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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长期从事群经、诸子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春在堂全书》是他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茶香室经说》和《古书疑义举例》等是其代表作。务求通博是俞樾治经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孔门四科说》中强调:儒分四科,“非孔子之意”。在他看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一个整体,本来就不能强为分别,且谓“自孔氏之门有四科之目,而后世又妄有轩轾于其间,遂为古今学术之一变”,其结果是“空疏不学之徒得而托焉”!他认为这不仅是学术思想的差异,而且“于学术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系甚大”,因而“不可不辨”[1](Ｐ6)。这表明,俞樾具有突出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他把儒家学说乃至一切学问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对其学术实践特别是经学研究有着直接影响。俞樾这种务求通博的思想,在其经学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他对汉宋学关系、今古文关系以及群经与诸子关系的见解。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 主汉学、不斥宋学
俞樾曾强调:“窃宋元之绪论,虚谈心性,是欺世也,余弗为也。”[2](Ｐ5)且谓“经学必以汉儒为主”[3](Ｐ2)。他又论南学、北学云:“北实胜于南。”他说:“南北章句,好尚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周易》、《尚书》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尊郑氏……使后世而长守北学之门户,则中原一派流传不绝,而两汉经师家法可以不坠。”[4](Ｐ6)以上述言论结合俞樾的学术实践,可知俞樾为学,实主汉儒。在他看来,唐宋后儒“于训诂名物,虽亦有所发明,终不若两汉经师之足据也”[5](Ｐ1)。因叹唐宋以后至有明一代,学术衰息,至清初,始大儒辈出,“论学则务实行而扫空谈,治经则守师法而耻臆说,义理名物,声音训诂,无一不实事求是,力追古初”[6](Ｐ8)。然俞樾于宋学,亦未尝加以排斥。他指出:“汉儒于义理,亦有精胜之处,宋儒于训诂未必一无可取”,且强调“合汉宋而贯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讲章,高明者亦不敢……轻相诟病,于学术士风非小补也”[6](Ｐ4)。这些言论表明,俞樾实以汉宋调和为经学正轨。此外,由于汉宋学术渊源有别,宋学多尊孟子,汉学则偏主荀子。因此俞樾虽兼取孟荀,推孔、孟、荀为“一圣二贤”,然于人性说,则以教化为依归。在此基础上,俞樾试图调和孟、荀以及其他各派人性学说。他说:“孟荀之学,似异而实同,性善亦孟子早年之说耳,观《尽心篇》‘口之于味’一章,前五者不谓之性谓之命,后五者不谓之命谓之性,则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矣!荀子齿斤齿斤与孟子辨,殆未见及此。”[4](Ｐ20～21)俞樾于此虽强孟以就荀,其调和之苦心则不难想见。
俞樾调和汉宋的思想,亦集中体现在他对学术人物的评说、交游方面。俞樾“自幼喜读”顾炎武之书。他认为顾炎武既是“宋以来儒者相承之嫡派”,又是清代“治汉学之先河”,且谓其“于朝章国典、吏治民风、山川形胜、闾阖疾苦,博考而详询之……永嘉诸儒犹有未逮,而百余年来,老师宿儒未有讲求如先生者”,因许其“宜为一代儒林之冠矣”[7](Ｐ2)!俞樾与陆心源①交往颇密,曾为其《宋史翼》和《仪顾堂集》、《全唐文拾遗》、《全唐文续拾遗》作序,后又为其铭墓。陆氏“所学以朱子为宗”,然颇有顾亭林遗风,汉宋兼采。俞樾对这样一位汉宋兼采的学者,评价很高,谓其书“议论纯正,根柢渊深,信如潘次耕叙亭林书所谓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得失,断之于心,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者”。又称其书“一名一物,考订精详,亡简逸句,搜辑无漏”[8](Ｐ8)。他评释《周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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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吴兴人,清藏书家。其藏书楼名“宋楼”,又名“守先阁”。着有《潜园总集》,凡940卷。
则又慨叹:“其书……殆于汉学宋学,一以贯之乎?……余读一过,合十赞叹。”[9](Ｐ33)从俞樾的评
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汉宋调和的倾向。按他自己的说法,凡治经,只要是“论《易》不取先天图,论《尚书》不信伪古文,则其大者固已得之矣”[10](Ｐ8)!
