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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关于慈禧等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原因，史学界大多归结为：肃顺等人的大意麻痹；慈禧、奕訢的联合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全力支持；取得了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武力支持；利用朝野上下对肃顺集团的不满，控制了京师内外的舆论等等。以上各种说法，或言之无据，或仅为历史过程中的表象或直接原因，似仍有进一步商榷探讨的必要。笔者以为，慈禧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是为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这一思想意识层面的原因，多年来为人们所忽视。一 传统观点的缺憾
传统观点中的一个突出说法即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等的对外态度，较肃顺集团更具妥协投降色彩，因而博得了外国侵略者的好感与支持。有的学者断言，辛酉政变是“以英国为首的侵略者策动的”，[1] “是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干预下出现的”，[2] 有的学者甚至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辛酉政变也是如此。”[3] 其史料根据是，在咸丰帝弥留之际，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孙即曾鼓吹过“变更皇位”的“惊人问题”。英国人曾声称：“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得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4] 政变后，英国驻华使臣卜鲁斯给英国外相的信函也明确声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5]
这一观点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宝成关先生的质疑文章认为，上述史料，或“并未提供任何事实”，或“无丝毫证据”，纯属“推测之词”。[6]笔者完全赞同宝先生的观点，另有几点补充：
第一，英国侵略者的上述说法，可以说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更乐于认可慈禧、奕訢等人政变的既成事实。他们的不反对或支持态度，对慈禧、奕訢发动政变或许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英国侵略者直接影响或参与了辛酉政变。
第二，有同志引用毛泽东１９４１年１月的讲话，来证明辛酉政变时期清统治者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也是不恰当的。辛酉政变之时，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尚未完全结合起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尚在鄙夷地称外国人为夷人，对外国人疑惧颇深，尚无人敢于公开宣称与外国合作友好。此时如某人得到外国人的公开支持，那么他得到的决不是什么成功，而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中外公开勾结，是辛酉政变以后的事情。
第三，英国人企图使恭亲王上台为帝的想法，是其当时尚不甚了解中国国情的主观臆想，根本无法实现。义和团运动后，列强亦曾有过变更中国皇统的设想，后终因无合适人选而放弃。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２０世纪初，列强尚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变更中国的皇统，何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传统中的另外两个说法，即慈禧、奕訢发动政变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胜保、僧格林沁等人的武力支持，得到了对肃顺集团不满的其他官僚的支持。此说固然不错，但仅属表面原因。人们如果进一步追问，胜保、僧格林沁和其他官僚集团，为什么支持慈禧和奕訢，而不支持肃顺等人？除了肃顺等人曾伤及其某些既得利益外，是否还有其他层面的原因呢？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他的皮肤。”[7]当时清廷各级官员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和“皮肤”，即是封建专制制度、正统的皇权思想。正是这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深层次原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慈禧、奕訢等人的成功和肃顺等人的失败。
二 代子钤印，无异垂帘
史学家大多认为，咸丰帝对肃顺等人“信任久而益专”，“行在事一以委之”，[8]几至言听计从，以致肃顺竟敢向咸丰帝进言，实行除去那拉氏的“钩弋故事”。事实上，临终之际的咸丰帝对肃顺等人并不十分信任放心，他在如何防范权臣专擅，确保皇权、皇统不致旁落方面，办法虽不高明，但并不糊涂。
１８６１年８月中旬，咸丰帝病危。８月２２日子初三刻，咸丰帝神智较前清醒，实为回光返照。当时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请以朱笔遗诏。咸丰帝“谕以不能执笔，着写来述旨”。[9]随后，咸丰帝崩逝。当日颁布两道遗诏，一为立载淳为皇太子。二为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由于新帝载淳年幼，未能亲政，“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凭信。“两印均大行（咸丰）所赐，母后（即慈安太后）用‘御赏’印，印起。上（新帝同治）用同道堂印，印迄。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10]赞政务王、大臣给内阁及各地方官员的咨文通告称：嗣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由“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11]
咸丰帝的“后事”安排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才具优长，对此，咸丰帝是心知肚明的。同时，兄弟二人曾因奕訢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的封号及丧仪等问题发生龃龉不快，咸丰帝对恭亲王并不十分放心，“若托以后事，又恐‘将不利于孺子（小皇帝）’。”[12]故此宗支最近的奕訢被排除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这在当时虽在情理之中，却又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使人们对咸丰帝遗诏的真实可信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其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虽名为顾命大臣，但他们毕竟多是远支宗亲，终为人臣奴才，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者，其职责亦仅是辅弼赞襄小皇帝执政，必须时刻遵守“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
其三，只有小皇帝及皇太后（慈安）才是皇权、皇统的真正代表与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慈安太后和皇帝钤印的规定，是咸丰帝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可能专擅弄权的防范措施。
其四，咸丰帝临终时有关太后与皇帝的钤印规定，是为当时的权变之策，就其制度而言，是不完善的。按规定，小皇帝载淳的生母那拉氏无权过问两颗印章的管理与使用，更无干预朝政的权力，这可能是咸丰帝对权力欲极强的那拉氏干政揽权的防范措施。但是，载淳继位时，只是年仅六岁的孩童，处理国政、朝政之时，由其钤印“同道堂”印章，无任何集权揽政的实际意义。这就使慈禧太后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钤印“同道堂”印章的权力。
