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

自清朝乾隆皇帝弘历这位满洲最高统治者颁诏，将明清易代之际，背明降清的大臣定为“贰臣”之后，“贰臣”遂为舆论所不齿，终清之世无异词。清亡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弘历此举多未置评。惟1993年孙文良教授等着《乾隆帝》一书，详论此事时，认为这是以忠君为准绳的论断，含有维护封建正统之意1，颇具灼识。但并未论及“贰臣”本身。然而近来却出现了弘历否定“贰臣’’之举，是为篡改历史的需要，而掩饰、扭曲了历史之说2。进而肯定“贰臣”，甚至赞颂统兵抗清，兵败被俘，旋即投降，既而效命清廷，向广大抗清军民大挥屠刀的“贰臣”洪承畴，亦应“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3云云。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如此议论，混淆了是非．不仅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也否定了满洲(满族)的历史。故撰写此文提出拙见，以求教于高明。
1见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52页。
2王宏志： 《论“贰臣”》，《 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3苏双碧： 《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7页。
一 “贰臣”说之提出及其历史背景的考察
“贰臣”说，是乾隆帝弘历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颁诏，命国史馆编纂《明季贰臣传》时提出的。该诏全文是：
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谕：昨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选辑《明末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顺所辑《同时尚论录》数卷，其中如刘宗周、黄道周指言明末秕政，语多可采。 因命军机大臣将疏中有犯本朝字句，酌改数字，存其原书。而当时具疏诸臣内，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崇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若以其身仕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借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迹，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孙之生长本朝者，原在世臣之列，受恩无替也。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昨岁已加谥胜国死事诸且，其幽光既为阐发，而斧钺之诛不宜偏废。此“贰臣传”之不可 不核定于此时，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
着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朕裁定。并通谕中 外知之。”1
这种将为清朝开创建立功勋的降清之明臣定为贰臣，与表彰因坚决抗清不屈而死的明臣追谥为忠义，是一个问题相辅相成的两方面，是弘历完整思想体系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前一年，弘历曾颁诏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以“崇奖忠贞”。他特别指出对当年那些因坚决抗清而死的人物，应大力表彰。他说：“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而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以及被俘获后遭杀戮之时“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便抗清不成，“自尽以全名节，；其心迹亦并可矜怜”。他称赞“菇苦相从”于南明福王(弘光帝)、唐王(隆武帝)、桂王(永历帝)者，是“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而当年进剿后金时死于萨尔浒战阵中的刘铤、杜松等为“一时良将”；坚决抗清， “身膏原野”的孙承宗、卢象昇等，皆“凛凛犹有生气”。他指出对这些“能为国抒忠”者，应一视同仁予以优奖。当然，他同时又憎恨那些继续坚持抗清思想，即“不能舍命”的所谓没有“死节”者，如钱谦益等为“丧心无耻”，是“进退无据”，当加严斥之。这样“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以此为天下万世“植纲常”、“示彰瘅”2。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弘历又颁诏，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其谕曰；
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2《清高宗实录》卷九九六，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
我国家开创之初，明季诸臣望风归附者多，虽皆臣事兴朝，究有亏于大节，自不当与范文程诸人略无区别。因命国史馆以明臣之降顺者，另立贰臣传，据实直书，用彰公是。兹念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岂可不为之分辨淄渑？
如洪承畴在明代身膺阃寄，李永芳曾乘障守边，一旦力屈俘降，历跻显要，律以有死无贰之义，固不能为之讳。然其后，洪承畴宣力东南，颇树劳伐；李永芳亦屡立战功，勋绩并为昭着 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
至于钱谦益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又如龚鼎孳曾降闯贼，受其伪职。旋更投顺本朝，并为清流所不齿。而其再仕以后，惟觍颜持禄，毫无事迹足称。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瘅？
着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1
于是，在弘历的指示下，先后敕编而成了忠奸分明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及《贰臣传》两部书。其中《贰臣传》共收录120人，甲编51人，包括洪承畴、李永芳、孔有德等在内，乙编69人，包括钱谦益、冯铨、孙可望等在内。这样“贰臣”之名便被定谳，并流传于社会。“贰臣”成了顿易操守的变节者的同义语。