俞樾既在思想上不排斥宋学,就会在他的经学研究上有所反映。他治《易》,虽认为“尤以汉学为是”[6](Ｐ4),但他同时亦强调:“至于《易》,则汉学宋学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又谓宋儒“以义理说《易》”,“深得孔子系辞之旨”[11](Ｐ7)。他治《论语》,则认为“自汉至今,学者循诵各有所得”。他又指出:“世谓汉儒专攻训诂,宋儒偏主义理,此犹影响之谈,门户之见。”[6](Ｐ4)至于《诗》,他更强调:不必拘于“齐鲁韩之异同”,“汉学宋学之门户”[6](Ｐ4)。俞樾有《论语古注择从》、《孟子古注择从》各1卷,对朱注多所改正,然《论语古注择从》仅29条,《孟子古注择从》仅16条,只占朱熹所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很小比例,可见,他于文字训诂,对朱熹《集注》的大部分还是认同的。他又指出:“宋儒虽短于诂训,至其体会古人语意,则有独得之见,未可尽没也。”[12](Ｐ1)因此,他训释群经时,除朱子外,其他宋儒之说亦间有所取。例如,《尚书》中的“舍我啬事而刈正夏”、“建用皇极”、“曰若稽古帝尧”等,俞樾均采宋儒蔡沈之说(参看《群经平议》卷二、卷三和《达斋书说》)。但总的说来,俞樾治经毕竟以汉儒为主,且又强调:汉学、宋学,“离之两美,合之两伤”[3](Ｐ2)。因此,其说经采宋儒之说者并不太多。
二、兼采经今古文学
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俞樾“对于今文学和古文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13](Ｐ5)。俞樾这种兼采经今古文学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治经的次序和体系中。他所着《群经平议》和《茶香室经说》,说经顺序均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他在《雷甘杞说文外篇序》一文中强调:“《大学》、《中庸》两篇,可归并《礼记》中,不必别出,诸经以《周易》为首,《论语》、《孟子》宜列于后。”[6](Ｐ4)可见,他的这种说经顺序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确定的。这一顺序与《十三经注疏》的顺序略同,这说明他基本上倾向于经古文学的系统。然俞樾将这一系统加以细化时,相对于《十三经注疏》来说,则有较大的调整。《春秋》三传依《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为顺序,这反映了他重《公羊》轻《左传》的治经倾向。并且,《尚书》4卷所涉及的内容仅为伏生所传今文28篇,另有《康王之诰》和《序》。《盘庚》虽分3篇,其训诂之文则强调:“宜仍伏生之旧,合为一篇。”[12](Ｐ1)
俞樾治经,着力处在文字训诂和名物典章的考释,正因为此,俞樾一向被人视为朴学家。在对经传的训释方面,俞樾以东汉诸儒为主,多采古文经说。他基本上采纳经古文学的说经系统即反映了这一特征。他对东汉经学家许慎、郑玄、马融等多所继承,在俞樾的着作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这里勿庸多举。然在经学思想上,俞樾又具有今文经学的倾向,他曾强调:“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14](Ｐ42)俞樾既在思想上倾向于今文经学,且认为“六经”都贯穿着孔子治“来世”的思想,这必然会影响到他对经传的训诂、阐释。他一方面认为《春秋》是“孔子所立素王之法”[15](Ｐ7),另一方面又指出《周礼》“非周公之书,亦非周制”[16](Ｐ2),且认为《左传》不传《春秋》,“不当厕之《春秋》之后,强名一经”[16](Ｐ5)。有鉴于此,他训释《春秋》经传“以《公羊》为主”[11](Ｐ7)。他还把《礼记》中的《王制》一篇看成“素王之法”[17](Ｐ2),并从孔子改制的思想出发,阐释《王制》中的各项制度。在他对《论语》、《孟子》以及其他经传的训释中,以《公羊》“微言”说经的情况亦不少见。此外,俞樾在具体的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方面,采今文者亦不少。《尚书》“四曰修好德”,古文家释“好”为“好尚”之好,今文家则释为“美好”之好。俞樾认为,今文家说“似较古文为长”[18](Ｐ3)。他释《毛诗》“中心有违”、“乐土乐土”、“哀我填寡”、“比于文王”、“履我即兮”等皆以韩诗为是,认为“韩诗殆胜于毛”(参看《群经平议·毛诗平议》)。他以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为《尚书》“六宗”,其说虽本郑说,实则今文家言。
