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论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承畴-论说明清之际的“贰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着名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说：“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贰两大人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从正反两个方面留给人们不尽的思考。”这种“思考”既关系到“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同时也关系到包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在内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同”。[1]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忠与贰大量涌现这一历史现象，历来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
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份诏书中，命国史馆编纂《明季贰臣传》。他说：明清之际，洪承畴等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后金—清，而后者出于“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刑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对降清的“胜国臣僚”表示极大的蔑视。他又说：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颁发谕旨说：
着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3]
乾隆帝把降清的“胜国臣僚”称为“贰臣”，并为他们立《贰臣传》。由此，“贰臣”成了投降变节臣僚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但从其后一个谕旨看，乾隆帝还是将“贰臣”分为“优”“劣”，要评判和分清他们的“瑕”“瑜”。
“贰臣”一词在清代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乾隆中叶，清廷已从鼎盛局面开始下滑，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显然，“贰臣”是一个反映封建正统思想的概念，今天应为我们所不取，新编《清史》自然也不会采用。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例如，明清之际第一个投降的李永芳，当后金兵突袭抚顺成功后，他即刻丧失信心，不作任何抵抗，尤其是在接到努尔哈赤的一封恐吓信：“如果（你继续对后金）作战，兵射的箭不能识别你，如果被没有眼睛的箭射中，就要死亡！”[4]便身着袍服，乘马出城投降。又如，掌握南明隆武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只因清廷“许以破闽为王”[5]，便不顾家人和部将的再三谏阻，更无视清廷南下大肆推行民族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悍然降清。再如，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甚至“谩骂不已”，然而当范文程前往规劝时，见洪屡次拂拭掉落于承畴其身上的尘土，就得出结论：“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6]洪降清后，在东南、西南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他们无视民族利益的罪行，无疑应受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在辨“人物奸贤”上，“贰臣”们决不属于“贤”者之列。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将他们放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代中，进行辩证地分析。具体到明清之际的“贰臣”，每个人又有所不同：有纯属贪生怕死（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如尚可喜）而降清者。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前两种人应予否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即就“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和“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言，我们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后定。下面我们以冯铨、尚可喜、洪承畴为例，就他们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冯铨于明万历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之后，其父被东林党弹劾而罢官。天启年间，阉党首领魏忠贤当政，残酷迫害东林党。冯铨认为复仇时机已到，立即投身于魏忠贤，并秉承魏的旨意，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崇祯即位之初，清除阉党，冯铨被定为有罪之人，削籍为民，赋闲家居。清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书征冯铨。而冯铨为一己之私利，即爬进统治阶级圈内，置多尔衮大力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不顾，“闻命即至”[7]。像冯铨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
尚可喜本是明驻守皮岛的练兵游击毛文龙义子。毛文龙被督师袁崇焕擅杀后，其心腹部将沈世魁不服，借机囚禁明廷任命的总兵黄龙，酿成兵变。尚可喜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了兵变。但由此得罪了沈世魁，后者于两年后指使部将诬蔑尚犯有罪行，并准备加害于他。尚可喜得此消息，怒发冲天，说：“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箨，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8]于是愤然投降了后金。顺治、康熙年间，尚可喜在镇压农民军与南明王朝的抗清斗争中效尽了犬马之劳，为清廷一统大业立有功勋。顺治十七年（1660）尚可喜受命镇守广东，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继茂镇守福建，时称“三藩”。康熙十二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受到康熙帝嘉奖。十一月底，吴三桂在云南举起叛旗，耿继茂孙精忠后在福建起兵响应。一时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南部中国。尚可喜听到自己的姻亲耿继茂叛乱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上疏与其决裂：“今精忠背恩反叛，臣大义灭亲，怒冲冠而恨切齿！”[9]吴三桂多次派人诱可喜叛清，可喜不仅不为所动，反将来使械送京师。可喜的儿子之信后也劝其反清，受到怒斥。康熙帝对他的这些举动大为嘉奖，下令将两广军务交给他全权处理，随后又晋其为平南亲王、子之孝为平南大将军，赏赐无算。尚可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吴三桂的算盘，避免变乱扩大，使清廷赢得了一些平叛时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乘可喜病重之机，举旗叛清，但由于尚氏家族大多听信可喜“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仍事先帝”的嘱咐，不予合作，致使广东的反清活动未有多大声势。这在一定意义上瓦解了三藩的反清活动，对维护一统大业是有利的。因此，尚可喜死后，康熙帝派朝廷大员赐祭，并颁发谕旨说：“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10]
但是，尚可喜在清一统大业过程中贪婪成性，嗜财如命。早在崇德年间，他对明军战斗中，就多次“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并受到太宗的严厉斥责:“此岂王自得，必散于众兵耳。”[11]出镇广东后，又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肆无忌惮地大肆兼并民田，在海州、花山一带擅立多处“王庄”；与民争利，“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12]尚可喜和吴、耿的倒行逆施，使三藩又形成了一股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并危害一统大业的反动势力。所以，尚可喜在清初可谓有功有过。
