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康有为-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戊戌维新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它突破了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思维定势，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闸门，第一次提出不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的文物制度既把封闭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推上大机器生产的轨道，又要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度，实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律制度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由于过去某些史着对资本主义“立足于批”，戊戌维新被强加上“改良主义”的恶谥。因此对戊戌维新的特点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探讨，缺乏实事求是的价值判断。
一
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改革事业，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一次世界性的大变革，它发源于欧洲，撞击于全世界。其实质性的内涵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用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即用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封建主义的手工生产和自然经济，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等级伦理观念。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判断，所谓近代化就是生产机械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文化观念更新意识形态自由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一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在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浪潮冲荡下，东方的中国也面临着如果不想灭亡，也必须推出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主题，奋起追赶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潮，固守本位和复古倒退是没有民族出路的。
从洪秀全、孙中山到康有为和严复，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追索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一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反思过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程。最早认真思考总结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是梁启超，他在1898年撰写《戊戌政变记》时，已把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中国“变法”的历史，即近代化的历程分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着《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昌言，为朝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三界。然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和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和拟旨十二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1页。）梁启超把中国向西方学习，推行近代化的历程界定为四个阶段，站在今天的层面上返观，自有不尽科学之处，但他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勾勒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他认为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所以他高度评价戊戌维新：“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30页。）梁启超把戊戌维新看作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有其独到的见解，但附加了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有把历史真迹放大的倾向。
抗日战争初期，蒋廷黻作《中国近代史》，从宏观的视角上，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划为四个互相衔接的、不断深化的近代化过程。他认为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以其在立宪政体下充分发扬民族精神和推进维新事业，变法运动无疑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是对前两个方案的反悖。第四个方案就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提出的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中国人提出的最激进的近代化方案。
梁启超和蒋廷黻从不同的历史角度，企图划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阶段性，目的在于说明一个道理，不抛弃封建主义的固有文化，奋起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不早日实现近代化，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1页。）历史是不能改铸的，但近代史上确实出现过不少实现近代化的机会，由于中国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惰性缺乏自觉的反思，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赶上世界近代化大潮的机会。
理顺近代中国历史的脉络，我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三大阶段：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清政府的自强新政，都没有超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围，主要是谋求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求御侮自存，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萌芽阶段；从康有为领导戊戌维新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资产阶级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地是竭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尝试阶段；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把科学与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仍然是追求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近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中国近代化的深入实践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认识也从文化的物质外层认识，发展到对西方政治制度（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中层认识，最后达到理性的深层认识。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泛起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卫生救国”、“航空救国”、“乡村建设”等等流派纷呈，都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分流和补充。它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二
在以往的近代史论着中，对戊戌维新的特点有许多精审的概括，这标志着研究水平的不断深化。但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所谓“盖棺论定”、“终极真理”或许是诱发思想僵化的模式。我认为戊戌维新最显着的特点是表现为一次冲击封建基础的改革浪潮。长期以来，某些研究戊戌维新的论着，离开了戊戌维新追求近代化的主题，而只在戊戌维新的方法上变奏，并未对这场改革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判断；指摘戊戌维新没有触及封建统治基础，更不要求根本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也离开了对维新派思维能力和阶级力量实事求是的估量；至于发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新材料，就断定“以前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则更近于苛求前人了。事实上，对戊戌维新加以“改良主义”的人工涂抹，扭曲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面貌，不可能正确估价它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稽核戊戌维新的史实，回顾中国近代化的流程，判定这场改革运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是缺乏根据的。不能认为，只有革命运动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改革对社会进步则是无足轻重的。那种把改革和革命对立起来的论调及其历史着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非常错误的。恰恰相反，改革和革命是相辅相成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合力。至于把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抽象为只是给人们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改良主义——此路不通”，则更是一种以偏概全心态的表露。逝者如斯的历史和迎面扑来的现实告诉人们，一场深层的改革运动引起的社会变革，比一场表层的暴力行动还要有深度和力度。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就是进行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近代化。只有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才能使祖国民强国富，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梁启超认为只有赶上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在竞争机制中百舸争流，中国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住脚跟。他用不胜焦灼的笔触写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变法图强，迎头赶上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则祖国兴旺发达；封闭守旧，落后于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则民族落伍衰亡。这是梁启超一代人的卓越共识。
