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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嘉庆朝政述评（上）

嘉庆朝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在它之前，是名为盛世的康乾时代，在它之后，则是在鸦片战争中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嘉庆朝处于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在位20余年，从对一个封建帝王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其朝政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那么，乾隆与道光之间的盛衰之变是怎样发生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康乾盛世和嘉庆朝政都是十分有益的。
盛世遗产
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发展的二千余年间，出现过名目繁多的“盛世”时代。何谓盛世?史学界对此形成了几条不成文的标准。一是社会政治安定；二是封建经济繁荣发展；三是封建大一统局面形成；四是封建学术文化昌盛。
诚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能符合以上标准的朝代不多，能使治理的王朝符合以上标准的帝王也属风毛麟角。旧史家对之津津乐道是不足为怪的。然而，若以现代发展观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盛世，就会发现，为数不少的盛世实在是不值得那么大肆宣扬的。封建社会的盛世，归根结底只是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比较结果，而且是只限于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评价。如果以世界的、发展的观点来评估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真正能称得上盛世的时代恐怕就更少了。
众所周知，康、乾时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先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期。一个原本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在迅速封建化、汉化的过程中，以汉族王朝传统的统治理论和统治方式创造的业绩，在某些方面虽然值得称道，但绝对不应该言过其实。真实的历史昭示我们，康乾盛世的背后，正是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开始。面对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清朝统治者拒绝承认发生在外部世界一切先进的、新生的事物，拒绝采取明智的开放政策；抱残守缺，继续采取狭隘的、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经过二千余年发展，已经病人膏肓，创造了所谓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充其量只是针对封建社会的某些弊病作了十分有限的修补。这种修补根本不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那么，康、乾盛世给后继者又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呢？
清王朝经过康、雍、乾三代“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之后，建立起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在这个大帝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维持了国内相对的稳定和安定局面。封建经济在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严重破坏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相对较为宽裕。康熙、尤其是乾隆南巡豪华铺张的场景，更把那个时代粉饰得流光溢彩。康乾时代因此被冠以“盛世”。然而，当我们撩开盛世的面纱，乾隆末年的社会现实却是：土地高度集中，民生困顿；国家财政人不敷出；吏治败坏；军备废弛。盛世之谓已是徒有虚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四海变秋色”的衰败之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族贵族在人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虽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依恃政治特权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八千余顷。汉族大官僚占有土地的数目也十分惊人。康熙时的大官僚徐乾学在江南苏常一带占有大量土地，仅无锡一地，占田即达一万顷。大商人对土地的占有亦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广大农民破产、流离失所。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指出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康、雍、乾三朝是清代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人口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大关。土地的高度集中，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人民生计陷于极度困难。大批失去了土地或根本就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负加租。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农民终岁勤耕劳作，所得粮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豕布帛，无不搜求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1]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更多的离开祖居之地的农民，进入深山老林地区，辛勤垦辟，以求生存。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在那千山万壑，深谷纵横的川、楚、陕交界区，乾隆末年聚集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那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山民受其摧残，无处可以评理，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逼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乾隆末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基本群众。
