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论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状况与思想文化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封建社会的没落与西学的传入促使人们寻求适应社会发展的伦理文化系统，一部分人试图从儒学之外的传统中去寻找，于是，墨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新引入注目，渐趋复兴。同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教化伦理的失效相对应，民间世风伦理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么，它与“墨学复兴”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笔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近代以来，民间世风伦理在社会转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积极意义方面，体现了反传统、尚富强、求平等诸特征，与墨家伦理价值观中的相应部分不谋而合。
民间世风伦理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是几千年来民众在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自发产生、长期积淀而形成的风气、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等，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引导规范着大众的普遍行为模式，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由于它与广大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紧密相连，因而在社会转型期间，在上层教化伦理风气失效的情况下，它便成为支配人们谋求更适于社会结构的主要依据，所以民间世风伦理是社会行为、文化等方面最有活力的部分，即在所谓的社会转型时期，它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全面性变革之时，在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形成一些新的趋向，并为新的社会主导伦理的出现提供参考。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开口通商，使近代工商业化开始，西学的传入引发了华夏大地思想解放的潮流，居于正统地位、受到统治阶级倡导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受到了严重冲击，而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主导伦理系统并未完全形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凸现于社会主导伦理、风气的表层结构，在此时期，以通商地区为中心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正统教化伦理风气与人们的实际需要已不再适应，已经失去了规范、指导社会的功能，因而被人们所抛弃，出现了新的行为选择，如与“重义轻利”相对立的趋利之风，与“等级观念”相对的僭越之风，与“男尊女卑”相对的男女平等观念等等，秦汉以来的轻商、贱商观念在近代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已大为改观，许多人弃儒、弃农经商，形成了一股经商潮：“山西汾州府，民多商贾，罔事本业”（万历《山西通志》卷七《物产》），蒲州、介休“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一），陕西三原十七服贾（温纯：《温恭毅文集》卷十一）；泾阳“民遂于外者八九”（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五《风俗》），福建海澄“农贾参半，走洋如适市”（张燮《东西洋考序》）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风气及行为模式，虽然这些东西被封建正统舆论指斥为“道德沦亡”、“世风日下”、“舍本逐末”，但它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民间蔓延开来，逐渐向内地发展。
民间世风伦理中这些新的变化虽然是受西学传入及近代工商业化的影响而致，但在中国16、17世纪始，这些风气已有了萌芽，这在国内很多学者的论文中均有述及，所以西学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及作用只是一种“助推”的力量，毕竟明末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小农经济受到了较大冲击，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及伦理的层面上，民间伦理本身存在着与新风习可相容的伦理基础，如趋利之风与民间义利兼顾相联；从商热与传统的“平等交换”观念相连，要求平等与民间的爱无差等相通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伦理积习的基础，近代以来的民间世风伦理不一定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考察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一些变化，我们认为它与沉寂了许久的墨家伦理价值观及行为方式有很深的渊源，有许多地方与墨家的主张竟不谋而合。笔者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墨学及其价值观因不为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所容，在秦汉以后便中绝了，但由于墨学毕竟代表着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具有革命性与人民性，其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也代表了我国几千年来小农及小生产劳动者实用、平等、尚富足的愿望，所以虽然墨学中绝了，但墨家思想及伦理价值却以不同方式、不同载体深深潜在于草莽民间，烙印于需要它的大多数平民小生产者的脑海中，世代延绵不绝。
所以近代民间世风伦理所浮现的趋利之风与墨家的“交相利”是一致的，要求平等与墨家主张的“爱无差等”相一致，而尚富强、反侵略却与墨家的“强力”、“非攻”是一致的等等，也就是说，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有来自墨家传统价值观的底蕴。
二、近代墨学的复兴使墨家伦理价值观的一些内容首先浮现于民间世风伦理层面，并与一些新的风习、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民间世风伦理转变的基本内涵。
随着近代西学的输入，墨学渐趋兴盛，并最终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复兴，无论是研究墨学典籍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以墨家精神为楷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墨学的鼓动及践行无疑在当时的社会各个层次激起千重巨浪，从而使墨学复兴成为附着于社会转型中的一个软体，附着于民间伦理层面，为民间世风伦理转变提供了来自传统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以墨学复兴为代表之一的近代思潮引导了民间的伦理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正是潜在于民间的、被统治阶级压抑已久的墨家伦理价值观“近代化”的过程，即使这种“近代化”是一种形式。