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一，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
二 “贰臣”说是满洲历史观的真实反映与确切概括
“贰臣”说是乾隆帝弘历所独创。然而这种创意是违背了历史实际的杜撰，如本文开头所引是所谓篡改了历史，掩盖、扭曲了历史吗?表面看弘历将投降清朝并为清朝之开创立下汗马功劳的明臣定为贰臣，极尽贬斥，而将坚毅不屈的抗清志士却追谥为忠义，大力表彰，这似乎在开历史的玩笑，一反祖宗成宪的怪异之举。其实并非如此。人们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种“贰臣”说正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对满洲历史观的真实反映与确切概括。弘历所提出的“贰臣”论，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对祖辈以来的传统，即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以来，一贯思想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历史上满洲统治者，于明清易代之际，曾极力策反并充分使用背明降清的汉臣，即所谓“贰臣”。在明清交战中，争取、使用贰臣是满洲即清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并无所不用其极，致使当年一大批贰臣投入清朝的怀抱为其效命。其中，努尔哈赤时期招降成功的李永芳、孙得功，皇太极时期招降成功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福临时招降成功的吴三桂、孙可望等，他们均为清朝大业的开创起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努尔哈赤叛明独立，几经酝酿，做好充分准备后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打出极力渲染民族仇恨的“七大恨”，向明抚顺发起进攻之同时，即引诱明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投降，派人下招降书给李永芳。书中说：“倘尔不战而降，则不扰尔属兵众，不损尔之大业，仍照原礼，予以豢养。尔乃博学聪明之人也。我已擢拔多人，以女妻之，结为亲家。况且对尔岂有不超升尔原职，不与我一等大臣等并列豢养之礼乎?望尔勿战。战则我兵所发之矢，岂能识尔?若为无目之矢所中，必亡矣。”“降与不降，尔等应熟思为好。毋以一时之小忿而无信于我，勿失事机，出城降可也。”1李永芳在后金的这种威胁利诱下终于屈服，成为努尔哈赤叛明以来，明朝第一个临阵投降的职官。努尔哈赤对招降成功十分高兴，当即授与李永芳副将之职，将抚顺所得降民编为一千户，令其统管。并将第七子阿巴泰之长女嫁与为妻，后金国中遂称李永芳为抚西(抚顺)额驸。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攻打广宁(今辽宁北宁)时，遭到明朝军民的奋力抵抗，但由于广宁巡抚王化贞的中军游击孙得功惑于后金招降政策的引诱，“阴通永芳””2，于危急时刻背叛，暗中投降策应，制造混乱，致使明军大乱阵脚，后金轻得广宁。事后孙得功仍以游击原官统辖降众，随之奉命移驻义州（义县）。3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部众背明投靠后金，是皇太极天聪年间，后金政治上最为突出的一件大事。本来，此三人原均为明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孔、耿率军驻皮岛为参将，尚于毛文龙死后率军驻广鹿岛，为副将。他们均有抗击后金之经历，后因复杂事变，先后背明率部降清。皇太极对他们的投奔，给以隆重的礼遇，仍准其统率部众。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为总兵官。令孔有德、耿仲明率部驻辽阳，命名其所部为天佑兵。令尚可喜率部驻海城，命名其所部为天助兵。旋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封尚可喜为智顺王。他们先后成为汉人藩王，荣耀已极。本来，后金诸贝勒大臣对孔、耿、尚等之来投甚为蔑视，认为他们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狼狈前来的。当皇太极决定行抱见大礼时，曾遭到众贝勒的一致反对，“咸谓不宜”4。而文馆谋士则纷纷上书皇太极，其中宁完我之奏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孔、耿等人既然背明来投，“必是气力不支”，穷途末路所致，“他但保全
1《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57—58页。
2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3《清史列传》卷七九，《孙得功传》。
4《八旗通志》卷一七八，《孔有德传》。
性命已自快足”。不可“过用仁恩，惑于人言，与他南边空城，任他各立门户，窃以为大不可也”1。又指出“孔、耿这一伙官兵，多系矿徒，无形影之人，胡赌、胡吃，不务本等生理”。而孔、耿二人“暴戾无才”，难以“抚绥钤束”。对其过于优厚，“不免益恣凶徒无忌之心”。建议“酌量善御”2。对此，皇太极并未理会，而是待以极高的礼遇。当孔、耿奉召至沈阳时，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迎接，与孔有德行抱见礼，随即至城内设宴接风，“亲酌金卮慰劳””3。并特许其自领兵将，直至封王。显见，皇太极的用意是使其心悦诚服，完全为己所用。
以招抚孔、耿、尚三人同样的态度，皇太极又于崇德七年(1642年)招降了洪承畴。洪承畴本是备受明朝皇帝信任的重臣，有文韬武略，向负盛名。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大显身手。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年)受命以蓟辽总督主持对清战事，二年后，率13万大军奔赴辽西松锦战场，不料对峙半年余，明军优势耗尽，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底．松山陷落，洪承畴被清军俘获。城破后皇太极下令屠城，数千军民惨遭杀害，惟将洪承畴押回盛京。尽管洪承畴曾“延颈承刃，终始不屈”4、“誓死不屈”5，但还是经不住皇太极的诱降，两个月后，便剃发“跪大清门外请罪”6，叛明降清。清人记载说，皇太极对洪之降“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贝勒大臣对此“皆不悦”，以为“洪承畴一羁囚”重视得过分。皇太极反问：“吾侪所以栉风沐雨，究欲何为?”众人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道：
1 宁完我：《请收抚孔耿办法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2 宁完我：《陈孔耿官兵请酌量善御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3《清史列传》》卷七八,《孔有德传》..
