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同治-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为适应中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一个新官职。该职设立于咸丰十一年1861底,长期由满清贵族崇厚充任,直至裁撤;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教案爆发,事后旋被裁撤。其最初职能是管理北方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 、登州后改为烟台三口通商、交涉事宜,并兼管天津钞关。后来其职能又逐渐扩充到练兵、海防、制器诸项,并涉及地方政务领域,职能渐呈庞杂。该职对于晚清特别是同治年间的内政、军事、外交等均具有重要之影响,过去学术界对其职能仅有零星的述及,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利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独家收藏的《崇厚奏档》,兼及其他史料,拟就对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能作一系统的考述,以见教于大方。
一、办理通商、关税与外交
办理通商、关税与外交是清廷授予三口通商大臣的最初职能,可以说也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应该说,其日常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这三项职能而开展的。概要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管理天津常、洋两关,解决免单问题,并积极开征税源崇厚出任三口通商大臣后积极向南洋大臣及江海关咨询学习,建立新关,聘请洋税务司稽征洋税,通过一系列工作,新关管理开始步入正轨。但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尤以免单问题最为棘手。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让他们获得了诸多对华贸易的优惠和特权。而关于洋货转口贸易发给免重征执照及土货纳复进口半税后转运他口亦发给免重征执照的免单优惠就属其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方三口相继开埠通商,天津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然各国外商运抵天津的货物大都为在江海关纳完正税和复进口半税后转运而来的,如此便导致津海关接受大量的免单而征收实税甚少。为争夺税银,津海、江海两关冲突日深,势必要予以解决。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十七日,英商宝顺行由上海载运土货复进天津口,该商在江海关完纳出口正税外,又完纳复进口半税,致使津关无税可收。津海关指责江海关将应在津关完纳的复进口半税预行收纳,实属任意征收,请求总理衙门予以干涉。总理衙门当即咨行江苏巡抚及江海关监督,严饬他们嗣后洋商贩土货由上海贩运他口,江海关不准再行预收,致亏他口税项,如再有预收他口土货复进口半税之事,总理衙门将指名严参决不宽贷。[ 1 ] P50251 为彻底解决此问题,总理衙门经与英国公使卜鲁斯协商后规定:
外商载运土货复进通商各口,报明不日出洋,先纳复进口半税。倘于三个月限内出口者,该关发给存单为日后抵税之用,另于所到之口缴纳土货复进口半税。并通令南北洋一
体执行。[ 1 ] P53255但上述只解决了土货复进口半税免单问题,洋货转运他口却仍旧使用免单。更重要的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津海关无税可收的难题。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要求下,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提出洋货免单改存票的问题。由于牵扯较
广,各国意见也不一致,经反复商议,英、美等国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方才与总理衙门达成一致,议定洋商进口洋货纳完正税欲转运他口销售,进口地海关不得再发免单一律改发存票。该规定从同治二年 1863 四月十五日起执行。[ 1 ] P69270
在总理衙门的协调下,土货复进口半税、洋货改运他口都相继停发免单改发存票后,津海关税收多少有了起色。为了增加税收,同治三年1864六月,崇厚又致函总署称:天津海关征收洋税,需款甚繁,若南洋停给免单,或令上海停给洋药改口免单,实为公便。[ 1 ] P87
总理衙门当即函商总税务司赫德,双方议定凡由上海之趸船拨洋药装载前往北方三口之船,一概毋庸由江海关征税,而由所到之口海关征收。[ 1 ] P86至此免单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使得“江海关每年短征数十万”, [ 2 ] P531津海关税收却为之大增。
