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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一
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
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
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政治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
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等，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比较过去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它远未彻底完成“三权分立”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创立，但毕竟直接触动了千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政制，可以说，这是辛亥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绅、宗法家族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形的一体化结构，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体化结构中三个层次秩序与功能的失衡，表现为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集聚与力量的增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打破与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错动释放了结构中中下层社会的能量，激化了与上层的矛盾，从而带来了直接的对抗。
传统绅士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理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17]在常态情况下，作为官民间媒介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与上层统治集团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常有矛盾，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的背后也常常闪过他们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广大农村，虽作为一个阶层却远未释放出集聚能量。随晚清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绅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渐显示出规模效应，成为一支从传统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并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
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18]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19]
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27]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
三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否定魏晋九品中正制后的产物。作为增加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序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至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对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漠不关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碍，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28]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同时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这与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精英的培养选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类型、模式与发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实在是不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政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直接加速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29]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30]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31]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政坛人物的教育背景来看。
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32]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政治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政治核心圈的信号。随新型社会中心体的建立，新式学生广泛进入政界并成为主角，在有传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几乎多为新学堂毕业生，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33]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18名总、次长中，除3人外其余15人均为留学生。[34]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传统功名出身者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学生占51.7%）。国民、进步两大政党200名重要党员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别占83.15%和77.65%。[35]北洋时期32届内阁中的31名国务总理（一人重复）中有18人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阁员中为71人，占65.13%。[36]1929年国民党63万党员中，大专院校毕业者占1/10以上。[37]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长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则占86.28%。[38]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人员的加入而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政治发展趋向，民主共和为社会普遍认同，系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四订宪法，两开国会，多达几百个党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遍及全国，深入人心，“从外观上看，……即使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39]胡适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与参与操作的新式政治家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有关，譬如民初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这自然是相对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旧式官僚而言的。
清末民初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从清末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潮流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以致于日本着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感叹地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40]这表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举入仕的传统渠道已不复存在，新政治中心体控制在军阀手中，难以完成改造社会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后再去实现所学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同，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选择。这种行为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政治和思想启蒙，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要旨，一改过去文弱书生不从军的传统，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参与方式。[41]二是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负面效应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以至于舒新城激愤地指责道：“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应负重大责任。”[42]其实，仅仅归罪于留学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许多真空，为新式知识分子运用武力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与主体力量——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批产生则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学历背景与知识结构为例分析。人们评价废科举、办新学意义时，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时段性特征与间隔性后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好是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0年出现的，而10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已达495.94万人，新旧绅士只剩70—80万人。[43]这样，一方面实际掌权的绅权日趋没落，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处于失序散乱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道现代化的最后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我们分析这代人的年龄与学历背景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批1880年前后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形成期间多经历过废科举的影响与受过新学的启蒙。我们试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领袖年龄、学历、身份作分析：[44]
不难看到这些人多受过新学的启蒙，本身又是新学的启蒙者。而那些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更具解剖学上的意义。五四青年许德珩废科举时正处少年时期，从这时到北大所学的主要是新学，以他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那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内在责任感的冲动，与新式学校中所学到的新知识以及培养出来的新的价值观、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无这10多年的新式教育的学习，很难想像会有“火烧赵家楼”这种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举动。虽为北大教授但仅比许德珩大一岁的胡适后来曾得意地回忆他15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一件往事。当时他曾以所学的一点浅近的地心说等科学知识，在学校中作了一次批驳孟子“性善说”的公开讲演，“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45]黄宗羲曾以“时者以为神之往来，而不知灵气之发于山川也”的朴素唯物论来驳斥鬼神说[46]，秋瑾也以“人生原是最灵物”来批评“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47]相比之下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48]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这样，从绅权兴起到批判王权，从新式知识分子产生壮大到批判绅权批判传统，这两个依次递进，有序展开的不同层面正是清末新政后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此而言，与清末新政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
清末新政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高潮到来奠定了基础。