综上所述，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使慈安、慈禧太后实际上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当时的军机章京在《热河密札》中即已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13]的权力机制。
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大臣几个回合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皆依恃其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
咸丰帝病逝的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并率众嫔妃于灵前奠洒，而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人亦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
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黜陡刑赏”等事，皆由辅政大臣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但是，慈禧太后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于辅政大臣拟进，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懿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14]肃顺等人之所以要对慈禧太后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除了掌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外，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如有朝臣弄权，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各藩王可举兵“清君侧”。这虽酿成了朱棣的“靖难之乱”，但其主观意图却十分明确。肃顺等人或许也能知晓这一历史故事。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取得代子钤印的权力，虽未居“垂帘听政”之名，实已有“听政”之实，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折……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15]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掩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
９月１０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欺蒙之术”。同时，他还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皆由其“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16]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
肃顺等人在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17]
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痛斥董元醇的谕旨递上后，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与慈禧对抗。最后，慈禧太后等人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18]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而慈禧等人则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当时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日慈禧回銮北京后，向在京的文祥、桂良、贾祯、周祖培等哭诉肃顺等“欺藐之状”者即此。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果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太后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指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名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呢？因为他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19]“浑蛋者”，并非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而是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
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时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尚可与之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权宜办法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銮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 不但即将临头，而且是必然的。
较量之四──曹、莽者流与孤儿寡母。
清廷决定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人们，特别是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虽然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太后即密令醇郡王奕譞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反对清帝回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奏对之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20]等罪名，命令解去肃顺等八大臣的职务，由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分别轻重，按律治罪。但慈禧太后工于权术，密而不宣，而是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以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不明就里的大学士周祖培愤然奏称：“何不重治其罪？”[21]慈禧太后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恭亲王奕訢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22]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太后则顺水推舟答称：“善。”[23]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恭亲王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此时，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太后、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恭亲王奕訢紧紧抓住了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24]另据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25]遂束手被擒。
史学界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一般均称赞襄政务王、大臣中，肃顺是其真正的核心，载垣、端华等皆庸碌无为，故而面对慈禧、奕訢等发动的“辛酉政变”无能为力，只得束手就擒。但实际上桀傲专擅的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恽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譞，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其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26]