三口通商大臣在管理关税的同时,也积极增加财源,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创办天津洋药厘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天津自开埠通商以来,鸦片贸易实为外商各项贸易之大宗。为尽快让鸦片成为政府合法的税源,早在天津新关开办之初,崇厚即函询江海关关于洋药抽厘的办法。同治元年1862天津海防吃紧,清政府令崇厚会同直隶督臣筹办海防,添兵募勇各项事业需饷孔急。为解决海防经费,崇厚奏请在津抽收洋药厘捐,并亲赴各国领事官处详加开导,告知现在办理海防是专为保护中外商民,所需兵饷拟抽洋药厘捐接济。各国领事方才转饬本国洋商遵照办理。于是,崇厚传集天津贩卖洋药大宗商人10家,择出殷实公正之义丰、义兴成两商,由其办理。并颁定每洋药1斤抽捐正项、耗羡各项费用银1钱8分6厘。内地土洋药则相应酌量减抽。[ 3 ] 一,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 天津洋药厘捐开办以后,获利甚丰。同治四年1865 ,崇厚在一份奏折中谈到天津洋药厘捐“自元年试办至今,历经三载,先后抽收洋药厘金十余万两”[ 3 ] 六,同治四年二月初一日 ,平均每年超过3万余两,远远超过直隶全省货物厘捐的总和。
二参与清政府外交决策,办理中外交涉,处理华洋纠纷
同治四年1865 、五年 1866 ,总税务司赫德、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先后向清政府递交《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进行内政、外交方面的改革。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于中外情形深有关系,饬交通商口岸地方各督抚、大臣妥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接到上谕后就发展轮车电机事业、派遣使节、外国公使觐见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外交之道,重在恪守条约。现在各地每遇中外交涉均不按条约办理,才致引发事端。故请求清廷饬下各省重刻条约,颁行各府州县;并落实办理通商、交涉各项制度程序,避免流于形式。另外关于借法自强之事,认为现如海关之延用税务司,京外之练习洋枪队,上海之习制机器,深资利用,原有明效,但使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实力讲求,诚不难进而益上。[ 3 ] 四,同治五年三月初十日在这场讨论后,清廷自上而下深入开展洋务运动,在变法自强方面采纳了崇厚等人的建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办理北方三口通商,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办理中外日常交涉。天津自开埠通商后,外国人经济侵略、宗教文化渗透日深,中外矛盾冲突也与日俱增。作为办理中外交涉的专职官员,三口通商大臣任务重,办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三口通商大臣在实践中主要执行着对外妥协方针。主要表现为:一则聘请洋人参与天津洋务事业,对其重用嘉奖,以换取外国人的好感。如聘请洋人训练天津洋枪队、重用英人密妥士筹办天津机器局等。此外为笼络外国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立了一套宝星制度以奖励外聘人才。通过一系列手段,崇厚与在津外国官员维持了一种较好的关系,维护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二则在处理洋人与民众的关系上,三口通商大臣力图避免二者发生冲突,万一冲突产生,则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天津自通商以后,民众与洋人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也日益尖锐。表现之一就是所谓的船碰问题,“轮船进口碰伤民船莫敢究诘,民船偶碰轮船则立擒船户,置黑舱中勒赔修价必餍其所欲而止”。[ 4 ]表现之二是民教冲突,外国在津招揽中国人入教,而教民良莠不齐,不法教民往往倚洋人之势欺人。为了解决船碰问题,崇厚会同外国驻津领事官员及天津地方官制定《海河行船泊船章程》10条,对中外船只在海河行使、停泊以及相关管理都作了相应规定。对违反章程擅自停泊、开行的,规定按情节轻重处以洋银200元以内的罚款。此章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船碰冲突的加剧。至于民教冲突,三口通商大臣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正如崇厚在一份奏折中认为各国传教士“多鄙俚浅妄,兼施小惠,谨可煽集乡愚,万不能波染读书明理之士。其教自在,听之尚无大害”, [ 5 ] P5104因此也就重未拿出实在可行的解决办法。一旦发生民教冲突,则不得不偏袒洋人一方,导致矛盾越积越深, 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二、办理海防与练兵
三口通商大臣参与办理海防和练兵,其实二者密不可分,海防需要练兵来支撑和巩固,练兵的重要目的则是为了保卫海防。同时海防、练兵都牵涉到洋人和洋务,所以三口通商大臣参与办理便在情理当中了。其实,崇厚在三口通商大臣任内天津海防、练兵基本上都由其一手操办。具体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将天津洋枪队移驻大沽海口训练及驻防
由于英法驻天津城内的军队陆续撤离南下,只留少数部队分驻大沽炮台,为教练洋枪队方便,同治元年1862五月,英国统教官妥玛与崇厚商议拟将学习外国枪炮之京营、大沽协兵740 人全行移赴大沽海口与外国兵一起习练。[ 3 ] 六,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正好符合清政府保卫海防的需要,故崇厚同意了妥玛的提议,将洋枪队移驻大沽海口训练。同治四年1865七月,崇厚代表清政府接收大沽炮台,遂将洋枪队调驻大沽南、北炮台,作为驻防军队。
