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刘松龄及新发现史料的价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乾隆-刘松龄及新发现史料的价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刘松龄及新发现史料的价值
“Who is Hallerstein？” “Who is Liu Songling？”谁是刘松龄？刘松龄是谁？
刘松龄，本名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斯洛文尼亚人。乾隆初年来到中国，在钦天监任职30余年（其间任监副3年，监正28年，三品职衔）。不要说是清代在钦天监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外国人，与相应的其他中国官员相比，任职时间之长，恐怕也无出其右了。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对我们却是陌生的（尽管李约瑟1959年在其《中国科技史》中提到过刘松龄），对有关事迹，也不大了解。甚至以为，在康熙－雍正间的“礼仪之争”和“禁教”之后，就没有什么外国人还在中国朝廷上了（除了郎世宁一干画家之外）。
Hallerstein 的名字，是1980年前后（前）南斯拉夫学者提出来的，经中国学者鞠德元考证，所说事迹正与刘松龄相符，才知道Hallerstein 就是刘松龄，刘松龄就是Hallerstein。他还从浩瀚的清代档案里发掘出若干与之有关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1]
刘松龄于乾隆四年（1739年）到达北京，即进入钦天监。乾隆八年（1743年）补授钦天监监副，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监正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修订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在康熙十三年编纂的天文学专着《灵台仪象志》。乾隆十七年告成，由乾隆皇帝定名为《仪象考成》。此书附有3,083颗星的星表，其中原载旧星1,319颗，新增星1,614颗，近南极星150颗。包含中国观测和西方观测两方面的成果，非常准确。二十二年出版后，曾引起西欧学术界的重视，为上桥(Tsuchihashi)和谢瓦利埃(Chevalier)译成法文。随后刘松龄又主持设计和制造天球仪。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监正。十九年制成“玑衡抚辰仪”，陈设于京师古观象台上（至今仍在）。刘松龄不但是一位天文学者，而且擅长地理舆图之学。1749年曾踏勘绘制过木兰地图，平定准噶尔以后，在西北地图绘制中也起过一定作用。刘松龄还可能参加过中国人口的统计工作，曾把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中国民数（近2亿人）介绍给欧洲，被不止一个外国学者引用。他还多次参予了与欧洲国家有关的外来交涉事务（他正因接待葡萄牙使节而被授予三品衔）。[2] 这大体就是从中国史料得出的结果。
自那以后，斯洛文尼亚学者从欧洲各地陆续寻找出许多刘松龄史料（如卢布尔雅那、维也纳、罗马、里斯本、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包括数十封信件和他的科学着作《天文观察》（1717－1752）等，该书于1768年在维也纳出版，包括了北京所有耶稣会士观察天文的结果，均可能成为修撰清史《天文志》的主要史料。
通过这些新的材料，可以了解到刘松龄的其他科学贡献，如他曾发现一颗新的彗星（1748年5月，与法国科学家同时，命名为20.05.1748.KOMET /1748H1；为此，斯洛文尼亚在刘松龄逝世300周年纪念时，申请了一颗新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与圣彼得堡的科学家同时测量了木星卫星的轨迹，从两个不同地点定下了北京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等等。[3]
据研究，在乾隆皇帝50诞辰（1761年），法国科学家曾送来天体图，是根据太阳中心说制成的。皇上询问刘松龄该学说正确与否，刘给了肯定的答复。皇上表面接受了，但过了很长时间才做了正式的更改。[4]
图一，刘松龄手迹
乾隆-刘松龄及新发现史料的价值
刘松龄亲笔信件（其中不少都被多人次传抄）；明格斯博物馆（Muzej Menges）Janez Skrlep 先生提供
1781年在匈牙利出版了一本拉丁文着作。因为匈牙利人被说成匈奴的后代，是胡人文化，为了否定这些看法，出版者利用刘松龄信件所反映的中国情况，证明中国是了不起的、复杂而发达的文明。表明匈牙利人从前是从中国来的，与中国有关系的，早就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影响，并不是什么野蛮的牧民。[5] 如所周知，欧洲启蒙学派曾对中国文化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康熙朝政治。[6] 但曾几何时，到马嘎尔尼来华，就几乎倒了过来。[7] 在这之间，似乎存在一个空白。刘松龄的信件可能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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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祖先是德国人，大约公元13世纪移民来到斯洛文尼亚（当时是奥地利的一个行省）。到他祖父，成为贵族（所以在原姓氏Haller 之后加上了stein），父亲曾担任一个大区的行政首脑（Carniolia，相当于斯洛文尼亚三分之一的地区）。
