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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杭世骏与三礼馆
清高宗执政初期，即自乾隆元年至十六年左右（1736－1751），各项制度和文化举措等趋于定型，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即由理学向经学政治思想取向的转变。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乾隆十一年初成，十三年完成）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特别是经学取向（圣祖时曾命儒臣编纂有《御制周易折中》、《御制春秋传说彚纂》、《御制诗经传说彚纂》、《御制书经传说彚纂》）思想理念的认同，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政治与学术的双向抉择与彼此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及此后的政治、学术秩序的建立，其于促进清代社会有序发展的范型意义不容忽视。而作为由“博学鸿词”厕身“三礼馆”纂修儒臣之列的杭世骏，以其深厚的经史之学功底，不仅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且在此经历影响之下，其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即是这一努力的结晶。
本文旨在梳理清廷诏开“三礼馆”过程的基础上，探讨杭世骏参与“三礼馆”期间对《三礼义疏》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一经历对其此后纂辑《续礼记集说》的影响，《续礼记集说》所取得的成就和具有的特色，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廷诏开“三礼馆”的政治意向之所在。
“三礼馆”开馆始末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清初统治者“崇儒重道”等文化基本政策的确立，以及对经学的极大关注，为礼制建设的提上政治日程打下思想基础。以开“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编订《大清通礼》为其标志，清初统治者完成了其在思想和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此一举措，实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亦体现了统治者自身对礼加以体认的不断深化。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其言曰：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
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
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
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
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
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
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
定议具奏。[①]
高宗此谕，以下几点颇可注意：其一，高宗表明了其之所以要开馆修《三礼义疏》的原因，乃意在承续其祖“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之政治文化取向，而补其祖五经中《礼记》一经之缺[②]，及“《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之时弊陋见；其二，从“政教”角度，高宗对五经，特别是《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的作用予以关注，这是因为，“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③]；其三，高宗对如何修纂提出了具体的意向，即“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其实，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寻其根源，清兴以来礼学家对《三礼》的张扬，亦是一不容忽视的时代潮流。礼学家之所以张扬《三礼》之学，乃在于面对明清更迭时局的大变动，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他们意在“以礼经世”来寻求社会的出路，并扭转传统学术所遭遇的困境。这一取向，一方面蕴含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情结，想以此来体现汉民族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他们对新政权的不满和敌视，以礼来抗衡异族政权的统治。而对新入主中原的清政权来说，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以及高压统治所造成的满汉民族间的不适应，亦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已有的统治政策。而作为长久以来深受汉文化认同的礼思想，正适合了清统治者所面对困境的需要。尽管统治者与礼学家在选取礼以为治的出发点上有很大差距，但其取向在客观上则有着一致之处，即都想以礼作为寻求社会稳固、使之由无序趋于有序。如此一来，统治者的经营不期然与知识界的倡礼之风相契合，遂为《三礼》学提供了发展契机。“三礼馆”的诏开，正体现了此一政治、学术抉择的发展方向。[④]
