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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

1922年的中国，尚处于新旧交替，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北方军阀弄权，南方人心离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矢志不移，坚定北伐。1922年4月，孙中山将军政府的大本营迁至广东韶关，因为广东省长陈炯明倒行逆施，阻挠北伐，故孙中山将其免职，而重新任命一位年逾八旬的坚定支持者兼任广东省长要职。陈炯明心怀怨恨，6月公然叛逆。而这位接其省长职位之长者，蒿目时艰，悲愤填膺，竟于6月23日在广州遽尔仙逝。孙中山闻讯悲痛，称颂这位长者曰：
能于危疑震憾之际，泰然不易其所守，自以与于缔造民国之役，不忍见为武人政客所败坏，故以耄耋之年，当国事犯危难无所恤，卒以身殉。（注：丁贤俊：《伍廷芳传》，见罗明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卷，第280页。）
孙中山满怀激情所称颂的长者，不是别人，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伍廷芳。
其实，伍廷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丁贤俊、喻作凤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搜集大量海内外史料，辑成《伍廷芳集》，由中华书局于1991年出版。该书搜集了伍廷芳的大量文稿。香港大学的张云樵先生亦对伍廷芳进行长期研究，指出伍氏“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然冲挹的风仪”（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湾联经，1987年版，扉页。）。他认为“伍廷芳博士为清末外交史上及民初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凡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人，无不同表景仰，而深致惋惜的！”（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自序。）张先生穷数年之力，搜罗了大量的有关伍廷芳之中外文资料，撰写了《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广征博引，深入分析，获得了很大成功。当然，除了张博士之外，还有不少中外史学家分别对伍廷芳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故称伍廷芳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因此他非常珍视这份友谊。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因此，伍廷芳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但是，日本的外交官们在与伍氏打交道时，却与伍氏态度大有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职责，表面上他们也称伍氏为朋友，可是，他们似乎并未把伍氏视作真正的友人，而是把他看作是提供重要情报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作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我们一直是把伍廷芳作为一个清末杰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孙中山对伍廷芳更是推崇备至。
其实，友谊、情报、革命家，都是伍廷芳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长河中不同色彩、不同侧面的表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人物本来就是纷繁复杂，多彩多姿的，我们何必非要把他简单化呢？
一、封建朝廷里的洋律师
有清二百多年漫长历史中，由朝廷任命的重要官吏，何止成百上千，但是，却没有一个系统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凭，然后在香港又从事多年本职工作的律师。唯一的例外，就是伍廷芳。因此，厘清伍廷芳的成长过程，对于了解伍氏后来同日本的复杂交往是必不可少的。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原籍广东新会，生于南洋，其父伍荣彰在当地经商。三岁时随其父返回广州，居住于广州芳村，且由当地塾师讲授传统学问，尚未及考试，两广地区就爆发了以洪秀全领导的起义运动。局面动荡，课业中辍。后来伍氏得香港之亲友及外国传教士相助，转赴香港求学。从咸丰六年(1856)到咸丰十一年(1861)，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曾在该地高等审判厅担任译员，同治八年(1869)又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注：丁贤俊：《伍廷芳传》，见罗明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卷，第273页。）
但是，对于志存高远、抱负宏大的伍廷芳来说，他是不甘于只作译员的工作的。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用平日所日积月累的薪俸，转赴英伦，自费留学，且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奋发图强，刻苦攻读西方法律知识。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是当时西方社会培育青年绅士的摇篮。至于华人社会攻读西方法律者则未之前闻”（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1页，。）。两年后伍廷芳由该校毕业，并通过专门考试，取得律师证书，且以通晓商务、中外律例、万国公法而闻名于当时。
光绪三年(1877)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伍廷芳又返回阔别多年的香港，而轩尼诗爵士亦于同年前来香港就任第八届香港总督之职，且对伍廷芳信任有加，于1878年推荐伍廷芳为掌法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此举“为全港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荣。虽然香港是一个绝大多数华人的社会，但当时只有欧洲特出的人士才有资格被委任为太平绅士，而伍氏则是一八四二年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华人获得该项荣誉的。这是港府对服务社会有卓越贡献人士的褒扬”（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2页。）。
光绪六年(1880)伍廷芳又被聘任为香港定例局（今称立法局）议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而且这是港英当局“将最高立法机构首次向华人作有限度的开放，其重要性固不止于容许华人参与立法而已，而是克服了英国政府多次的拒绝和恐惧华人参政的难关。虽然轩督的推荐很重要，但只有具备了伍氏这样条件的人，才能使轩督的努力获得成功”（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3页。）。这实际上是开了华人进入香港最高立法机构的先河，实在意义深远。
伍廷芳参加了当时许多香港法律变革的活动，诸如废除笞刑等，使在伦敦学到的法律知识得到了实践，开拓了见识，增长了才干。
伍廷芳的声名远播，郭嵩焘、李鸿章等都曾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身居内政外交要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伍氏极为信服，早在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即向朝廷上书希望招致伍氏到北洋任职。其文曰：
近日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前拟通商律例，迄未议办。泰西各国欺我不谙西律，遇事狡赖，无理取闹。折之以中国律例，则彼诿为不知，悍然不顾。思有以折服之，非得一熟谙西律之人不可，顾物色数年，未得其人。
日昨津海关道黎兆棠带粤人伍廷芳来见。久闻其人熟习西洋律例，曾在英国学馆考取上等，于其来谒，虚衷询访，俱能指陈款要。虽住香港及外国多年，尚恂恂然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尤为难得。前出使英、美之郭侍郎、陈太常争欲罗致之，盖有由矣。此等熟谙西律之人，南北洋需酌用一二人，遇有疑难案件，伴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矛刺彼之盾也。（注：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页。）
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李鸿章愈来愈觉得伍廷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伍廷芳亦认为回国服务可以大有展布，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于是，伍廷芳于光绪八年(1882)告别了他生活多年的香港，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他乘轮北上，在上海小作停留后，即到北洋大臣李鸿章那里就职。