图二，刘松龄故居
乾隆-刘松龄及新发现史料的价值
刘松龄故居位于明格斯市，大门上方为其族徽，旁边纪念碑上书写了他的简单经历，如曾任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等
刘松龄的父亲与一个贵族的女儿结婚，生有4个男孩，7个女孩。刘是第二个男孩，他的一个弟弟也加入了耶稣会，成为比利时国王的神父，刘的许多信件都是写给他的。
刘松龄于1703年8月27日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现斯洛文尼亚首都），居住在明格斯。在卢布尔雅那读中学后，于1721（18岁）年申请加入耶稣会。其后在奥地利等地学习（数学、宗教学等）。也可能在维也纳、卢布尔雅那和罗马尼亚（当时亦属奥匈帝国）的大学里教过书。1727年申请担任传教士，经过8年（32岁）才得到批准。
1735年，刘松龄从特列斯特（原奥匈帝国海港），经意大利前往葡萄牙。这时中国正是雍正皇帝在位，不允许传教。而在印度则有一个好的机会，也邀请耶稣会派传教士来。耶稣会的领导希望刘松龄去，但未得到罗马批准。这一期间，刘松龄学习了天文学和测绘技术。他还多次会见了葡萄牙王后和他的神父（也是斯洛文尼亚人），与王后（玛利亚·安娜）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736年刘松龄重新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船上闹传染病（疟疾），死了100多人。沿途多次上岸，等候顺风和躲开战乱。1738年，在印度果阿，更多的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消息，听说雍正皇帝死了，乾隆皇帝即位，是一个年青人，带来了一点希望。8月，到达澳门，开始学中文（到1743年已能说能读，但读古书还没那么容易，也学了写毛笔字），并应邀绘制了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图。不久，得知中国要他任职钦天监。1739年1月离开澳门，经大运河，于6月到达北京（36岁）。这时刘松龄已具有管理中国和日本传教事宜的主教暨教皇代表的身份，受到北京天主教负责人的欢迎。从此，他住进了宣武门大教堂（所谓“南堂”），直到他逝世（72岁），再也没有离开中国。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一封信往往要走很长的时间。通常要用9－12个月。有一次，信在13年后才到了欧洲。写信不能很随便，要服从一些规定。如不需要长的前言，不要夸张，观察要准确客观等。除了宗教的事情，也要写当地的气候、生活习惯、人的性格等等。信件中有的是向上面的报告，有的给耶稣会组织，有的给所有分会的人看，有的供发表，还有的是给亲戚朋友，这些都可能影响信的内容。刘松龄信件除了给罗马的报告，大部分都是可供发表的。因为那时世俗人非常注意这些外部的消息，一面鼓励他们对宗教的信心，一面满足他们了解新世界的愿望。[8]
刘松龄一直遵守这些规定。为人严谨，信中很少个人色彩。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写信说到北京生活多么寂寞。可见曾遇到不少困难和麻烦（这也是不难想象的）。但刘松龄从未谈过这些，即使生了病，也是在过去了以后才告诉别人。[9]
1765年（乾隆三十年），朝鲜使臣洪大容曾拜见刘松龄于南堂。问及可娶妻有子否？刘答：“吾辈为传教而来，一来不复还矣，虽欲娶妻得乎？”[10] 于此可见刘松龄所做之牺牲及所付之代价，但最终结果却不能不令他失望了。
1740年（乾隆五年）他在一封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北京耶稣会士工作的困难。说，在钦天监工作的中国人很不高兴我们在那儿，而且具有那么高的地位。最近在皇帝面前告了我们的状，说我们好像故意让中国人忘了古代的天文技术，以打击我们。皇上虽然接受了我们的反驳，但对那些人也没采取什么措施，不了了之。
在给其他耶稣会士的另一封信里，刘写道，皇帝肯定不特别支持我们，但也不是反对我们。相比起来，礼部的官僚特别坏，他们负责宗教事务，而对我们的宗教非常不满意。听说皇帝有时也反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态度。此外，也不能完全相信其他一些官员对我们友好的样子，否则也会受骗。
1743年（乾隆八年），刘松龄写道，中国人对我们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就是欧洲的绘画，其他的并不怎么重视。郎世宁什么时候都能到皇上那里去，甚至到内宫（给皇后画像）。而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看过那些地方。
1749年（乾隆十四年），他对皇上的不满似乎增加了，写道，第一个反对天主教的就是皇上本人。看来他不是一个很坏的小伙子，这个错误的思想不一定是他自己思考得来的，也许是别人要求他这样。他在所有的省份里完全消灭基督徒，同时在北京做一个保护我们的样子。在这点上，是和他的父亲、爷爷一样的。在省里，我们对中国没什么用，但在北京却对国家有用。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中国宫廷的宗教就是崇拜“天”。其主要内容就是避免做坏事，而要做好事。希望得到什么就怎么对待别人。这说明“天”和我们的上帝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区别，最高的皇帝跟“天”的地位差不多。这个宗教唯一的神父就是皇帝自己。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改变了一些看法，他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这个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接着他引述了孟子的话“定于一”）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