“府库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大标志。但由于乾隆对金川、准、回、缅甸、台湾、安南、廓尔喀等边疆地区的不断用兵，在建立千秋万世功业的同时，也消耗掉大量历年国库的积存。仅两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银7000万。乾隆中期后，因承平日久，统治阶级中奢靡之气日长。皇家寿典婚丧，铺张虚靡；乾隆六次南巡，挥霍无度，使府库积存像流水一样消耗殆尽。为乾隆皇帝博得宽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国钱漕粮的义举，使府库出多人少，以至人不敷出。乾隆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败坏，因钱粮亏空、积欠而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以各种名目侵吞钱粮，使国帑亏空日益严重。据嘉庆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结果，积欠即达2000余万两。有些官吏为了侵吞官帑，竟然“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不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写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立欠券，公同书押”。以国家仓库作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财政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人。如开捐例、增关税、加盐价等。这些措施无一不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各地官员以追缴积欠为名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则引发了各地农民的抗粮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各级官吏，有的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婪索营私，有的因循疲玩、尸禄保位，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对乾隆末年的吏治情况曾在上疏中给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当时官员的普遍情况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无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己”。洪亮吉在上书中还正确地剖析了乾隆末年百姓“激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吏的层层贪污婪索。他说：“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人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武备废弛的问题已很严重。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统一中国。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承平日久，疏于训练管理，战斗力严重蜕化。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帝南巡至杭州阅兵，“营任骑射……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清朝军备废弛的情况，到了乾隆末年更为严重。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年，其后太上皇先后调遣陕西、广西、山东、直隶、山西、云南、吉林、黑龙江等省兵力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力，甚至“赦蒙古窃马谪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以助骑队”，对起义军进行三年的围追堵截。然而，起义军不禁没有被镇压，势力反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究其原因，实与乾隆末年军备的废弛直接相关。
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暴露出的军中问题主要有：各省督、抚及带兵大臣和各路将领明目张胆的“营私肥橐”行为。白莲教起义发生后，在京城供职之人，即便是请达、侍卫、章京等，也无不营求前往。这些人并非要为朝廷分忧，而是为在军中捞到好处，实现发家致富的美梦。因此，那些从军营返回京城的人，即使是平时家境很困顿的人，也“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由于军营中可为许多人提供财源，故而各路带兵大员，有意迁延，藉此肥己私囊。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是军中又一严重问题。为了围剿起义军，清廷自嘉庆元年至四年，耗费军饷7000余万两。然而，这成千上万两的军饷，竟被诸将大量侵吞。有的用以寻欢作乐，于是“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有的被馈送转赠，军营竟成为带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的渊薮。有的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嘉庆亲政后处理的湖北襄阳道胡齐仑冒功侵饷案，是许多类似案件中的一件。经查证确实，胡齐仑在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时，私扣银29000余两，任情馈送。他还将大量库饷据为已有，仅在他的官署内即抄出白银51429两。据有人估算，胡齐仑侵饷达数十万之巨。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的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是导致清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军时，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们，或者虚张声势，将起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起义军的锋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民间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的歌谣，正是各级将吏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景安率军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然而，景安只知远避尾随，故人皆呼之为“迎送伯”。