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谙熟西方法律而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安排进入幕府，协助李鸿章兴铁路，开矿藏，并充当翻译，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与称赞，成为北洋通商衙门最通达外情的幕僚，因而很快得到提升。甲午战争期间以候补道而充头等参赞官，先后随张荫桓、李鸿章两度赴马关参加中日议和谈判，颇露头角，故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后，即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被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回国后曾任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商务大臣，并与沈家本一起被命为修订法律大臣。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再度充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一年多后归国。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伍廷芳投身革命，与陈其美、张謇一起组织共和统一会，不久被推举为南方革命派代表与清廷和袁世凯方面的代表唐绍仪举行会谈，此后，又在南京临时政府出任司法部长等职务，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二、伍廷芳与日本的早期接触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载，伍廷芳与日本外交人员的接触是光绪十一年(1885)，天津条约谈判之际。之后，他还处理过长崎事件。然而，他与日本官员的较多个人接触，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第一次马关议和之时。当时，伍廷芳作为头等参赞随同张荫桓、邵友濂赴马关议和。日本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1895年2月1日）双方在广岛县厅互相核阅全权证书。日方以张、邵二人并非全权大臣，不具议和之条件，并于次日在广岛县厅见面时，宣布拒绝开议，并不允中国使臣驻扎。但是，在清廷议和大臣离开会谈场所广岛县厅之际，伊藤博文又留下伍廷芳，与伍氏进行交谈，而且谈话内容十分重要。据《伍廷芳与伊藤博文问答》记载：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随同张大人、邵大人往广岛县厅，晤日本大臣伊藤、陆奥。会议毕，各位均回寓，伊藤执廷芳手留坐良久。伊藤云：你们到敝国，商议无成，甚为可惜。你回贵国时，请代问候李中堂，他身体尚康健否？
答以：托福，甚好；然位尊事多，未免昕夕勤劳，不追启处。回津必当转票。
伊藤又云：如贵国诚意欲和，再派员商议，必须给予切实全权字据；你熟谙公法，你们大臣所带之教书，何以不照向章格式？
答以：颁发敕书时，廷芳尚在天津，不在北京。
伊藤又云：若再欲议和，愈速愈好。如不欲再来广岛亦可。
廷芳问：在上海会商可乎？
伊藤答以：上海非会商之地。
又问：香港可乎？
答以：亦不宜。
又问：依贵大臣意见，然则何处合宜乎？
伊藤思想半晌方答云：旅顺口或可，届时再定。
廷芳云：顷闻贵大臣所读之说帖，有云中国再派大员，必须声明位望等语。然则，暗指现派二位大臣非位望者乎？
伊答：非也，我不过泛说耳。乙酉年，因朝鲜事，我往中国，即晋京，得有中国予李中堂全权字据，方允回津与李中堂会议。此次中国无论派何员商议，必须执有切实全权便宜行事字据。而无含糊语句方允会商。盖我所议各事，必定照办，断不反悔。
初九日午后，因奉张大人、邵大人谕，往伊藤寓面交公文一件。寒暄毕，伊藤云：你们此次远涉而来，不能办事，非敝国之过也。中国为何不颁发全权敕书？以吾观之，中国之意，只欲打听敝国索款，非有真心议和也。
廷芳答以：贵大臣想差矣。此次我们来，实欲议和。如系假意，何必派俩位大臣，奏带参赞、随员等，郑重其事，跋涉重洋，所费实多。即此具见诚心实据。请贵大臣勿听外间浮议，疑中国非实意也。
伊藤问：中国既有实意，何以不给切实全权？
答以：中国给全权事，向所罕见。今张大人、邵大人带来国书、教书，照我中国观之，系有全权办事。
伊藤又云：敕书内并未予定约画押之权。即此已见全权之不足。
答以：照我们观之，既有商议之权，即能定约画押。如有疑窦，我们大臣可电奏请旨，以释疑心。今贵大臣竟不开议，未免过于拘泥。
伊曰：此是两国最大之事，必须照公法办理。设或稍有瑕疵，为各国所笑。咸丰戊午年，英国额公使与桂、花二大臣订约后，复又失和。前车可鉴，故此次不能不格外慎重。譬如一人欲买物，必先备银两方可交易。今全权即银两也，无全权，岂能开议。
答以：凡卖物，亦必先以价值告人，以便议价备银。今贵国所欲，秘而不言，不知何意。惟终不能久秘，何不及早明言，俾中国知贵国所欲，设法了结，以免兵事缠绵，两家劳民伤财也。
伊曰：你所说甚是。吾非不愿告知。惟此系国家秘密要事，俟贵大员果有切实全权方可说出。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同来会议，郑重其事。
答以：恭亲王与李中堂均有紧要职任，一时恐走不开。张大人、邵大人均系中国大臣，圣眷甚隆，特派来议和，亦是一样。
伊云：我不嫌张大人、邵大人，惟此事最重，更添一爵位最崇之人会同定议，肩能负重，可期速成。然亦不论添派与否，但最要系全权办理之教书，切实悉依公法款式。
廷芳云：照公法给予全权，原欲便宜行事。惟近来各国设有电线，即使西国有事，派全权大臣与别国会议，而亦随时电达本国政府。中国敕书如即照贵大臣所交敕书式样可乎？
伊答以：如照此样则合也。贵国素以日本穷小，殊不知自开仗以来，并未向外国借贷，所需兵费均由本国自筹。已与本国商民商借一万万元，并又拟借五千万元。日本所费兵饷，较诸贵国业已数倍。现在兵攻威海卫，南边一带已得，但海面及刘公岛各炮台现尚鏖战，胜负未分，大约指日可全取。军情万变，时刻不同，早和为宜。至会议之所，或在旅顺，或在别处，届时可托美使代商。（注：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13页。）
由上所述可知，伍廷芳在广岛与伊藤博文分别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初九日（1895年2月2日、3日）有两次私下会谈的机会。伍廷芳将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内容，已向清廷奏报。我们相信这只是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其中有关伊藤博文与伍廷芳叙述天津分别后的问候和联络情感，甚至伊藤博文对伍氏夸奖的话，伍廷芳已经隐瞒。然而，对伊藤博文的这种做法本身，以前是很少予以怀疑的。伊藤博文作为日本首相，为什么偏偏找伍廷芳这样一个小人物谈话呢？
张云樵先生认为：因为伍博士的才能出众，“颇为敌国首相的敬重”（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自序。）。并进一步对此事进行分析道：
伊、陆对张、邵在会议上的陈词，是以中国敕书不合国际公法为借口，拒绝和平谈判。这一切不过是官样文章，难知对方的真实意向，肆应较费周章。好在伊、伍是同时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彼此交谈，比较不拘形迹。虽然张、邵的任务失败了，但伊、伍的问答颇为有用。伍氏从此不只为朝廷所倚重，同时也为中外传播媒介众所周知的外交干才了。（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127页。）
其实，这种分析是很值得推敲的。首先，按照国际谈判的惯例，伊藤博文如果有事想通知清廷，完全可以在与张荫桓见面时表达日方的意见，因为张、邵二人乃清廷之正式谈判大臣。而伊藤博文却绕过张、邵二人，找到一个谈判的参赞官，面谈如此重要之事，这实在是件反常的事。
其次，伊藤博文与伍廷芳个人交谈的原因，是否如张云樵先生所分析的，因为“伊、伍是同时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故而找伍廷芳交谈。这一论断也很值得怀疑。张先生的依据的是《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63页的记载。然而，在日本档案或中国档案中，却根本找不到伊、伍是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的任何记载。
事实上，尹藤博文与伍廷芳相识并非在伦敦，而是在中国天津。据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担任书记官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岛雄记载，伊藤博文与伍廷芳最初相识是在光绪十一年(1895)的天津谈判之际。（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交际史提要，编号1-1-2-54。）
据伍廷芳后来告诉日本驻京公使，正是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给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日本的许多好感。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十多年之后，亦未曾衰减。（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与伍廷芳密谈件》，明治37年6月27日，译者孙伟珍。参阅本文第5部分“首次与内田康哉密谈”。）伊藤博文将如此重要的信息交给伍廷芳转达，实在不是一件寻常之事。此事在伍廷芳日后同日本的交涉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马关条约》签订后与日本驻天津领事的接触
在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之后，清廷根据伍廷芳所转达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鸿章为钦命全权大臣，再次赴马关议和。伍廷芳与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均被任命为头等参赞同赴日本。伍、罗二氏是当时中国最通达外情，最了解西学的官员，罗丰禄系当时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故像中国与日本谈判这样的大事，李鸿章除了让自己的儿子李经芳陪同之外，自然离不了这两位头等参赞（注：对罗丰禄的评价，可参阅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见《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25页。）。
李鸿章一行在日本反复辩驳，屡经磋商，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伍廷芳又被任命为中国方面的换约代表。所谓“换约”，是将在马关签订之约，经过各自政府批准用印后，再拿到烟台与日本代表互换条约。此后，李鸿章又担负了商约谈判大臣，为贯彻《马关条约》的有关内容，与日本政府的代表展开了中日商约谈判。
