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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沫若肯定乾嘉学派的成就
1961年5月,郭沫若在审定《辞海》试行本中“乾嘉学派”的样条时,认为只说“乾嘉学派多数脱离实际,考据烦琐”这么两句否定语,是把其“可以肯定的一方面完全抹煞了”。说“要讲考据就不能不烦琐——占有材料,烦琐无罪,问题是考据的目的何在?但乾嘉时代的人在高度的政治压力下是不可能进一步有所作为的”。同年,在读乾嘉时期“文学巨子”袁枚的《随园诗话》时,见“袁枚憎恨考据家,甚至诋考据家为蠹鱼”,郭沫若便写了一篇《考据家与蠹鱼》的札记,批评袁枚的这种“偏见”。同时,又给乾嘉考据一次公正的评价:“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
(摘自谢保成《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