在其他的信里，他还批评了乾隆十三年的大金川之役，和乾隆二十年的平准之战（与目前学界的评价很不一样），等等。[11]
鉴于清朝实行严厉的文字管制，这样的资料本极为罕见，类似的史料只有在外国记载中（如朝鲜使臣报告），[12] 才可偶一见之。这就更说明了刘松龄信件的重要价值。
在北京，随着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越来越低，传教事业似乎也越来越没有希望了。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1774年）刘松龄即逝世于北京。在他去世以后，乾隆皇帝曾要求内务府为宁寿宫养性殿制作天文仪器，总管大臣永溶上奏说，由于没有了从前那几位西洋人的指导帮助，所以感到很难。可见其影响之大。[13] 再过若干年，中国政府终于不再使用外国传教士担任钦天监的职务。所以我称刘松龄为“最后的耶稣会士”。[14]一个时代就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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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除参加清代地图的绘制外，还可能参加了当时的人口统计工作。他曾把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民数介绍给欧洲，当年中国人口（大小男妇）总数为198,214,553人。在这以前，欧洲只知道中国的人丁数字（不过二千数百万），而在乾隆五年以前，清朝也只有人丁编审，并不了解中国的人口总数。新的人口统计是在乾隆四年决定的，正是刘松龄到达北京的那一年。问题是，刘松龄或其他传教士在这中间曾起到过什么作用？[15] 而东方存在一个2亿人口的大国，亦不知对当时的欧洲产生过什么影响？
根据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如果“够了”岂不就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当时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同步现象”，其首先表现在人口的增长方面；其次就是中国与西欧洲一起开始加强政府。[16] 在一次清史会议上，戴逸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17] 如果说人口统计属于第二个层面，国家地图的绘制就应该属于这第三个层面。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18] 在这中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更不应忽视的，是中国政府这一类努力的重大意义。
进言之，“近（现）代史”的“目标”是什么，至今还不清楚，也就不存在什么衡量的标尺。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有着什么“目的”的话，她也完全可能是别的什么，而非所谓“现代化”。因此，不能仅以所谓“现代化”为标准，“以（其）成败论英雄”；更不好说，中国曾经丢失了什么“机会”。
当十八世纪之时，无论康雍乾哪一朝皇帝，还是哪一个西方传教士，都还不了解所谓“现代化”（或其他）的观念，但既不能因此否认其努力的客观价值；当事人不明了其所作所为的全部意义，在历史中也属常事。在这中间，虽然很难认为清政府在十八世纪的那些努力是从外国学来，[19] 但追寻外国传教士曾可能起到的作用，也自有其学术价值。传教士从明末来华，历经几百年时间，其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所谓传教及科学这两点？除了在技术（如绘图）方面，他们还传播了什么思想？或者，这种传播只是通过某种没有“因特网”的网络，以非常规的手段传播，或在某种“磁场”作用下，产生“共鸣”和“波动”的结果？[20] 相反，中国又给对方（如欧洲）什么影响？她难道只是“落后”的一方？所有这一切，也许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与刘松龄这些外国传教士打交道的都是一些怎样的中国人？他们仅仅是一些“考据学者”和所谓“理学官僚”吗？
在中国历史学界，一向存在着一种认识的偏差，以为清朝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在旧日的“理学派”之外，只存在一个“考据学派”，其余就无足道也。又因为后者接近于现代科学方法，故备受二十世纪学人的推崇。实际上，“考据”只是读书注书的一种方法（与“修身”、“治世”不免存有一定距离），就此而言，它只是一种“小学”罢了。再者，无论“理学”、“考据”，都属于“经学”，都是从“经学”视角说话。而“经学”虽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决非等于儒学，亦非儒学全部。自更上一层言，儒家所说“通经”，乃为“致用”，决非仅为“通经”而“通经”，为“读书”而“读书”。于此立定脚跟，意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经世学派”的志向。他们也正是在十八世纪有着上佳的表现（集中表现在《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里）。他们讲究经邦济世，讲究天文、历算以及地理，等等。[21] 这些人与刘松龄等外国传教士在思想学术上，究竟有何往来，和彼此的互相影响？这，大约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附：