《马关条约》的内容十分苛刻。包括赔巨款，割台湾，增开商埠。当条约内容传到北京后，举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自《南京条约》签署以来清王朝所签订的最屈辱的条约，故从朝廷大僚，到民间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康有为曾为此发动了一千多名会试举子公车上书，吁请废约再战，奋发图强。台湾举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认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乞求清廷千万不要割舍台湾。然而，直接参与《马关条约》签署的清廷代表李鸿章与伍廷芳、罗丰禄等人的感情却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款。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对于侵略者日本，他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讨价还价。这真是国人从来未曾想到，也没有敢往这个方向去想的严峻事实。
李鸿章与伍廷芳的这种立场，在日本已公开发布多年的档案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据日方的档案记载，伍廷芳在《马关条约》签署回到天津后，曾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多次秘密接触，这些接触很多情况下是根据李鸿章的旨意诡秘地进行的。
根据荒川已次明治28年8月3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向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报告指出：
关于通商条约谈判伍廷芳谈话（亲展送第一一六号）
内阁总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阁下
关于通商条约谈判与李鸿章幕僚候补道伍廷芳谈话之件，从在天津荒川领事那里，有一份专门书写的报告，为供阁下参考，现重抄写，呈进。明治廿八年八月廿四日。
外务大臣临时代理文部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天津发文机密第六号
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伍廷芳氏特地访问本官，说明李鸿章伯目下地位及与北京政府诸大臣之间的关系，并谓此次通商条约谈判于北京举行，使李伯赴京，此举有利于彼我两国，与本官谈话几乎十二个小时，当时伍氏陈述的内容如左。
根据目前形势，日清战争的结果，对于彼我两国来说所得到的好处甚少。日本也仅仅得到台湾一岛与一定偿金而已。一般来说，清国北京诸大臣对日本的感情与战争之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没有畏服日本之情，依然存蔑视日本之念，其结果似乎增加了亲近露［俄］国、憎恨日本的情绪。至于讲和条约内容，对于其他缔结利益均沾条款的诸外国来说，同日本一样均很少获得利益。假如开广西省梧州为商埠，或以北京为互贸市场，不仅能满足外国人的希望，且能间接地矫正清国历来的陋习，打破长期的迷梦，对清国政府也是一个很大利益。虽然条约谈判初期，由伊藤伯所开口提出，也未见成效。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缔盟诸外国，还是对清国政府都是很遗憾的。总之，这次战争的结果对日清两国均无多大利益。日本也只是多在天津独占了一块租界，佛［法］国得到在云南境内开采矿山，修筑铁道等利益耳。对于抱有很大野心的露［俄］国虽未发言，然而最为可忧。
其次，李鸿章伯与北京政府之关系日益疏隔，李氏照样一人承受日清通商条约的责任，谈判决定后李鸿章最终也不会被清国政府谅解，其地位之危险乃是明白的事实。原来在北京政府内部与李伯意见相同者，有孙毓汶（山东人）、徐用仪（浙江人）两军机大臣，早先与日本在烟台互换条约时曾共同帮助李伯。当时清国阁员全都反对批准该条约，而伍廷芳亲自劝说孙、徐，此二人遂进宫劝恭亲王，结果使条约渐至批准。其中孙是敢为人物，政府内部各大臣及御史等忌惮亦甚，以劝批准条约而开罪天子，不幸又被御史所弹勘，本年七月（清历六月）以至于不得不以病辞官。现今只有徐一人孤立于政府之中，到底非能持久，早晚亦将辞其职务，盖为自然之势。清国国事日非，实在令人叹息。反之对李伯最有力之反对者，内有翁同龢、李鸿藻（直隶人）两军机大臣，其势力颇强，亲露［俄］国而恨日本，随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总督张之洞，是亦为李伯的有力反对者之一。张之洞又与北京政府疏通关系，其势力颇盛，所以连接清国南北的铁道建筑大工程，也由该总督专门承担。这样李伯目前好象处在周围都是敌国一样，对国家重大事件，政府也不咨询于他，李伯处于最不愉快而且危险之境地。对于现今的通商条约谈判，幸而靠林公使建议，不在天津而是改在北京谈判，使李伯能有机会赴北京制服政府内部之反对者，说服猜忌者，并使翁李二大臣也一同来分担缔结条约之责任。今后李伯倘有所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云云。
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说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见，李伯对目前处境甚不高兴，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权力，他非常希望依赖我政府的威望，来恢复其旧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气也明白显露出，他虽然说为李伯考虑，实际上也为他自己打算。原来李伯作为清国唯一政治家，通晓内外时务，即使北京政府诸官吏集忌惮猜疑之念于其一身，并试图千方百计加害于他，然至今仍对他无可奈何。可见，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我方应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满足其希望，将此次通商条约的谈判改于北京举行，使李伯能制服那些反对者，使其权力增强，而让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担签署该条约之责任，亦不失为当前的一个政治策略。另外，关于伍氏之密谈，可见本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电信报告。为了慎重起见，特再次申进。敬具。
在天津一等领事　荒川已次　明治廿八年八月三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昭和42年版，第614-618页。译者小野寺史郎。）
这是伍廷芳在烟台换约完毕，回到天津后与荒川已次的一次长谈。这次密谈居然持续了了十二个小时，实在令人吃惊，其中涉及了许多至今不为世人所知的重要内容。
其一、清廷内部对《马关条约》的争论不休，最后经过伍廷芳亲自去登门劝说，敦促朝廷内部的主和党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出面，劝说恭亲王同意，才排除了朝廷内部主张废约再战的强硬派，使烟台的换约如期进行。
其二、由于甲午战争的结果，清廷上下弥漫着亲俄国、恨日本的情绪。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清廷上层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都有亲近俄国，憎恶李鸿章的情绪，伍氏请日本对此动向予以关注。
伍廷芳作为一个受到西方系统教育的外交家，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局势的判断有敏锐的一面。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从神州的上空消失，张之洞、刘坤一等即牵头向朝廷建议请联俄拒日，其思想在张之洞的奏章“请结强援片”中已流露无遗。（注：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一年之后，果然出现了清廷与俄国结盟的《中俄密约》，而伍廷芳没有料到的是，《中俄密约》却正是伍氏极力袒护的上司李鸿章亲自主持签订的。李鸿章由原来的“敬慕”日本，却转而接受了俄国的巨额贿赂，摇身一变又成了清廷内部俄国势力之代表人物。（注：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59页。）而在当时，伍廷芳的这些言论，则完全是在为日本着想，他甚至还嫌日本从《马关条约》中获得的不够多。
其三、伍廷芳公然请求由日本政府出面，恢复李鸿章的威望与权力。认为如果李鸿章能继续有所作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
伍廷芳还进而指出，即将开始的中日商约谈判，由于日本驻京林董公使的劝告，放弃在天津而在北京举行。此举为李鸿章亲赴北京说服反对者，恢复其权力，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约谈判中把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也拉进来谈判，分担责任，实在是聪明过人之策略。
总之，伍廷芳把最为机密、最为紧要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禀报，并且希望同日人携手共同对付朝廷中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
伍廷芳的这一番密谈，使这位驻天津多年的日本领事都不胜惊诧。他急忙将此内容禀报给了日本外务省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而西园寺则很快将它转达给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伍廷芳作为清廷的大臣，却与日本政府站在一起来对付朝廷内部的政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敌我不分，本末倒置，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有甚者，伍廷芳还同罗丰禄一道多次找荒川已次交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力，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让伍廷芳去担当对清国政治会有重要影响的驻日本公使。他们的这一秘密活动亦由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向日本外务省的负责人如实禀报。其文曰：
亲启送第八四号
外务大臣临时代理、文部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阁下