嘉庆从乾隆手中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份遗产。显然，嘉庆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矛盾丛集、问题成堆的正急剧走向没落的衰败之世。
亲政伊始诛和珅
嘉庆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乾隆时代的歌舞升平已不能让他陶醉，盛世表象下潜伏着的种种社会危机使他十分忧虑。特别是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这时正愈演愈烈。嘉庆是在川、陕、鄂等省不断传来的一个比一个紧急的警报声中，从乾隆那里接过那根梦寐以求、又十分沉重的权杖的。亲政后的嘉庆，绞尽脑汁，极欲为迅速扑灭农民起义烈火寻找灵丹妙药。嘉庆三年1798年，四川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诱捕解京。在对其审讯时，有“官逼民反”之供。嘉庆立即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嘉庆在上谕中说：大清统治中国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黎民百姓幸逢盛世，皆能安居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怎肯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呢?总是那些州、县官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才激起今日的大变乱。然而，那些州、县官为什么如此凶狠地盘剥黎民百姓呢?他们也不完全是为了装自己的腰包，他们苛剥来的钱财，大半是为趋奉上司。而那些督抚大员之所以勒索下属，也不都是成心贪渎，无非是为了交结和珅。通过这样层层追索，嘉庆的结论是“层层胺削，皆为和珅一人”。在这份上谕中，嘉庆竭力美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着力解脱清王朝与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官吏贪污盛行的干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清中期开始的社会奢靡之风，其风源恰恰来自于朝廷本身。而吏治的腐败，小而言之，清最高统治者难辞其咎；大而言之，则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年中，明目张胆地贪渎营私，婪索受贿，巧取豪夺，因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和珅所拥有的财产，即便是最低的估算，已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在当时主要以廉俸为生的朝臣中，是无人可与之相匹的。因此，如果视和珅为官吏中贪污婪索的首犯大体是不错的；而嘉庆把由封建统治者甚至整个封建制度造成的罪恶，统统归咎于和珅一人，显然是别有所图。嘉庆实际上是要把和珅当作一只替罪羊，企图通过诛和珅来消除人民对封建压迫、剥削的不满，促进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度过统治危机。
嘉庆亲政后，还面临着一个整饬内政、重振纲纪的紧迫任务。乾隆中叶以后，纲纪堕废，内政疲败，严重影响了封建专制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使清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内政的整饬从何处着手?嘉庆认为：“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在惩办和珅期间，嘉庆屡次申明：所以要惩办和珅，“原因其蠹国病民，专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清中叶以后纲纪的堕废，根源究竟在哪里?嘉庆再次归咎于和珅一人。和珅在短短二十年中，由一个轿旁小侍从而位极人臣。在乾隆训政时期，更成为出纳帝命，统率百僚、综理珅朝政的“二皇帝”。小人得志，格外猖狂。和珅侍宠威福，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对不愿阿附之人，必乘乾隆暴怒时构陷之；而对纳贿之人，倘有过失，或巧为周旋，或缓其事，待乾隆怒气平息后，为其解脱。和珅私党因此遍布天下，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利用遍朝私党把持朝政，揽权枉法，对乾隆中叶以后，纲纪的堕废、内政的疲败，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庆企图通过对和珅的惩治来整肃朝纲，整顿吏治，以清除封建专制统治机器中的积垢，使其更有效地行使统治权的各种功能，既可以说是抓住了当时朝中问题的结症，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嘉庆亲政后，因和珅的擅作威福，使皇权的尊严面临挑战。乾隆晚年，和珅利用其“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的特点飞扬跋扈，恣行无忌，利令智昏竟至冒犯皇权尊严的地步。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乾隆在圆明园召见和珅，和珅竟然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和珅又以腿疾为借口，乘椅轿入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乾隆晚年披阅章奏时，因老眼昏花，拟旨时字迹间有未真之处，和珅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和珅所盖私邸，皆楠木房屋，僭侈逾制；所盖宝阁及隔扇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和珅家族还于直隶蓟州修造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呼之为“和陵”。这些擅作威福的行为，触犯了皇权的尊严，自为嘉庆所不容。更令嘉庆气愤不已的，是和珅“乘高宗昏耄，颇有挟太上皇帝号令皇帝之势”。和绅为了保住自身的荣禄地位，在嘉庆被正式册立为嗣皇帝前一天，冒着“泄露天机”的不世之罪，先递如意以图搏取拥戴之功。嘉庆嗣位后，和珅即“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乾隆禅位前后，和珅种种“专擅犯悖”、“跋扈不臣”的恶行劣迹，严重侵犯了皇权，并对嘉庆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以诛和珅来维护皇权尊严，稳定王朝统治，是嘉庆亲政后的必然之举。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龙驭上宾，嘉庆终于由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成为真正的皇帝。他不再作须臾的等待，一旦大权在握，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和珅及其死党开始采取行动。