4 [朝鲜]《沈阳日记)壬午年三月二十三日；[朝鲜]《沈馆录》卷二。
5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
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1显见皇太极招降明臣洪承畴意在日后夺取明朝，可谓深谋远虑。
而顺治年间，多尔衮的招降吴三桂以及福临不顾众臣反对重视背叛南明永历帝，只身狼狈来归的孙可望，都出于同样目的：招降贰臣，借其力以为大清打江山。
贰臣们也确实没辜负满族统治者的一片苦心，他们降清后，竭诚为新的主子效命。
李永芳投降后，立即调转矛头对准明朝，当年七月，即随从努尔哈赤征明攻打清河城。他奉命前往招降率一万兵“固守其中”②的明副将邹储贤，“遥呼邹储贤，胁降之”3。 “储贤不从”4，怒斥李永芳的背叛行径，率众奋力抵抗，“大骂赴敌死”5。明参将张旆以下万余兵将皆战死，清河城乃为后金所得。随后，李永芳从后金兵攻入辽沈，在攻铁岭、取沈阳、战辽阳诸役中，均大卖其力，攻战、招降、捉逃，俱有功，遂“擢总兵官”(5)。成为后金国中的新贵。
李永芳的背明降金，对明朝震动很大，虽然朝野上下一片痛骂之声，称其为“叛贼”7，但仍幻想其投降之举并非出于本意，盼其天良未泯，遂不断遣人致书，劝其反戈。然而李永芳却死心塌地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后金的战车之上，降志坚定，绝不动摇，对明朝遣派来的策反使者一再“执其人并书以闻”。因而获得努尔哈赤的嘉奖，“赐敕免死三次”8。努尔哈赤首次招降大获成功。
1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3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
4 (清史列传)卷七八，《李永芳传》。
5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
6《清史列传》卷七八，《李永芳传》
7《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申。
8《清史列传》卷七八，《李永芳传》。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投降不仅为后金增加了生力军，且带来了火器制造技术，使后金很快自制出红衣大炮，改变了与明朝争战中火力所处的弱势地位。孔、耿、尚三人更以强烈的报复心攻打明朝。其中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攻打明军据守的旅顺，激战七日，夺下旅顺后，凶残地将明朝兵将及其家眷全部杀害以泄心头之恨1。当三藩王率军随清兵入关后，则以无情的手段追剿农民军和镇压一切抗清势力，所到之处或大肆“掳掠乡绅妇女”2，或将降兵降将“无少长皆杀之”3，或“尽屠其城”4，“大肆杀戮，无不惨灭”5。他们以屠戮抗清者之战功分别被改封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而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则以千百倍的疯狂追剿农民军、南明政权和一切抗清势力，由山海关一直剿杀至云南，最终从境外缅甸擒获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以归，并斩草除根在昆明将朱氏父子杀害，为清朝统治全中国建立了殊功。
皇太极时降清的洪承畴在顺治年间为清朝立了大功。他是在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十分倚重下竭诚效命的。从清兵入关伊始洪承畴即大卖其力，他以“洪军门”身份移檄山陕两省，声称“军门承畴一则为明复仇，二则报大清国皇帝之恩，故来助摄政王”，“务须全歼” “流贼”。号召山陕诸将士及“有识之士”，当“截其逃路斩之”6。当清兵进占北京后，他便受到重用被任为大学士，参预机务，为清朝出谋划策。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称赞洪承畴“有为”，说：“我在东边，只闻洪军门乃至清之好官，其用兵上阵亦有可观”。
1《明清史料》甲编，《监视太监魏相国题本》
2 蒋良骐：《东华录》卷七。
3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4 邵廷东：《西南记事》卷三，《何腾蛟》。
5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 l页。
并说“诸王亦荐其好”1。遂任命其为以原官即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授其江南各省“悉听节制”，并有“便宜举行”2之权。顺治十年顺治帝福临为平定西南，特加洪承畴太保，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他颁诏说：“湖南两广地方虽渐次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于是特升其为太保兼太子太师、以原官经略云贵等五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这是极高的信任和付与的极大权力。福临更许诺：“功成之日，优加爵赏””。洪承畴正是在多尔衮、福临这种高度宠信下，竭诚为清朝扫清一切反抗势力，无情地镇压各地抗清义军。终收平定江南、瓦解西南的功效。
贰臣们降清后，尽管肝脑涂地为清朝效命，毫无保留地充当了清朝残酷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帮凶。然而他们的心头却有挥之不去的阴云，这就是满洲统治者对他们怀疑与蔑视。这是令其心寒与沮丧的严重问题，因而他们有不可言状的隐痛。
从努尔哈赤时开始，后金(清)统治者对来降的汉人一直抱有戒心。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与蔑视。曾最为得意的抚西额驸李永芳的境遇并不美妙。李虽被重用，提升为总兵官，甚至得免死三次的政治待遇。但努尔哈赤对他始终疑虑重重，凡事都觉得其不可信。而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在处理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西北复州城)汉人反叛事件上，李永芳谏阻发
1《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曰。