意料之外我在当地感觉很好，万事圆满，再次来此地任职，感到非常愉快。伍廷芳、罗丰禄二人，常常来往于李鸿章和本领事馆之间，多次说起清国的命运非常困难，日本驻北京公使的刺激对清国的改革很重要。由于遭到军事失败，已经没有什么气概了。至于外交的失策，更是不用多说，现在清国处在俄国的爪牙之下，恰似昔日朝鲜处在清国之下一样。说不定最终将四分五裂，自取灭亡。还透露说北京的翁同龢独揽大权，最反对李鸿章。因此，驻外公使的职位，也很难轮到李的部下。所以，前几天，（他们）向林公使讲到了这个情况，希望（林公使）能间接地向清国提出派遣伍廷芳这样的通晓国内外大势的人物到东京出任公使的要求。
再有，关于旅顺军港的船渠内部的器械设施的维护保存及妥善使用方法，李鸿章亦命伍廷芳前来相告。对此，本官将会再作进一步报告。
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第436页，译者佐藤隆。）
伍廷芳先是向日本输送有关清廷上层的政治情报，以取得日本外交人员的认知与同情。然后，再请日本公使向朝廷提出由伍廷芳出任甲午战后的驻日公使。伍廷芳的这一系列做法，都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进行的。
四、在北京与林董公使之密谈
如果说，伍廷芳同罗丰禄向天津的日本领事荒川已次所云，还是零星孤证，还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话，那么日本档案中还有更使人吃惊的记载。这些记载不是在天津，而是伍廷芳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林董的直接交往。
清廷主政者长期以来闭目塞听，昏聩愚昧，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对外部世界如何飞速变化，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屑于知道。因此，他们把对外交涉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委托给少数几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委托给这些号称通达外情的洋务派官僚全权处理。至于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当政者也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正因为如此，在《马关条约》签署未久，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为与日方谈判的商约大臣。如上所述，根据日本驻京公使林董之建议，这一谈判地点由天津改在北京。于是，李鸿章又带着伍廷芳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与日使谈判。刚到北京，伍廷芳即受李鸿章之命，秘密来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同林董公使闭户长谈，这次交谈涉及清廷上层的政潮起伏及人事纠葛。对此次重要密谈内容，可以从林董之密报中窥其全貌。林氏之报告称：
机密第三十九号函
关于伍廷芳来访谈及李鸿章目前处境，军机处内部翁同龢与徐用仪之间所发生之事以及李鸿章调任陕甘总督传言的报告。
外务大臣临时代理侯爵西园寺公望阁下：
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李鸿章至京。然后朝廷发布李氏留京入阁处理事务，对此本应详细报告，但因当时尚不知其来龙去脉，故只有临时报告，详见八月二十九号本公使第三十八号函。此函指出，李氏从天津出发之前，曾透过荒川领事传话，略谓，至京后大约十日之间，杂事特多，可能无暇拜会贵公使馆，因此特先致歉失礼之处。因此，季氏至京后只能间接窥其动静而已。
正当音信不通，且正着人密查李氏此次转任是如何议定，而尚未有确切消息入手之际，随同李氏入京之伍廷芳突于昨日来访，火速会见。于天南地北闲谈之际，本公使问及此次李氏事件始末。
据伍氏所言，李中堂自日本归国后，按照惯例理应上京复命。无奈身体疲劳，起初请假二十日，随后再请假三十日之际，因朝廷接获阁下以公使身分来任，为商议条约等事宜，受命全权处理。故李鸿章原拟于天津等待与阁下会面，因为知阁下递交国书后下津，故持续留津相待。至阁下谒见等事完毕后，突然毫无下津之样。何时下津，也未可知。且李氏自去年来，诸事不顺，毁谤交加，集于一身。如此一来，李氏以为唯有亲自上京辩明之外，别无他途。因此，此次赴京四五日前，曾奏请上京复命，再从天津出发。
此间，翁同龢嗾唆翰林及御史等一伙人多次上书弹劾李鸿章。因此，李氏拜谒之时，皇上极为震怒，对李氏所言，一事也不采纳。举例为证，此回与贵国缔结商务条约，李氏奏请希望在总理衙门任职之大臣一名，能够出面担任全权委员（李氏意在翁同龢出任）。皇上答称，总理衙门之大臣，并不通晓外国事务，命其当委员毫无用处，对李氏建议并不采纳。总理外国事务之大臣不通晓外国事务，确实令人惊讶。然而天子之论如是，李氏也不得抗辩，就此退出。
皇上曾考虑重罚李氏。但是，李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的重要大臣之一，勤劳有功。如果执意处分李氏，颇有忌惮，姑且与皇大后商议。皇上处分该处分之大臣，本为当然之事，似乎不足报告；但是，李鸿章责为国之重臣，从来恃皇威，临大事，保治安，有勋功；此回虽有过失，当然期望朝廷虑及过去辛劳，宽大以对。但是，据伍氏所述，黜罚难免，钦令入阁办事（详情曾有前本公使第三十八号函）。所谓入阁，即进入内阁之意。内阁系文华殿侧之建筑物，有屋宇而无出入之人；有役所，而无可办之事。因此，是有名无实之闲官。对李氏来说，着实委屈。但是，如阁下所知，清国系君主专制；皇上之言，不论是非，言出必行。然其君主到底具何见识？自幼依宦官宫妄养在深宫，对人间世界除后宫之外，并无见闻。故无熟捻世故之机会，一旦亲临其政，听其自幼受教之师傅之言，再下定夺，势颇自然，职是之故，目今可作如是之言：“清国政府之意见即翁同龢之意见；翁同龢即清国政府。”虽贵为李氏，亦难挡其事。
伍氏滔滔不绝谈论的翁同龢，本使有两三度面谈之经历。观其所言，颇有书生气息；容或有不通晓今日世上之情事。但此为无知之罪，并非有恶意之人。本使认为，随着通晓新事，见识亦改。
伍氏云，阁下听翁同龢之言，信之乎？此事颇为危险。今举一内密之事，以了解翁之为人。者，以露国担保，议起公债，翁同龢极其赞成；而徐用仪深深反对。最后，演变至两氏于御前争论不休。徐用仪自引不敬之罪请假，其后有辞职之意。翁同龢私下访其寓所，陈谢其纷争之过，望在御前和好；并功其忘却先日之事，复出衙门。因此，徐氏然其意，再度出勤。此时，翁却中伤徐氏，最后徐氏受命退出总署及军机处。至此，徐氏进退维谷，此皆出于翁氏滥用皇上信任，报复睚眦之手段，翁氏之为人由此可知。
可是，据伍氏所述，翁氏与李氏不兼容，是因翁氏对李氏怀有旧怨。此事本使亦尝闻及。所谓旧怨系指咸丰九年，即我安政六年，长发贼猖獗，攻陷安徽省凤阳府下定远县；当时该省巡抚翁同书，即翁同龢之兄（翁氏有兄弟六人，同龢排行第六，同书为第四兄），弃城远遁；导致寿州城亦遭攻陷。曾国藩逐一调查详细始末，劾奏朝廷。因此，咸丰十一年，翁同书被召还北京。翌年，即同治元年正月，翁同书以苟且偷生之罪免职。其后，六部九卿会议递上，具奏罪名；结果，翁被处以斩监候，即待命斩罪。有此因缘，翁同龢怀怨曾国藩，似乎也延及其子曾纪泽，曾纪泽在世，因翁同龢为皇帝文学师傅，有事皆刻意与翁同龢交际。与此相反，以李鸿章之看法，认为翁等儒生俗吏，不识时务，些许不足以共谈。有此认识，往往对人破口大骂。前述定远攻城之当时，翁同书远遁等始末，李鸿章系安徽人，故另向同省人逐一详细进行调查后，向曾国藩告发，导致了曾国藩之勘奏，六部九卿之具奏，最后导致翁同书待命斩罪之事。此为伍廷芳所谓翁氏对李氏之旧怨。
究竟伍氏所述，可不可信？
即便李派片言只字全然不可听，也不难想象其所述大抵皆为事实。然而清帝宠信翁同龢，疏远李鸿章，此看似在所难免之事，却也产生一大事件。将来是否有机会发生翁氏个人能力无法调理之事；或是清帝积累经验，变成不专信翁氏之言，颇难逆料。但是，在此以前李鸿章无法扳回势力，而且，李氏年事已高，说不定无缘逢此机会。
又，根据内部密探报导指出，李中堂，即李鸿章于本月十三日交卸钦差全权大臣关防，并有内信钦派为陕甘总督，俟有实信，再行报闻。然至今尚未有确实报导，并此奉知。此致
特命全权公使　林董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三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林文贤。）
伍廷芳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1895年8月3日）在天津谈话时，已提到军机大臣孙毓汶受到言官弹劾，迫不得已而辞官，而他的伙伴徐用仪孤立于政府，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时隔一月，又向林董报告徐用仪被光绪皇帝逐出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可见，伍廷芳向日人通报情况是非常及时的。
甲午战争中，清廷上层主和派外有李鸿章，内有孙毓汶、徐用仪，而他们的后台则是恭亲王奕䜣与慈禧。他们内外呼应，串通一气，致使光绪皇帝的主张政策无法实施，从而导致清廷在同日本作战中，水陆交绥，战无一胜。伍廷芳向日本公使林董叙述的清廷高层人事纠葛，可在《翁同龢日记》中一一得到证实。
再有，林董公使认为，翁同龢“颇有书生气息；容或有不通晓今日世上之情事。但此为无知之罪，并非有恶意之人。本使认为，随着通晓新事，见识亦改。”其对翁氏评价，比伍廷芳还要客观些。林董并认为，伍氏所述“大抵皆为事实，”但是，“将来是否有机会发生翁氏个人能力无法调理之事；或是清帝积累经验，变成不专信翁氏之言，颇难逆料。”林董的这一观点亦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五、首次与内田康哉密谈
伍廷芳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李鸿章的鼎力推荐，即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及秘鲁的全权公使。在驻外期间，他为在美华侨利益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在国内变法运动高潮中，伍氏亦频频提出十分重要的革新建议。面对时事方艰，强邻逼处的危局，伍廷芳指出，外援不足恃，密约不足凭，应速决大计，从根本上变起。他还特别强调议院与报馆之作用。声称：报馆宜推广也，古者国有大谋，询及士庶，春秋时陈迫于吴楚，犹朝国人而问焉。盖舆论所在，公论自出也，西法议院与报馆相为表里，政有不便报馆引其端，议院即为伸其绪，故上畏清议而下无隐情。相应请旨通饬督抚，于所属郡县，次第扩充广开报馆，风声所播，民智自开。公理在人心，公议在天下，则强邻环伺可以予伐其谋，敌兵要求，可以藉〔却〕其请。（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38页。）
伍氏之建议，切中要害，不愧为金玉良言。可惜，由于百日维新很快便昙花一现地以失败告终。因此，伍廷芳的许多积极建议均未得到采纳。