高宗颁谕开“三礼馆”后不久，此一项目即付诸实施。乾隆元年（1736）七月九日，清廷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⑤]其后，随着馆务的需要和人员的变动，李绂、汪由敦、周学健、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任启运又增补为副总裁。而一时专精礼学之名儒硕彦，如诸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计先后参与“三礼馆”职者，监理二人；总裁四人；副总裁十一人；纂修四十六人；提调七人；收掌十二人；武英殿监造三人。此乃就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人员名单而言，若加上参与其事，及因事获罪而不具名者，其人数当不止此。
自乾隆元年（1736）开馆，至乾隆十三年（1748）《三礼义疏》最后成书，十三年间，由方苞领纂的《周官义疏》48卷、周学健领纂的《仪礼义疏》48卷、李绂领纂的《礼记义疏》82卷，次第完成，蔚为大观，实为清兴以来《三礼》学之集大成之作。按其体例，此三书均冠以《纲领》，总论《三礼》之有关问题。其采掇群言，则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例。较之鄂尔泰等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⑥]，只增一“总论”而已。
三礼馆儒臣认为，就《周官》六典而言，其源确出周公，然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因而，既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本于此一原则，四库馆臣认为：“是书（指《周官义疏》——引者注）博征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⑦]而《仪礼义疏》“大旨以（敖）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讹缪，拾其疏脱”，以致“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四库馆臣因而赞道：“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⑧]至若《礼记义疏》，则“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征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⑨]。由上可见，《三礼义疏》之成书，实使礼学研究步入一新阶段。
总观而论，“三礼馆”之开馆，及《三礼义疏》之结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体现了高宗对其祖施政取向的认同与承继，特别是对其“阐明经学，嘉惠后世”意向的张扬，从而使清兴以来的“崇儒重道”政治导向保持了连续性；其二，高宗对礼学的扶持和修纂，确立起新的政治为治范型，亦即彰显出“以礼经世”的新取向，认识到礼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其三，奠定了由理学向经学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乾隆十五年（1750）所开“经学特科”即是这一转型的体现；其四，既承继、总结了此前的礼学研究成果，又开启了新的礼学研究方向，在有清一代礼学演进史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其五，彰显出清初学术向乾嘉学派治学方法和取向的转向，此一转向，可由“三礼馆”之“纂修条例”及《三礼义疏》的学术特色体现出来。质言之，它具有政治导向、文化抉择、学术转型等多重意义。
杭世骏任职“三礼馆”纂修与贡献
“三礼馆”开后，一时饱学之士，于经学素有研究者，或由科举，或由“鸿博”（即“博学鸿词科”），或由特荐，纷纷侧身修纂之列。其中，在当时参加“三礼馆”的纂修儒臣中，浙江籍学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浙东学者梁国治，浙西学者吴廷华、杭世骏、诸锦、王锦、朱佩莲、徐以升、陈顾联、姚汝金诸人，于纂修《三礼义疏》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杭世骏在众人之中，于《礼》可谓学有专长，虽其所蕴积比吴廷华氏稍逊，他人则不及焉。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一说字堇浦，或别字堇浦），晚号秦亭老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⑩]，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11]，享年77岁。中雍正二年（1724）甲辰举人[12]，乾隆元年（1736）由浙督程元章荐应“博学鸿词科”之试，中式一等，授为翰林院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二史，并与纂修《三礼义疏》之任。其为学，无所不贯，而尤长于经史之学。李富孙尝称：“先生读书五行倶下，博综广览，于学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搨积几，不下千万卷，沈酣其中，几忘晷夕。故发为文章，宏肆奥博，一时莫与抗者。”[13]徐世昌亦称：“堇浦说经，裒然钜编；注史长于考证，一时推为博洽。”[14]此可见杭世骏一生为学规模之大概（当然，其中也包括其在诗学方面的成就。）。