2《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二年七月壬子。
3《清世祖实录》卷七五，顺治十年五月庚寅。
兵，便激怒了努尔哈赤，使之发出了连珠炮式的斥责李永芳的语言。当时后金获得了复州汉人不堪奴役，正准备集体叛逃的情报，努尔哈赤随即下令遣派贝勒代善率兵二万前往镇压。李永芳谏阻说，此事可能是有人诬陷，情况尚未核实，匆忙出兵恐怕后果不良，建议调查清楚后再出兵。努尔哈赤暴怒起来，随即发下长篇文件斥责李永芳。其中说：李永芳昔于抚顺之时，曾念你乃一通达明白之人，故收之，妻以金国之骨肉。蒙天眷佑使我出兵，至于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以及蒙古边塞等处，此皆承天之眷佑也。对此，你李永芳却不相信。因为不信，所以总以为你们尼堪皇帝是永存的，我是暂时的。辽东汉人屡叛，那边通谋的信不断传来，我经常查获。你与尼堪结成一伙，为迷惑我，而伪为进谏。若叛逃那边，你心中高兴。若我方发觉杀戮，你心中肯定不舒服”1。复州叛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李永芳之长子李延庚竟是其主谋者之一，但此事与李永芳了无干涉。李永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后金统治着想而提出此建议的，是诚心诚意地为了后金主子。不料却遭到努尔哈赤的痛斥，把李永芳完全为后金卖命之真心，硬说成心向明朝，与背叛后金的汉人结成一伙，是后金的异己分子，这无疑是信口雌黄的诬陷。不能不令李永芳伤心至极!努尔哈赤这种没有事实根据，凭主观猜测的指责，完全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怀疑基础之上。此事之后李永芳便被免去了总兵官，虽然不久又官复原职，但已毫无作为。几年后努尔哈赤在致毛文龙的信中竟称李永芳是“战场上俘获的”2，轻蔑之情跃然纸上。皇太极继位后，李永芳又被重新起用，参与政治活动。但后金统治集团里对贰臣固有的看法并未改变。天聪元年(1627年)，李永芳奉皇太极之命同诸贝勒一道随二贝勒阿敏进攻朝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同众贝勒一
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一，辽宁大学译本1978年版；又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版．第483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七一，辽宁大学译本1978年版。
起劝阻阿敏不可违背约言，继续进取朝鲜王京，独遭阿敏的当面辱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须尔多言!”1清朝官方文献记载说遭此痛骂的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2。确实人们从此再也看不到李永芳在后金国的活动了。当然这绝非一次受辱的结果。后金国中凌辱李永芳者，绝非阿敏一人，满洲上层统治者对李永芳并无好感。不久，阿敏在致书明开平道时，仍称李永芳为“被阵擒”3之人。而皇太极对李永芳所遭受的凌辱绝非没有耳闻，但却是听之任之，并无为其恢复名誉之意，这反映了皇太极对为他效命的贰臣之认识在本质与其父并无二致。李永芳也终在屈辱中默默死去”4。背明降清态度远比李永芳主动积极的孙得功，阴谋策划搞垮明朝辽西防线，献出广宁城后，又胁迫士民剃发，焚香夹道迎接后金兵进城5。为后金兵的挺进辽西立下大功，按理说他将获重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明朝的官职竟原封不动，且终努尔哈赤之世他也一步未升。这其中的奥妙明人早已看出：“得功为奴所疑。”原来努尔哈赤对他使出浑身解数的叛卖勾当，竟十分厌恶，而深深怀疑。否则“永芳之后，又一永芳矣”6。
皇太极虽曾极力招降洪承畴，但当洪投降之后，并未使用，而是将他软禁起来，“使之在其家，不得任意出入”7。这说明皇太极对其仍有戒心。清兵入关之后，洪承畴虽备受重用，大展宏猷，但坐镇南京时，却处处受到满兵提督巴山将军的暗中监视。巴山曾两次上疏
1《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
2《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六年三月辛巳；(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
3《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021页；《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四月乙丑。
4 参见拙文：《李延庚叛清考评)》，《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
5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清史列传》卷七九，《孙得功传》。
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7 朝鲜《沈阳状启》壬午年五月二十三日；[朝鲜]<沈馆录)卷三。
密告洪承畴与抗清者牵连之事。当其侦得洪承畴给广东游僧函可发放了出行印牌，便在函可离开南京城时，特命把守城门官兵严加搜查，终于当场搜获其携有清朝禁忌之诗文。此事令洪承畴十分被动，他被迫上疏“乞敕部察议”。部议：应将洪承畴革职。多尔衮特传旨“姑从宽宥”，方算免去了一场临头灾难1。当然巴山之动作绝非仅是其个人行为，它反映了满洲统治者对洪承畴的戒备之情。而洪承畴在任职期间，处处逢迎满洲权贵，惴惴然如临深履薄。南京任上委屈于巴山，五省经略任上，逢迎于麻勒吉2，无不反映了这种情况。洪承畴入关后不顾一切志士仁人对其变节、叛卖之声讨，而一心镇压一切抗清斗争，屠杀抗清志士。希冀换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然而他的愿望终归落空。福临功成优加爵赏的许诺，并未兑现。洪承畴晚年甚受冷落。直到其休致之后，清廷方勉强封他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只相当于天命年间的游击，这与他为清朝所立的大功极不相称。而与当时只身降清，寸功未立的孙可望，竟被封为王爵，形成强烈反差。他死后虽被赐谥文襄，但承旨撰写的碑文却又明显含有贬义。洪承畴够凄凉的了。现有着作说，他死后被追谥为“公”3，好像终于获得了崇高荣誉的补偿，然而这却是绝无其事。