再来看洪承畴。据说，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13]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崇祯十一年(1638)，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14]。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洪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惟望大兵（按指明军）速至，以救倒悬”[15]。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所以当洪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上(按指皇太极)自监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16]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17]从洪承畴的回答话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帝滥杀臣僚的作法是不满的。可见，笼统地说洪承畴的降清是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洪承畴降清后，终皇太极之世，并未受到重用。世祖顺治帝即位后，他才先后受到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的重用。清代着名史学家赵翼这样评价洪承畴：“（洪）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18]从顺治二年至十五年的十余年间，洪承畴身膺重命，摧毁了腐朽已极的南明诸王朝，消灭了残明势力，击败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他指挥的清军，所到之处，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和下层群众稍得复苏“民情安悦”[19]；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一劳永逸之计”[20]；洪承畴在顺治帝亲政前后，多次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此希望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文，熟读六经，如能“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21]。顺治帝亲政后，接受了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刻苦学习汉文，并认真地吸取汉族皇帝的丰富的统治经验。在顺治帝的带动下，整个清统治集团加速了尊孔崇儒、习学汉文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所有这些，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的破坏，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于清初统治者的锐意图治，迅速促进满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促进清朝一统局面的迅速到来，均有裨益。这是洪承畴一生的重要功绩和重大贡献，是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评价尚可喜、洪承畴一类“贰臣”，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如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正如---_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总结的_——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逐渐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公羊学派的理论所说：
《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伦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东汉）时王室已乱，而左右上下莫能正，败坏无行，是“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是《公羊》之最胜义……。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22]
按照公羊学派的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明朝末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明朝中央政权、农民起义军、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清政权。显然，这三股势力，不论哪一方，只要能结束明末以来的严重内乱，统一全国，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因此都应予以肯定。那么，这三股势力中，谁能担此重任呢?
“明亡于神宗”，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崇祯帝即位后，从父祖和兄长（即明神宗、光宗、熹宗）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行将倾覆和灭亡的烂摊子：朝廷腐败已极，内部党政激烈；太监之受重用，加深了朝廷与各级官吏、领兵将领的矛盾；文臣武将贪污贿赂公行；赋税加派严重，土地兼并更趋激烈，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百姓怨声载道。而其个人极强的猜忌心理、乱杀臣僚、政令朝令夕改，更促进了明朝的覆亡。由此可见，明朝已不可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
由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加之两支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企图互相吞并，都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担此统一大业的重任。
满族的前身是长久以来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其先民肃慎氏早在西周初年即向周王“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23]，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只因满族居关外荒僻之地，而被中原的封建皇朝视为“夷狄”。到了明末，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举兵反明，建立了“后金”。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建国号为“清”。从此，清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仰仗八旗制度为清军的崛起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又积极吸取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实力比明廷、农民起义军均为强盛，加之皇太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又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满族贵族内部上下协调，步调一致。所有这些，都使后金—清政权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明清之际的三股势力中，只有被称为“夷狄”之类的清政权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固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金—清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向明中央政权要分裂，自立为国，不承认自己是明人、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四分五裂局面的出现。乾隆修《明史》时，也还不承认清朝先世是明朝边关守将，竭力掩盖努尔哈赤被明封为“龙虎将军”的事实。他竟数典忘祖，大谈“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24]清入关后，又实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政策，给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带来重大灾难。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的。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人、乃至后来学者对一统大任担当者—清统治者心存犹豫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明清之际担当一统大任的非清莫属，这应该是无疑问的。我们不应用清统治者的民族屠杀政策来否定其承担一统大业的身份。
由上所述，可知尚可喜、洪承畴等人于崇祯年间降清，既是无奈之举，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应加以肯定。