杭世骏之在“三礼馆”，始于乾隆元年（1736）中“博学鸿词科”之后，至乾隆八年（1743）因考选御史上书直言触怒高宗被斥罢，前后历时近八年。在此期间，作为由“博学鸿词”儒臣厕身“三礼馆”纂修之列的杭世骏，以其深厚的经史学功底，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其中，《礼记》一经中的《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即出于其手。《钦定礼记义疏•凡例》称：“经文如《玉藻》、《王制》诸篇，有先后错简，宜更正者，止于注内表明之；诸家或未详究，则以案语发之，而文仍旧本，无专辄改易，用昭遵古之义。惟《月令》、《乐记》章句，稍有并合分析，为便于训释也。”[15]由此，我们可从一个侧面窥知杭世骏当时纂修《礼记义疏》情况之一斑。
“三礼馆”开馆之初，首先面对的有两大难题：一是修纂人员的素质问题，全祖望在致方苞的信中曾指出：“目今与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郑、王而过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于此者，亦有并未尝读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16]二是纂修《三礼义疏》所依据的《三礼》文献问题，杭世骏尝称：“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17]所谓“卫氏之书”，即指宋人卫湜所撰《礼记集说》。就后者而言，文献的阙如无疑给纂修人员带来相当大的麻烦。[18]
杭世骏因早年曾肄业《礼记》，故其由“博学鸿词科”入选纂修之列，是能膺其任的。而面对文献阙如的困难，杭世骏采取了如下两种办法来加以克服：一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关于《三礼》者；二是从文渊阁中搜集有关《三礼》之遗书。于此，他在《续礼记集说》中言：
通籍后，与修《三礼》，馆吏以《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记》、《玉藻》
诸篇相属。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从《永乐大典》
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二礼吾不得寓目，《礼记》则肄业及之。《礼记外
传》一书，唐人成伯玙所撰，海宇藏书家未之有也，然止于标列名目，如郊社、封禅
之类，开叶文康《礼经会元》之先；较量长乐陈氏《礼书》，则长乐心精而辞绮矣。他
无不经见之书。至元人之经疑，迂缓庸腐，无一语可以入经解，而《大典》中至有数
千篇，益信经窟中可以树一帜者之难也。明年，奉两师相命，诣文渊阁搜捡遗书，惟
宋刻陈氏《礼书》差为完善，余皆残阙，无可取携，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
略已。在卫氏后者，宋儒莫如黄东发，《日钞》中诸经，皆本先儒，东发无特解也；元
儒莫如吴草庐，《纂言》变乱篇次，妄分名目，乃经学之骈枝，非郑、孔之正嫡也。广
陵宋氏，有意驳经；京山郝氏，居心难郑，姑存其说。为迂儒化拘墟之见，而不能除
文吏深刻之习。宋元以后，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头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
矣。[19]
此可见当时京师内府藏书之状况，亦可见杭世骏于研治《礼记》诸家取向之取舍：他既不满于“止于标列名目”、“皆本先儒”，又不以为然于“变乱篇次，妄分名目”，更视驳经、难郑者为“经学之骈枝”；而其意则在倡导郑、孔之正传。
杭世骏此一注重《永乐大典》的取向，并非空谷绝音，当时身任“三礼馆”副总裁的李绂及其好友全祖望，亦曾注目于此。全祖望尝称：
明成祖敕胡广、解缙、王洪等纂修《永乐大典》，……我世祖章皇帝万几之余，尝
以是书充览，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及《圣祖仁皇帝实录》成，
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然终无过而问之者。前侍郎李公
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因与公定为课，取所流传于世者，概置
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会逢今上纂
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阙几二千册。予尝
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20]