1《清世祖实录》卷三二，顺治四年五月乙酉；卷三五，顺治四年十月辛亥；卷三八，顺治五年四月癸未。
2《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顺治十五年六月辛卯。麻勒吉曰：“吾等抵南，洪经略差人远接馈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
3 见王宏志《洪承畴传》第十二章“‘鞠躬尽瘁’谥文襄公”。按，“谥文襄公”，清朝无此谥法。但着者在这里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却是，洪承畴死后既获“文襄”之赐谥，又得“公爵”之追封。然此说与史实不符。阅王着可知此乃依据法式善《洪文襄公年谱》。法《谱》原本准确无误，实乃着者断错句所致。法《谱》原文是“赐祭葬如例谥文襄公着述皆不传”。其原意(正确断句)是“赐祭葬如例，谥文襄。公着述皆不传。”王着却错断为“赐祭葬如例，谥文襄公。着述皆不传。”这是将下一句的主语，错移植到上一句，变成为宾语的组成部分。
更有悲惨者，清初三藩王之一的靖南王耿仲明，虽然背明降清受到重用，但却一直内心忐忑。因为他早年曾由明兵降于后金，任千总，后又率人背叛后金入皮岛归毛文龙，参与抗击后金的斗争，升至参将，最后又参与孔有德的叛乱，被明朝官兵追剿，走投无路时再降于后金(清)。清政权虽然对他的这段复杂经历既往不咎，但他却难安居处。当顺治六年(1649年)他奉命同尚可喜率军进征广东，行军途中遭刑部劾奏，劾其部下有隐匿逃人之事。朝廷颁下严旨，指出“隐匿逃人，悖逆殊甚，是犯不赦之条矣!原遣王等南征，以为归顺有功，腹心可寄，必然利益国家，乃反掠满洲家人，实出意外。” “谕旨到时王等即亲身严察，将所匿逃人尽行查出。” “若漫不查送，则此隐匿之事显系王等知情矣。”1耿仲明接旨极为惊恐，以为大祸临头，虽然立刻遵旨查出逃人三百余人械归，并上疏请罪。但总觉已犯不赦之罪，难为朝廷所容，竟至精神崩溃，于行军至江西吉安地方自缢而死。然而在其自尽之前，朝廷早已颁发宽大命令，保留其王爵，但耿分。显见读错了句子。殊不知此“公”字在法氏《年谱》这里并非指爵位，乃对人之一般尊称(时至如今仍有使用者)，即尊称洪氏。以“公”字尊代传主，清人年谱中几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诸如《魏敏果公年谱》、《熊文端公年谱》、《曾文正公年谱》、《左文襄公年谱)等等，里面的公字皆为代指传主人的代词，而均非爵位的名词。且其中前二人即魏象枢与熊赐履不论生前与死后均无任何爵位。后二人死后虽曾获追封，但也从未达到公爵(曾国藩被追封侯爵、左宗棠被追封伯爵）。况且赐谥与追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便在一人身上同时出现，于清代亦无连称之例。如对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只能说：谥文正，追封一等毅勇侯；谥文襄，追封恪靖伯。而不能用“谥文正侯”、“谥文襄伯”这种不伦不类的说法。王着称洪承畴“谥文襄公”，显系暗于清朝谥法且误解尊称为爵位所致。因为洪承畴本与公爵毫不沾边，否则，其死后竟飞跃进爵六级，然而实际上并未出现这个奇迹。又，王宏志着《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清世祖实录》卷四六，顺治六年九月己巳。
仲明并不知晓。而当时在杭州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却另有记载，他说皇帝得知耿仲明的违法行为后已命令在南京的总督将其逮捕和除掉。这位总督随即盛宴南征路过的三个藩王。当藩王的军队远离时，总督便单独向耿宣读了皇帝的命令。耿明白自己已在劫难逃，便借口请求返回船上再处理一些私事，随即自杀身亡1。时于南京坐镇的江南、江西总督是马国柱。如此事属实，则是清朝自己除掉了它放心不下的贰臣。
贰臣孙可望的下场更足令叛变者心寒。孙可望自背叛南明永历朝只身投清后，顺治帝以为打开了永历朝的一个大缺口，尽知西南虚实而心中大喜，出人意外地颁诏封孙可望为义王。但此举不仅满洲权贵大为不满，孙可望本人也深感意外而自惭形秽，痛感遭到举国鄙视的巨大压力，上疏请求辞去王爵。对此，福临颁旨说：“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着仍祗受。”2其实凌侮孙可望者比比皆是。不料，几个月后，孙可望奇怪地死去了。有记载说：“后从出猎，毙于流矢。”3或说“后随出猎，被射死。”4但是否属于谋杀却无人去究诘，而这种可能却相当的大，因为满洲统治者根据需要使用贰臣，也完全会根据需要除掉贰臣。贵为王爵的贰臣孙可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清廷却不闻不问，它清楚地向人们透露了满洲统治者对贰臣所抱真实态度的明确信息。
满洲统治者竭力策反、招降和使用贰臣，却又从骨子里蔑视贰臣，这是一贯的传统，不
1 [意]卫匡国：《鞑靼战纪》，戴寅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一53页。
2《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顺治十七年六月庚寅
3 题梅村野史： 《鹿樵纪闻》卷下，《孙李构难》。
4 戴笠：《行在阳秋)卷下。斗
变的原则。他们令贰臣为己所用，但对其叛卖思想、投降行径却从未首肯，而是鄙薄。相反地对那些临难不苟宁死不屈的忠臣义士却怀有由衷的敬意，予以更多的关注。
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攻辽沈时，虽曾遇到广大汉族军民的誓死抵抗。但他并不放弃招降头面人物的努力，以盼其为己所用。在攻下辽阳时，他曾极力招降被俘获的明巡按御史张铨。首先派李永芳前往劝降，被张铨嗤之以鼻，“怒麾之”1，不屑与之对话。随之张铨被后金兵拥见努尔哈赤，他“面不改色，山立于庭”，后金兵强令其下跪，张铨怒斥道：“吾为天子宪臣，岂为贼拜!”被骂为贼的努尔哈赤并未发怒，见硬逼不成便施以利诱道：“从我，与汝八人轿坐。”张铨不为高官厚禄所动，骂道：“吾岂肯从贼，愿速杀我。”坚决不降且求速死，随即昂首外出。努尔哈赤亟令其回帐，“又以好言慰壁：之”2，劝其投降。张铨意志坚定。在侧的四贝勒皇太极见乃父劝降不成，便进前劝说道：“昔赵(宋)徽宗、赵(宋)钦宗二帝，为我金汗所擒，亦曾屈膝叩见。故携至我处，授之为王矣。尔何不屈耶?实我愿尔生之，故此劝谕。”张铨听罢便说： “该徽宗、钦宗二帝，乃乱世之弱君耳。我断不屈膝求生，辱我大皇帝之尊。留我十日尚可，过此，我即求一死。”3皇太极无法再劝。这时努尔哈赤便问道：“送汝归如何?”张铨说：“兵已溃散，力不能杀贼，无颜求归。速死为幸。”努尔哈赤见其意志坚定，便下令将他送回署中。张铨遂自缢于明巡按署大堂之上。死前整好衣冠，向明廷所在的西南方向行八拜之礼，并道“臣不能报国矣!”4见此悲壮情景的后金兵，惊讶万分，面面相觑道：“忠臣、忠臣!”5张铨从容殉难后，努尔哈赤竟命令李永