乾隆死去的第二天，即正月初四，嘉庆即开始发难，宣布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其与福长安守值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实际是将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软禁起来。接着，一系列针对和珅及和珅党羽的行动，紧锣密鼓、井然有序地开始了。
正月初五日，嘉庆颁发求言之诏。诏求直言，是嘉庆亲政后革新朝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实际也是一纸动员令，要求王公大臣、九卿科道参劾和珅，以期获得和珅的更多罪证。
正月初八日，嘉庆以科道纠劾为由，褫夺和珅、福长安职，并将他们拘捕下狱。同时，令王公大臣公同鞫训，胪列罪状。
正月十一日，公布和珅罪状。首次公布的和珅罪状主要包括：和珅飞扬跋扈、目无君王；延搁军报，贻误军国重务；贪渎营私、僭侈逾制等。嘉庆在公布和珅罪状时，及时提醒鞠训的王公大臣，要着重追究和珅“丧心昧良，目无君上，贻误军国重务，弄权舞弊，僭妄不法”的罪行，不要把眼睛只盯在和珅家产上。嘉庆认为，在和珅的种种罪行中，“贪婪无厌，蠹国肥家，犹属罪之小者”。他同时也指责廷臣未能及早参奏和珅种种罪行，致使和珅长期得以柄政用事。但他又表示，对诸大臣的失职之罪，并不打算追究，只要求他们现在能参奏和绅罪行，并对如何科罪积极发表意见。这里，嘉庆无意追究的只是与和珅有一般关系的官员，对为虎作伥的和珅死党，则是不会放过的。
正月十二日，嘉庆将各科道纷纷密奏和珅、福长安罪状时，却无一言举劾的和珅死党吴省钦，交部严加议处。罪名是“身为台长，不知政体，惑于邪言，妄行渎奏”。吴省钦曾为和珅老师，只因后来吴在考进士时，和珅是殿试读卷官，竟恬不知耻地反认和珅为师。为取媚于和珅，吴省钦甚至不惜卖友求荣。当陕西监察御史曹锡宝于乾隆末年纠劾和珅管家刘全时，曾将纠劾之疏拿给同乡吴省钦看，意在征求吴省钦的意见。吴省钦竟立即驰告正在热河行在陪同乾隆巡幸的和珅，使和珅得以预先大做手脚。吴省钦被交部议处，是嘉庆惩处和珅死党的重要举措。
正月十三日，嘉庆又处分了山东巡抚伊江阿。乾隆死后，嘉庆在批阅伊江阿奏折时，发现其中夹有寄和珅之信，谆劝和珅节哀办事，充满了关切慰问之情；而对嘉庆则仅照常具一请安折，节哀之类无一字提及。嘉庆忿忿不平，认定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严辞谴责伊江阿“负恩昧良，莫此为甚”!下令对伊江阿“传旨严行申饬并交部严加议处”。
正月十四日，下令将吴省钦革职回籍。
正月十五日，嘉庆再次公布经朝臣不断纠劾得到的和珅罪状，共二十款之多。
正月十八日，嘉庆宣布了对和珅、和珅亲属及其党羽的处理决定。嘉庆认为和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可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并不为过。即使不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按照和珅贻误军国重务之重罪，亦应参照乾隆因讷亲贻误军机而将其于军前正法的成例，将和珅处斩。考虑到当时正是为乾隆服丧期间，将其辅政重臣抛尸街头，总不够妥当。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嘉庆决定于万无可贷之中，对和珅网开一面，“免其肆市”，“加恩赐令自尽”。同时还宣布了对福长安的处理决定。福长安系满洲镶黄旗人，亲贵名臣之后，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之侄。其父傅恒在乾隆朝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封太子太保。其兄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皆为乾隆朝重臣。有的还娶公主为妻。福长安也备受乾隆青睐，积官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命其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嘉庆三年1798年被封为侯爵。福长安在与和珅长期共事中，意气相投，联成一党，在朝廷里排斥异己，贪赃营私。嘉庆认为，福长安在军机处行走，与和珅长期朝夕相处，对和珅种种不法之罪应知之最悉。福长安祖父叔侄兄弟，世受朝廷厚恩，他本应该在与先皇独对时，将和珅纵恣藐玩各种劣迹据实直陈。福长安如果这样做，先皇必定早将其治罪正法，怎么会让和珅贻误军国重务到如此地步?如果福长安当时顾虑先皇年高，不敢烦扰予他，那么为什么在先皇禅位后的三年中，仍没有见到片言只字奏及和珅罪迹呢?嘉庆据此认定，福长安纯属“扶同徇隐情弊”。当福长安被革职拿问后，在对其家产进行查抄时，发现福长安的家产虽不及和珅，但也有许多不该拥有之物。嘉庆因此以福长安与和珅“扶同徇隐”、“肆意贪婪”之罪，决定照大学士等所请，按朋党律拟斩。既而又顾及到，福长安之罪究竟不及和珅之罪，既然和珅已被宽赐其自尽，再将福长安问斩则有些过分。最后决定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再行处决。福长安虽然逃脱了眼前的死运，一个使他丧魂失魄的场面却正等待着他。嘉庆令将福长安押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其后，又被押回原狱监禁。
对和珅亲属，嘉庆作了以下处分：革去和珅之弟和琳公爵衔，撤出太庙；将和家所立专祠一并拆毁；和珅子丰绅殷德之妻为乾隆最爱之女和孝公主，特曲加体恤，准其袭和珅伯爵衔，但也给予种种限制，如只准在家闲住，不准外出滋事等；革除和珅另一子丰绅伊绵公爵衔，并斥退侍卫，不准在乾清门行走，仅加恩赏给云骑尉，回本旗当闲散差使。
和珅死党中，其姻亲大学士苏凌阿被令以原品退休。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1740年翻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至户部尚书，又出为两江总督。苏凌阿居官“龌龊守位，无甚表见”，唯知贪渎营私。乾隆末年，苏凌阿已年逾80，老态龙钟。只因系和珅姻亲，不仅没有被休致，反而在嘉庆二年1797年又被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苏凌阿偌大的岁数，“龙钟目既，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就连每天上朝时的跪拜都非常困难，必须别人帮助，如演活傀儡戏然。随着和珅的被惩处，苏凌阿的官终于做到了头。对和珅亲信吴省兰、李潢、李云光也分别给予了处理。这三人皆系和珅引用之人。李云光被以原品休致，吴省兰、李潢被降为编修，撤销吴省兰学政，令他不必在南书房行走。
