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大臣与大政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林则徐-大臣与大政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大臣与大政

一夏天都在阅读卜键的史学新着《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七十万字，爱不释手。读完，叹道：“我才了解了多少中国！”
继承司马迁《史记》传统，此书（以及两年前的《明世宗传》，）不仅仅是对史料的钩沉、稽考、分析，更是对故纸堆的激活，以人为本，对嘉庆、道光二帝，对王鼎、林则徐等大臣，对各种历史事件中的相关人物共三百九十一人，对他们的角色、作用、事迹，尤其是性格、动机、计算与品性，做了最可能最合理合情的描摹与分析。从文档追溯到内心与情绪，对他们的命运的戏剧性、必然性、偶然性、教训意义做了斟酌与推敲。读之不像一般的史书那样冷静，又不像演义小说与肥皂剧那样随意尤其是浅薄，它保持着古雅与生动的文学性与“无一字无来历”的学究气，显现了作者的人情政情之练达，世事国事之洞明，是严肃的史学与鲜活的非虚构文学结合。
作者从国之大臣王鼎的生平写起。王鼎是军机大臣兼东阁大学士，位极人臣，出身寒素，从嘉庆时期到道光后期，两朝开济老臣心。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他由于反对鸦片战争延续时期的主和派、同情并愤懑于林则徐的不幸遭遇，与旻宁（道光）意见相左，自杀于军机处别院。王鼎一生勤恳忠诚，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清廉素朴，尤其是他的自缢尸谏，令全国震动。作者写了他的屡试不第，写了他的感恩戴德，写了他厚重庄严，写了体现在他身上的儒学人格；也写了这样的大儒忠良之终于崩溃自尽，却也是警示后人的最后一搏。读之痛心疾首！再回过头来读《左传·昭公元年》的“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与道光《军机大臣像赞·户部尚书王鼎》的“国之大臣，先乎品行。命赞枢机，言谨事敬……”肃然起敬，觉得虽然时势艰难，仍有栋梁砥柱，正气浩然，我千年中华向有志士人杰焉。
窃以为，本书远远超出了王鼎传的内涵，它的吸引人在于，写出了国运传、二帝传、朝廷传、为政传、官场传、贪腐传、民变传、边事传、邪教传、水利传、抗英传……读之拍案：赞沧桑之异趣，叹古今之同忧，敬良臣之勤政，恨宵小之鄙陋，称忠义之浩然，惊乱局之难救，愧耄耋之无知，期新枝之优秀。善哉，是书也。
大清国运：靠守成是守不住的
有清以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有气象有进展有开拓有正面的遗产。嘉庆伊始，国运显然走起下坡路。道光时期，千疮百孔、捉襟见肘。一上来嘉庆帝颙琰气势不亚于乃父，才亲政，便掀起政治风暴，惩办如今通过电视连续剧已经家喻户晓的和珅。书上说颙琰“博学多思，勤奋俭朴”但缺少足够的“本事”与“胸襟视野”，所以高举的是“守成的大旗”，“难挽大清的衰靡之势”。
书中记载嘉庆干掉了和珅，重用“亲兄弟、父子兵”。但这些人不成气，闹纠纷。身无长技、身兼多职、头衔一大堆的八皇兄永璇分工人事，与吏部官员闹矛盾，一个月即销差。十一哥掌领军机处与户部三库，分到了和珅的圆明园附近庞大园林，也难以为继。还有他的同胞小弟永璘，声称即使皇位多如雨点，也滴不到他身上，只求分到和珅园子。作者说：“亲王、郡王以下直至公、额驸、侯、伯，皆在超品，为国之大臣，自不待言。开创之初，绝多统兵鏖战，马上杀伐，功名皆自战场上博得。降至嘉庆朝，已然整体上流于享乐腐化，敢于上阵厮杀者虽仍不乏其人，精神气质已与先辈有间。偶令在朝中管事，也是架子摆足，能为不够，到处插手，弄得鸡飞狗跳。”
一语中的。说实话，我不认为嘉庆、道光二帝个人质素上的缺陷是大清国运转向衰靡的主要原因。各朝各代，少有盛极不衰、兴久不亡者。关键在于：中国的“江山”是打出来的，开国之君，不是才学胆识、政治军事、人格魅力诸方面杰出过人，怎么可能披荆斩棘，凝聚人心，杀出一条血路，战胜旧有朝廷与各路英雄好汉，取得偌大江山？俚语说：新盖的茅房三天香，何况一个新的王朝！开创阶段，艰苦奋斗、亲民服众、开拓进取，朝气自信。一旦数代掌权，后生早已没了先辈的志气，富贵荣华、骄奢淫逸、敲骨吸髓、醉生梦死、套话连篇、弄权倚势，再加倾轧恶斗，必然每况愈下。再不衰靡灭亡，天理何在？