俞樾兼采今古文的治学精神必然影响到他的门生弟子。因此,其弟子中兼采今古文者亦不乏其人,如戴望、谭仲修、陈汉章等。潘鸿则尤具典型,他曾论经学云:“贾之于《礼》,董之于《春秋》,皆原本经术,为荦荦大者……刘子政《诗》、《书》、《春秋》学,皆名家……子歆乖毕家学……诚千古之罪人,不独刘氏之不才子矣。唐人所颁《正义》,实为灭裂经传之首,《易》用辅嗣,《书》传伪孔,《诗》糅毛、郑,三《礼》以后郑尽掩前哲,《论语》用何晏,《左氏春秋》用杜预,均无当也。”他强调:“说《易》者由施、孟、京、梁丘而下,至郑、荀、虞氏,不为元虚所惑……说《书》者确守伏生,参马、郑之一二……说《诗》者,笃信毛公为子夏真传……说《春秋》者师法胡毋生、董子之条例。”[14](Ｐ43～44)潘鸿的这段议论表明,他治经,实以今古兼采为原则。对此,俞樾则以“颇有所见”许之,且将这段议论特意收入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同样可以反映俞樾本人对经今古文学的态度和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俞门弟子中,即便后来今古文门户的代表性人物如崔适、章太炎,也都经历过今古兼采的阶段。崔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指出:若无《新学伪经考》一书,“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19](P134)。章太炎虽强调“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俞樾)合也”[20](P28),然他亦曾认定“《左氏》可通于《公羊》”,且“对今文三家《诗》说尚不偏废”[21](P251)。由此可见,兼采今古文,既是俞樾的治经风格,也是他的施教风格。
三,以诸子证经传,亦不忽视释道
俞樾有关诸子的着述不少,除《诸子平议》15种35卷外,散见于《俞楼杂纂》和《曲园杂纂》中的类似着作尚有20余卷,涉及周秦两汉诸子之作“不下四十种”[22](P8)。俞樾所以着力于诸子的研究,与他对诸子的认识密不可分。他对诸子之价值的认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于圣人之道“亦各有所得”；二是诸子之书多“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23](P1)。然俞樾于诸子之思想,阐发极少,其所致力之处,则在以诸子证经传而已。他治经,往往称引诸子各书。他说:“读《庄子·人间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而《诗·七月篇》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之义见矣。读《贾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为台,令匠规之'',而《诗·灵台篇》‘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卫葆'',而知《春秋左氏传》‘齐人来归卫俘''字固不误。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相监'',而知韩鲁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亦古义也。读《杨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论语》‘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许管仲以仁矣!……读《商子·赏刑篇》曰:‘昔汤封于赞茅'',而知皇甫谧谓‘汤居谷熟''之非……读《淮南子·时则篇》曰:‘大祷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之‘割''乃‘周''字之误,‘周''
乃‘禂''之假字”。[23](P1)从这段话来看,俞樾不仅以诸子校经字,明经义,且以其考证典章名物和历史史实。他还从诸子中总结古文文法,“如其智,如其智”就属此类。他又以《荀子》“车攻”、“文王”、“生民”诸篇中,凡“不盈”、“不显”、“不宁“之类,古人为传,均以“不宁,宁也”之句式为说,遂以“不”为语词,且以此句式释《诗经》“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一文[24](P3)。俞樾所作《群经平议》和《茶香室经说》均突出体现了以诸子证经传之风格,如《茶香室经说》中有关《周礼》和《礼记》的“不訾重器”,“谏而无骄”,“七事未见及此”,“十有二壤”等,均引诸子为说。杂引经传和诸子为说者则实占两书的大部分比例。应当说,俞樾这种治经理念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诸子与儒家在时代上相近,文字与行文习惯自能互相发明,且各学术派别相互影响,相互驳难,其着作在文字,内容上互见的现象亦必然十分普遍。有人统计,仅就《墨子》而言,《备城门》以上42篇中,共引用《诗经》10条,《尚书》29条[25](P3).因此,以诸子证经传不失为一条科学的途径。
俞樾于佛学,则重《金刚经》一经,认为“其精者实与圣言相表里”[10](P3)。至其晚年,则日颂《金刚经》一过。他所以独重《金刚经》,一是他认为诸经中,《金刚经》“法力”最着；二是认为“即住即降伏”实乃全经大旨,而这一大旨与儒学适相发明。他说:“住者,住此心；降伏者,降伏此心；皆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非有二心也。住则实矣,降伏则虚矣,即住即降伏,是以无实无虚,此《金刚经》之大旨也。以儒理譬之,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人。''所谓应如是住也。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所谓应如是降伏也。”[7](P5))他于道家,则最重《太上感应篇》一书,认为“此篇虽道家之书,而实不悖乎儒家之旨”[26](P1)。因作《太上感应篇赞义》,阐发其“天道福善祸淫”之旨。