这样，嘉庆在乾隆死后仅仅十多天的时间里，就使狂傲不可一世的和珅命归地府，使仗势作威作福的和珅亲信、死党被囚被黜。和珅柄政近二十年，所管衙门众多，由其保举升擢者亦众；而外省官员，在和珅权势薰天时，奔走和珅门下，逢迎行贿输忱者，更不可胜数。和珅被诛后，那些过去或多或少与之有关之人，这时不免惴惴不安起来。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宁地等待厄运的降临。为了稳定政局，妥善了结和珅一案，三月十九日，嘉庆郑重宣布：和珅一案“业经办结”，除重治和珅而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敬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他要与和珅有牵连的官员“无庸心存疑惧，……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既有从前热中躁进，一经失足，但能洗手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嘉庆同时告诫那些企图借和珅一案大兴政海风波的官员：不要“过事搜求，尚复攻击阴私，摘发细故，或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启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为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对于那些与和珅关系密切又不思悔改的官员，嘉庆则对他们提出严厉警告：“经此番训饬之后，尚不知改悔，勉立修名，则是自甘暴弃，不齿士类，必当严加惩治，毋谓教诫之不豫也”。此谕一下，平日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人心乃大安。事实证明，嘉庆的这道上谕，在办理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嘉庆所宣示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嘉庆以极端手段处理和珅时，“皇城之内，晏如平曰，少无惊动之意”。
嘉庆诛和珅，从巩固、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说是必要的；从整饬内政、整肃纲纪来说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清王朝的统治已走向衰败时，诛灭一个和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除掉一个政敌，也不能解决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这是嘉庆在诛和珅时所始料不及的。
与民为敌
乾隆末年，社会迅速走向衰败。与社会衰败相伴而生的，是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庆一朝，始终处于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地镇压屡扑屡起的农民起义，成为嘉庆朝政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贯串整个嘉庆朝的农民起义中，爆发于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规模最大，对嘉庆王朝的打击也最为沉重。
在乾隆中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情况下，川楚陕地区尤为尖锐激烈。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沦为佃农，终年辛劳耕作，尤不够缴纳租金。而吏治的腐败则更甚他处。乾隆末年，毕沅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三人官官相护，大肆勒索钱财。时人形容他“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再加上清政府为了镇压苗疆起义，“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已”。由于湖北临近湘、黔，故差徭更加繁多，贪官酷吏，藉此“奉一派十，渔利侵肥”。乾隆末年清政府实行的查缉教徒，纵官虐民的反动措施，使人民遭受空前灾难。许多地主官吏“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饱受苦难的农民最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经过长期的酝酿、宣传、组织发动起来的，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荆州、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举起了反抗大旗，湖北各地民众纷纷响应，起义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蔓延。
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使清廷惊恐万状。太上皇立即调兵遣将，全力展开对起义军的围歼堵截。起义军毫不退缩，迅速扩大活动范围，避开敌人主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活跃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数省广大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穷苦农民纷纷加入，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带着对起义军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死去，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遗愿和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朝一同交给了继位者嘉庆。
亲政后的嘉庆，面对前朝留下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毫不迟疑地将镇压白莲教起义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嘉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起义的镇压。
诛和珅、清除军中积弊，是嘉庆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嘉庆认为，白莲教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嘉庆毫不手软地诛灭了和珅，紧接着着手解决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问题。嘉庆认定，正是这种军营积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军营大员“以养寇为肥身之计，以糜帑为饱橐之资，纵贼蔓延，日久未灭”。嘉庆决心加以整顿。嘉庆四年八月，襄阳道胡齐仑因冒功侵饷，被逮交刑部审讯，其家产被籍没。胡齐仑被处绞。受贿的统兵将领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人被处以籍没家产的惩处。为了及时掌握军饷的使用情况，嘉庆采纳了陕甘总督松筠提出的“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扭转了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这样就使财政已陷入困境的清廷，有可能将军饷最大限度地用于围剿战争。