作为儒家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的体现物，“重农抑商”政策在防止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发展。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来应付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但不发展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官办现代化”缺乏来自广大民间的支持，也就使之难以获取持续有力的后颈。及至清末，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认识到“以农立国”的耕读社会弊端丛生，无法适应现实，遂将挽回流失的统治权威合法性乞灵于改革。1903年4月的上谕中明确指出：“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49]亟呼改变积习，“振兴商务”。9月商部成立，统管工商铁路各项事务，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励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这需要政府的保护与鼓励。清廷此时已认识到“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50]洋务运动未能带动民间投资热潮原因即在于此。故命各省“一律认真恤商”，“饬行保商之举”。[51]并按投资现代工商业数额多少与贡献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级的勋号与官阶品衔，凡投资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10—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如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的张振勋，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等高位。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寻常，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年军贱商人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52]这种落后国家以行政力促进民间投资热情和加速原始积累的手段与传统的卖官鬻爵迥然异趣，以后的“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与此重商政策有关，新政后数年民间投资很快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林增平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此时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5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54]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1911年已达977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其次，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909年清廷颁令各地设商会，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分散封闭的行会中解脱出来，合法联合成一个跨行业的现代社团。及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55]新政法令也有利于提高商人地位，如规定体面商人可随时“谒见本部堂宪”，各级衙役“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交送司务厅严办”。[56]并允准商务总会致督抚以下各级衙署之公文用平级官署间的“移”和“照会”字眼，意味着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尽管实际运行中仍有滞碍，但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商人千百年来地位变化的一个界标。
商会成立后在经济上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各级商会互为联络，各通声气，调查中外商情，兴办商业教育，举办各类商品展示会、博览会、劝工所，设立商事裁判所以保护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及以后历次收回利权运动中都充当了骨干。不过商会真正以阶级代表形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时仅将名称改为“自治公所”外基本无大变动。在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57]上海商会也初步发育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
经济力量的增强与社会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介入社会干预政治。虞和平认为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58]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上海总商会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59]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联络各地商会纷纷动员参与其事，遂使第二次请愿运动规模与声势明显壮大。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商会普遍失望开始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60]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从其借款一览表上可见，上海的钱庄、商行与银行是主要资助人。
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形成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而现代化的支持系统又有赖于政府的“让利”为代价的培养，这样，获利者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报”这一政权，这种“让利一回报”方式曾构筑了日本现代化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让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回报，原因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容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魔鬼”羽冀丰满后必将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上民主立宪，经济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触及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到了这个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让步了，从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支持系统变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将仇报”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宁誉为“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着的指标”[61]的铁路，1895年仅360余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余公里，六、七年间增加了27倍。矿冶业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资4100余万元，而1905——1909年5年间共投资1600万元，占40%。[62]5年间现代机器动力的厂矿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45%。[63]许多手工业工场出现了迅速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倾向，种类遍及生产与生活日用品的主要方面。从史料来看，新政后几年中，从沿海的江、浙、粤到边远内地的川、鄂、晋等都有类似现象。农工商部在各省设工艺局，内有12科，主要传习现代工艺制造、质量检验与销售，以“练习其技能”，“甄验其货品”，“增益其见闻”，“开拓其智识”，“疏通其销路”。[64]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枢纽与关键的银行业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着名者如直隶、户部、浚川源、信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商业储蓄、信义、裕商、浙江、贵州、北洋保商、殖业、福建、四川等银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也应运而生，从1904年到1909年，地区及于14省，数目50余，至1912年已达170余个。[65]
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将其归结于“设厂自救”未免简单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政的经济改革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历史潮流，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应忽视。
五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各种体制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方面的变化，而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人的现代化则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指标之一。
民俗风尚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络点，具备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其变异与传承的特质使之成为文化诸要素中既是最易变更的文化，又是最为顽固难以变易的部分。民俗的变异与传承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放抑或封闭。恩格斯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山地之国瑞士仍与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66]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民俗亦因未开放而难以见到民俗的更新。二是政府的认同保护。中国传统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同构的，清朝的男子蓄发女子束胸裹足既是法制所定，也是男尊女卑意识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因此，民俗风尚的改变有待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剖析晚清上海与北京习尚的不同变化是颇有兴味的。
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熏染，大批来自各国各地的移民进入定居，新兴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生活被打破，多元人文政治地理格局的产生与定型，租界中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的移植与展示，使上海民俗率先发生了变异。沪上众多的岁时节俗如兰花会、晒袍会、棉花节、观潮、菊花会、煮饼节等古朴淳厚的传统民俗已被西风吹得烟消云散，日趋淡化。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谈到，清季上海服饰旧礼“已亡”，“衣服僭移，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学，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着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恬不为怪”，[67]京师内地等级森严、各示级别的传统服饰制度在上海已被打破了。而火葬公墓、新式教育、牙刷肥皂、圣诞节、公共厕所、“先生太太”、西洋大菜的流行，无不显示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深烙印，却也透析出了上海人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否定与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双重内涵。而甲午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维新派的移风易俗之举更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变异有重大影响。[68]
相比之下，京都北京风俗因封闭而基本沿袭旧俗，然新政后的北京风习发生了嬗变。严昌洪分析了清末北京竹技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首善之区的新风尚，如狭袖窄腰、形不掩臀的新式服饰，不施黛粉、衣着朴素的女学生，“菜罗中外酒随心”“门外电灯明似昼”的西式饭店，“千龙万蛇地下排”的电线、煤气管与自来水管，以及“游人争看万生园”的动植物园等，无不表现出“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多少给京城带来了些许清新的空气”，而为辛亥前后的革故鼎新、飙转豹变创造了条件。[69]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0]清末新政虽说不上改朝换代，却具有一定程度上变革社会制度的意义。难怪有人说：“20世纪初年‘天下移风’形势的出现，‘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起了重要作用”。[71]新政确实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异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改革旧制，允准满汉通婚。顺治帝一度允许满汉联姻，但禁八旗与宗室子弟娶汉女，以保种族纯洁，江山万年。及至清末满汉矛盾因排满革命再度尖锐，清廷遂于1902年“开除此禁，所有满汉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72]1907年复诏令彻底化解满汉畛域，携手共存。200多年来满汉通婚的禁令于此化解，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有助于改革旧式婚俗。
