尚未归入者几种”等等[45]，还“亲赴文渊阁、武英殿逐一看视，并传到原办全书提调之原任编修吴裕德面行详询”[46]，再与纪昀提交的书目清单相核对，最终确定应补各书实际上仅乾隆帝晚年诗文集四种以及《八旗通志》一书。当年年底，应补各书的缮写和校阅工作基本完成，并送交懋勤殿，于书册首页加盖“嘉庆尊亲之宝”或“稽古右文之宝”，末页加盖“侍闻诗礼懔心传”或“嘉庆御览之宝”各印。嘉庆九年初，应补各书经“武英殿按照旧式用分色绸装潢缮签”后，即首先于文渊阁“按次归架，共改做匣三十三个，新刻匣面四个，挖改匣面六十四个，均已竣工。其陈设排架图一分，亦已增改”[47]。至此，文渊阁《四库全书》终成全帙，而《四库全书》纂修这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得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48]。
五、阁与书的历史变迁
近代以来，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列强入侵，战乱频仍，统治者穷于应付“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再也无心典籍，文渊阁《四库全书》便一直深宫扃藏，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文渊阁《四库全书》幸得以保存下来。辛亥革命以后，清皇室尚居宫中，文渊阁书籍仍属内务府管辖。1917年春，内务府大臣绍英、世续、耆龄等因时移世易，恐文渊阁书籍有所遗失，便派遣堂主事汉章、堂掌稿笔帖式晋昌、锡泉、锡彬等人，按照原目、原函、原卷，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全面清查，前后历时两月，方始毕事。检查结果发现经、子、集三部各有阙书、阙卷现象，其中经部阙《四书大全》十卷，子部阙《天经或问前集》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集部阙《李太白集注》一卷，总计二十三卷。内务府大臣当即委派堂笔帖式广仁、广龄、裕宽、裕荫等人，按照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补钞齐全，经校勘无误后，照式装潢，安置于原阙架槅之上。为便于掌握文渊阁《四库全书》装函排架及书目、卷数情形，主管人员还将此次检查结果，参照《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排架图》，编成《清查四库全书架槅函卷考》四册，装成一函，存放于文渊阁内，作为今后利用或校阅阁书的参考书目。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次年十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分古物、图书两馆，阁书遂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组织有关人员，再次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无阙失现象[4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华北局势也动荡不安。为防止国宝遭到破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于1933年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装箱，运往上海。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文渊阁《四库全书》又辗转迁往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此后一直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如今，距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建阁已整整230年，距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纂成贮阁也已经过去了223年。其间时代风云诸多变化，人间世事几度沧桑。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今日书与阁天各一方，相互分离的状况，但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位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抑或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四库全书》，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后，这部当年深藏宫廷禁地的“中秘书籍”，已然化身千百，广泛传播，海峡两岸也由此而掀起了“四库热”，与之相关的各部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继整理出版。并且，同样历经时代变迁而幸得以保存下来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影印出版。同时，江浙三阁中惟一幸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整理出版运作过程中。而海峡两岸“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更是为方兴未艾的“四库热”锦上添花。可以肯定，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已经并且必将继续为学术研究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赓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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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四，《文渊阁铭》载《宣庙御制文渊阁铭·叙》，收入《岭南遗书》第一集，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2] 《明实录·明太宗实录》卷三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3] 沈叔埏：《颐綵堂文集》卷三，《明文渊阁考》，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
[4]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二，《收藏秘书》，收入《岭南遗书》第一集，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文渊阁书目》提要，上册第731页，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6]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车驾幸馆阁》。
[7]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四，《文渊阁铭》载《宣庙御制文渊阁铭·叙》。
[8] 按：其后明仁宗增设谨身殿大学士，“共序次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凡六大学士”，成为定制。参见【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九，《殿阁》条，收入《湖北先正遗书》，民国十二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景印本。
[9]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车驾幸馆阁》。
[10] 《明史》卷五，《本纪第五·成祖一》，第19册第55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点校本。
[11]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车驾幸馆阁》。
[12]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三，《内阁一》，光绪九年古香斋刻本。
[13] 《清会典事例》卷十九，《吏部三·官制》，第1册第250页，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14]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十二，《国朝宫室》，第1册第16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排印本。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212页，谕着杭州织造寅着亲往宁波询察天一阁房间书架具样呈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源阁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7]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津阁记》。