近代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和历史课题，是全面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革命派和洋务派的理论构架。维新派虽然未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但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却在对清朝统治实行“结构改革”，力争把君主专制制度演变为君主立宪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第一次在中国近代史上从完整的意义上提出了资产阶级近代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掀起了一次冲击封建统治基础的改革浪潮。
康有为等人不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尤其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康有为舌敝唇焦地鼓吹召开国会、立定宪法，在“百日维新”期间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都是在不问的形势下对清朝政权的结构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从号召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主张“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是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纲领，是政治上的动摇和倒退。其实，开制度局的方案，也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康有为以日本“太政官制”为参照系、竭力谋求设立内阁雏形的制度局，总揽新政实施，其下设十二局。他把法律局置于政府的首位，意在学习各国法律，打破封建政治的神秘性、专制性和任意性，并使之公开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同时区分界定六部是守旧办事机构，而制局则是有议政和行政的双重职能的“论思专官”。他强调指出：“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簿书集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可行乎？”（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他颇有信心的结论是：“十二局立，而新政举。”（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这一主张无异要以制度局取代清廷的军机处和六部，是资产阶级夺取中央政权的巧妙尝试，犹如电击一样触动了封建清朝的权力中枢，咸以为维新派欲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极大的恐慌与反对。从这种情况看设立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显然，设立制度局不是给暮色苍茫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也不是为封建庙堂“补苴罅漏，弥缝缺失”，而是“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二），第178页。）。其目的还是借用西方富强的历史经验，用制度局来取代封建专制机器，从而逐渐改变清政权的结构和性质。
戊戌维新期间，尤其是“百日维新”时颁发的一系列上谕，第一次明确地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定为国策，在经济领域里全面展开近代化运动，它包括发展新型农工商业、修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奖励科学技术发明等，这些政策是以中央政令的形式自上而下推出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自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但也不可忽视维新思潮的影响推动。例如，张謇于1894年中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由于受维新思潮的影响，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无锡荣家企业也是在维新浪潮中起步的。南洋爱国巨商张振勋，从1895年起在国内投资创办实业，于山东烟台设立张裕酿酒公司，建成中国第一座用机器造酒的葡萄酒厂，同时投资建立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广东福惠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企业。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于1897年集资3，750元，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小型机器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
上述这些着名民族工业的出现，无不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在维新思潮的激荡下，不仅沿海各省近代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就是内地的山西、陕西、四川等地也出现了零零星星的近代企业，可见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改革，虽不象政治斗争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改变着陈旧封闭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追踪着世界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近代化的潮流，判定戊戌维新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基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扩大到中国追赶近代化的全程，用现有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及其初步发展时期历年设立的厂矿数和资本的基数，就更可以看出戊戌维新时期（1895—1898。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占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从1872年到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履维艰，有时寸步难行甚至后退；而1895年到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新设的厂矿数成倍增加，投资也相应上升。猛然打出了一个小小的高潮；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又跌进了低谷，倒退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水平；直到1905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才又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1872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化的发生与发展走过了极其艰难的历程，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长河里折射出一条低谷（发生阶段）——上升（戊戌维新）——低谷（义和团时期）——上升（辛亥革命）的曲线，戊戌维新在促进中国近代化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史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洋务运动，怎能说没有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呢？
三
中国追赶近代化的历史车轮，曾辗压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轨迹。这种近代化的双向流程并非互不相涉，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化方案的倒是起自山野的农民起义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历史虽然出现过“自下而上”推行中国近代化的机遇，但农民起义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不感兴趣，他们追求的是“每家五母鸡，三母彘”（《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选集》，第81页。），天下通一式的小农经济的天堂。《资政新篇》所表现出的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炽烈愿望，在自然经济和传统农耕文化心理顽强的壁障面前，只是溅出了一团思想浪花。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科学文化十分落后，骤然要求自下而上地推行中国近代化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而戊戌维新自上而下的特点，却为引进西方近代化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行性。
