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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

提起新文化运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是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事情，它似乎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专名词。其实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在“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还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显然，这是泛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的变革和它的性质，而不是具体地局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
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资产阶级新文化不是伴随着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而产生发展，而是伴随着西方的商品、大炮和传教士传播进来的，要求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来的。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再到郑观应的“习商战”、“设议院”，标志着学习西方以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必经历程，是它的准备阶段。
在甲午战争以前，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一般来说，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主要是生产技术、自然科学和某些政治学说，没有形成运动，资产阶级新文化成为运动，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这固然是因为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更为直接的则是政治运动的缘故。正是由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这次运动，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维新派把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梁启超当时就把他的变法主张归结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为变法之本，这是维新派的共同认识和主张。在他们看来，要开民智、育人才，必须兴学校、开学会、设报馆。从一八九六年到戊戌政变前，各地维新人士纷纷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出版报刊，有如雨后春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使风气大开。
维新人士在探求救亡图存、富强之道时，认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追求西方的“汽机兵械”，而是着力于探索其“命脉之所在”。即科学和民主两个方面。这是中国要致富强而不亡国灭种，必须学会的“西方之长”。因此，他们大力介绍传播包括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西学。
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系统地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一八九五年，严复在《原强》的开头就称赞达尔文的《物种探原》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同时，他还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正是利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原理，来批判封建顽固派的不变论，唤醒人们顺应天演的规律变法维新，以达到“自强保种”，胥免沦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天演论》的发表和出版，对当时及其以后的知识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意义就在于在思想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变易进化观。
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所要实现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并不是维新派的首倡，早期改良思想家已有所鼓吹。但是，对君权的批判，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宣传，则是维新派的功绩。维新派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进而提倡自由、平等。严复认为人人享有天所赋予的自由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谭嗣同则发出了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的强烈呼声，表现了追求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精神。
作为新文化运动，维新派不仅着力于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而且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提倡，他们或创办《农学报》、《算学报》、《格致新报》一类以介绍自然科学为主的报刊，或在综合性的报刊上开辟“格致”、“算学”等专栏。务农会、舆算学会、算学会、测量学会、医学善会等也纷纷创立、以推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实际应用。南学会在这方面的活动，值得一提。谭嗣同等人在南学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讲述了关于九大行星绕太阳转、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经度与纬度、两极和赤道、以及地震、日食等天文和地理知识，并组织群众用望远镜观测天体。这些都对传播近代科学、破除蒙昧落后起了作用。维新派对自然科学的倡导，比起甲午战争以前，虽然在内容上没有突进，但在广泛性和普及性方面是有意义的。
由于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导致了文学领域的变革，这一变革的特点，是“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学革新运动。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想冲决传统文学的罗网，成为近代文学思想的主流。
文学改革运动的发展，进而扩及于史学领域。刚跨进二十世纪时，梁启超即揭□“史界革命”的旗帜，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做了努力。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梁启超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猛烈地批判传统的封建史学，指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封建史家是为一家一姓的帝王争正统，这种史学只能奴化人们的思想，不能使人们“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他主张发动“史界革命”，破封建史学，建立资产阶级史学。这种新史学，就是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史界革命”的提出，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结束了封建史学独占史坛的局面。
维新派还重视社会风俗的改革，主张禁缠足、鸦片等陋习；提倡体育活动、讲究卫生，甚至提倡工作、生活时间的条理化，注重工作效率，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来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陋恶落后的风习。
维新派以大胆的创新精神，在戊戌维新时期掀起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几乎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它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罗中建立和发展新文化，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思潮、新内容、新方法、新境界，使中国文化进入了近代文化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但就中国的特殊社会情况而言，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正是以这场新文化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文化一次全面性的大变革。尽管传统的封建文化顽强抵制，但毕竟阻挡不住这股滚滚向前的新潮流。
戊戌新文化运动跟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紧密连结在一起。它伴随着这场政治运动而发生，是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并直接为其服务的。维新人士都特别强调文化要为变法维新服务，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服务。在这种理论主张的影响下，文化实践活动繁荣发展，政治倾向性特别鲜明。总的来说，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已不同于以往，而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明确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
戊戌新文化运动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能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文化体系，当时的新文化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的表现，一方面是新的自身的幼稚、肤浅；一方面是旧的拖住新的，中西掺合，新旧交错。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的不成熟性，正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所决定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特点。
戊戌新文化运动不论存在什么不足和缺点，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1983年0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