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严密军事部署，是嘉庆加速围剿起义军的又一重要措施。嘉庆亲政后，针对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各路带兵大臣悉受节制，“以一事权”。为了树立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给予勒保对不尊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一面拿究，一面具奏”[2]的特权。同时，任命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被委以重任的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他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军，在川陕地区加紧对起义军的围剿。然而，时过半载，据驻达州治四川军需的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这说明，四川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剿越大。嘉庆迁怒于勒保，以“经略半载，莫展二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卒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半年之内，嘉庆三易统兵大员，充分反映了他的惶急心态，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嘉庆也给予了严惩。同时，还明确了各省将领防守围剿之责，令“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这样，嘉庆在亲政数月之内，通过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使运转不灵的战争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是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清廷镇压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迫使嘉庆不得不改变乾隆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优擢“良吏”，惩治贪官酷吏，是嘉庆推行这一政策的手段之一。嘉庆如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当他们陷于没顶之灾时，总是企图以惩办几个贪官酷吏的办法，来逃脱复没的命运。嘉庆抓住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的话，首先将罪责归咎于和珅一人，将和珅诛灭。然而，和珅既伏法，起义仍如火如荼。嘉庆只好抛出更多的替罪羊，将他们撤职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官声尚好的官员则被嘉庆视为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得力工具被优擢任用。事实证明，嘉庆“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政策，对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破格保荐。这些久负清名的官员，被破格提拔。他们在嘉庆的招抚绥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措施无法与之相较的。对受抚群众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深知，经过多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兽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嘉庆为使“此番安集，即际成永远规模”，遂命各地官员悉心妥议。对于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四川官员有的采取“向富室巨商贷金”的办法来遣散起义者；有的采取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办法。但嘉庆认为，只是官给银两，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兽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藉资口食，只能赡给一时，亦岂能久安生计?若资粮用尽，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所为草窃之事”。嘉庆为此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户；或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嘉庆四年十月，当陕西终南山地区农民起义被镇压时，嘉兽庆提出将绵延八百余里的终南山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树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同时令地方官根据山内地方形势广狭，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并安设营汛，移驻兵弁，对新安置地区的群众进行管束弹压。嘉庆以为，在采取了这样一系列做法后，即可使流民成为土着，各安本业，“有恒产必有恒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招徕安抚黔的问题。
然而，尽管嘉庆的招抚安置政策对促使起义军的分化瓦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产生预良期的那种“翕然来归”的效果，结果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恼羞成怒的嘉庆继而发布了一道道残酷的围剿令，声称“看来此等匪徒，怙恶已深，愍不畏死，势难藉招；抚为解散之计，惟有痛加剿杀，刻尽根株”。其实，嘉庆提出的剿抚兼施政策中的剿和抚都是服务于迅速将农民起义镇压这同一目标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血腥镇压始终是被置于首位的。