人类历史上的改革运动，大凡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多数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要进行社会改革，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要涌现一批了解世界形势和本国国情而文化素养较高的杰出人物；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思想家要掌握一定的国家权力或依靠当权的统治者，才能推行其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这就决定了一切深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改革，必然自上而下行进的向度，没有高度文化素养和谙于世事的人物是提不出社会改革方案的，而没有国家权力作为驱动杠杆，再好的改革方案也只能束之高阁。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改革家，几乎都是当权的识时务的“圣君贤相”，他们鉴于时势的剧变，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内省外察，并提出合于时代功利的改革方案，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魔杖，自上而下地推行到社会各个领域。例如，李悝之于魏文侯，吴起之于楚悼王，商鞅之于秦孝公，王安石之于宋神宗。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主张变革的公侯帝王的大力支持，改革家们的主张怎能变成现实呢？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将这些改革主张化作法律条文，改革方案又怎能推行到社会各个层面呢？宏观中国改革的历史花絮，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带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受到肯定和赞扬。为什么唯有采取自上而下的戊戌维新要受到“改良主义”的杖责呢？
在十九世纪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改革的浪潮一个连着一个，着名的墨西哥“改革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还有美国解放黑人奴隶的改革、俾斯麦对德意志的统一等，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改革声音的时代。尽管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和俄国解放农奴，日本明治维新和俾斯麦的王朝改革，无不伴随着农民暴动和国内战争，但又无不采用自上而下的程序。所以，当未曾走出国门的康梁等维新志士，透过厚厚的中国城墙，把寻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时候，满眼风光是改革的五彩缤纷。他们打破传统的傲岸心理状态，抛弃“中国文物优美”的盲目骄矜，甚至发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的呼声。这种呼声是中华民族追赶近代化的自我反思的痛苦召唤，也是主体思维与客体运动的接近与统一。早在四十年前，侯外庐先生撰着《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时就指出：康有为、谭嗣同、梁任公等“代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迎接着从卑斯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良运动，企图中国的日本维新版出现。”（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648—644页。）
康、梁、谭等人都是出身科举仕途，从封建教育污泥浊水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身披历史的尘埃，要变革中国的传统政治和思想观念，首先就必须清洗自身的封建毒素，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弃旧图新比自幼就受西方教育洗礼的人难度大、更艰辛。他们出自民间，接触了社会内层的世象，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从事的是“布衣上书”的事业，要想实现他们的改革梦想，必然借助于当权派的力量。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后，曾向挚友沈曾植倾诉此举的曲衷：“仆生于穷乡，坐覩族人、乡人困苦，年丰而无米麦，暖岁而无襦袴，心焉哀之。且受质近厚，仁心大盛，自弱少已好任侠之举，虽失己为之不恤。加十年讲求经世救民之学，而日日覩小民之难，无以济之，则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80页。）康有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情和正视人民的苦难，并立志济世救民。这是他超越同时代走科举正途士人之处，更与那些醉生梦死、粉饰太平者不可同日而语。
维新派要改革要救国，但手中无权无势，自然想到要利用“君权变法”，梁启超坦率地说，康有为虽然首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5页。）康有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的自我剖白，梁启超“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的诠释，都表明他们维新改革的方式注定是依靠当国者自上而下的。可见，维新派依靠当朝光绪皇帝进行改革，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不依康有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尚未成熟而又力量薄弱的必然表征。维新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以更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结构，这与其说是康有为们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历史对康有为维新派的选择。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在评论戊戌维新时，要求维新派具有群众观点，依靠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搞群众运动，是脱离了具体时代范畴和阶级范畴的超时空行动，因而是一种把历史现代化的非科学倾向。
由于戊戌维新的特点是采取非暴力的、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极力反对农民的暴力行动，康梁等维新派是从封建士大夫中蜕变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小耳濡目染了长辈们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功，自然养成了敌视农民起义的心态。康有为敌视农民起义是题中应有之义。检阅史料，康有为反对农民暴力行动的言论主要有：
一、1888年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窃见方今外事交迫，……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又说：“中国漏卮于洋物货久矣，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53、356页。）
二、1895年春，在《汰冗兵疏》中写道：“盖兵多则不及精练，必至于冗，冗则不择老弱，必至于败。且进则哗溃，摇动练卒之心；散则为盗，将有流寇之患。金田之役，可为殷鉴。（康有为：《汰冗兵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2页。）
三、1895年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22页。）
四、1898年1月，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写道：“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既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5页。
五、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岁条中记述：“四月兴安会匪大作，灌陷阳，各县蠢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137页。）
通观康有为等维新派表政见的全文，推敲一下他们这些敌视农民起义的言论，不难看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提出这些言论的前提，绝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外衅危迫，分割骤至，再不集中力量对付外国侵略，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了。康有为引证土尔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被帝国主义灭亡的教训说：“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这种言论既抓住了皇帝与大臣们的心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时代内容，一看到维新派反对农民起义就大加斥责，显然是不全面的。
第二、这些言论的结论，绝大部分是从国内外矛盾分析推理，估计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并非真的又要暴发第二次金田起义。因为当时国内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风暴早已过去，康有为运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筹码，力言“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相迫，有不能不变之势”（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借以加重光绪帝向改革天平一方倾斜，早日决心维新变法。他忧愤迫切地对光绪帝说：“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抬。”（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第三、如果作一定量分析，在康有为七上书的数万言中，这些反对农民起义的片言只语，只能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如果放在康有为的近千万言的着作中，则只能占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而康有为和维新派的着作言论主旨：一是救亡图存，反对外国侵略；二是维新变法，改革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新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追赶世界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如果不是有意寻章摘句的话，只斩头去尾地摘引“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依啸于东门”，“揭竿斩木，已可忧危”，“金田之役，将复起矣”等，使读者误认为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言论主要是反对农民起义，因而给戊戌维新扣上一顶抵制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帽子，还不是罪有应得！也许有人要问，康有为等维新派反对农民起义的言论虽不多见，而且也没有实践上的意义，但能反映他们阶级立场的本质属性。此论不无道理，但也免不了使人想起先哲们“一句顶一万句”的偏颇。严峻的历史是，当时的中国不仅苦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且苦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够充分。因此，在判断维新派与农民对立的意识形态时，除了阶级的对立之外，还有以要不要实行近代化为机轴的更深层的含义。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0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704.html

以上是关于康有为-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