斯洛文尼亚访问报告
我于2006年6月30日－7月30日赴斯洛文尼亚执行中国科学技术部中斯合作项目：“6－23 BI-CN/06-07/24 乾隆时期传教士刘松龄新发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在斯方合作伙伴（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亚非系主任米加教授）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任务，并通过面对面的学术和思想交流，取得了若干超出预期的成果。
在斯期间，我参观和访问了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亚非系、历史系、斯洛文尼亚国家档案馆、国家历史博物馆、民族博物馆、明格斯市（Menges，刘松龄家乡）档案馆、刘松龄故居等，获取了若干研究资料，增加了对研究对象及其民族和文化的了解。与不少学者，特别是米加教授多次交换了意见。
Hallerstein 的名字，本是前南斯拉夫学者提出来的，时在1980年前后，经中国学者考证，即乾隆时任职钦天监达31年的刘松龄（1959年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中也提到过刘松龄）。在那以后，虽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特别重视，但在斯洛文尼亚，研究却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出现了一个“刘松龄热”，如发行了刘松龄的邮票，召开了刘松龄300周年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因他曾发现新的彗星（20.05.1748.KOMET /1748H1），而申请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星。特别是找到了一批刘的私人通信和科学着作。这些材料目前大多已由拉丁文、古德文等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并打算进一步译为英文，和最终译成中文（预拟由中国学者完成）。
通过这些珍贵的材料，斯洛文尼亚学者发现，在过去的研究之外，刘松龄还从事了哪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以及刘的详细生平，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不大为学界（特别是中国学者）了解的。
两国学者就此交换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学术动态（如“大清史”修撰等），特别是：刘松龄对乾隆朝政治的批评（由于实行严厉的文字管制，这种批评在清代是十分罕见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在欧洲启蒙学派之后和马嘎尔尼来华之前，它填补了一定的空白）。斯洛文尼亚国家档案馆和明格斯市档案馆将刘松龄信件（复印件）若干份，赠送给中方。关于刘松龄的科学研究，斯方表示，将可能写成好几部专着（现有几位学者专门从事这项研究）。中方向斯方赠送了刘松龄参予编撰的图书《钦定仪象考成》，并建议创作一幅刘的画像。斯方提议，在来年回访北京时，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讨仿制观象台天文仪器一事；拟参观宣武门大教堂及其壁画（南堂，即刘松龄在北京的居所）；访问北京图书馆，寻找刘松龄可能遗失在北京的其他文字（他在北京逝世，一直未再返故里）；访问故宫博物院，寻找他可能的画像，和他参予编写的其他着作。
初看起来，斯洛文尼亚是距中国既遥远又陌生的地方，但除了清代刘松龄以外，元代还有鄂多里克（Odoric，往返于两国之间，中文有传记出版），在其邻国克罗地亚，则有着名的马可波罗（其出生地属今克国，波罗本克族人）；在当代改革中，中国多位领导人曾来此地访问取经。这里尊重文化，尊重知识（斯、克两国都出过诺贝尔奖金得主）。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有研究汉语语法结构者，有研究中国逻辑学者，有研究天人关系者，有研究清代天文者（笔者和他们大多数见了面）。在斯洛文尼亚，还发现过40,000年前的笛子，25,000年前人类遗址，5,000年前的车轮和铜剑，不可小觑。为此有理由加强双方的学术思想交流。
总之，双方都从这种合作交流中感到益处，其成果的一部分将分别发表在8月举行的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斯洛文尼亚第16届欧洲汉学大会，米加主持并担任刘松龄研究分组会议主席；北京“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主办）。但这次合作，无论是2006年的中方访斯，还是2007年的斯方回访（计划为2007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接待），都将是有关研究的一个开始，而不是告终。
注释：