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是嘉庆为平定白莲教起义提出的各项政策中最为毒辣，而成效也最为显着的一项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实事求是地说，嘉庆并不享有寨堡团练、坚壁清野这一毒辣政策的发明权。早在白莲教起义之初，一些地方将吏，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随时随地因得到群众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而腐败不堪的八旗兵和纪律败坏的绿营兵，因群众的深恶痛绝而闭目塞听，只能对起义军尾随追击、被动挨打，在湖北襄阳孝感的一、二村市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开始修筑寨堡，以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的紧密联系。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效果。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将军明亮、德勒泰建议清廷。于起义军活跃地区“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以使起义军“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乾隆因对这一政策的功效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将其束之高阁。嘉庆在亲政数月，其它办法未见大成效的情况下，遂广为推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四年六月，根据湖北孝感随州的经验，嘉庆肯定这种政策为镇压起义之“良策”，且“行之已有成效”。命经略勒保等，于川、陕、豫等各处村堡，仿照办理，“坚壁清野，以期贼踪敛戢”。这一年七月，额勒登保继任经略，首先于川东、川北各地“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亦数百家，团练守御”。又令陕、楚“晓谕筑寨”。嘉庆对额勒登保大为赞赏，令各地效法从速推行。于是，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将其行之于陕甘；书麟、吴熊光将其行之于湖北。其间，一些推行不力的地方大员受到嘉庆的严厉申饬。嘉庆五年1800年，川东、川北因普遍实行“寨堡团练”，起义军不得不离开川省转战陕甘。嘉庆指斥陕甘督抚并未认真办理“寨堡团练”。为了使各地督抚和带兵将领不能互相推诿，规定：“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则责成督抚”。再次严命“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成效者保奏，违者罪之。”嘉庆在严命各地大力推行“扼险筑寨”、“掘壕筑堡”时，还竭力提倡借乡勇之力来弥补八旗、绿营之不得力和兵力的不敷调用，企图以团练乡勇的办法，节省“养疲兵，募散勇之资”，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聚集壮健，结队保守，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仍安生业”。为提高乡勇的战斗力，嘉庆令各省改变过去“随时召集，贼至则聚而防守，贼去则散归本业”，以至“技艺生疏，毫无纪律，徒有虚名不得实用”的状况，要求对乡勇“勤加操练”，要“团而不散”。为了刺激各地乡勇头目更加卖命，嘉庆又令改变过去军营中“临阵则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及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阵之乡勇反不得与，是以保奏皆满兵居多，绿营兵间有之，而乡勇见章奏者百无一二”的弊端，规定“嗣后乡勇有功，一例保奏，阵亡一例议恤”。嘉庆全力推行的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给川楚陕农民起义带来严重后果。它严重削弱了起义军赖以纵横驰骋、机动灵活打击清军的基础。因为它割断了起义军与广大贫苦人民的血肉关系，使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粮秣的供应、情报的获取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而各地乡勇、团勇，或为清军查询道路、递送情报，成为清军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营”，使起义军防不胜防，日夜不得安宁。农民大起义高涨的形势因此而急转直下，“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曰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堡塞之议行，民尽依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从封建统治者得意洋洋的矜夸之辞中，足见“堡寨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对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巨大摧毁作用。惟其如此，这一政策为后来的反动统治者所不断效法。
由于嘉庆在亲政后，针对清军积弊和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使起义军遭遇到极大困难，力量逐渐削弱。在嘉庆五年的下半年，许多着名的义军首领相继被捕和战死，起义军不得不向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深处转移，依托南巴老林坚持斗争。对于这些拒不接受招抚、誓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起义军，嘉庆已无宝可祭，只得用重金悬赏的办法来捕杀起义军首领。在悬赏缉拿义军首领的同时，又不断督促经略额勒登保与参赞德勒泰，率军分路会剿。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至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起义军活动范围日渐缩小，人数锐减至24000余人。
然而，起义军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中，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前赴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嘉庆六年六月，清军各路将领于山西平利举行会议，确定了分兵合击的策略。德勒泰由西南逼攻，而额勒登保则由东北邀击，两路会剿于三省之交。德勒泰还分选兵勇，每200为队，“冒教匪服色、旗号，以降贼为乡导，或佯为合队，或乘夜袭营”。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十月，起义军仅余一万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限令额勒登保于这年冬天将起义军悉数歼灭。起义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了嘉庆的美梦。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起义军首领苟文明联合其它零散起义队伍，聚众二千余人、骡马数百，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以为已稳操胜券的嘉庆，为此而大动肝火，以惩办统兵将帅泄其愤。同时，又给额勒登保立下“限六月内灭贼”的命令。额勒登保倾全力率军扑向起义军活动地区。义军首领樊人杰、苟文明等相继牺牲。但六月限期已过，起义军仍活动于丛山峻岭中，不断袭击清军。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当起义军的着名首领大部分被俘或战死后，起义军尚余千余人。这一年十二月，以经略额勒登保为首的将帅会同川、楚、陕三省地方大员，以大功戡定，奏报嘉庆报功请赏。