墨家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与民间世风伦理的不谋而合，通过人们的适应并与某些新的东西相结合，逐渐析离出了这一时期民间世风伦理的特征与内涵，我们不妨简要分析如下：
（一）近代世风伦理中的趋利之风、“从商热”其实与民间义利兼顾观念联系在一起，即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着名观点是一致的。
墨家主张把道德要求、伦理规范放在与物质生活的直接联系中，也就是把他们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即所谓的“兼相爱，交相利”，这实际上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相互之间交互式的爱与利，而这便构成了小生产劳动者的平等交换及在艰难的小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合作和互利愿望的伦理选择：“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墨子·亲士》，下引《墨子》仅注篇名）
这种伦理观念是很适合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层面求得生存的起码要求的。从明中叶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大量产生，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体系，靠出卖劳动力和经商谋生的破产农民占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大多数，另外，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在民间基层社会管理上，“官”与“民”的二元组织系统逐渐清晰，其中“民”即“民间”，它还包含了家族、乡族、会社、帮会、会馆等子系统，并且这些组织内部多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民间系统里面，处于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处于统治阶级、列强侵略的夹缝之中，求得维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平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基础上，“兼相爱，交相利”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伦理范式。所以民间出现的趋利之风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基础上，“从商热”促使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首先在民间世风伦理中瓦解，代之而产生的是与近代工商业化相一致的重商、兴商观念。而这一时期的商人大部分是靠吃苦耐劳、诚实守信而发家致富的，又与墨家融“利”于“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墨家主张以“义”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要获取利，必须以义正人，即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倘若有人“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天志下》），那是不义的行为，这样就把“义”与“利”沟通起来，为民间商人所吸纳。
（二）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中的“尚富强”倾向其实正是墨家思想中“强”、“力”与“非命”观念的体现。
墨家思想的基础与出发点，可以说是强调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亦即所谓“强”、“力”的观念：“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命上》），“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而不敢怠倦”（《非命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在以小手工业及小农生产为主的人群之中再真实和严峻不过了，何况当时我们民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积弱已久，所以无论从大的方面——国家，还是从小的方面——自身，“尚富强”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而“从商”、“趋利”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富、强，这在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也有体现。所以墨家思想中的“强力”观念不可能不首先为民间伦理层面所选择，只不过是没有人具体落实在文字上罢了，其实质就是“强”、“力”观念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与近代以来要求富强的呼声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民间人们生存方式的终极目标，既实际又可行。
而长期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信条这时也产生了动摇，人们在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影响下，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善不利的境遇，如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便是典型之一。徽州山多地少，地狭人稠，当地人除了中举入仕之外，只有历尽艰辛的经商一途，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世代沿袭，成为传统。但徽州人并不相信自己生来就要受命运的摆布，仍顽强不屈，一茬又一茬地走上经商之路，凭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才使徽州人成为独步天下的徽商大贾，千古留名。这种顽强的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信念与墨家的“赖力而生”和“非命”观念是相同的，墨家认为自己是其命运的主宰者，即“非命”，认为在贫困的情况下，倘若人“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非命上》），则是极为错误的，它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把“命”与“强”“力”对立起来，认为饱饥、寒暖、治乱、荣辱、贵贱、安危等，一切均系于人的努力，而不在于命运：“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通‘间’）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非命下》）可以说徽商成就大业的过程，正是向命运挑战的过程。