光绪二十八年(1902)伍廷芳结束了在美国的六年任期回国。归国未久，伍廷芳又被任命为商约大臣，在沪上与英、美、日等国商议航海条约。（注：《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7卷，第275页。）次年，庆亲王之子载振由外洋考察归来，清廷为了振兴商务，专门成立了商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1903年9月7日）清廷命载振为尚书，伍廷芳为左侍郎。同年八月十八日（10月8日）清廷又任命伍氏与吕海寰、盛宣怀一道与美使康格等续订通商航海条约。又鉴于他对外情通达，故清廷曾任命伍氏与沈家本参酌中西律例，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改革。可见，伍氏自美国返回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颇受清廷当权者重视的。
当时执掌清廷政柄的庆亲王及其子载振都对由美国归来的伍氏颇有好感。尤其是载振在美国考察期间，对伍廷芳在驻美公使任内的表现甚为满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庆王与载振被周围的贪官污吏所包围，旧态复萌，载振归国后的锐气亦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卖官鬻爵，歪风邪气，弥漫了整个北京城。他们自然对伍廷芳也日趋冷落，并且将伍廷芳由商部挤到了外务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伍廷芳又开始同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频繁交往，尤其是明治37年5月13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之长时间谈话，涉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日俄战争以及伍氏个人前途。此次交谈对了解当时政局及伍廷芳当时思想状况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鉴于伍氏所谈内容极为丰富庞杂，内田康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整理就绪，然后向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禀报。其谈话要领大约可区分为以下五部分。
其一、叙述伍廷芳对日本的感情之由来。内田之报告称：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13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国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做长时间交谈，其谈话要领记述如下：
伍曰：明治18年天津条约谈判之际，初蒙伊藤侯爵之知遇，以此渐获日本友人多人。伍谈到，今晚谈话本不是以清国一官吏之资格，而是以清国一爱国者，日本一亲友来做此详谈。本使亦快诺，亦非以公使之资格，而是以日本一爱国者，清国一亲友，在此将腹中所见彼此交换。由此渐入话题。（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据此可见，伍廷芳对日本之好感，起源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天津条约谈判之际。据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对此事件之记载：
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为与清廷讨论上年发生的汉城事变，特地任命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来华，先在北京与总署交涉，再返回天津与清廷任命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商谈。伊藤博文一行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885年4月2日）返回天津，次日即在直隶总督衙门会谈，二十日（4月5日）即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署再谈。二十二日（4月7日）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再次会谈。据中岛雄称，在会谈过程中，李鸿章等人还专门介绍伍廷芳是在英国获得证书的律师，有关伊藤博文此次会谈之英译文书，可由伍氏阅读。伊藤博文欣然允诺。（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交际史提要，编号1-1-2-54。）中岛雄没有伍氏与伊藤博文接谈之细节，然而，二人初次相会，当为天津会谈之时，则是毫无疑问的。正是通过在天津的谈判，伍廷芳与伊藤博文相识，而伊藤博文作为有经验的政治家、外交家，颇为器重由伦敦留学归来的伍廷芳。关于他们会见的细节尚未见诸其它史料记载。但是，可以断言，伊藤博文对伍廷芳之才能，多有夸赞，且予以恩宠，故而使伍氏对此久久不忘。而且由感激伊藤博文“知遇之恩”，伍氏开始对日亲近，结识了许多“日本友人”。
其二、伍廷芳详细地叙述了他同庆王父子的关系及其在百场中失意情形，揭示了清廷当时的黑暗内幕。内田之报告云：
伍廷芳道：在北京上任以来，就如何筹划清国之富强改进而焦虑，但毫无结果。耻甚，憾甚，不得不断言清国已毫无改进之望。
伍讲道：无论是过去在商部，还是现在在外务部，其所主张无一被用。外界将与各国公使交涉上之失策，却俱归咎于其本人。批评说伍廷芳多年在海外勤务，以外交通自任，亦不过如此。伍氏认为外务部目前愈采愈株守总理衙门时代传来之笔法，连一公文书之作成，亦不问其论理逻辑，只一味全力倾注于字句末节。
义和团事变后，幸而有小村公使及美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之负责，虑及清国之前途，改编而成外务部。但官制改变亦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外务部徒为总理衙门之异名衙门而已。
观清国之外务部，现由五位大臣所领（总理、两会办、两侍郎）。但无一人主动担负其责任，此恐不为外人所知。举一例而言，日本及欧美诸国语言之翻译者在外部存籍者有50余名，但在此状态下俱不能为公奉职。
由此伍氏愈感自己于国无益，故生断然南归之决心。然而清国事情不若日本及其他诸国，不可能有随意辞职之举，定要运用手段，以达成所望。离开京城一事，自己之政敌定会四处传扬，指为失败者而为中央政府放逐。以上事情，开陈己见，为防友人之误解，伍氏特说明本次谈话之旨。
伍廷芳与来使是多年之交。其为人淡泊，但时有轻躁之举，发不能实行之空洞议论。其在外务部日久，调和新旧分子，渐次扶植自己势力，此自不待言。此次本使未曾料到伍会如此迅速生离任之念。之所以有此，自有其所谓现在外务部之处境状况多不能满其意，推查更重要之原因，当是由于伍失去庆亲王父子之信任。本使稍尝试建议伍氏帮助庆亲王父子的新政，伍言道，庆亲王优柔寡断，终不能成其器。又载振贝子巡游欧美，平生以来初次接触异地之事物，身受欧美文化之刺激，归来后向其父王建议下决心推行新政。此亦是事实。但载振归采，其四周旧有之情状依然如故。载振来势虽猛，但毕竟年少，一时受欧美之刺激，便作发奋之决心，但此终不可持久。时日一过，归至今日，其已完全恢复出洋前之贝子行状。故其势力虽可依赖，但靠其推行新政，可断言无望也。
如上，伍廷芳之断言，乃其性格之所以然。伍氏虽多少有入极端之感，但是对于我来说，了解其个中消息已足矣。载振贝子由海外归来，凭其父王威势，就任新设商部之尚书。当时伍廷芳被委任负责清国条约改定之任，正在上海同日美等国委派之员商议彼我之条约。然而当条约即欲签定之际，当时伍离开上海当会给条约签定增添巨大之麻烦。但朝廷却促其北上，举而任商部之右侍郎。时双方之需，可谓极大。当时贝子作为新任之身，曾携左右侍郎访问本使，肱股中有于清国之内情老练之左侍郎陈璧，于国外之事经验丰富之右侍郎伍廷芳，颇为意气昂然。但事不如意，伍廷芳亦没有表现出贝子于美国所见办事果断的手腕，且二人时有意见相左之处。不久，伍廷芳转任外务部，参与满洲事件筹策。当时其屡屡以电报迫于上司，就时局提出适切之考案。但上述之议俱被看为不可行之说，其声望亦于内外渐失，由此渐被庆亲王父子疏远。
伍为庆亲王父子疏远，即如上所述。其于朝廷内亦无任何之势力，其去留亦于我无特别之影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也于我有所妨碍。伍至少受过欧美之教育，且其性质纯良，有脱却清人气味之处，反复认真说明事理，便能得其理解。可见，伍氏若在位，或有有用之处。然而，如其去任，后任之人或于我不利。所以应使其转变决心，继续留任。本使以此意劝告伍，但伍去意颇决。并言，作为清国公使驻华盛顿时，总能尽自己职务，按所思行事。如今日之互相推诿责任，一事无成，留任亦非上策。莫若做一地方官，以全权处理所管辖地之内的事情。但是由于清国之官规，不许离任，故现无良策，若有方便，应早日南归云云。
伍又言道：即为闲散之身，亦不会忘为国尽力之道。当以余生着书，多少于清国之开发会有所贡献的。伍叙说他所观察的今后清国之事，认为若无日本之诱导辅助，其效俱无。故伍氏频频主张日清同盟之说。
本使对此亦做了相应之回答。劝谓：同盟之效力，须两同盟国对等之地位及对等之国力。若非此，则其效亦无。清国今日之急务，在于先讲自强之道。而讲自强之道，清国之现状，又不得不凭借外人之救助。现今国家甚多，然而亦不会一国唯独对清国予以亲切照顾。这在表面自不待言，紧要者乃彼此心中应有敌我之分。又举袁世凯暗凭日本人之力，讲求自强之道之例，劝其亦能如此。（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据以上谈话可知，伍廷芳在美国任内曾对中国当时的改革事业与富强之策，多有思考，颇有一番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可是，当返回北京之后不长时间，伍氏即被当权的满族亲贵疏远冷落，在失望之余，伍廷芳决意去官。然而，日本公使出于自身的考虑，却对这位“为人淡泊，但时有轻躁之举”的外务部侍郎颇有留恋之意，以为伍廷芳在位“或有有用之处。然而，如其去任，后任之人或于我不利。所以应使其转变决心，让其留任。”这再次说明，伍廷芳把内田康哉当作朋友而推心置腹，而内田则把伍廷芳当作利用的对象。
其三、伍廷芳还向日本公使谈到光绪皇帝的危险处境。其文曰：
