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三元里-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

《读书》第二期卞哲同志的《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谈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卞哲同志说：“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肖岗乡的举人何玉成是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意有不同，草此文以质之高明。
首先讲这么一点：一百零三乡会盟牛栏岗这件事，说是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那就是说，记载是很多的，但我却几乎未见到此项记载。当时人梁信芳一首诗道：“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计不返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这里讲的是十三乡，也没提到何玉成，诗的内容是十三乡人发愿坚决斗争，连络一心，死生不渝，这算不算“组织领导作用”呢？无其他资料可以佐证，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从大量史料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作用”。不惮烦琐，抄点原始材料如下：
《广东军务记》：初八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公历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三元里斗争开始之日），“方圆两炮台被逆占据后，肆行无忌，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种种贻害，不可胜言。初九、初十日，逆夷又往三元里及肖岗各乡，复行扰害。由是乡民共愤，鸣锣聚众，杀死逆夷六七人，余逆脱回。因率众而下，约数百人，乡民复鸣锣会集各乡，约数千人，与夷决战。……十一日，乡民仍鸣锣传递，富者捐资，贫者出力，备乃器械，持乃糗粮，响应风从，不谋而合者遥遥百有余里，聚至百有余乡。”这里讲的是乡民鸣锣传递集众。
《夷艘入寇记》：“及讲和次日（按为八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议叛变，号召众乡，勇壮云集，四面设伏，截其归路。夷兵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魁曰伯麦，曰霞毕。……而三山村亦击杀夷兵百余。……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佥聚愈众，至数万。”这里讲了初八至十一日的事，大体是三元里之役全程。“号召众乡”的是“里民”，究竟是谁？三元里人，见诸记载的只今人调查材料中的菜农韦绍光，但卞哲同志不相信今人调查，怀疑韦绍光其人其事的存在。何玉成是三元里北边肖岗人，他来“号召”当然有可能，而文献不载其事。
《中西记事》引王廷兰致曾望颜的信，王廷兰当时做臬司，是广州围城中的主战派。信中说：“初十日，贼退出四方炮台，将取路泥城，三元里众因其淫掠，愤极鸣锣，一时揭竿而起，联络一百零三乡”，这里讲一百零三乡，但未讲会盟之事。
道光因广州战事“所闻与所奏迥异”，叫江苏巡抚梁章巨密查，梁章巨奏道：“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风闻广城岌岌之时，各官日日议和，城乡远近百姓，受害已深，几至民变。”这简直是一发炮弹，直触道光之所忌所惧，如果是地主阶级组织和领导的，他为什么不加一个“绅”字呢？
照理讲，如有地主阶级组织领导，当为绅士增光，不应略而不记。可是同治年间修番禺、南海县志，却更加强调是乡民打仗。修这些县志时还加了档册、采访材料的依据，说明当时绅士并未翻案。番禺志载：“议款之明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三元里民愤起，四面设伏，截其归路。……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注据《夷艘寇海记》即前引《夷艘入寇记》，但删去“号召众乡”的记载。为什么要删呢？南海志也讲的是“村农愤甚”，“村农拟与决战”，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一点影子都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三元里战后团练的写法：“粤贤遂倡团练防堵之议，开局劝捐输，召募健儿，至二三万”，为什么三元里打仗时它不加一个“粤贤”或“粤绅何玉成号召各乡”呢？