又李绂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称：“《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21]由此可见，杭世骏、李绂不仅于《永乐大典》的重要性予以关注，而且在取向上亦有共同之处，即对郑注、孔疏的认同。此一共同取向，一方面解了文献阙如的燃眉之急，为《三礼义疏》纂修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更可注意者，此一做法开了此后《四库全书》纂修依凭《永乐大典》辑取遗书之先河，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如果说杭世骏注重《永乐大典》的价值是对“三礼馆”的一大贡献，那么，其在“三礼馆”时，与诸同道质疑辩难、相得益彰而形成的氛围，亦是值得予以注意的现象。据《道古堂诗文集》载：
广陵金先生东山，与余同就鸿词之征，未几东山成进士，先余入馆。……既而充三礼馆纂修官，时方重其事，非耆儒硕学专门名家者，不获与是选。郑王之异同，程朱之精义，佥曰惟金先生为长。东山亦恢廓自信，思勒成一家之言，以为圣世昌明经学之一助。竟以试落馆职，一旦委而去之。余不敏，猥以谫劣，承其未竟之绪。昔孔颖达等撰《正义》，而覆审者在赵弘智；魏徵类次《礼记》，而王勃重加编纂。事有前例，颖达与徵之名故在也，予岂能攘东山之美哉！[22]
余与勾甬全吉士谢山在词馆，吴通守东壁，以与修《三礼》留京师，每会合必有诗，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苏端严武也。[23]
疑义纷纶可待商，蓬瀛仙境迥谁望。传餐更历三时久，授简同探六艺芳。退语浴堂情转洽，翻书朶殿日初长。二难雅擅凌云笔，检点新编报未央。[24]
逸礼无人读，残经独尔研。世传张稷若，持较未为贤。补阙黄干杨复后，刊讹程中允恂李少宗伯清植同刊《仪礼》之误前。丁男今又死，谁为守遗编。宜兴吴编修绂采采思芣苢，亡之命矣夫。疾邪同赵壹，蕴愤岂王符。砚北心期在，江东气类孤。遗书非一卷，曾付所忠无。勾甬全吉士祖望……[25]
由此可见，杭世骏之于诸同道问学相长之情谊，亦可见当时“三礼馆”诸人相质相商之情形。当然，以上诸人并非皆治《礼记》，亦有治《仪礼》抑或《周礼》者。在《欣托斋藏书记》中，杭世骏称：
《十三经》有国子监本，有提学李元阳本，有常熟毛氏本，经脱、注脱、疏脱、《释
文》脱，无经不脱，无本不脱。经之难读者，莫如《仪礼》，亭林顾氏以为脱误尤多，
以石经补之。《士昏礼》凡十四字，《乡射礼》七字，《士虞礼》七字，《特牲馈食礼》
十一字，《少牢馈食礼》七字。余尝与修《三礼》，同时安溪李少宗伯清植，宜兴吴检
讨绂，休宁程中允恂，皆淹通经术之儒，校其误字、衍字、脱字，或改或删或补，一
篇之中，丹黄抹摋，无虑百十处，不能尽数。[26]
正因为如此，其相质相难才得以达到互补的成效。《三礼义疏》之顺利进行，以及《三礼》之得以深化，与此师友相益之氛围大有关系。[27]
《续礼记集说》之成就及学术渊源
杭世骏之参与纂修《礼记义疏》，不仅为“三礼馆”做出贡献，亦从此一经历中获益匪浅，其离开“三礼馆”后所撰《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当时的师友相益，或者说是承续其纂修《礼记义疏》未竟之愿。
《续礼记集说》虽说是杭世骏的晚年之作，但其之留心于《礼记》，则在早年即已发其端绪。杭世骏尝自道早年从其师沈似裴先生受经学经历曰：“余舞勺之年，始从吾师似裴沈先生受经。先生端居静学，不鹜泛涉，句读之轻重，音释之谛审，偏旁之清划，剖微茫而析疑似，以为小学之能事也。长而合之义疏，无一龃龉，而后知吾师经术之醇也。迨及成童，倍文如瓶泻水，默字如棋覆局。五日之中，四日读经，一日授以今时文。岁月不荒，老而循理旧业，搓枒胸臆，而不可磨灭，而后知吾师教术之深也。”[28]又曰：“余成童后，始从先师沈似裴先生受《礼经》，知有陈澔，不知有卫湜也。”[29]此可见杭世骏之为学门径，且其于《礼记》之入手，一如科举遵循程式，始于陈澔之《礼记集说》。十年后，杭世骏得交郑太史筠谷（即郑江，郑氏本姓钱——引者注），郑氏“赠以卫氏《集说》，穷日夜观之，采葺虽广，大约章句训诂之学为多”[30]。由此，杭世骏得以初涉卫氏之学。
及至杭世骏入“三礼馆”纂修《礼记义疏》，其对《礼记》之倾心及见解，得以有机会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他还从馆中同仁得到不少教益，并将“与同馆诸公往复商榷”的意见，“存其说于箧衍”。“三礼馆”的被罢职，虽说对杭世骏带来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因此就放弃对《礼记》的探讨，而是更为深入、全面地对《礼记》作了探讨。当其执教粤秀书院时，更与从学诸生质疑辩难，相互发明，且录为《质疑》一编，后将其附于所撰《续礼记集说》各条之末。到了晚年，虽然“旧雨零落”，不无凄凉，但杭世骏依然孜孜于“杜门着书”，虽“祕不示人”[31]，却已裒然成帙。
杭世骏之纂辑《续礼记集说》，其整体思路和做法，一则延续了《礼记义疏》的取向，但更为主要的是承继和张扬了宋卫湜《礼记集说》的撰作宗旨。[32]其表现为：
第一，宗主郑、孔，务求其是。按卫氏衡评郑注、孔疏曰：“郑氏注虽间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以一时崇尚谶纬，多所采录，然记载详实，未易轻议。……今仍以孔氏冠其首，他说有可采，而姓氏幸不为孔氏所去者，具载于下。”[33]又《礼记义疏?凡例》称：“说礼诸家，或专尚郑、孔，或喜自立说，而好排注疏，纷纷聚讼。兹各虚心体究，无所专适，惟说之是者从之”；“所引注疏，间或先孔后郑者，则因经文之先后次之”；“孔疏或释注，或阐经旨，各分大小书之，与《周官》、《仪礼》贾疏一例”；“所引注疏，或仍其全文，或节其要义，有删无增亦无改。”[34]杭世骏之纂辑《续礼记集说》，大体亦遵循了此一取向，其说见所撰《续礼记集说?自序》（详见本文第二节所引）。