“辛酉政变”已经成功。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事情正如所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27]
三 正统皇权思想不可低估
正者，正中，居中不偏也；统者，统绪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谓“正统”，多用于说明某一王朝或帝王是受命于天的，在历朝历代的发展过程中居于纯正直接的地位。欧阳修曾说：“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28]梁启超先生《论正统》一文分析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其意思非常明确，即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29]正统皇权思想更是如此。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二千余年的因革损易，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人抨击皇帝为“独夫”，“至死弗恤”[30]的暴君，也有人咒骂“帝王者皆贼也”。[31]最初，儒家也不过是提倡“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32]“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3]是一种相互维系的责任关系。但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人间的皇帝乃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反对皇帝即是违反天命，并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提倡和推行“君为臣纲”等正统皇权思想，君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既然皇帝是天命的代表者，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权者，君主所独裁也”。[34]西汉的董仲舒曾提倡说：“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35]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死节愚忠观念。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从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言行中亦可窥见一斑。
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听到炀帝为宇文化及所杀后，曾向原隋朝河间郡丞王琮表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36]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失败后，张献忠的余部孙守望和李定国等竟认为，代表正统皇权的明王朝之德，“入人心久矣”，李自成在北京“称帝而不终”，“是天未厌明德也”，甚至表示将“反正扶明，洗去贼名”，奉明王朝之“正朔”，后又分别被南明永历政权封为景国公和康侯等。[37]这大概是不能仅以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暂掩盖了阶级矛盾来加以解释的吧？
做为农民起义领袖尚且如此，做为封建皇帝臣子的各级官员当然更是如此，他们当然更明白封建皇帝之皮与其封建官僚之毛的依附关系。
有的同志说：“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在那里，两位皇太后及小皇帝均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如果那拉氏和奕訢胆敢轻举妄动，一道圣旨诏告天下，他们便成了乱臣贼子，罪该当诛，何况又有顾命遗诏在手，可以自行废立，找个借口把小皇帝载淳废掉，也是轻而易举的事。”[38]这显然太过小视皇权思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了。“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39]正统皇权思想的传统更是如此。
“顾命”一词，渊源甚古。《尚书》中有《顾命》篇。《周书》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孔传释曰：“临终之命曰顾命。”顾命之事，最为人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大概当数刘备白帝城托孤故事。刘备嘱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当时叩头坚拒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40]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未想过或决然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咸丰帝临终之际遗诏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辅弼载淳，并无“顾命大臣”名目，更没有给他们以自行废立的权力。且不论肃顺等人当时是否具有这种随意废立皇帝的能力，即使其有此“贼心”，也决无此“贼胆”。据溥雪斋先生回忆说：奕訢到达热河后，有人当着奕訢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当时也只好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41]由此，我们可见臣子无可奈何皇权之一斑。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即可清楚地看出，除了某一王朝处于败亡末期，天下大乱，而某一权臣又已拥有极其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他们才敢冒险一试废君自立。当时肃顺等人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掌握清廷大权，是因为其打着忠君和维护皇权的旗帜。没有慈禧、慈安太后钤印“御赏”和“同道堂”印章，罪诛太后及奕訢的谕旨即不合法，何论罪诛？至于“找个借口将小皇帝载淳废掉”，更是肃顺等人所不敢想的。否则，被诛杀的决不仅是肃顺、载垣、端华本人，而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之祸。
正统皇权思想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以载淳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这是“辛酉政变”后的论罪之词，自然不可视为论史之据。但是，在政局尚未明朗的“辛酉政变”之前，确实已有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等，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并公开挑战。
当时有人以清帝远支宗亲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弟弟肃顺等人为清廷中的“贤党”，以近支宗亲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人为“亲党”。清廷家法主张“亲亲尊贤”，而“亲亲”又在“尊贤”之上。有鉴于咸丰帝的临终遗命，并非其朱笔亲写，而是由肃顺等人“承写”，故而使得朝廷内外对此惊骇疑惑。
首先，清廷内的近支亲王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恭亲王奕訢以宗亲最近，又有与英法联军议和，定难之功，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自然极为不满。其他近支亲王亦如是。王闿运所撰祺祥故事记述称：肃顺等以“搁车”形式要挟慈禧事件发生后，慈禧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42]并受命回京召至恭王。热河密札亦称；“七先生（醇郡王）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惇亲王奕倧恐其语多有失，“喝止之”。[43]