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言太后于清国妇人中诚为人凤，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每日日课，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又暂读日刊京报。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至于皇帝，始终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谒自己之时，草草一二言，一切问答，俱依太后行事。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伍廷芳的这段谈话，对于光绪皇帝之暴亡原因作了直言不讳的说明。其实，这对当时清廷内部来说，几乎是人们所共知的秘密。因为光绪皇帝当时只有三十出头，慈禧则已七十开外，而他的政敌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他死于慈禧之后的。光绪的存在与否，对袁世凯等来说，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他们决不会等闲视之。然而，对这起扑朔迷离的晚清宫廷疑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颇有误解。有人竟从研究宫廷医案药方入手，得出光绪皇帝是自然死亡的结论。伍廷芳的这番谈话，无疑更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伍廷芳希望日本驻扎在东交民巷的守备兵届时能搭救皇帝，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伍廷芳还同日本公使内田详细讨论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之结局及其对中国之影响。内田之报告称：
另外对本使有关日俄之争之询问，伍答道：日俄开战后，本公使多次发给庆王之公报及来往电报中之紧要部分翻译后，庆王时常奏上。日本胜利之报，虽相信两宫俱能得知，其分量则经军机大臣等删改。但是，如果相信清国人俱对日本之战胜报告欣喜乃是一大错误。不可不知朝廷内部有一老大之俄国党存在。此辈乃长年由俄国获取利益，有割不断之关系。尤其近来，原先中立者亦觉虽日、俄俱不可靠，但依靠俄国收益最大。此辈人等虽口中对日本战胜不胜欣喜，其实心中不然。但他们并非为清国而有此戒心，徒妄以俄国取代日本而已。如外务部左侍郎联芳等，有那桐在其当面前时，便做对日本之胜报欣喜状，但其心中实非如此。其言谈中时常为俄国之行动辩护。故张荫桓生前曾对自己明言联为俄国之间谍。其最终亦不能与俄国断绝联系，其女儿即为俄国党塔克什纳之子妻。伍更言曰：满洲人全都不擅长应接辞令，那桐尤甚。其日日之事务处理，与外国人接触周旋场面、做深思熟虑之行俱不可能。伍氏还叙述不论满汉，清国人相互嫉视之状，断言就今日之状态，若无日本之诱导，清国终究无改进之望。日本诱导清国之最有效方法为何？伍氏亦终不能明示。
其次，伍论及时局问题。言战争结局应以英法等国调停为主。俄国不管如何战败，俱不会向日本求和，自等其他各国调停收拾残局。结局会如“柏林会议”一样开设列国会议。
本使提议其不论进退如何，且待时局之发展。伍再言日俄开战前后其不得要领之提议，恐多少会妨碍我自由行动。由此今日充分预防为上策。又互相谈论如下情况：列国会议非任何情况俱能组织、亦非任何国家俱可自由参加之会议。须有参加之理由与权利。即柏林会议为克里米亚战争后签定巴黎条约之国家开设之。巴黎会议即为克里米亚战争参加国之英、法、意、俄等及于地形战略上不得不列席之国参加之会议。今日之日俄战争，开始即经各国承认，其战局限于日俄。故应按事之顺序，今欲收拾其局亦应由日俄两国为之。无故召开列国会议，将引起混杂之局面，以至牺牲清国而达成某种协议。伍曰：清国有参加日俄协议之利害关系。此为自然之事。日本当与清国商谈，俄国亦应当与清国协议，或者应由日、俄、清三国协商。又观此后战况，及他日或许应由他国好意之调停。但不论情况如何，相信本次之战争，有切身利益之清国不问日本做何想而擅自召开列国会议，将会给日本极恶之感情。本使又将以上情况向伍言明。
又问及满洲善后策。伍道：前几日来政府部内就有讨论。闻及赵尔巽、陈璧等总督巡抚曾指要我处理。据本使所闻及消息，伍亦为上述候补者之一人，伍道其初次闻之。但伍廷芳又曰：无论如何，其不愿去满洲就任，但是满洲却是不可不改革的。究其方法，伍之意见人物名目虽多，但终归须由日本引进为数颇多之顾问，除此别无改良之良策。（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伍廷芳的谈话涉及清廷内部重要机密，即在朝廷内部有一个老大的亲俄国党存在，其代表人物即是联芳。联芳当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当年同伍廷芳一起去烟台与日本代表履行《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而且张荫桓在总理衙门早已发现联芳为俄人之间谍。伍氏之揭示，要可深信。联芳与俄国人的秘密交接，当会于俄国档案中得到充分证实。
再有，伍廷芳把满洲地区的改革与前途完全寄希望于从日本引进为数众多的顾问，而忽略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意图。再次说明伍氏本人当时的亲日立场。
其五、内田之报告，再次揭示了伍廷芳企图借助日本公使及其夫人对慈禧的劝说，使自己获得慈禧与权贵之重用。内田报告的最后部分称：
去年秋天，伍应载振贝子之召北上。时颇得意。一日曾对本使言道：清国维新之政，需先促动皇太后，而促动皇太后，与其清国之人，不如外国人有效。故本使应同英、美公使商议直接向皇太后面奏，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屡屡参内拜谒之机，利用多少了解清国语之便利，向皇太后叙说维新改革之必要，并劝奏利用如伍等有海外游学经验之辈，使其获得高官要职。
对其热心主张，本使向其解释不可之缘由。答曰：如上直奏，或可有用于一时。但屡屡如此，将会招致相反之结果。若日、英、美公使俱照此做法，定于清国无益。倘若其他公使效此办法，则皇太后之地位，恰如韩国皇帝一样。此举甚为不可。
上述谈话之后，伍廷芳屡屡同本使就各种事项商谈。但是，虽有常谈，不幸常有不能赞同其说之时。英、美公使对伍廷芳亦有相同之感。事实如此，其所依赖之日、英、美公使，亦均不能赞同其说，伍氏与庆王父子之关系亦如前所述，以至其生退隐之念。
连日来，伍称病不去外务部，偶有人访，即言清国改良之难，自己早晚南归等等。
上述事情虽多为伍廷芳一人之事，但多少可了解清国官场之消息有所参考。特此长文上报。
在清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印）明治37年6月27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由内田康哉的上述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伍廷芳是非常想借助日人之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的，非但对日本公使如此，对英、美公使亦抱有同样幻想。而日本的公使则认为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伍廷芳在朝廷内部没有后台，只好乞求洋人的帮助。靠外国公使从旁吹说来升官，伍廷芳自甲午战争以来，曾不止一次地采用此法。这种做法暴露了伍廷芳人格中不甚光彩的一面。
六、再访内田康哉
伍廷芳在上次密谈后，并没有采纳内田康哉让他继续在外务部留任的建议，因为他对于京师封建官场乌烟瘴气及腐败现象，已伤心透顶，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丝毫也没有机会施展，故伍氏急于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中国的现实又使伍廷芳不能如愿而行。因此，三个月后，伍廷芳又再次登门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将他掌握的清廷上层动态及日俄战争的有关问题，再次与日本公使密谈。其谈话内容亦被内田原原本本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伍廷芳向日本公使讲述子他个人的情况，及面见慈禧之经过。其文曰：
致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有辞任之志及其人关于清国内情与我密谈一事，已于本年6月27日以密字第55号件具体票报。其后，因其志未果，伍遂以疗养病体为由赴上海并提出辞呈。但其辞书未至，返京之命令却已抵达。本月5日抵达京城，并于9日访问本使，作如下谈话。
伍先慨叹其辞任未果之事，言贵国之特殊政治组织异于各国。不允许个人自由行动。既然已经不允辞任，除尽自己职分外别无选择。接着伍询问其不在时发生于芝罘捕获俄国船一事及在上海俄船处理情况。当详细明示我方主张之后，伍始知我方有充分之论据。
伍廷芳又言及其归任后拜谒皇太后及皇帝之情形。前几日拜谒之时，其决意将清国今日之实况奏上。伍奏道，清国今日既无陆军亦无海军，几同于毫无国防。对如此毫无忌惮之直言上奏，皇太后边听边由袖中抽手巾拭泪，并嘉纳其所奏请。谕示其他军机大臣当尽心协力以免耽搁大清之国防。
本使对伍廷芳的直奏表示赏赞之意，并告之其举动实为清国之一大善事。定会使皇太后了解清国之实况，将来当于清国国政更张提供莫大方便。（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伍廷芳5日到京，9日即访问日使，把刚刚发生的事情亦向日本公使报告，而且事关清廷国防。
其次，伍廷芳还就在日本占领满洲期间，清廷向东北派遣地方官一事征求内田意见。内田之报告谓：
伍又询问道，对赵尔巽赴任满洲一事是否怀有异议。本使答曰，既未同赵会面，且其赴任满洲乃清国政府之事务，对此，赞同与否实不便回答。伍又询问文韫赴任营口道台被拒绝之理由，我遂开陈训示之旨，言道：在战争之地是不能不服从军事作战目的的。今营口为我占领，成为军事上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其全部需要俱为军事设施之需。当此之际，清国道台赴任营口，亦无任何可为之要务。今能遍览战时各国之例规，看破实际情况者几无。总之，寻常之清国人事事拘泥，文韫如赴任，其结局对日清双方均为不利。由此，他不去赴任反而于清国有益。伍谅察我之大旨。话题渐转至新近清国正在热烈讨论的满洲。本使回答：清国政府既然承认满洲为日俄战地，军事设施之必要即毫无疑问，政府当局以外之清国人将满洲视为平常之地，而日本经流血占领，且今后又面临大致。无视于此，视日本擅自不返还满洲，同俄国无异。此论谬误之至。开战后日本才占领满洲。（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东三省本来是中国之固有领土，但是，朝廷要派遣官吏赴任还需要征求日人意见。甚至清廷往营口派遣的道员，居然遭到日方的无理拒绝。可见，清廷当时是何等腐败，侵略者又是何等霸道。
其三，双方还讨论了关于日本战胜俄国之后，满洲的前景将会如何。其文曰：
当时伍问本使日本之财政如何，本使答曰其不足顾虑。俄国若承诺我国认为必要之条件讲和，则日本亦不勉为开战。要者在不复有破坏东洋和平之举。然而，若第三国中途妨碍达成和平之保证，日本对其国亦不心怀嫌怨。但欧美诸强国已对战胜后日本之住地先做预想，如你所述，此诚不易干涉。对日本战胜后各国如何预想我之住地，以及第三国干涉问题，伍廷芳举日清战争之例，似对来使所说并不理解。伍曰：只要其留任外务部，今东洋日清韩俱无所依自不待言，同时日本取得最后胜利成世界一强国之时，清韩人士俱担心在东洋无有与其对抗之势力，此诚重要之事。伍还道：俄国战败后，欧美诸强国将会派大量陆军来东洋，以及各国陆海军之强弱和派遣运送陆军之军舰所产生困难等都详加说明。并充分论述各国反对日本，宣武于东洋之不可能。言道结局当为媾和。媾和之际，清国亦应介入此事，若韩国同俄国之条约完全废止，有关满洲之清俄条约是否也应当被废止等等问题，俱有论及。对以上问题，我做了适当之回答。并向其解释了日韩协约之大意，以及对于日俄战争之清国和韩国之不同立场。