第二，广搜博采，汇纳百家。按卫氏撰《礼记集解》采郑注而下至宋凡144家（其中有父子、兄弟合为一家者，实为149人。），除严陵方氏、庐陵胡氏（按方氏指方慤，着有《礼记解义》20卷；胡氏指胡铨，着有《礼记传》18卷——引者注），“自余多不过二十篇，或三数篇，或一二篇，或因讲说仅十数章。其他如语录，如文集，凡有及于《礼经》，可以开晓后学者，裒辑编次，粗已详尽”，而对那些“偶得昔贤未竟之旨曾未一二，动欲牵强饾饤，自为一书以垂世，不无差谬蹈袭之患。至有立意毁訾如休者，亦登《中兴馆阁书目》，今不取”[35]。而《礼记义疏》所征引，自周至明，凡244家（其中未详世次者24人）。较比卫氏及《礼记义疏》所引，杭氏之书所引凡217家。虽较《礼记义疏》略少，然以一人之力搜罗如此，亦可云难矣。
第三，不事雷同，发明新义。卫湜自序所作《礼记集说》曰：“《礼记》并列六籍，乃独阙焉。诸儒间尝讲明，率散见杂出，而又穷性理者略度数，推度数者遗性理，欲其参考并究，秩然成书，未之有也。予晚学孤陋，滥承绪业，首取郑注、孔义，翦除芜蔓，采摭枢要，继遂博求诸家之说，零篇碎简，收拾略遍。至若说异而理倶通，言详而意有本，抵排孔、郑，援据明白，则亦并录，以俟观者之折衷。其有沿袭陈言，牵合《字说》，于义舛驳，袭置弗取。”[36]杭世骏秉承了卫氏此一主旨。在《续礼记集说?姓氏》中，杭世骏表明自己的取舍称：“汉氏郑康成；……魏氏了翁。已上诸儒卫氏已列其名氏，而其说有采之未备者。今取其有与后儒之说互相发明，重加辑录，间多节取，以广卫氏所遗”；“汉司马氏迁、……黄氏仲炎。已上诸儒并在卫氏以前，而《集说》倶未经采及。盖缘其说多散见他书，本非言礼专家。今取其与《礼经》发明者，间为节录，以广卫氏所未备。此后诸儒皆卫氏所不及见，悉采而录之，所以续卫书也”；“宋张氏虙、……冯氏。元儒吴氏澄、陈氏澔，言礼有专书，家弦户诵。其他诸儒之说，或散见别部，或为诸书所引用，或有专书而未盛行于世，仅可得之掇拾者。删其重复，节其冗蔓，务取其说不袭卫氏陈言，而别具新义者，辑录于编。故征引虽五十余家，而着录者无多焉”；“国朝万氏斯大字充宗鄞人着《学礼质疑》、……吴氏颖芳字西林仁和人研求乐律着《吹豳录》中有讲解《礼运》《乐记》诸条。已上诸家有全书备录者，犹卫氏之于严陵方氏、庐陵胡氏之例也，其余多从节取。有与先儒复者，概从删削；有别出新义者，虽稍未醇，亦存备一解。”[37]此可见杭氏不仅能承继卫氏之绪，亦且能阐卫氏之所未备，其自称能“仍卫例”，并非虚言[38]。
第四，重视时论，择善而从。按卫氏所征引144家，其中宋代学者占到90%以上，此可见卫氏对时人之论的重视。杭世骏所征引的217家，清代学者为46家，除去卫氏之前所不及与其身后所不及见，这一比例也是相当大的。在《续礼记集说?姓氏》中，杭世骏详细列举了自万斯大以来的礼学名家或涉及礼学者，[39]基本上含括了清初的《礼记》学成果。在这些人中，杭世骏受姚际恒、朱轼、姜兆锡、任启运等人的影响为多。杭世骏自谓：“国朝文教覃敷，安溪（指李光地——引者注）、高安（指朱轼——引者注）两元老，潜心《三礼》，高安尤为杰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庐所能颉颃。馆中同事编孴者，丹阳姜孝廉上均（指姜兆锡——引者注）、宜兴任宗丞启运、仁和吴通守廷华，皆有撰述，悉取而备录之，贤于胜国诸儒远矣。”[40]吴廷燮亦称：“案杭氏是书，采辑自汉至清共二百余家，析为四类，皆以不雷同旧说，及发明新义者为主。清儒以姚氏际恒、姜兆锡、方苞、任启运为多。”[41]
第五，详列名氏，不施论断。卫氏所列姓氏，有世次，有姓名、字号，并于重要者之师承以及着作，记载卷数、篇次、着作大旨。《礼记义疏》则列有世次，及姓名、字号。杭氏所列，基本上遵循卫氏之例，且对诸家研究重点加以标举（详见《续礼记集说?姓氏》）。不仅如此，卫氏、杭氏还于正文中列出诸人姓氏。此一不攘人善、虚怀谨严的做法，彰显出其能遵循学术规范，亦且体现出其为学风气，较之《礼记义疏》“至本朝儒家，专训戴经外，或注他经，或在别说，义有当引，咸采择以入案中，不另标姓氏”[42]，是值得称道的。又卫氏着书，其意在吸纳众长，不妄加标新立异，不主张訾议前贤，而寓己见于所列诸论中。杭世骏承继了卫氏此一做法，亦主张“不施论断”，并一再表明遵循卫氏之例（详见《续礼记集说》《自序》、《姓氏》）。所谓“不施论断”，并非作者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将己见体现于所择诸儒之论断中，有所取，亦有所舍，实非剿袭雷同、拘泥儒先者可比。
值得指出的是，杭世骏于探讨《礼记》之时，亦对《仪礼》有所探究。其对《仪礼》的关注，大要有二：一是注重《礼》之“例”。在杭世骏看来：
《礼经》经秦火，汉开献书之路，而不尽出。今所存者，不止于断烂而已。补之
以三《春秋传》而不足，补之以《春秋外传》而不足，又补之以管、荀诸子，及西汉
诸儒所说者，而仍不足，所谓存什一于千百也。《士礼》一十七篇，岂尽士礼哉？《大
射》则天子之礼也，《聘》、《燕》则诸侯之礼也，《公食》则大夫之礼也。大事莫重于
祭，而天子、诸侯无祭礼；王事莫重于大飨，大飨有七，而其礼久亡。士有丧礼，而
诸侯以上无丧礼。天子、诸侯有觐、聘，而征伐无行师用兵之礼。举其大端，其为断
烂也多矣，况起居、服食之末节乎？郑众、刘实撰《春秋例》，余以为《春秋》可以无
例，而《礼》则非例不能贯也。
既然《礼》“非例不能贯”，那么如何来确定“例”呢？于此，杭世骏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其言曰：
例何所取？吾于孔、贾二疏中刺取之。例立于此，凡郑之注《士礼》，与郑之注《周
礼》者，可参观而得也；例彰于彼，凡《士礼》之所不注，与《周礼》之所不注者，
孔与贾自默会而明也。深于《礼》者，病《礼》之断烂，而思补其阙；承学之士，又
病《礼》之繁富，而不得其门。余特以例为之阶梯，而有志者即以津逮，《礼》无不归
之例，而天下亦无难治之经。编葺既竟，为承学导之先路，礼堂写定，传诸其人，余
犹斯志也。[43]
杭世骏此一对《礼》之“例”的阐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承江永《礼例》之绪，而下开淩廷堪《礼经释例》之端，于推进《仪礼》的探讨，颇具有承前启后的《礼》学史意义。[44]二是关注《仪礼》之校订。在《欣托斋藏书记》中，杭世骏道：