二接收大沽炮台,并对炮台重新布防
同治四年1865七月,受总理衙门委派,崇厚率天津地方官员代表清政府前往大沽接收英法驻守炮台。在办完交接后,崇厚当即布置天津洋枪队驻守大沽炮台,并着手筹划炮台修缮、炮位添设等事宜。经崇厚奏请清廷拟在天津劝办捐输洋炮。经动员天津绅商出资,并由洋商从外购进共计大小洋铁炮132尊,并各项炸子共计3001190斤,又洋造旋光炮子10070 斤。经验收皆系外洋制造, 试验一律坚实。[ 3 ] 六,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所有炮位全部安设于大沽炮台。在洋炮购进之前,崇厚首先派员将炮洞、兵房进行修补,然后依次用三合土将炮台加固,并修筑拦潮坝、挑浚海濠。迨洋炮运到,即选择坚实木料建造炮盘、炮床及炮架,并按照西法支设各炮位[ 6 ] 三, P253 。同治八年 1869 ,崇厚又以捐输办法购进大洋铁炮及轻便铜炮15尊。[ 3 ] 七,同治八年六月初七日
三创建天津洋枪队
三口通商大臣在经办天津海防之余,另外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练兵。在崇厚职司三口通商大臣十余年时间里,聘请洋员使用西法训练了一支包括马、步、炮多兵种的具有数千人的天津洋枪队,成为清政府第一批聘请外国人训练的近代武装,也是清政府自有的第一支近代武装。
三、制器与兴办洋务企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使得清统治者愈发认识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同治元年1862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负责练兵,并组建天津洋枪队。在聘请洋人用西法训练洋枪队之余,崇厚还遵照清廷“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 7 ] P1156的谕令,令洋枪队在英国教官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制造各种火器。主要成果有炮车、开花炮又名子母炮 ,这些都是在崇厚任内引进制造的。[ 8 ] P5仅同治元年1862 ,洋枪队就仿造炮车6辆,且“工坚料实,均能如式试架。炮位演放并配以马套, 往来驰骤, 极为灵便, 洵属行军利器”。[ 3 ] 一,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另试铸英国炸炮12尊,并加工精造炸炮子、鸟枪致远子, 又仿造俄国群子炮群炮子。[ 3 ] 六,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六虽然在试造过程中难以得法,甚至造成炸伤人的事故, 但所铸炸炮“装子试放, 甚为猛利”。[ 3 ] 一,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然而相比李鸿章等人在江南兴建的军工企业,天津方面在规模、数量及影响力上都大为逊色。
同治五年1866 ,直隶总督在直隶编练练军七军,亟需各项洋炮。因三口通商大臣具有制造军火的经验,故直督刘长佑奏请由崇厚督办各项洋炮。随即崇厚在天津城内设立局厂,令长芦运司恒庆专司此任,负责选匠购材,仿照外洋式样制办。至同治七年1868二月,各项炮位制造完竣,共制造洋劈山炮480尊,炮车240辆,对子开花炮120尊,炮车60辆,并随带铁子、铅箭、炸子、火药等项。[ 6 ] 四, P238但毕竟上述并非大机器操作生产。为应付将来北方大规模军事需要,在北方建立军事工业已相形紧迫。清廷采纳总理衙门的建议,令崇厚负责筹办天津机器局。
在接到总理衙门交办命令后,崇厚正式着手筹划设局工作。一方面委托英人密妥士前往国外采访各种机器,雇觅洋匠,并承办一切购买事宜;一方面选派通晓洋情、曾办理海防事务多年的德椿总办局务,另从同文馆学生中慎选数人学习西方制造之术。同治六年1867四月初一,德椿抵津,“自应先行设局”, [ 6 ] 四, P235天津机器局即于四月初在津得以正式创办。
天津机器局设立后,勘定在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东局地基长390余丈,宽250余丈,建有洋匠住房和机器局办公室,并建机器房42座,大烟筒10座。同治七年1868夏,密妥士从国外购进的制造火药与铜帽的机器陆续运到,均安设于东局。随后,又在天津城南海光寺择地设厂,盖造房屋车间,把从上海、香港等买到的修造枪炮和仿制炸弹的机器安置于此,建成天津机器局西局。东局、西局各有分工。到同治九年 1870七月各项工程告竣。两局共花费银483974. 812两。[ 6 ] 四, P2402242
天津机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承办,从同治五年 1866九月份开始筹备到同治九年1870七月份各项局务竣工,历经近四年时间,花费数十万两白银,终于在北方重镇天津建起了第一所近代化的兵工企业。
四、绥靖地方与治理民生
三口通商大臣作为职司通商、对外交涉的专职官员,虽不是地方官,但却具有“绥靖地方之责”。[ 5 ] P6965 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办理通商、外交的日益扩大,以及海防、练兵、兴办洋务企业等职能的赋予,其绥靖地方职能也就日益明显,俨然成为天津一地最高的地方长官。其地方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查拿盗匪,镇压农民起义