其次，废除恶风陋习。清初入关后，男子是否“留发”竟涉及到能否“留头”的问题，“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由此生发。而自南唐沿袭的女子缠足恶习在清代也得到强化，风俗与制度的同一性于此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康梁均倡社会改革与启蒙的重要性，光绪帝也甚至“欲易服以一人心”。然此举却由当年的禁止者清廷于新政中完成，1902年宣布废除缠足恶习，“全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各地总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积极响应，李鸿章、袁世凯还让子女亲属放天足。[73]1911年底，清廷许官民自由剪发，这样，沿袭多年的女子缠足男子蓄发恶习终于废除。现代化的原则之一是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清末新政向此跨了一大步。同时，清末禁烟运动规模之大、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有力都超过了道光年间。1906年9月20日诏令严禁鸦片，限定10年内务除净尽，委派多名禁烟大臣办理此事，以致竟有人因戒烟而死。1908、1911年相继与英国签订《中英试办禁烟章程》与《续约》，1909年又在上海发起召开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通过了禁止外人在华“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的决议。[74]虽未能根本禁绝，但比之以前效果要好。连孙中山也承认：“前清末年，禁种成膏，成效渐着，吸者渐减。”[75]宣统年间清廷还配合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禁赌禁娼的行政措施，一些地方官与警察也取缔严禁，尽管效果有限，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这样，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使清末10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缓至速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个从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反映了中国人比照反思后的急迫心情。其实，这五十年如用于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缓确是十分贴切，但在清末新政10年中，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日千里”，梁任公大可不必为之“惭愧”。在总结了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末新政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课题，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线索，我们讨论清末新政时不能不注意及此，而清末新政于中的促发作用更不应予以漠视。
注释：
[1]《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2]施坚雅《城市与地方系统的层次》。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着选译》。第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
[3]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4]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第19页。
[6]刘石吉《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第100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
[7]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第144页。
[8]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第19页。
[10]李国祁《清末民初闽浙地区人口流动与都市化的演进(1866—1916)》。《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77年第5期。
[11]魏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39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4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第1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汪熙《关于买办与买办制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5]张朋园《近代湖南的人口与都市发展》。《台湾师大学报》1971年第5期。
[16]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13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张仲礼《中国绅士》。第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
[18]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16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8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
[21]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14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
[2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7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
[23]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8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
[24]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7页。
[2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26]《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14—315页。
[27]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近代史所专刊》第454—458页。1975年。
[2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25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29]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57页。台北，稻禾出版公司1991年版。
[30]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
[31]《江南水师学堂之鬼域》。《苏报》1903年6月20日。
[32]《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疏》。转引自姚崧龄《清末出洋游学毕业生考试》。（台北）《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
[33]《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年版。第171页。
[34]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0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5]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192—214页。台北，1977年版。
[36]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2页—21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8]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档号：七/(4)—10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9]唐德刚《“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胡适杂忆》。
[40]松本龟次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沿革》。《留东学报》第1卷第4期。1935年。
[41]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2页—21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2]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12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
[43]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21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4]《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履历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4辑。
[45]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第59—6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46]《姚江春社赋》，见《黄宗羲南雷杂着稿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47]《精卫石》。《秋瑾集》，第131页。
[48]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22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9]杜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5卷，第29页。
[50]《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51]《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52]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8年第7期。
[53]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4]黄逸峰等《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55]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6]《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
[57]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8]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9]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事纪要》。《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第205页。
[60]《辛亥革命》（五），第17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6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2卷，第132页。
[6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卷，第180页。
[63]彭泽益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69—373页。
[6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卷，第527页。
[65]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4—697页。
[66]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5页。
[67]〔清〕王韬《瀛壖杂志》。第一卷。
[68]忻平《近代上海变异民俗文化之研究》。《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第362页。
[69]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第21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
[71]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第2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2]《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73]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第20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4]《会议禁烟专员刘玉麟致外部译呈各国禁烟条款函》。《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
[75]《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913年3月6日。转引自前揭严昌洪书，第208页。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