《十三经》有国子监本，有提学李元阳本，有常熟毛氏本，经脱、注脱、疏脱、《释
文》脱，无经不脱，无本不脱。经之难读者，莫如《仪礼》，亭林顾氏以为脱误尤多，
以石经补之。《士昏礼》凡十四字，《乡射礼》七字，《士虞礼》七字，《特牲馈食礼》
十一字，《少牢馈食礼》七字。余尝与修《三礼》，同时安溪李少宗伯清植，宜兴吴检
讨绂，休宁程中允恂，皆淹通经术之儒，校其误字、衍字、脱字，或改或删或补，一
篇之中，丹黄抹摋，无虑百十处，不能尽数。数其大者，《乡射》“大夫之觯长受而错
皆不拜”下，注脱二十字，疏脱五十二字；顾氏所谓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下，
注脱二十一字；《燕礼》“射人作大夫长升受旅”下，脱六节，经八十七字，注七十字，
疏百三字；《丧服传》一篇，则《释文》槩从刊落；《士虞礼》“将旦而祔则荐”下，疏
衍十六字；《特牲馈食礼》“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下，疏引《礼记》以下，二十三
字衍；“俎释三个”下，疏脱三十一字；“卒复位”下，疏衍七字，脱六字；“献次兄弟
升受降饮”下，注云亦皆与虑，吴绂以为据疏，则此句上，当有“非执事者”四字，
而此节疏脱十三字，衍十字，误九字。老友吴监州廷华，着《章句》一书，分章离句，
谓《燕礼》“公又举奠觯，唯公所赐，以旅于西阶上”一节，疑在“席工于西阶上”之
前，错简于此；“辩献士，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荐士”，此十八字，疑在
“乃荐司正”之上。此皆据朱、黄《集解》、杨《图》、敖氏《集说》而得之，固其思
精，由其学邃也。诸经讹误之处，浩如烟海，余特举其难读者，而赵、钱无一言及之，
是二人未读经也。[45]
虽说以上见解乃杭世骏“三礼馆”诸友好所发，但由此亦可见杭世骏对《仪礼》考订的关注，以及对这些见解的认同。正是基于以上对《仪礼》的思考和关注，杭世骏在纂辑《续礼记集说》时，方能以贯通《三礼》的视野来加以探究，此亦杭氏研礼之一特色。
杭世骏所纂辑的《续礼记集说》，虽因其“自谓未经论定，祕不示人者，则采录所未到，均有俟诸异日”[46]而不广为人知，但其苦心经营，在客观上却已由《礼记义疏》以及“三礼馆”友好、粤秀书院的弟子们吸纳、流传。也许杭氏之书还很不完善，某些识断抑或有舛误，虽不如乾嘉盛时研礼者之精之深，又不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之后来居上，然平情而论，《续礼记集说》搜采之博、卷帙之富、用力之勤、存心之苦，实皆有可称道之处。若论有清一代《礼记》学之演进，杭氏之书是应占一席之地的。
尽管《续礼记集说》在当时并没受到多大的重视，然其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逐渐为学人所关注。众所周知，清儒姚际恒曾着有《九经通论》，然惜其亡佚大半，考究无由。庆幸的是，杭世骏所纂辑的《续礼记集说》中，竟存有姚氏《礼记通论》佚文五十余万字，[47]实乃不幸中之万幸。为使姚氏着作再现，1978年9月，顾颉刚先生发愿编纂《姚际恒遗书汇辑》，并草拟《工作规划》。其中谈到《礼记通论》，顾先生指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辑录（中）比较完全，可从抄出。”随后，顾先生即委托他人从事辑录工作。[48]虽然此项工作的进度因顾先生的去世受到影响，但令人欣喜的是，它并没中断，据说目前正在进行中。无独有偶，台湾的简启桢先生亦有辑本。[49]此一努力，不仅为推进姚际恒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从客观上于彰显杭世骏《续礼记集说》的价值也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资料来源：《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波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条。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第172页）称：“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指清高宗——引者注）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
[③] 清高宗：《御制三礼义疏序》，《御纂七经》卷首。
[④] 作为清统治者经学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圣祖、世宗皆对礼之作用有一定的认识，而高宗之开“三礼馆”，实是此一取向的发展和系统化。详见拙着《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五章第三节“清廷对三礼学的关注和扶持”。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乾隆元年十一月己未条载：“三礼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然后别加案语，遵《折衷》、《彚纂》之例，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得旨：此所定六类，斟酌允当，着照所奏行。”案：据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劄子》，鄂尔泰等所上奏文，实系方苞拟稿。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经部》，《礼类一》，《钦定周官义疏》条。