其次，清廷内的元老重臣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如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慈铭表现尤为突出。他认为，在中外多事之秋，“嗣主深居于禁中”，如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代行皇权，使“诸臣秉笔于枢府”，必致“宫廷隔绝，上下相疑”。只有舍经用权，因时变法，由皇太后“假中宫之位号，收人主之威权，召见百官，号令四海”，才能免“萧墙之祸”，无“社稷之忧”。李慈铭的这种担心在当时的清廷官员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现今天子年幼，“孺子何知”，肃顺等以小皇帝“甫解语言，乍胜保抱，即能披寻封事，周览除书”，不过是欺人之语，“夫谁见信？”况且宫闱深重万里，所颁谕旨岂能仅以方寸印文（即“御赏”与“同道堂”印章）为凭据，“决为九重手定？”[44]
李慈铭等人认为，所谓肃顺等八人受顾命之托一事，是先帝病危之时，仓猝间决定的，先帝的“审择所由，臣民未喻”，肃顺等人完全有可能是“藉地自矜……冒遗命以固政权。虽假王权，实由私意。”[45]况且“大行（咸丰帝）末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与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必使“中外骇异，谓非圣意”。尤其是，“一切奏章，皆云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处分，传抄天下，然先帝未有载垣等三人入军机之命也，是其乘间攘权，欺蔽耳目”，力图从根本上否认肃顺等人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帝的皇权光环。[46]就连被目为肃顺党人的王闿运也曾认为“恭亲王宜当国”，力主“亲贤并用，以辅幼主”。[47]其意无非是为了拉上近支亲王奕訢，使肃顺等人更具皇权代表的色彩，避免赞襄政务王、大臣有疏远皇亲，乘机揽权之嫌。
再次，清廷内掌握部分兵权的武将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僧格林沁在１０月３日的奏折中，违抗肃顺等人关于内外臣工于奏折内只准书写“皇上”，而不得书写“皇太后”字样的规定，故意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肃顺等人就此提出批评后，僧格林沁竟表示今后“仍不敢不如此缮写”。[48]
１０月２６日（据任恒俊先生《胜保与辛酉政变》一文论证），兵部侍郎胜保上奏折直接对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的权力提出挑战。他说：“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肃顺等人竟敢以“承写”的谕旨为据，自任顾命大臣，“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现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在此情况下，肃顺等人虽采取诸如“掣签简放，请钤用符信图章”等办法，“欲以此取信于人”，但实际上，“无如人皆不能相信”，“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朝廷“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且恐外国闻之，亦觉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胜保提出，“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须由“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其所谓“正国体”，“顺人心”者，即将皇权牢牢掌握在与小皇帝最亲近、最能代表皇权的皇太后和亲皇叔手中，谨防皇权旁落权臣。胜保还特别要求清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公同阅看”，[49]其争取近支皇族支持的心理跃然纸上。
再其次，颇受肃顺等人信任依重的汉族官僚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对此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怀疑。他们认为胜保等人陈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于近支亲王中择人辅政之举，“皆识时之至言”，甚至称颂慈禧罪诛肃顺等人“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的“英断”之见。[50]
正统皇权思想之深重影响，还可由肃顺等人一次败招中得到佐证。１０月７日，尚在热河的肃顺等人“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他职，恳请清廷“酌量改派”他人。肃顺等人此举，或许是“意在彰其劳勩”，[51]但也可以理解为其表明将全心专意致力于辅弼政务，于其他事务不敢专擅专揽，以消除他人对自己的种种疑忌，是对至高无上皇权的一种妥协办法。
四 余论
咸丰帝死后仅１０３天，慈禧太后就利用当时弥漫于官僚士大夫及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辛酉政变”这样中外嘱目，惊心动魄的政局、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特别是慈禧太后专权４７年的新局面，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辛酉政变”后，国内外许多人为政变的成功而高兴。薛福成曾称道说：“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52]当时人皆以慈禧太后为皇权代表，垂帘听政之举纯为一个向同治皇帝亲政过渡的“舍经用权”的权宜之计，由此而酿女主称制局面，也是当时的官僚士大夫所始料不及的。否则，人们或许会做出另一种政治人事选择。
就慈禧太后个人而言，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是，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１８６９年７月，曾国藩与其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清廷政局时即曾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53]咸丰帝死后，实行的虽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权力机制，但慈禧太后无疑占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被曾国藩称为“极聪明”的恭亲王奕訢，论血缘，为同治帝的亲皇叔；论权力，为清廷议政王；论爵位，为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尚且无可奈何于正统皇权的代表者慈禧太后，更何况何论端华、肃顺者流。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4]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先生即曾痛斥过这种所谓的正统皇权思想。他说：持正统论者不论是非曲直，亦不论其原来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仇、为夷狄，“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在他看来，所谓“王”与“寇”并无明显差异，二者不过一步之遥。董卓、安禄山、吴三桂也好，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也罢，“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宏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正所谓“成既为王，败既为寇”。[55]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不仅严重影响着当时各阶层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某些人无视天王洪秀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错误，及其对翼王石达开的疑忌与排斥，仍以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为思维核心，坚持“只许君不君，不许臣不臣”的“君臣大义”，批评石达开率军出走是不顾大局，分裂太平天国的史学观点，不正是正统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对人们思想严重束缚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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