嘉庆获报大喜过望，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对有功诸臣，论功行赏。嘉庆十一年1803年，大批清军撤离了川、楚、陕。然而，嘉庆始料不及的是，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处的起义军余部，乘清军纷纷撤离之机，纷纷突出老林，四处活动。而大批乡勇与起义军的联合，使濒临失败的起义军大有重振雄威的势头。清王朝在宣布“彻底肃清”后，裁撤大批乡勇。每名乡勇规定由官府给银五钱缴刀矛，银二两资送回籍。但是，绝大多数乡勇原系贫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他们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田可耕。这样，被遣散的乡勇进人深山老林，和起义军余部结合起来。而这时的起义军余部，人数虽不多，但皆历经百战之余，有丰富的与清军作战周旋的经验。且“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使清军剿不胜剿，防不胜防。统兵大员们一时束手无策，“大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还京不久的额勒登保再次被派遣，以钦差大臣头衔赴陕，会同德楞泰共负围剿之责。至这年九月，各路皆极肃清。实际上起义军的活动仍没有停止。直至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牺牲，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归于失败。
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嘉庆为镇压起义，先后调集了全国16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400多人。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清王朝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以嘉庆为首的清王朝镇压川、楚、陕农民起义久久不能奏效的事实，充分暴露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所谓康乾盛世也落下了帷幕，从此，这个王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益发不可遏止。
嘉庆竭尽全力、尽其所能才把白莲教大起义镇压下去，东南海疆警报又起。福建同安人蔡牵领导的起义军，自嘉庆五年即发难于闽浙沿海，力量逐渐壮大。嘉庆九年1804年，起义军战船80余艘，进入福建沿海。嘉庆十年冬，起义军聚集战船百余艘，率众二万余进攻台湾，自号镇海王。嘉庆调兵遣将，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镇压了蔡牵起义军，度过了又一次危机。
东南海疆的警报刚刚解除，嘉庆十八年1813年，对清王朝造成更大威胁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又在中国北方、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爆发了。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原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直隶大兴的林清和河南滑县的李文成是着名的天理教教首。林清秘密于近畿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尤其注重联络宫中低级太监人教。李文成活跃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拥众数万，势力最盛。林清、李文成南北呼应，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教首聚会河南滑县道口镇。决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约定届时李文成首先于河南发动，河南、山东、直隶各地即时响应，各路起义军会合直捣幽燕。林清则潜发于北京城内，在宫内太监接应下，直捣内廷，内外配合，首先夺取北京城。李文成的活动被官方侦知，滑县知县逮捕了李文成等24人。天理教的其余首领被迫提前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初七日发动，攻进滑县县城，封官拜将。起义军因受到清军四面阻遏，未能如约北上。蛰居京畿的林清没有等待北上援军，在原定日期的九月十五日午刻开始行动，林清将教徒二百余人分为东、西两队，分别由东华门、西华门向紫禁城发动进攻。攻进内廷的起义军与清内廷侍卫和闻讯赶来的火器营官兵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生死搏斗。起义军很快陷入众寡悬殊的绝境，被擒被杀者70余人。当北京城内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发生时，嘉庆正行围热河，不在京师。皇子民宁因先还京师，身临其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嘉庆才得到奏报。嘉庆对于“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竟发生在大清朝感到十分震惊。奇耻大辱化作了对起义军的无以复加的仇恨，嘉庆令于京城及京畿进行大搜捕，对“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着逐户挨查”。林清于黄村被捕。十九日，嘉庆还宫，于瀛台亲讯林清及内应太监，令“皆磔之，传首畿内”。天理教起义军进攻皇宫的壮举被嘉庆淹没在血泊中。然而，隆宗门匾额上至今仍残留的箭簇痕迹，是中国农民阶级英勇无畏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见证，它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笔精神财富，鼓舞千千万万的后来者。
进攻皇宫的起义军被镇压了，但燃及河南、直隶、山东的天理教起义仍在迅速发展。直至这一年年末，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县县城被清军攻陷，起义军二万余人在血战中牺牲，起义军首领或战死，或被捕，天理教起义陷于失败。
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正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反映。嘉庆企图以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来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嘉庆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只会激起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嘉庆朝历久不衰的人民反抗斗争浪潮，预示着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命运。


（文章来源：《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