[⑧]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钦定仪礼义疏》条。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钦定礼记义疏》条。
[⑩] 关于杭世骏之生年，有康熙三十四或三十五两说之疑，然考之《道古堂诗集》及相关文献，三十五年说当为有据。据《道古堂诗集》卷十二《归耕集·余与江敬斋太守源生同庚居同里同学相善同游于黉同举于乡逮余以狂言获谴而敬斋亦以伉直忤上官中以他事罢去今年十月敬斋五十生辰里人醵酒湖楼各赋长句为寿余其可无言乎》曰：“相呼尔我各成翁，默数行年丙子同”；卷二十四《韩江续集·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辰释方珍合竹西群彦设祭寒香馆赋诗纪事》曰：“玉局仙人姓苏氏，与我生年同丙子。”按：丙子即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据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五《杭可庵先生遗像记》曰：“犹忆鹗弱冠时，从先生游，堇浦小于鹗四岁耳。”案：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杭世骏小于厉鹗四年，故当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11] 杭世骏之卒年，历来有乾隆三十七（1772）、三十八年（1773）两说，前者以应澧为杭世骏所撰《墓志铭》及许宗彦撰《杭太史别传》等为主，后者以《清史列传》等为主。案：应澧既为杭世骏之弟子，又是其女婿；而许宗彦之父既曾从学杭世骏于扬州安定书院，后又曾主于杭世骏之家，故二人所说当为有据。
[12] 杭世骏之中举人之年，历来史书存有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两说。案：雍正元年（1723）世宗登极，特开恩科乡会试，其元年、二年乡会试正科则改在二年举行，杭世骏所举乃甲辰科（详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诗文评类存目》之杭世骏撰《容城诗话三卷》条按语，及夏孙桐《观所尚斋文存》卷四《拟补清史文苑杭世骏传》等。）。
[13] 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一，《杭世骏》。
[14]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七，《堇浦学案》，第41页。
[15] 《钦定礼记义疏》卷首，江南书局光绪戊子年（1888）十月刊本。
[1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六，《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
[17]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18] “京师经学之书绝少”的原因，主要在于清初以来理学占据主导地位，而对经学的关注不足。就《三礼》而言，除专门研治礼学者能广搜博采；其以科举求取功名者，尚能于《礼记》肄业外，《周礼》、《仪礼》则因无关科举，故常被士人所忽视。如此情形，无怪乎取资无由了。
[19]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20]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
[21] 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
[22]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金东山归维扬序》。
[23]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九，《赵谷林爱日堂吟稿序》。
[24] 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八，《翰苑集二·齐检讨召南李编修龙官再用前韵见赠奉简》。
[25] 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二十一，《闲居集·伤逝十二首》。
[26]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
[27] 当然，在当时与修《三礼义疏》诸同仁中，亦有与杭世骏意见相左者，方苞即其显然者。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杭堇浦先生事略》载：“乾隆元年，召试鸿词，授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先生博闻强记，口如悬河。时方望溪负重名，先生独侃侃与辨，望溪亦逊避之。”
[28]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
[29]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30]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31]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32] 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礼记集说》（卫湜撰）条称：“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于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第169页）又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称：“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是知《礼记义疏》亦借鉴了卫湜《礼记集说》。