（三）近代世风伦理中的与等级身份相悖的僭越之风，与“男主女从”、男女不平等观念相对的女子参与社会生活、男女平等、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风气观念其实与墨家伦理价值观中“兼爱”、“平等”、“尚贤”等观点是有相通之处的。
墨家伦理价值观的“兼爱”思想体现的是“爱无差等”，提倡“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天志上》）的平等价值观，认为“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下之臣也”（《法仪》），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兼爱中》），而且这里的“人”是不分亲疏贵贱的，一律平等：“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小取》）（“获”、“臧”意为奴婢、奴隶）而墨家的“尚贤”思想也说明了这种爱无差等的平等互助观：“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这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中的表象是相通的，即都把物质现实的功利作为根本，同时又强调平等互助，这也是中国小生产劳动者本身的矛盾性格的典型反映，这种平等意义的价值观在封建专制行将就木之时，一旦被近代民间伦理层面所发挥，必然会产生所谓“僭越”、“目无王法”等民间人们的活动表象之一，而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的：“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纲领及“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伦常博爱原则，与墨家思想中的兼爱、平等观的惊人相似之处，正说明了墨家思想对近代民间伦理层面的巨大影响。
当然，以上论述是从民间世风伦理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一些方面展开的，其落后的一面也有，比如过度的崇奢风、民间的帮会斗殴等等，有些东西不能说它与墨学复兴带来的伦理价值观没有联系，毕竟这些东西也是中国小生产者身上几千年的积习。
三、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小资产阶级革命与墨家伦理价值观结合，使“墨学复兴”走向实践，促进了墨学在近代的发展。
在近代民间世风伦理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力宣传墨学，以西学比附墨学，其代表人物有邹伯奇、黄遵宪，张自牧等人，他们以较为幼稚的文化心态应付西学的挑战，把墨学当成可以应付一切的神话，沉浸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象之中，当然这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体现，对解决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是无济于事的。
正当理论界与知识界努力探索救国真理的时候，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与墨家伦理价值观紧密结合的僭越之风、平等观念等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却在平民小生产者中间扎了根，我们知道，从明中叶以来，靠出卖劳动力和经商谋生的破产农民，逐渐构成了中国平民阶层，他们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产生的雏形，虽然他们与封建势力有联系，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常与封建势力做斗争，而他们凭藉的思想武器便是长期潜在于他们中间的墨家伦理价值观，因为墨家的阶级出身与主张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与愿望，所以墨家伦理价值规范可以而且是必须通过这个阶层去体现，而不是别的什么阶层与人。
当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革命派便吸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加入进来，充分发挥他们身上固有的墨家精神及其人格力量，这样，墨家伦理价值观便得以在他们之中去实践，从而使知识界的空谈墨学走向一种革命的实践，使“墨学复兴”从空洞的理论走向实践理性，使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改良派或革命派，都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信念与人生楷模，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墨学复兴”的内涵，即这种复兴不应是理论上的，而是需要它的人们重新在儒学之外拾起墨家学说中的革命的、激进的某些理论及其墨家优秀道德规范及人生价值观。从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是始作俑者，只不过它的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它使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有了新的生长点及实践的土壤，从而使近代的人们包括知识界、理论界重新思考墨学在近代的价值与意义，并把它引入一种理性化的境地。从此，墨学在近代有了它的阶级基础和选择它的人群——民间世风伦理层面。
当然，由于近代墨学复兴除了民间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种实际救世的社会政治运动，进而成为一种新文化的生长点，“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墨学复兴”遂告一段落，理论界、文化界对墨学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重估（如梁如超、梁漱溟、胡适等人的工作）后，不再认为非儒学派可以拯救中国文化了，有的甚至走向了全盘西化。但从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与近代墨学复兴的联系上，我们认为，虽然墨学精神凝聚着小生产者的理想，反映的是小生产者在承认等级的前提下要求均平的心理取向，表明小生产者显然不是近现代社会工商业化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力量。所以它只有居于属于它的社会伦理价值层面，这一点说明，尽管墨兴复兴告一段落，但在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仍然潜在着墨家伦理价值观，这是其阶级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是不容置疑的。
了解墨学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梳理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其中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应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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