书中描写了一次春仲经筵（专为皇帝开设的经书讲座），请松筠与王鼎进讲孟子语录“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二人讲完，道光也展示了一下学识才情，宏宣御论：“天下畏葸者不能为一事，躁妄者亦不能建一功。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针对的是轻举妄动，反映的是国力有限，皇帝此时只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皇帝请有学问的人讲经，这是一种传统，清廷尤为重视，做法和愿望都很文雅可爱。孔子“天不丧斯文”的预言，善哉存焉。但是此次学经，流露出的精神面貌，已经与康雍乾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
守成的想法，难有大出息。一个政权，一种学理，一个人物，哪怕只是一种产品，守而不进，成而不变，不回应挑战，不突破陈旧，不开拓试验，不改革创新，一味守成，必定是守而不成。
为君难:难在孤家寡人
其实嘉道二帝比历史上各朝代的昏君、孱君、暴君、嬉玩之君不知强过凡几。他们之辛苦令人咋舌。光看看他们批的“谕旨”，都是认真审析，仔细衡量的产物。每道旨，有虚有实，有论有策，文情并茂，言之成理，分析与处置从主观上看都相当精到，而且篇幅巨大，内容详实，费时费力。
但是，也有大问题。一是皇帝并不掌握真情实况，就文书批旨意，一误皆误。表面上看谕旨高于一切，其实皇帝是被上报的文书牵着鼻子走，又常常是十万火急，难有长考与定见；更多的是批了也不管用。
二是皇帝陷于被动，水域出了事堵漏子，邪教闹大了组织剿杀，边疆反叛乱靠大臣加兵力。甚至兵部丢了“行印”（随皇上狩猎时携带的印玺）、紫禁城进了刺客也都要皇帝亲自处理，皇帝成了大清国救火队长。
三是皇帝整天陷于具体案件，对远隔千里的冤假错案过问平反。他们的招数有限，一招是发现疑点或得到了诉冤文书派钦差大臣去办案，一招是仔细研究文档的字里行间，力图明镜高悬，恩如青天，再一招就是重刑伺候，想要什么招供，皆能得到。皇帝兼着最高法院院长与审判官的角色。
四是依据孔孟教导，以德取士，忙于对众臣尤其是大臣进行道德评估、操行鉴定，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严明吏治。皇帝的谕旨中，肯定一项政策措施的时候还要肯定一下臣子品性，否定一项拟议的时候还要斥责一下臣子心术。皇帝兼着朝廷测谎员、德育鉴定官与家族族长角色。这玩意儿比相隔万里、凭文书断案并不是更有谱。
五是两位皇帝只知忙于事务，没有战略思想，没有全局意识，没有顶层设计，尤其是没有推动发展与进步、改革与调整的思路。即使活活累死，也不是个称职元首。
六是将治国要义总结为“知人”与“安民”，却不谈最终目的。大清不止一代皇帝总结治国为政，关键是此两点。因为是人治，所以“知人”尤其重要。但知人的主观性太强，弹性太大，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说得明白，做不明白。和珅是乾隆宠臣，是嘉庆严惩的对象，能说是乾隆不知人？不知人也没有影响乾隆的伟大。正是由于乾隆伟大而且活了八十八岁，正式在位六十年三个月差两天，退位后继续掌控坐镇近三年，这种强势皇帝在与不在，对大臣尤其是宠臣的被“知”，影响极大。知人难，安民亦不易。乾隆一宣布退位，人还在，苗疆与湖北、四川多处爆发叛乱，后蔓延数省，多年不息。越是强势皇帝身后，越容易出现乱局。皇帝个人的作用太大，月明星稀，朝廷与众臣反而失去了分量。
“知人”、“安民”的说法源远流长。这是行政管理的语言，却缺少政治政纲政策的内涵与高度,约等于今天所讲的“维稳”。维稳重要，然而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惜大清两代皇帝，缺少足够的政治志向，他们只是为执政而执政，为守成而守成，为用人而用人，为平安无事而平安无事。无怪乎有道是：“官场无政治”也。
雍正曾经亲笔题写了“为君难”三个字，悬挂在圆明园勤政殿，雍正的儿子乾隆则撰写了《创业守成难易说》与《为君难跋》，悬挂在东西两壁。他们讲的真诚严实，绝无作秀与得了便宜卖乖之意。
为君难，难在唱独角戏。中国封建社会君主是个绝对排他的角色，是个真龙天子的角色，不是被动的政治角色，不是社会角色，不是人间角色。
官场：速赏速罚，问责坚决
清朝的宫廷机构设施我还闹不太清楚，它似乎缺少一个“相”或“总理”这样的执行首脑为皇帝分忧。它拥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大臣，拥有大臣的后备人员，有各种官职和各种荣衔称号，皇帝督导与掌控臣子便大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印象深刻的是，为政的运作，有功必赏，出事必罚，问起责来绝不含糊。敢赏敢罚，速赏速罚。赏起来送官、送衔、送物，惩起来贬职、去衔、没收财产、杖责打屁股、枷示（带枷示众）、斩监候（死缓）、砍脑壳。赏完罚完，重新开始。严惩数年，一旦国事需要，立马重新起用，不记旧恶，不吝封诰，不搞永世不得翻身。斩监候也极少到时砍头者，反而多有重新起用。