自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直隶地面一直不太平静,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成为清政府的心头大患。同治元年1862 ,崇厚受命办理天津海防,很大一部分职责就是防止太平军进犯天津,保卫天津的安全。同时,崇厚又办理练兵事宜,创建受西式训练的天津洋枪队。上述职能的赋予使得三口通商大臣一方面必须履行保境安民、消除社会隐患及查拿盗匪的职责。同治元年三月,直隶、山东交界处民团互相仇杀,崇厚随即派人前往密探,并派天津练勇200名前往会同山东地方官进行弹压。[ 3 ] 一,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同治五年1866九月,山东德州人赵熙元聚众布教,以图谋反,清廷密谕崇厚配合步军统领衙门及直隶、山东地方官前往查拿。崇厚即派芦勇400名移赴德州、吴桥交界处驻扎以示策应,并派熟悉地理之员弁随同步军衙门等前往查缉。[ 3 ] 六,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除控驭社情、消弥隐患外,三口通商大臣还多次出动兵勇缉拿天津地面的“马贼”、“盐枭”等农民军。另一方面还得出动军队镇压内乱,以维护地方的安宁。天津洋枪队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政府学习西方改革军事以抵御外侮的决心,但自其建立起事实上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同治元年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前往直隶南部总督行营帮办军务,镇压张锡铢起义。随后直督文煜被免职,崇厚署理直隶总督,统一指挥清军对农民军作战。同治二年初,天津洋枪队被调至行营,对农民军作战。三月,崇厚因围剿不得力被清廷免职,回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本任。天津洋枪队则继续留下作战。同治四年1865 ,僧格林沁剿捻兵败身亡,直隶告急,崇厚受命亲率洋枪队赴畿南堵防。同治七年1868正月,捻军再犯直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即饬调洋枪队及天津练军前往直督行营听其调遣。崇厚则坐镇天津,一方面为左宗棠、李鸿章等南来之剿捻部队办理购买军火、供应军饷、米粮等后勤事宜。一方面筹划天津防务,整饬军队,添募练勇,并请外国军舰巡防天津海口,抵挡了捻军对天津的进攻。
二办理垦荒
咸丰九年1859 ,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时,曾以海河两岸旧有水田日久废弃,倡劝捐资在卤水沽、葛沽挑沟建闸,引用海河潮水进行灌溉,使得4000余亩营田得以重新种植。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沽及天津受战火洗劫,大沽口“沿河荒地一望无际,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如,荒而不治”, [ 3 ] 四,同治三年二月初九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来往海口目睹此情深感可惜,遂向清廷建议重新开办。随即崇厚派员添开进水沟一道,重新修复并新开地1000 余亩。同治四年1865 ,顺天府尹万青藜等奏称:“宁河县与天津县交界地方有荒地六七十里,旷无居人,地力废弃可惜,且宁河等县所属塌河淀、军粮城等处频临海河,若引水灌溉可开稻田一千余亩。”[ 3 ] 四, 同治五年正月初十日
清廷鉴于崇厚曾于同治三年1864办理大沽水田灌溉事宜着有成效, 即谕令崇厚具体承办此事。同治五年1866初,经筹商,崇厚决定先求实效,勘得自邢家沽海河北岸起,至卧河村止全长27里的地方,中开长11里的曳水渠一道,约计渠旁两岸可开稻地500余倾。所需银8000余两由崇厚于洋药厘捐项下借拨先行垫付。随后,崇厚又制定试垦水田章程四条。经此办理,“于是两岸为沃野,民以为便”。[ 9 ] P21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利于民众休养生息。
三襄助公益事业,治理民生
同治年间直隶地方旱灾、水灾频仍,仅水灾一项,永定河就连续9年决口11次,“其顺天及天津、河间数府,几至无岁不灾,皆系水为之害”。[ 10 ]加上直隶地面战争频繁,如此水、旱、兵灾交织,使得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崇厚作为三口通商大臣,手中掌握有关税、练兵等诸项权力,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也注意关注及治理民生,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其任内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为在天津创办东延生社。天津原有施馍厂、延生社两家民间团体,由官商捐资向饥民施舍食物。随着灾民的增多,崇厚在河东元帝庙东又立一社,称东延生社,在洋药厘捐项下每年拨银约2000 至3000 两, 作为向饥民施馍的用资。[ 11 ] P124其次为倡议捐助义塾、粥厂。崇厚劝说东海关监督、山海关监督、长芦运司及天津道等衙门共同出资,于每年捐银700至800两资助京师正阳门内一所义塾,正阳门外朝阳阁僧庙及崇文门外玉清观道庙两处粥厂。[ 12 ] P253其三为同治九年1870主持续修天津县志。其四为办理赈灾事宜。同治六年1867六月,直隶大部旱荒,崇厚奏陈救荒四策,与办理赈务相辅而行,分别为平粜减价、采买储备、以工代赈、施粥贫民。并举荐太常寺卿石赞清前往直隶办理赈务。[ 3 ] 八,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治七年 1868七月,直隶沧州等处地方因遭兵灾、水患,民众生活疾苦,崇厚奏请拨天津北仓余存备赈粳米发放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吴桥、东光、宁津各处难民, 以抚恤流亡, 赈济灾民, 得到清廷允许。[ 7 ] P5222同治七年捻军被镇压后,崇厚受命办理善后事宜,即带领天津道、府等地方官赴天津南部遭受兵灾较重的州县现场查勘并安抚难民, 妥筹善后事务。[ 3 ] 七,同治七年九月初七日