1《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壬戌。
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3《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80页。
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5《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壬戌。
芳备棺收殓，将其安葬于辽阳1。
后金汗皇太极对待明清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战中俘获的明将张春的态度同样令后世难忘。大凌河之战发生在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张春以太仆寺少卿、监军兵备道的身份率军4万奔赴辽西抗击后金兵，但不敌攻势凌厉的八旗劲旅，致全军覆灭。后金于此战役共俘获明军将领33员，皇太极当即下令杀掉25人，免死8人令其投降。其中7员立即跪拜谢恩，惟独作为主帅的文臣张春屹立不拜，拒不投降。皇太极虽百般诱劝，张春则以“吾认白刃耳”，“请速杀我”相对。皇太极感慨地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2。决定仿效昔日匈奴扣留苏武的做法，乃将其带回沈阳，“令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3。实是软禁。张春亦有自己的考虑，“姑不死以待时”4。他被囚禁期间，始终“着汉服”，“不为剃头”5。他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给皇太极的上书中，仍自称“原任督阵监军、兵备道、太仆寺少卿”，称皇太极一口一个“金汗”6，虽然此时皇太极已称帝三年。他却不予理睬，始终坚持明臣立场。表明忠于国家绝无二心的志节。因此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与尊敬，“虏中（指满洲统治集团内)亦极尊敬，比之于苏武”7。当然张春茹苦含辛地活着，有一个目的即希望为明清间的议和贡献力量。因为议和对双方都是需要，他本着明清议和“有益国家”的认识，以促进议和作为报效国家的方式，他说“春苟延八年止为讲和”8。然而努力终未成功，明清松锦大战的战火一起，使他心中的希望破灭。在沈
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2 左懋泰：《张公传》。
3《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一月丙戌。
4 左懋泰：《张公传》。
5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戌。
6 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22一24页。
7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六年八月甲午。
8 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24、23页。
阳三官庙里度过了十个春秋的张春，见议和无望的情况下，绝食而死1。对张春之死，皇太极“甚惜之”2，特依张春生前“移我居辽阳，得近中国，则死无恨矣”的愿望，下诏“礼葬”张春于辽阳城南莲花寺(即喇嘛园)3。
努尔哈赤、皇太极对自己的敌人，即坚毅不屈的志士之所以由衷的崇敬，反映了他们对真理、对正义、对中国的传统美德、对堂堂正正做人的本质追求与肯定的态度。努尔哈赤晚年感悟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曾教训子弟要明确做人的道理，他说：“吾后世子孙，当世守孝悌之道，不可违也。”4皇太极更从张春身上感触颇多。有记载说皇太极对誓死不降的张春，在大庭广众之下倨慢不恭的表现及对其称帝之举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不仅毫无怪罪之意，相反却从心底里对其凛然志节表示钦佩。他曾由衷地赞叹道：“吾从史传中见文天祥，以为神人，今乃真得见文天祥耳。”5还曾深情地对近臣说：“得公等百，不如一春矣。”他问范文程道：“朕见中原各将虎视角出，遇势诎计困，即倒戈归命，如摧败朽。文臣一竖儒生，往往不易屈者何也?”范文程回答说：“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生平所学，所以危不爱身，不欲负国家养士之报也。”皇太极听后“跃起”曰：“为人臣子不可不读书，朕见张春果然”。“由是悉令诸王贝勒旗下子弟皆遣就学，因春始”6。事实上皇太极正是留养张春后不
1 王四服：《张公合葬墓志铭》；张弭：《总记张公并淑人翟氏子伸节孝事略》；左懋泰： 《张公传》。
2 左懋泰：《张公传》。
3 民国《沈阳县志》卷九。
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5 民国《沈阳县志》卷九。
6 左懋泰：《张公传》。
久，即颁发了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之令。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1显见，皇太极是要把满洲后代培养成像张春那样为国尽忠的人才。自然，对那些临危授命，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之士抱有无限的敬意。而畏死偷生，轻易节操，变节投降者，尽管是为己所用，也不耻其所为而心存蔑视。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