[1] 参见鞠德源：《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最早揭示这一问题的，应属老一辈学者阎宗临（事在距今60年前），参见阎宗临：《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及该书《编者的话》，《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年。[2] 鞠德源：《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读了阎宗临“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可能就会了解皇上为什么说他“沿途办理一切，甚属黾勉”，下令赏给三品职衔食俸了。[3] 米加（Mitja Saje）的谈话，2006年7月。[4] 亚尼先生（Jani Osojnik）的谈话（主要依据清代档案），2006年7月。[5] 参见Zmago Smitek 的研究，【斯】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pp.11－44；米加讲述，2006年7月。[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国思想在欧美所发生之影响，于十七八世纪颇有风靡之势。如提倡理性哲学之启明运动，主张唯物无神论之民主思想，重农主义派，以及美国之“独立宣言”，殆无不由于中国文化之影响而来（第一册，第705－72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自从耶稣会介绍中国着述刊行后，强半的意见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专制政府，而是君主的；当时西人的记述，非特盛称康雍乾为有德之君，而且特别赞誉中国政府的机构，完全合于自然法程。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第108页）。我之所以特别引用这几位老一辈学者，乃因他们离吾人并不那么遥远。[7] 马嘎尔尼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引自李景屏：《乾隆与和珅》，第165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8] 以上参见Zmago Smitek 的研究，米加讲述，2006年7月；按：在果阿时，刘松龄大约还不知道，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不过，其间问题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如乾隆十九年正月，因宛平县桑峪村张显枢等传教一案，北京天主堂西洋人赵圣修、郎世宁、宋君荣、王致诚、蒋友仁及刘松龄等六人，因曾向教徒提供经卷，均被牵连，幸未处分而已（鞠德元文）；又，刘松龄在钦天监一共任职多少年的问题，据上所述，以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载：刘松龄于乾隆四年被召入京“佐戴进贤神父治理历算”（见李景屏：《传教士、天文历法与清前期钦天监》，西学与清代文化讨论会论文，2006年8月），可知共有35年之久（其墓碑仅计监副3年、监正28年，故仅有31年）。[9] 米加讲述，2006年7月。[10] 洪大容：《刘鲍问答》，《韩国学论文集》，第8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洪大容还形容说，刘时年62，剃头，戴亮兰顶（三品），“虽须发已衰白，而韶颜如童，深目精光四射，宛是壁画中人也”。赵翼《瓯北集》卷七称其为“虬髯叟”（1759年），见鞠德源文。据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上谕曰：“向例西洋人赴京效力之后，即不准其复回本国，……伊等既有亲待养，即不应远涉重洋投效中国”，见陈玮：《乾隆朝服务宫廷的西方传教士》，西学与清代文化讨论会论文，2006年8月。[11] 以上参见Mitja Saje（米加）：【斯】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Ljubljna,2004,pp.40-48。[12] 如朝鲜使臣曾报告：（乾隆初政）“外似升平，内实蛊坏”，“盖政命皆出于要誉，臣下专事谀说，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转引自高王凌：《活着的传统》，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3] 鞠德源文。[14] 好像是一个巧合，就在刘松龄去世的第二年（1775），他所居住的南堂就被大火烧了，传教士们一度不得不搬到北堂去住。[15] 鞠德源先生的谈话，2006年1月。[16] 参见高王凌：《关于18世纪中国研究的几点浅见》，《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更为详细的说明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17] 在2005年12月清史通纪会议上的讲话（以及高王凌的对话）；看来，这不如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可能更为妥当。[18]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第7、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按，中国新地图之测绘始自康熙四十七年，亦十八世纪之事，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页682。[19] 参见《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20] 高王凌与米加的谈话，2007年7月。[21]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年第一期（即刊）。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