[33] 卫湜：《集说名氏?案语》，《礼记集说》卷首，《四库全书》本。
[34] 《钦定礼记义疏》卷首，江南书局光绪戊子年（1888）十月刊本。
[35] 卫湜：《集说名氏?案语》，《礼记集说》卷首，《四库全书》本。按四库馆臣所撰卫湜《礼记集说》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称：“《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是可见卫氏征引之广，及保存文献之功。
[36] 卫湜：《礼记集说序》，《礼记集说》卷首，《四库全书》本。
[37] 《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38] 吴廷燮撰《续礼记集说》提要，认为“论是书全体，蒐集颇广，自宋季至清乾隆以前，于说《礼记》者，亦见荟萃。若云足绍卫氏，则似不及也”。（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第553页）此论乃吴氏特定时代的看法，平情而论，杭氏之书还是颇能绍述卫氏的。
[39] 据《续礼记集说?姓氏》载：“国朝万氏斯大，字充宗，鄞人，着《学礼质疑》；万氏斯同，字季野，鄞人，着《经世粹言》；顾氏炎武，字宁人，崑山人，着《日知录》；毛氏奇龄，字大可，萧山人；来氏燕雯，字对山，萧山人；徐氏束，字蔓倩，上虞人；章氏大来，字泰占，会稽人；盛氏唐，字枞阳，山阴人；李氏日尡，字次晖，萧山人；毛氏文晖，字克有，萧山人；毛氏远宗，字姬潢，萧山人；钱氏彦隽，字升岩，杭州人；王氏锡，字百朋，仁和人；朱氏襄、胡氏绍安、胡氏绍简、何氏瑾栗、陈氏佑、李氏庚星、汪氏熷，字次颜，钱塘人；柴氏世堂，字陞升，仁和人；凌氏绍颐，钱塘人；罗氏肇桢、姚氏炳、张氏于康、洪氏潮、王氏洪，萧山人；陆氏邦烈、邵氏国麟、姚氏之骃，字鲁思，钱塘人；冯氏（毛氏大可讲学萧山，来氏以下皆相与问辨着论，于《曾子问》、《中庸》二篇加详焉，今刻入《西河合集》）；姚氏际恒，字立方，钱塘人，着《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立义精严，大都为执《周礼》以解礼者痛下针砭；陆氏陇其，字稼书，平湖人；汪氏琬，字尧峰，长洲人，着《尧峰文集》，其言礼详于丧服；李氏光坡，字耜卿，安溪人，着《三礼述注》；徐氏乾学，字健庵，崑山人，着《读礼通考》，专明丧制；朱氏轼，字若瞻，高安人，宗吴氏《纂言》，而以己说附于后；陆氏奎勋，字坡星，平湖人，着《戴礼绪言》；张氏永祚，字景韶，钱塘人；姜氏兆锡，字上均，丹阳人，着《礼记章句》；周氏发，字岱峰，钱塘人，《月令》、《文王世子》二篇，特有见解；方氏苞，字望溪，桐城人，着《礼记析疑》；全氏祖望，字谢山，鄞人，着《经史问答》；任氏启运，字翼圣，荆溪人，着《礼记章句》，改定篇目，类例颇晰；齐氏召南，字次风，天台人，校正汲古阁注疏，间引先儒之说，而参以己见；吴氏颖芳，字西林，仁和人，研求乐律，着《吹豳录》，中有讲解《礼运》、《乐记》诸条。”
[40]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41]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第553页。
[42] 《钦定礼记义疏?凡例》，《钦定礼记义疏》卷首，江南书局光绪戊子年（1888）十月刊本。
[43] 以上引见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礼例序》。
[44] 详参拙着：《清初三礼学》，第六章第二节“‘以礼代理’到‘礼学即理学’”，第314－319页。
[45]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
[46] 《续礼记集说?姓氏》，《续礼记集说》（浙江书局光绪甲辰刻本）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47] 林庆彰：《姚际恒治经的态度》，载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编：《第四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11月版，第84页。
[48] 顾潮：《顾颉刚年谱》八十六岁条。转引并参见陈祖武先生：《顾颉刚与<仪礼通论>》，《清儒学术拾零》第七章第二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17－119页。
[49] 林庆彰先生于《姚际恒治经的态度》（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编：《第四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11月版，第84页。）一文中指出：“再就《礼记》来说，姚氏有《礼记通论》，该书已亡佚，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引其佚文有五十余万字，近有简启桢的辑本，编入《姚际恒着作集》第二、三册中。”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120.html
以上是关于杭世骏-杭世骏与三礼馆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