[18]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渊阁记》。
[19]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6辑，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日寅着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1985年影印本。
[20]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溯阁记》。
[21]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源阁记》。
[22]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津阁记》。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一日谕。
[24]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23页，大学士舒赫德等奏遵旨详议文渊阁官制及赴阁阅抄章程折，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25] 《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吏部五·官制》，第1册第273页。
[26]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28页，谕着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等以原衔分充文渊阁领阁直阁事等，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27] 参见翁方纲撰，英和校订：《翁氏家事略记》，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十二日，引见。以原衔充文渊阁校理。”清道光间刊本。
[28]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十七，《文津阁作歌》。
[29]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02页，质郡王永瑢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30] 参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15页，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复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附清单二，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31] 按：文溯阁《四库全书》每册首叶钤盖“文溯阁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文源阁《四库全书》首页钤盖“文源阁宝”和“古希天子”印，末页钤盖“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文津阁《四库全书》首页钤盖“文津阁宝”，末页钤盖“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其后抄成的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均于每册书首页钤盖“古希天子之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参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86页，四阁全书及续三分全书用宝情形单，嘉庆八年。
[32] 翁方纲：《复初斋文稿》卷六，《奏为恭请举行曝书盛典，并酌定文渊阁职入直章程仰祈圣鉴事》，台湾中央图书馆原藏善本，收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按：题名为《复初斋文集》）；并参见沈津：《翁方纲年谱》第17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久忠实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33] 翁方纲撰，英和校订：《翁氏家事略记》，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34] 按：该奏疏由时任文渊阁校理的翁方纲代拟。参见翁方纲：《复初斋文稿》卷六，《奏为恭请举行曝书盛典，并酌定文渊阁职入直章程仰祈圣鉴事》：“查乾隆四十一年，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议奏文渊阁事宜一折内称，宋代秘书省每岁于仲夏有曝书之会，应俟书成之后，参仿其制，每岁五六月内，提举阁事大臣会同领阁事大臣定期奏请曝书等因。奉旨：所议是。依议，钦此。嗣经臣福以各处书籍现系按三、六、九月晒，复请将文渊阁曝书改为三、六、九月，庶为期不致太疏，并奏蒙俞允在案。”
[35] 翁方纲：《复初斋文稿》卷六，《奏为恭请举行曝书盛典，并酌定文渊阁职入直章程仰祈圣鉴事》。
[36]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37]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04页，寄谕六阿哥永瑢等文渊文源所贮全书着派科甲出身尚书等校阅，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38]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奏折。
[39]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10页，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复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40]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48页，质郡王永瑢等奏奉命校阅文渊文源阁书籍将次告竣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1]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232页，谕内阁将文津阁全书内扬子法言空行交军机大臣填补等事，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42]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279页，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议纪昀文渊阁书籍错误换写分赔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43]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137页，谕内阁所有武英殿国史馆等承办空函各书着派八阿哥等督饬赶办，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4]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242页，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酌议纪昀请筹办新添空函诸书情形折，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45]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80页，军机大臣庆桂等奏酌议续办四库全书事宜情形折，嘉庆八年四月二十日。
[46]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82页，军机大臣庆桂等奏查明四库全书空函及应增书籍情形折，嘉庆八年五月初九日。
[47]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87页，军机大臣庆桂等奏文渊阁空函书籍排架完竣折，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
[48] 按：由于官修书籍难以避免的疏忽，仍有个别计划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如《日讲诗经解义》未能入，造成各阁《四库全书》中惟一的空函现象。
[49] 按：事实上，文渊阁《四库全书》阙唐司空图《诗品》一卷，1925年，陈仲益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现》一文（载《现代评论》第17期）中曾经指出。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亦无《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