五、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三口通商大臣职能的一步步扩充,这是外国列强、清廷中央特别是总理衙门以及崇厚本人三方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从外国列强来说,三口通商大臣衙署自设立那天起,即为中国北方对外交涉的重要机构。诸如积极筹建天津新关,开放北方三口通商,聘请洋税务司经理洋税征收事宜等。工作伊始,就深受中外瞩目和外国好评。崇厚亦广受外国人的赞赏,“外国人士们都很诚恳地来称道他的崇厚的仁德、他的态度和蔼和他的礼节周到;外洋各国的代理人———以同他交接为职务的人们,都极端钦佩这位官吏。”[ 13 ] P276列强也一定程度地对三口通商大臣表示支持,增强其在天津乃至直隶的权势和地位。三口通商大臣由最初职能发展为拥有办理海防、练兵、洋务等诸项职能,应该说这与洋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其次,从清廷中央特别是总理衙门来说,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并无隶属关系,遇事可直接请旨办理。但各国照会及一切通商事宜均由南洋、三口两大臣转咨总理衙门,“以故通商大臣虽非总理衙门之附属机关,而实等于总理衙门在地方所设之分部”。[ 14 ] P1355 实际上,南洋、三口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人事上关系都很密切。相比之下,三口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关系之亲密又远非南洋大臣所能及。特别是在崇厚出任三口通商大臣期间,由于其与恭亲王奕訢特殊之关系,三口通商大臣工作自始自终都得到了总理衙门的大力支持。诸如三口通商大臣解决免单问题,以及三口通商大臣练兵权的取得、创办天津机器局都与总理衙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总理衙门的支持,三口通商大臣是不可能迅速崛起并日益显赫的。其三,从崇厚其人来说,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能特别是插手内务的职能,很大程度是与崇厚分不开的。三口通商大臣该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崇厚此人相始终。此特点决定该职务的职能受崇厚本人的家庭出身、学识背景、仕途经历影响较大。换句话说,若不是崇厚任该职,有些职能就不会为三口通商大臣所囊括。但总体说来,三口通商大臣任何一项职能都应是三者互相结合、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 1 ] 天津档案馆. 三口通商大臣致津海关税务司札文选编
[ Z].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 2 ]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 Z].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 3 ] 崇厚奏档[ Z]. 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 4 ] 张光藻. 北戌草[M ]. 光绪二十三年刊刻本.
[ 5 ] 宝鋆.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 Z ].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 6 ]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
[ 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 7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 Z]. 台北:华文书局.
[ 8 ] 崇厚,吴惠元. 续天津县志:第二册[ Z]. 清同治九年刻本.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870.
[ 9 ] 崇厚. 衡水. 鹤槎年谱[M ]. 铅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10 ] 康沛竹. 战争与晚清灾荒[ J ] ,北京社会科学, 1997,2.
[ 11 ] 张焘. 津门杂记[M ].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 12 ] 陈弢.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 Z ].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 13 ]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M ]. 北京:三联书店. 1958.
[ 14 ] 萧一山. 清代通史: 第四册[M ]. 上海: 中华书局. 1985.
（资料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