当时士大夫写的歌咏，对官僚腐败，朝廷举棋不定都加以谴责，对农民打仗备致赞颂，而对所谓地主阶级组织领导，同样地一字不提。还有的诗，深怀“萧墙”之危，就是怕农民造反<%本文所引文字均见中华书局出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但修订本对原版有所删除，反映地主阶级害怕农民斗争的诗也删去了一些，所以“萧墙”一处未引录。%>。兹抄一些如下：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张维屏：《三元里》）
北郭气佳哉，奇兵出草莱。里夫伸敌忾，壮女亦边才。（彭泰来：《辛丑感事》）
鸱张谁敢夺先声，一举功成等背城。黔首拚倾蝼蚁命，元首空拥虎狼兵。（陈超群：《过三元里怀义民》）
仰瞻北斗倚栏干，丑虏游魂气已残。草野有心芟杂种，英雄自昔厌儒冠。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魏源这里说的“士”，不是士大夫之“士”。魏源给杨芳信说：“三元里奇功碍难声叙”，何以碍？如是士大夫，何碍之有！%>
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魏源：《寰海十章》）
突闻袒臂市中呼，竟有人才在狗屠。
闭户岂能摧寇焰，揭竿尤恐起群哗。（张祖仪：《咏史》）
和战议未成，士心犹苟且。桓桓百夫雄，战鼓传里社。（招广涛：《义勇》）
这里处处讲的是乡民，里夫，草野，狗屠，百夫雄，对地主阶级则曰：“士心犹苟且”（此话有据，兹不赘）。正是，古人未翻义勇案，今人不应为古人所笑吧！
再说何玉成的事，上面大量记载都未提何玉成，三元里史料中何玉成约凡五见，而可资论述的只有《夷氛记闻》所载：“方议款时，……英兵闯至泥城，……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落，各备丁壮出护。城郭西北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距堵。对岸之三山村亦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三元里乡民竟是何玉成传柬而后起，这和所有记载都矛盾。《夷艘入寇记》　　说三元里打起来里民才号召众乡，非指何玉成传柬，也可证明了。　而且何玉成竟能传柬三县，不呼而集者数万人，这个人竟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可畏也哉！然而其他材料却都无载。连何玉成自己的诗也都未载此事。
从何玉成的诗看，这个人的品格实在很低。别人的诗对官僚备加讥诮，何诗则备加颂扬，媚态、奴性兼而有之。别人的诗对乡民备致歌咏，他的诗则说是“愚民”，这样的人能说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算是活见鬼了！他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记事》一诗自注说：“英人占踞炮台，初十日各社学团民与之打仗”。这是很不老实的。社学先或有之，团练一般记载则是三元里战后三个月之事，无一其他史料说三元里打仗的是“社学团民”。
倒是今人调查材料对何玉成有些有利的记载。文章不宜太长，兹不赘述。应当说，何玉成可能是三元里之役的一个参与者。
三元里打仗前后仅四五天，由鸦片战争开始到三元里打仗，约有十个月，这之间会有些抗英的宣传酝酿，自卫准备，但不大可能先有什么组织。打起仗来，各乡集合，怎么合适就怎么打，这不需要地主阶级去“教战”。各乡都有领头人，农民为多，也有工人、江湖客，他们就是领导了。也会有少数农村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人，参加议论，摇笔杆子，有钱出钱，也会有参加打仗的吧。官吏中也会有主战的，做一点鼓励的事。三元里斗争，大料情形如此。
关于韦绍光，据现有材料，确实不能说他是一百零三乡的领导人。但卞哲同志说：“一个普通的菜农怎么可能突然成为一百零三乡的盟主呢？”这倒实在是可怪了。也许洪秀全是农村知识分子吧，那么陈胜、吴广呢？义和团呢？若说那时是“封建统治的正常时期”，其实至少乾、嘉之际就有大规模农民战争。鸦片战争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很尖锐的了，广东农民外受英帝国主义侵略，内受统治阶级压迫，两面夹攻，水深火热，反抗情绪极为强烈，不必外求，鸦片战争史料也就可以证明。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工人、江湖客都是好汉，他们中不少人以后参加了天地会、红巾军、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为什么就不能领导三元里抗英斗争呢？卞哲同志揭橥反对“唯成分论”，但反到隔壁去了，变成另一种“唯成分论”。“城中爱高髻，四方高一尺”，这种学风所至，“实事求是”也殊为不易。
（资料来源：《读书》197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