此种赏罚，成为常态，有一定效果。臣子中，多能正确对待，视为正常，只要留得脑壳，便有希望。不但能奖能惩，而且能上能下，值得肯定；但有失于频繁与轻易。
腐败：取悦造假，养患自重
嘉道两朝的历史是腐败史也是反腐史。读《国之大臣》，两朝风气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无民不诈，无报不伪，无言不虚了。同时皇帝派钦差大臣查处贪腐，也并非不努力。
凡国家有事，挖肉补疮，从艰难财政中拨出银两开销，大小贪官污吏便如蝇逐臭，一拥而上，发平乱财，发国难财，发水旱天灾财，发邪教财。书里的说法是：“河工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却是一群蛀虫的盛宴。”治水堵口，征用秸杆木石，各地拉来材料，为官一方，却让你另使钱才来收取，而不收你就交不了差；所以为民一方，也就无孔不入地造假蒙骗，所提供秸杆木石，假冒伪劣颇多，骗局连连。
经济犯罪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虚假已经成为政治腐败的顽疾。皇帝日理万机，疾恶如仇，问题是大小官员尤其是驻守边地的官员，无不以取悦皇帝为主要目的，报什么不报什么，夸大什么淡化什么，全看需要。有时是报喜不报忧，有时是凭空制造喜讯，而真正遇到麻烦了，又立即夸大困难的不可预测与难以应对，掩饰怯懦无能，向上伸手。这样一来，皇帝一会儿大喜过望，一会儿愤懑莫名，一会儿高烧狂言，一会儿催促急迫，一会儿发现上当，一会儿嘟嘟囔囔，一会儿杀伐决断却仍然是硬着头皮撞大运。结果是，侍奉主子离不开哄瞒骗，指挥臣下离不开赏罚杀。赏罚杀有效，但是没有全面部署，没有方针精神，没有规划引领，皇帝永远难辨真伪走不到形势前边。
也许更可怕的是官吏尤其是基层官吏的“不作为与反作为定律”。一旦有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惨剧，也就开始悟到了“养匪自重”的诀窍。养住匪，负责剿匪的官吏军头才会得到重视、得到经费、得到擢升。书中写到，治水时下层官吏绝对不希望三下五除二堵好决口，否则自身的重要性顷刻烟消云散。“譬如外科之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迨局势屡变，几成大险之症，而向之明其易愈而不愿其遽愈者，至此亦坐视，莫知所措。”养匪自重的延伸是养灾自重、养难自重、养患自重。
我曾经说过，传统文化的特色是泛道德论即泛善论、泛整体论即泛一论、泛机变论即泛化论。传统文化崇拜一，天下定于一（孟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中国为政是一元化集权政治。这里的集权，指一种行政模式，是中性词，不是极权，极权是指极端的专制独裁，是贬义词。嘉庆、道光二帝尽职尽责，生杀予夺，他们说了算，除二三大臣以外，几乎全民都成了看客。绝对的权力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绝对的无权也带来绝对的无责。如此，上压下，下糊弄上，上忧心如焚，下养灾自重，便成了虽则荒谬、其实难免的旧中国常态。
平叛：从边事看国事
《国之大臣》中详细描摹了新疆南部张格尔叛乱事件。一上来，道光甚至不相信张格尔这个人的存在。原因是张号称是往昔作乱上层人物之后，而原来报上来的情况是乃父没有子嗣。然后是张格尔忽而流窜境外，忽而袭击境内，忽而诈降乞和，忽而攻城陷镇。道光一会儿调兵遣将，一会儿狠催猛推，而前线官兵观望拖延怯战，结果常常失算。还好，道光组织举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大乱八个月后活捉张格尔，解往京城，路上费时四个多月，最后是献俘午门，审讯后“寸磔枭示”（寸断骨节，枭首示众）。然后皇帝与文武百官在太学祭孔，立“平定回疆，剿擒逆裔”纪念碑，并进行了前述温文尔雅的经筵。
此中有些细节，令人哭笑不得。一是皇帝大老远指挥用兵，关于如何用计、如何攻防都有，但皇上的诏书要经过数月才能到达。二是众大臣包括英雄才俊如林则徐者，都相信西部的少数民族与中亚汗国，因过度肉食，全靠中原茶叶与中药峻泻剂大黄通畅大便，只要禁茶禁大黄，就能将张格尔等敌对势力人群活活憋死。三是张格尔被俘后供认由于有红脸将军助威官兵，自己才失败被俘，皇帝竟予采信，判定关公显灵，加封关羽以“勇显”称号。