最后，本公使又向其寻问归任后同庆亲王之关系。伍道：已同该亲王有过缓谈。庆王虽为人软弱，但处事有分，有为人见爱之处。此时，伍之辞任似有同庆王关系改善之苗头。其又对庆王劝言道：对满洲当要大加改革，其力度不应弱于其他各省等等。以上谨供参考。敬上。
在清国　特命全权公使　内田康哉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此次交谈的最后，伍廷芳还向内田康哉透露他与庆亲王奕劻之关系，有所改善，并称赞“庆王虽为人软弱，但处事有分，有为人见爱之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伍廷芳的这次谈话似乎预示着他的辞官归隐，将要推迟进行。
七、三访内田康哉
尽管伍廷芳在同日使的交谈中，流露许多对清廷的牢骚与不满，但是，清廷对伍氏的才能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视的。自从伍氏自美国公使卸任归国后，他还牵头对封建王朝的法律进行改革。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间(1906)，他同沈家本一起设馆考求，组织人力翻译德、法、日、俄各国刑律，经过比较鉴别，他认为日本的法律美备，取泰西各国之长，尤应借鉴。伍氏云：
考查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英、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举凡诉讼之法，裁判之方，与夫监狱之规则刑制，莫不灿然大备。用能使外国旅居之人，咸愿受其约束，而法权得以独伸。至推原致此之由，实得力于遣员调查居多。我国与日本相距甚近，同洲同文，取资尤易为力，亟应遴派专员前往调查，借得与彼都人士接洽研求。（注：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第276页。）
伍廷芳系学西方法律出身，他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比较鉴别之后才建议派人赴日调查其法律制度的。他对日本法律的肯定与赞扬，是与他同日本公使馆的密切交往相辅相成的。他愈是信奉日本经验，愈是同日本在中国的公使加紧联络。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1905年2月26日）伍廷芳再度前往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与内田康哉进行密谈。此次密谈时间甚长，内容丰富，可惜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内田向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只涉及日本政府最关心的清廷核心机构军机处之内幕状况。内田之报告称：
机密第39号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上月26日，伍廷芳来访本使，进行长时间之谈话。其中一节谈及该国军机处之内情。其中言道，以前荣禄在世时，军机处之诸般事务都由其自己处理，并不委于诸同僚大臣。荣禄本人将大小政务都面奏皇太后、皇帝，仰其决裁。其他军机处大臣则沦为备员，在政务上毫无实际权力。但庆亲王当政时，与之相反。于政务上没有自己全般处理之魄力。根据事之不同，往往委派给其他军机大臣。荣禄在世时，不存在有实权之军机大臣，在作为庆亲王部下时，或多或少渐得权力。但王文韶、鹿传霖两老俱已耳聋，故遇事不能面奏。瞿鸿禨及新进之荣庆两人利用此好机会屡屡向皇太后进言。由此，二人渐成竞争者，以至互相敌视。去年12月，荣庆在家卧床养病，瞿鸿禨利用此机会，将荣之姻亲陕西巡抚升允转为察哈尔都统。其间并无手续。升允被转为毫无实利之名誉职务，自然心怀怨愤，其后台荣庆更是愤恨不已，于是苦心经营以挽回局面。幸而铁良新近从南方归来，弹勘魏光焘两江总督在任时之劣迹。魏被弹劾去职，空出现任闽浙总督之职位。荣庆以此奇货可居，欲将升允作为闽浙总督之后任。瞿鸿禨原本欲将升允敬而远之之举，反而使其从原任之巡抚直接转为闽浙总督更为容易。此军机大臣等之内幕现状。
另外，高洲翻译官从二、三清国人处得知，翟鸿禨、荣庆两人之反目，实为此事之意见冲突。又京师大学堂归学务大臣荣庆、张百熙管辖。该学堂之经费支出须经两人承认。但近来荣庆对上述经费支出俱不予以承认。使大学堂面临穷困之途。以至钱柜中只余二、三两之程度。诸般支出停滞，此乃荣庆排挤翟鸿禨派之亲信李希圣（大学堂之庶务调提），欲以己方之人取代之意。该大学堂教习们皆有此传闻。
又该翻译官从翟鸿禨私人常出入之汪康年处得知，两人反目尽管已成事实，但不至于动摇二人之地位。上述情况供参考。
特命全权大使内田康哉　明治38年3月6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上述情报中所提及的升允(1858-1931)，字吉甫，一字素庵，姓多罗特氏，蒙古镶黄旗人，由荫生考中举人，曾为总理衙门之章京，后充驻俄国使馆参赞。回国后，由布政使迁陕西巡抚。因与荣庆有姻亲关系，故特别受关照。
伍廷芳之谈话，提供了军机处的重要人事动向，是供日本政府参考的。但我们则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清廷中枢机构最真实的描述。
又据张云樵先生考证，伍氏后来曾短暂离开政坛，南归上海、广东。据香港报纸称：
七月二十九日（1906年9月17日）《香港华字日报》以〈伍秩庸决意不出山〉为题，该报导说：“伍秩庸前因告假回籍修墓……于闰四月间已由津抵沪，逗留两月，尚未赴粤。兹悉侍郎近日又以旧病触发头痛等词，再行奏请开去刑部侍郎缺。蒙恩再赏假两月，勿庸开缺。然说者谓此次假满后，仍续请，大约决意乞骸骨，不复作出山之想云云。”虽两宫多次电召，伍秩庸决意不再北上。同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日2日）《华字日报》北京专电：“伍廷芳奏请开缺，奉旨允准。”（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242页。）
据此可知，伍廷芳在三访内田康哉之后数月，即以“修墓”为名离京南下。此后，与日本公使馆的联系亦十分稀少。
八、转向革命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1907年9月23日）清廷命伍廷芳再度充任美、墨、秘、古之出使大臣。伍廷芳对这一任命是乐于接受的，因为他对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能有机会再次赴美效力，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摆脱困境，施展才能的好机会。同时海内外对伍廷芳能再度赴美任事，亦表示欢迎，据张云樵先生所译称：
伍廷芳阁下正准备以中国驻美公使身份前往华盛顿，伍廷芳可说是受美国欢迎的人物(person grata)，他对外交有很高的技巧，对国际事务亦有深刻的了解，他亦很善于掌理事务，使他成为这个古中国的一个最佳代表。他亦很受美国市民的欢迎，他态度和蔼，贵族的举止，随机应变及嘹亮的声线，他在美国十分出名。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作为一个讲演者，群众都聚集听他的演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般都认为：“如果中国能出生象伍廷芳这样的人，这个民族是很有希望了！”作为中国的代表，他保持着与政府及总督接触，对中国富强之路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这点很多欧洲政客并不知道。（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245页。）
然而，此时之美洲大陆，革命风潮已日趋高涨，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鼓动下许多华侨都踊跃捐输，购买军械，支持反清运动。伍廷芳知清廷大势已去，很难有所展布。伍廷芳二次赴美时日甚短，仅一年又四个阅月，即被他人顶替。回国之后，伍氏即辞官居沪上。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又投身于革命阵营，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代表，为建立共和制度与清廷方面之代表谈判辩驳。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孙中山提议，各省代表通过，伍氏又出任司法总长。尔后，伍氏又对袁世凯等人之倒行逆施，进行顽强抗争。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护法军政府时，伍廷芳又被举为七个政务总裁之一，兼负外交、政财等要职，历尽辛劳，全力协助中山先生同各路军阀腐朽势力进行抗争。
孙中山先生对伍廷芳自辛亥首义之后对中国民主革命之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伍廷芳病逝后，孙中山先生有祭词云：
维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国人为故总长伍公秩庸于上海设立致祭，孙文谨以素馨清醴，告公陵曰：
呜呼！国运逆遭，老成有几？作贼者谁，迫公于死！昔在六年，群雄毁法，公坚却署，犹无敢劫。越溯开元，有清违拒，凭公之告，亦免漂杵。磋彼鸱鸮，独悖于人，既眊于欲，遂噬其亲。国本之摧，梁栋先折，徒法不行，矧今法绝！缔造艰难，英俊弗少，曰有典型，皤皤元老。大勋未集，继以来兹，公为国死，痛乃无期。系国存亡，藐躬未敢。义之所在，责无能道。我不敢死，公不欲生，愿持此志，证之冥冥。呜呼哀哉！尚飨。（注：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中山先生的祭文声情并茂，感情真挚，称伍氏为革命元老、先辈典型，对伍廷芳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从而也奠定了伍氏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九、对伍廷芳的历史评说
尽管孙中山先生对伍廷芳有充分的肯定，然而，对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藏的有关伍廷芳的历史文献，仍应予以正确考评。
其一、首先要说明的是，伍廷芳向日本驻中国外交官各次提供的清政府高层政治情报，不是出于金钱的目的。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日本外交人员也没有因为伍氏提供了有关清廷上层的情报，而给予金钱报酬。因为伍廷芳在北京的薪水是相当优厚的，比一般清廷官员高出许多倍。伍氏并不缺钱花。当初李鸿章将伍廷芳调入时，曾向清廷奏报有关伍廷芳薪水待遇问题。其文曰：
惟闻伍廷芳在香港作大师状，岁可得万余金，若欲留之，亦必厚其薪水。黎道曾微探其意，非每年六千金不可，为数似觉太多。然留之俾为我用，钧署及各口有事，均可令其前往襄办；无事则令在津学说官话，与通晓汉文者翻译西例。若能辩正一事，有俾大局，所值当不止数千金。现在日本外务省延雇美国律师，即前充天津领事之施博威，岁费万金，想亦有见于此。伍廷芳究系中国人，与雇西人有间，且勿庸订明年分，写立合同，进退绰有余裕。