清兵入关后，贰臣中受满洲统治者眷遇独深而竭诚卖命，出尽风头的要算洪承畴，但他并未得好，其晚景凄凉，顺治帝福临之所以不实践其功成后优加爵赏之许诺，是碍于满洲权贵对洪承畴日益增长的鄙视与不满所致。洪承畴死后承旨撰写的短短墓碑之文中，特地揭示出其兵败被获，蒙宽恩豢养的不光彩老底，讥讽昭着。这正是满洲统治者对像洪承畴这样的贰臣真实态度的自然流露与如实反映。对孙可望的举国轻忽则更是毫不隐讳的事实。这说明在满洲统治者中已形成一种蔑视变节投敌的强大的舆论氛围。相反，他们对一切凛然正义为国捐躯以及坚持节操之士却怀有由衷的敬意。多尔衮曾说“我每见攻陷一城，辄有死节，良由明朝诸臣读书明理使然。即此可见明朝还有好人。”2能死节者是好人，不能死节甚至屈膝投敌者是什么人呢?多尔衮未说，显见他心中的褒贬忠奸善恶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就在此时，多尔衮得报原明朝湖广江西总督袁继咸虽被贰臣左梦庚挟持，但拒绝降清，在执送北
1《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
2《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京途中，曾数次自杀不遂之事后，顿生仰慕之情，特为派遣翰林院熊学士前往劝降，传话说：“袁总督随着行，与他大官做。”但袁继咸却不买其账，他仍然不为所动，自铭道：“大官好做，大节难移。成仁取义，前训是依。文山叠山，仰止庶几!”1他在被拘北京期间始终坚拒清廷的一切劝降，终于不屈遇难。福临则以明末北京陷落时殉君死难的文武诸臣，“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务”2。尔后便根据礼部上奏的所谓明末殉难忠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15人，以及“死节”太监王承恩，准予给谥赐祭，“以慰忠魂”3。
不仅对现实，对中国历史上凛然大节的忠义人物，满洲统治者亦表示了愈加明确的敬仰之情。关羽这位三国时蜀汉名将，被历来尊为忠义的典型。当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初建政权时，即起建关帝庙，予以崇祀。皇太极时更于各地普遍敕建关帝庙，尊其为护国神。而清兵入关之后于顺治元年即定制于每岁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敕封关羽前三代为公，除五月致祭外，又定制增加春秋二祭4。对历史上宁死不屈忠诚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更油然而生无限敬意。可见，自努尔哈赤以来，满洲统治集团内早已形成了一种愈加鲜明愈加坚定的崇尚忠贞蔑视背叛的传统认识。
由上可知，弘历将背明降清者定为贰臣，贬斥背叛，表彰忠贞，成为一个问题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绝不是独出心裁，一反祖宗成宪的标新立异，歪曲、篡改了历史，而恰恰是历史真实的确切反映，他的举措不仅是对自努尔哈赤以来满洲一贯思想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对
1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卷下，《自铭》。
2《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乙酉。
3《清世祖实录》卷七六，顺治十六年六月辛亥。
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
这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成为满洲民族理性思维发展成熟的标志。这是吸收汉文化后将民族文化重塑与改造，使满洲思想更系统化、理论化，也更为深刻和周延。当然这是以儒家理论塑造人物，成为维护君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是清朝专制思想发展到顶峰的必然结果。
三 “贰臣”说提出的历史意义
不可否认，贰臣论提出的目的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基于忠君的正统观念，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为民立极。但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出立论者的初衷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它反映了满洲积极追求正义、崇尚道德、坚持真理的精神。反映了满洲在心理素质、道德规范上的重大变化。展示了重义思想认识已占据统治地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也就是以忠君爱国做平生的首要选择。这是满洲发展史上价值取向的重要变化。贬斥、反对贰臣行为而坚持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就必然反对变节、反对叛卖。它反映了满洲对堂堂正正做人道理的追求与肯定。他们鄙夷不屑一切不忠不义，乃至叛卖变节行为，而对一切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者表示崇敬。顺治帝福临在指示并批准追谥明末殉国诸臣的同时，特旨为北京城破前自缢而死的明崇祯帝朱由检树碑、撰文，并亲往祭奠，而“凄然泣下””。因为最使福临感动的是崇祯帝在世时的“励精图治”和临危之时的“身殉社稷”e。此事反映了福临对忠于国家，忠于职守，生死以之精神的无限深情。不久，福临命为明朝殉难太监王承恩立碑，赞扬范景文等为国而死是“无愧臣节”。指出表彰忠臣烈士的目的，是“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3。这充分反映了满洲道德观念发展的轨迹。而贰臣论的提出，
1《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壬申。
2《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3《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一，顺治十七年十月庚戌。