还有两点含义深刻。一是皇帝反复批示，要求调查原驻守满汉官员有无扰民害众、激起民变的情况。说明在此类事件上皇帝心明眼亮，公正平衡。一查，果然情况严重，受命大臣果决处理，处决一批损害朝廷形象的恶吏。但同时向皇帝禀报，说经过调查，此类事情虽然恶劣，与张格尔叛乱无涉。另外还找了当地回教居民头面人物调查，均坚称对扰民恶吏早有怨言，但与叛乱事件毫不相干。其实皇帝是对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全无关联，但皇帝要求查“激变”根由云云是内部文件，他要的是大臣秉公处理。公示时，官吏则必须说两者无关。大家头脑都清醒，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对不能掺和，否则等于朝廷承认作乱有理，民众等于承认心向叛乱，都是作死。
二是张格尔这个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的叛匪，虽然曾经一度迷惑人心，但他占领喀什城市半年，为非作歹，欺男霸女，丧尽人心，终于失败。叛匪之患，祸国殃民，害人害己。这一点对于认识边疆形势，保持头脑清醒，十分重要。
大臣：忍辱负重，永世楷模
《国之大臣》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记载，远比影片《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表现的一波三折，杂乱无章，丰富百倍。卜键此书，歌颂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尤其是王鼎等主战大臣们的英雄壮烈，与现今的主流观点一致。但也大有新鲜信息量。
人们常常以为，道光是投降误国祸根，其实他比谁都急于处理鸦片问题与击败“逆夷”。先是下“求言诏”，要大家建言献策，然后接受了严禁主张，并听信了红毛夷（英国人）对本国吸鸦片者以炮击之的天方夜谭，罢黜了主张“弛禁”的言官，制定了极严厉的禁烟办法，提出要“移风易俗，返朴归淳”，屡下谕旨，要禁要打要胜，悲愤满溢于言表，有的谕旨写的完全就是声讨“逆夷”的抒情散文。
应该说，在许多年前的南疆平叛斗争中，道光已经显现出他的良苦用心，利国利民的事他愿意干，但是他希望速成，害怕付出过高代价。国力空虚，他输不起。
开始道光支持林则徐，林连续陛见八次，获准在紫禁城骑马，荣宠有加。而一旦禁烟受挫，“逆夷”反抗力度增大，道光又把一腔愤懑发泄到林则徐身上。林则徐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财力支持，反遭沉重打击，惨遭贬谪，后虽有起用，终究衰病与抑郁叠加，殁于道中。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林则徐等主战派占了上风，当时也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理念，道光与众臣面对强势炮舰，只能是错招迭出又一筹莫展。
鸦片战争暴露了大清朝廷与世界的隔膜、办事的昏聩、军人的不中用、政策与举措的一厢情愿，大败后所有文书依然装腔作势，什么“洋夷对天朝用语恭顺”等等，自欺欺人。一年之后，道光还组织了浙江大决战，实际是大崩溃。决战尚未开始，官员已经开始向皇帝报捷，并组织“征文比赛”，准备大胜后用美文报喜。怯懦、自负，百孔千疮、无药可医，忠良大臣，徒唤奈何。
书中写林则徐获罪发配新疆，因突发水患被王鼎留在河南作临时襄办即治水助理，王与林一个戴病，一个戴罪，一个皇帝亲信，一个获罪之身，相濡以沫，相援以手，感人至深。他们艰苦卓绝，身先士卒，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任。一朝庆功，道光立即催促罪臣西行，王鼎无法相助，悲愤莫名。林则徐表示他是“心安理得”，否则他努力治水，已被讥笑为企图逃避伊犁流放。可叹国弱兵败，仍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尊严而血荐轩辕的国之大臣。这样的大臣，主要不是官大，而是格局大，心志大，作用大。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终身之忧，是忧国忧民忧君忧政忧时；一朝之患，不过是个人得失浮沉，无足挂齿。你可以读出嘉道两朝中国政治的一万条恶劣，但仍然感动于国家民族的栋梁屹立，有王鼎、林则徐这样的榜样与希望，更有尚待发掘的人民抗争之伟力。
此书读罢，深感对旧中国，对近现代史，需要不断重温，才能理解国情，明白古今。国情如大海，浊浪排空跃；国事如磐石，君臣压断腰！可怜大清国，颓势如山倒；痼疾逾千载，英雄恨难消。大臣如砥柱，擎天犹长啸！
（资料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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