查中国通晓西律，尚未有人，无从翻译。前派学生出洋学习，每岁费且讵万。如令将西律译出，则通晓政体、见解敏捷之人，一览自能了然，从此西律人人能通。而西人亦无从欺蔽，于办理交涉案件，不无裨益。即将来拟订中外通商律例，亦藉有援据参考矣。如承允许，其薪水一切，当会商南洋筹款给发。（注：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第2页。）
可见伍廷芳不存在缺钱的问题。伍廷芳之所以屡屡将清廷上层之政治情报输之于日本，是因为他自天津条约谈判以来，所建立的对日本的好感与友谊。
伍廷芳的这种好感，是有其原因的。他作为一个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及种种歪风邪气，开始时格格不入，继而又非常憎恶。相比之下，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之制与司法制度，心向往之。因此，出于对日本的好感，他不顾客观条件，希望同日本结盟，希望从日本多向中国派专家指导等等。总之，伍氏是出于对日本的友谊，才心甘情愿地向日方提供情报。
其二、伍廷芳在甲午战争后同日本领事及公使的交往，往往受李鸿章主和外交的影响，或者有些是受李鸿章的指使而为的。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认真备战，企图借助俄国等列强干涉，避免与日冲突，因而受到亲政不久、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屡次申斥，帝党势力迅速膨胀。李鸿章和伍廷芳、罗丰禄等北洋官僚处于政治上被压抑的状态。因此，对光绪皇帝及翁同龢等帝党官僚的愤恨情绪，弥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积愈深。最后，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让李鸿章和他的两个亲密幕僚，当时的外交专家罗丰禄、伍廷芳一起来到日本议和。可想而知，李鸿章们是带着满腹的牢骚来到马关谈判的。
李鸿章在谈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个中外皆知的和平主义者。当战争初起，他曾力图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战派硬是要打这场战争。在谈判桌上同战场上的敌人做这样的表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干系，赢得日人之好感吗？李鸿章们此时已完全站错了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档案文献中，凡有李鸿章处，均称之为“李伯”，称伊藤博文为“伊藤伯”；还有一本史书把李鸿章来马关与伊藤博文之会谈称为“双雄会”，即不管失败还是胜利，都是英雄。这是李鸿章给当时日本社会的印象。正如荒川已次领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国力，战后对日尤为敬慕。李氏认为战争之结果，恰恰证实了他战前的预见，故自内心对帝党人物更加鄙视。因而与日本外交人员产生共鸣。而中国的历史着作几乎很少涉及这些资料与问题。正是因为李鸿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伍廷芳回到天津以后，就频频同荒川已次领事联络，一面散布悲观情绪，一面请日人说项，让伍廷芳出任对中国内政改革颇为重要的清廷驻日公使。
为了尽快兑现在马关签署的条约，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禀报是他们亲自顶着翁同龢的压力，去做军机大臣内部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工作，由他们再疏通恭亲王，从而说动位处深宫的慈禧，然后再强迫光绪皇帝含泪在《马关条约》上用宝。这是一幅何等凄惨的宫廷历史图画。它与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敌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李鸿章、罗丰禄、伍廷芳，这些晚清的外交专家们把朝廷内部的对立情绪，带到了谈判桌上，以至于同战场上的敌人站到了一起，共同向朝廷内部的政敌施加压力，北洋的精英们完全站错了位置。伍廷芳在这个阶段屡次向日人输送情报，其根源就在于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禀承清廷内部主和派的旨意行事的。
其三、伍廷芳对日本公使们的报告，并非完全是输送情报性质，有的则是正常的外交公务，讨价还价。而且，李鸿章、伍廷芳虽然有上述那种不正当的情绪在内，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还是在力图挽回损失。这里不妨也举出一个例子。林董公使曾于明治28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向外务大臣西园寺报告称：
外务大臣临时代理侯爵　西园寺公望阁下：
和九月九号的机密第四十一号电报所提及一样，李鸿章达到北京以后，伍廷芳为了探望本使的病，到本馆来了几次，而且谈了很长时间。其实他是因为了受到李鸿章的私下指示，想在本使的思想中注入李鸿章的希望而来的。这个事实很明显。它的主旨是：关于辽东的处理，不能支付大金额的金钱，不过作为报酬，给予别的什么没问题，而且清国越增加开放口岸越得到利益，这同给日本人许可敷设铁路也是同样的，所以考虑这些因素，而且总算找到代替金钱的办法的话，那么对双方来说都有益。他说，即使是在北京开口岸对清国来说毫无危害，更申述这件事是使清廷从顽梦中醒悟过来的捷径。在他认为充分地传达了内心意见之后，他请求告知伊藤侯作为李鸿章想直接决定辽东问题的事。这件事是和前几天在第四十五号电报里申述一样的。关于清廷能付款的款额的事，虽然伍氏对本使什么都不说，但好像他对英公使说过：清国可以付款一千五百万两乃至二千万两。为什么呢？是因为英公使访问本使时，他说对辽东问题快点决定是上策。而告诉清国拒绝了三国提出的三千万两的赔款请求，而且申述，他关于清国是不是赔一千五百万两乃至二千万两的事，虽然没有特别可靠的根据，但是确信清国一定会承诺。次日伍廷芳又来访本馆，所以本使突然问他：本使自英国公使“私下地(confidentially)”听了这样的传闻，足下有没有听过它？伍氏表示了吃惊的脸色，申述：英公使已经告诉给阁下了吗？推测他的样子、声音，伍氏访问英公使的时日等等，十有八九无疑。伍氏暗中使英公使向本使转达之后又亲自来补充英公使对本使谈的事件不足的地方。果然，他没有忘了本身的地位而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发言，因此，毫无疑问，他一定是按照李鸿章的秘密指令发言的。那么，如果清廷只依赖俄法，就没有理由急于同我方直接谈判的。听任俄法而等待其结果是很适当的，相反急于直接谈判的理由是：为报答俄国的周旋，答应借款募集要求的话，俄国却把这件事看做报酬范围之外以低利贷款的金钱卖人情，又更将有所求等等。
我认为他因为察觉到报答而产生新义务的将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尽量地躲避由俄国的干涉而谋求问题的解决。李提出把朝鲜放置在各国共同保护下的理由也是：他认为比日本独占朝鲜之事更可怕的，是俄国企图获得满洲地方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这件事伍廷芳谈得很清楚。伍廷芳和英公使都由于深入事态的连锁反应，他们的谈话好像给本使提供为了形成意见的依据而已。所以本使难以断言这些看法是否就是李鸿章本人的意见，但是参照首尾颠末而列出要点，还可以说是和前几天在四十二号电报里中述的内容一样的。谨举出上面之事供参考。敬具。
特命全权公使　林董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十四号（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机密第四十二号信，第626页，译者大桥义武。）
这个例子说明，李鸿章、伍廷芳在当时的对外交涉中，也在力图减少赔款，缩小损失而努力争取。不可将伍廷芳与日本公使的所有谈话一概视作情报。
其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力求全面。
伍廷芳的事例在近代中国很具有代表性。他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时的复杂心情。在国外时，他曾有改造国家，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但是回国后，面临闭目塞听，顽固守旧的封建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压抑，他感到无计可施，灰心失望。这种情绪自然会反映到他对日本的态度。他羡慕远比清朝封建制度优越的日本的政治制度及其蒸蒸日上的国力，从而产生了相信日本，依赖日本的感情。将他所知道的政治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达给日本外交人员，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与好感。伍廷芳也许不太清楚这些情报的价值，而日本的外交人员却对此情报极为重视。因此在收到情报后，便原原本本地向外务省及有关上级禀报。与伍廷芳有关的这些文献，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尤其应予以注意的。
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历史人物几乎都是纷繁复杂的，有光彩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不应该只是看到他“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然冲挹的风仪”，而忽略其消极的一面，说伍廷芳完美无瑕。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研究该人物时，掌握他的全部资料，因此，一定要留有余地。而且，也不可以以一眚而掩大德，以片面而代替全部。
日本外交档案中的有关伍廷芳的记载，不应该也不能够掩盖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那光彩照人的一面。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的发现而否定伍廷芳在辛亥革命时的历史功绩。
【标题注释】本文系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科晚清史与档案研讨班的讲授课题之一，有孙伟珍、佐藤隆、小野寺史郎、林文贤、上原尚大、大桥义武等多位学员参加了翻译与讨论。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