上述三个方面,体现了俞樾治经务求通博的精神。然此三者是仅就其大者而言,如果再具体言之,其通博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训释经典及其文字名物,往往博采众说而择之己意。如《周易》卦爻辞之作,本有二说,郑学之徒均以文王为其作者,而马融,陆绩等则认为文王仅作卦辞,爻辞为周公所作。对此二说,俞樾认为“郑马之说不妨并行”,谓爻辞“盖文王作之于前,而周公增益于后”[27](P3)。又如《诗经 伐木篇》“无酒酤我”一文,其“酤”字,毛,郑异说。《毛传》释为“一宿酒”,郑笺则以“酤酒”为说；到了近代,说者仍纷纭其说。俞樾则跳出抽象的文字解说,认为此诗并非专言天子之事。他说:“疑文王当日作此诗以劝其国人,使皆笃于朋友故旧.及周公制礼作乐,以此诗语意深厚,故王朝燕朋友故旧,即使歌此诗,遂定为乐章,列于《小雅》。”他又通过上下文意进一步证成此说,且谓“肥羜”,“肥牡”只是变文谐音,不能“泥陈馈八簋”为说。于是,他又进一步发挥其说,认为若以天子之事言,则“一宿酒”,“买酒”都不合乎情理；以劝其国人言,则买酒可,造一宿酒亦可,视各家之情况而定。因此,他认为两说都可通，不必斤斤于文字异同[28](P4)。于此,俞樾经学之宏通已可略见。且这类文字训诂,前文多有涉及,读者可相互参照之。
其二,俞樾虽在校勘,训诂的方法上特别重视“因声求义”的法则,但并不以此蔽人。作为治经工具的音韵学,俞樾自以双声为宗。他说:“知双声则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双声,不可也。”并谓专言字母之说“抑何悠谬之甚乎”[29](P4)。然俞樾亦不摈弃字母。他说:“古人以双声取反切,而后人又以字母统双声。字母既行,学者或尊之为绝学,或摈之为梵音,不知此特借以管摄众声耳。三十六字母来自西域,行之既久,世以为便,则吾人亦姑循而用之”。[10](P6)
俞樾治经,虽以通博为尚,然亦不是为通博而通博,他非常强调在通博的基础上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着述之经解”应不同于“场屋中之经解”。他说:“句梳字栉,旁征博引,罗列前人成说……而在己实未始有独得之见,此场屋中之经解也。着述家则不然,每遇一题,必有独得之见,其引前人成说,或数百言,或千余言,要皆以证成吾说.合吾说者,吾从之;不合吾说者,吾辨之、较之,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 吾意既明,吾说亦尽, 其余一字一句, 注疏具在,吾无异同之见, 则固不必及之也。”[22](Ｐ2～3)俞樾此言既是为治经诸生而发,然亦是其本人治经之基本思想。通观其经学着作,均可谓“发挥经义,自抒心得者”,此俞樾所以为俞樾之所在。上文所引俞樾释“无酒酤我”一文,已可见其“自抒心得”之一斑。这里再略举两例。《谷梁传》有“九合诸侯”之说,然自范宁、杨士勋、郑玄以至朱熹、刘光伯等,均异其说。俞樾认为先儒诸说均以事言,且都有未安处,因尽扫空先儒之说,而出以己说,认为九合诸侯是以地言,而非以事言。他说:“以事言,则衣裳之会十有一,而以地言,则两会鄄……两会幽,同一地,可并为一……桓公于九处会合诸侯,故曰:‘九合诸侯’。”又说:“两会鄄,两会幽,地既相同,年亦相次,或当日虽两会,而实一事乎?”[28](Ｐ4)应该说,俞樾此说更合乎情理。《尚书》“乃命羲和”,梅传认为,此句为“举其目,下别序之”。依其说,则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实仅为四官。郑玄、马融则以羲、和合后四者为六官。俞樾则据《管子》“尧之五吏”说,认为上古仅有五官,未必如后世设六官,因以羲和“共为一职”,并将其与后四者合为五官。又谓五官“盖取法于五行,叔仲四子分主四方,则木火金水也;羲和居京师总四子之成中央土也”[30](Ｐ1)。在今天看来,俞樾与马、郑、梅一样,均把上古传说当实事,因此,其说同样不可信,然亦可见其“自抒心得”之风格。他曾说:“文章必自出机杼,虽模仿六经,可耻也。”[31](Ｐ2)他且推其意于日常行事,认为“文章当自出机杼,园林中泉石花木,何独不然”。他以己意发明简易笔算法和口算法,以应付日常计数之用。其于日常游戏法,如“新定牙牌数”、“八卦叶子格”等,亦皆出于己意之创作。以此视之,俞樾自是喜“新创”之人,其治经崇尚创新,殆其本性使然。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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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俞樾.春在堂杂文续编:卷2[Ａ].春在堂全书[Ｃ].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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