正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水到渠成。弘历所谳定的贰臣，虽是一群曾为自己满洲民族开创大业立过重大功绩的人物，但他认为这是一些在关键时刻没有志气和骨气的灵魂卑污者，其“大节有亏”，“不能念其建有勋迹，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而是准情酌理，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认定其为贰臣。对其丑恶行径予以谴责和鞭挞，毫不含混地表明了严正的态度。反映了这位满洲最高统治者直面历史，服从真理的恢弘气度和追求正义的崇高精神。这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与规范，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它起到了鞭挞丑恶，呼唤真理与正义的警世作用。贰臣论的提出将一切变节者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让人们明辨是非，懂得大节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大节问题，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以及对真理和正义所持的根本态度问题，来不得半点犹豫与含糊。 “时危节乃现”1，当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危急时刻，当真理、正义遭到严重危害之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甘愿牺牲自我，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于生死考验之际，浩然不苟，是谓大节，其精神崇高。否则为一己私利，为苟延性命，而置国家民族、真理正义于不顾，屈膝投降，觍颜事敌，此乃背叛，就是灵魂卑污，大节有亏。大节有亏是人生中最根本的欠缺，为世为人所不齿，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这就告述人们：贰臣虽因叛卖而换得一时的显荣富贵，然而却有永世洗刷不掉的肮脏，可谓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他们无穷无尽的悲哀。而高风亮节者却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仰。贬斥邪恶与推重崇高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同时提出，这就将是非标准明白无误地展示给全社会。这体现了满洲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精神面貌，这是崇高的民族精神经洗礼后的升华。因此它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1文天祥：《正气歌》。
它对纯洁社会风气，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真理、崇尚道德、坚持正义的光荣传统和浩然正气。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讲气节、讲奉献，为正义事业，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坚持正义、绝不动摇，捍卫真理、勇于牺牲，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是中华各族人民崇高的信念、共同的精神财富。数千年来，许许多多志士仁人，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闪烁上述精神的感人壮歌!像苏武、颜真卿、张巡、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张春、史可法、黄道周等先贤，他们浩气长存，为国为民为正义为真理的献身精神，永放光芒，是忠义的化身，已成为各族人民效法的光辉典型。它鼓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像石敬瑭、刘豫、张邦昌、秦桧以及李永芳、洪承畴等人为一己之私利，不顾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自己曾经标榜的理义，顿改节操，天良泯灭，屈膝背叛的行径，已成丑恶的典型，被所有具正义感的人们所唾弃，是中国人民警戒的反面教材。这些早巳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识。而乾隆帝弘历所谳定的贰臣虽是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但其鞭挞背叛与表彰忠贞的思想，却把中华民族固有光荣传统和民族精神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更加明确了，它不仅令满洲为之感奋，而启迪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是全社会。诚然，贰臣论之提出确是基于忠君的正统观念，但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出立论者的初衷。因为在明清之际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变节者、投降派，背叛的不仅仅是封建君王，事实上他们背叛的是国家、人民与民族，是真理、正义与良知。为其定性，鞭挞其罪恶与丑行，其警世作用十分深刻。如果像李永芳、洪承畴那样背叛丑行不加谴责，反而为其开脱甚至肯定，必将导致私欲膨胀，一切从自我出发，而道德丧尽，背叛成风。那将是国家、人民与民族的不幸，是很危险的。所以贰臣论之提出，正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也是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表现。它对纯洁社会风气，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具有深远意义。而歌颂贰臣之论则甚为有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满洲统治者所提出之贰臣论，不仅表现了一种直面历史的恢宏魄力，在客观上也是对维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大贡献。
1《孟子》，《滕文公下》。
(原载《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资料来源：张玉兴着：《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