我们说尚可喜、洪承畴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只是就清廷不自觉地承担了一统重任而言的。至于有的学者把他们与张治中、傅作义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张、傅是投奔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明与清都是封建皇朝，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代表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尚、洪则都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无论是为明还是投清，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既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都赋有地主阶级的贪财如命、唯利是图的本性。要他们像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在敌对势力面前视死如归，甘洒热血，是不可能的。这里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有学者认为，我们不要一提起“贰臣”，就骂他们“背叛祖国，背叛民族，背叛人民”。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祖国”从来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进行专政的国家，他们之为“祖国”服务，实际上只是为封建皇朝服务，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他们从不是“人民”，不可能为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服务，相反却总是与人民对立的。所有这些，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都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时刻注意的。
我们今天评价尚可喜、洪承畴一类“贰臣”，重点不是在“奸贤”上，而是应充分肯定他们为清一统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前面已说过，就是乾隆帝本人，对“贰臣”也不是一骂到底，而是有分析的，即分为“优”和“劣”，“瑕”和“瑜”）。
这样说来，是否就可以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完全抛弃而不顾呢？绝对不是。
“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立世的根本。如果抛弃它们，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希望，最终也就会为世所抛弃。
清廷入关后，强制推行薙发、圈地和投充等法令，实行极为残酷的高压统治，同时对所征服的地区继续实行疯狂掳掠、大肆屠杀，如着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即是。这就使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汉民族和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廷的高压统治就是正义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反抗清廷高压统治和疯狂屠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人物而论，李定国、郑成功、史可法等人堪称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李定国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挑起了“联明抗清”的大旗。他在顺治年间，联合南明永历王朝，在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取得了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两位“名王”的大捷，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动。郑成功在其父郑芝龙决定降清后，毅然拒绝与其同行，并告诫其父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25]。顺治年间，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抗清战场，与李定国领导的西南抗清战场遥相呼应，有力地打击了清廷的高压统治和民族征服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他为了在台湾建立抗清基地，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举驱逐了窃据台湾40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史可法在顺治二年初清军围困扬州时，写下了遗书：“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份也！”[26]充分表达了誓死不降清的决心。后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面对清将多铎的再三劝降，他又毅然表示：“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27]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尽管对旧皇朝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确是反对清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符合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汉民族）的利益。值得我们永远歌颂。
由上所述，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注重其一时一事，而是看其一生是否对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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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第35、1页，《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2]我以往也和许多人一样，对“贰臣”是痛恨的，骂他们为“汉奸”、“丧失民族立场”、“背叛民族利益”等。近几年，学习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后，觉得评价历史人物并不像人们一骂这样简单。[3]以上引文分见《清高宗实录》卷一0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卷一0五一，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4]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5]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四《杂传。郑芝龙》，页423，中华书局，1959年。[6]昭梿：《啸亭杂录》卷八《洪文襄之降》。[7]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丑。[8]尚其宪：《尚氏宗谱》卷一，《先王实迹》。[9] 《清三藩史料》二《平南王尚可喜题》。[10]分见勒德洪、明珠等总纂《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张允格《续元功垂范》，康熙十五年。[11] 《清史稿》卷二三四《尚可喜传》。[12]以上引文均见雍正《广东通志》卷六二《艺文四》。[13]转引自王宏志《洪承畴传》，第5页，红旗出版社，1991年。[14] 《清史稿》巻二三七《洪承畴传》。[15]分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兵部题御前发下原任宁夏镇标参谋官汪振东奏稿》；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洪承畴降大清》。[16]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按，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皇太极亲自劝降洪承畴之事，属子虚乌有。但如从洪降清的整个过程来看，清廷的劝降是合乎逻辑的。就是说，皇太极即使不亲自出马，那么他很可能派一重臣（例如范文程）去劝降，并传达其旨意。事实上，范文程已经充当了清廷劝降使者，只不过他是否受皇太极所派，是否传达了后者的旨意，因无确切资料而不好轻下结论。[17]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18]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洪经略行状》，页39，中华书局，1982年。[19] 《清史列传》卷七八《洪承畴传》。[20]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经略洪承畴揭帖》。[21]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乙未。[22]以上两段引文见杨向奎口述《杨向奎学述》，第112—1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3] 《国语》卷五《鲁语》。[24]阿桂等撰修：《皇清开国方略。序》。[25]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二，第7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26]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三《遗书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集部·别集类》，第2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7]黎士宏：《书殉扬州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集部·别集类》，第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