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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建储与训政述评

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帝王为建储事费尽心机，有清一代帝王概莫例外。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帝王内禅帝位也不乏先例，清代帝位内禅惟乾隆一人。乾隆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盛世，乾隆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但一样为建储事伤透脑筋，为训政事权谋算尽。本文就乾隆建储和训政两大政事加以述评，以揭示乾隆朝内部的权力之争。
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是从雍正皇帝真正开始实行的，乾隆是清代第一个以秘密建储方式获得帝位的皇帝。乾隆即位后，虽然在乾隆元年1736年即以秘密建储的方式密建由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为皇储，但实际上，乾隆这时对雍正改公开建储为秘密建储颇不以为然，甚至对这种做法深为鄙视。他曾公开宣称，若因公开建储会招致嫌忌而不肯举行，“此庸主卑陋之见，朕所深鄙者也”1。乾隆既鄙视秘密建储何以又如法炮制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乾隆首次秘密储立的皇子是雍正所属意的人，乾隆以此表示对皇父遗愿的尊崇。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当时对幼年被立的皇子，“长大以后，改变与否”实无把握，故而把秘密建储作为一种暂时的“酌权剂经”之道而加以实行。因此，乾隆在秘密建储后宣布：“将来皇子年齿渐长，日就月将，识见扩充，志气坚定，万无骄贵引诱之习，朕乃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2这就是说，乾隆虽然以秘密建储的方式确立了皇储，但他不准备使这个皇储永远秘密下去，他只是利用密建这种方式对永琏进行一番考察，等到永琏年长后，确实在各方面符合了他的条件，他将公开布告天下，使永琏明正储位。由此可见，即位之初的乾隆崇尚的是公开建储的传统方式。永琏首先被密建为皇储，还说明乾隆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遵循的是立嫡的传统原则。乾隆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永琏，除了因为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得祖父雍正钟爱，雍正并“隐示承宗器之意”3，主要还是因为永琏是乾隆当时惟一的一个由皇后所生的“嫡子”。嫡子的优越地位，使永琏的其他几个包括皇长子永瑝在内的由妃嫔所生的兄弟无法与之匹敌。在乾隆即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嫡子承位的传统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的思想，使他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不愿作其他选择。只是后来不断发生在家庭中的悲剧才使他最终放弃了嫡子承位的梦想。
乾隆在即位的当年就密建嫡子永琏为皇储，满以为可以了却一件大事。不想仅仅过了三年，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突患寒疾，猝然而逝，死时还不足10岁。为嫡子的去世而悲痛万分的乾隆在永琏去世的当天，即命人将“元年密藏匣内之谕”取去，同时公开宣布已将永琏建为皇储，令以皇太子的礼仪为其治丧。永琏已死，建储之事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在永琏去世后的7年中，乾隆按兵不动，丝毫没有重建皇储的打算。乾隆当时是不是无子可立?显然不是。当时，有好几个皇子可供其选择。皇长子永瑝已届成年，皇三子永璋也已十多岁，皇子永诚、永琪、永熔亦相继诞生。然而他们都没有被选储。直至乾隆九年1744年，皇后富察氏又为乾隆诞育一子，才使乾隆重新萌动了建储之念。满心欢喜的乾隆给这个孩子命名为永琮，对他寄予无限的希望。永琮之名显然隐含着乾隆望其继承祖宗大业的意思。为什么要撇开其他的儿子独独选中永琮?从乾隆对永琮的褒扬之辞中可窥见其真实的动机。他说永琮“性成夙慧，岐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这段话中的“出自正嫡”，该是乾隆选择永琮的真实主导思想。正当乾隆再次为皇位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之时，突然灾难又一次降临这个帝王之家。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琮出痘，感风寒不治而亡，年仅两周岁。这个为乾隆所属意但还没来得及正式册立的皇子似乎在转瞬间就消逝了，这使乾隆痛彻心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乾隆两次痛失寄予厚望的嫡子，这对他精神上打击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永琏、永琮的相继早逝，给皇后富察氏带来的悲痛和打击更加沉重。永琮夭亡后，富察氏悲痛欲绝无以自拔。乾隆十三年1748年，富察氏随乾隆东巡。旅途的劳顿，失子的余痛，使她一病不起，终于在这一年的三月十一日病逝于返京的御舟之中，年仅37岁。乾隆对皇后极为敬重，“二十二载伉俪相得”，一旦永诀，十分哀痛。乾隆在为皇后的去世而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凤车青逍遥即嫔宫，感时忆旧痛何穷?
一天日色含愁白，三月山花作恶红。
温情慈闱谁我代，寂寥椒寝梦还通。
因参生死俱归幻，毕竟恩爱总是空。
廿载同心咸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
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4
这些情真意切的言辞表明了和普通人同具血肉之躯的乾隆对自己结发妻子的深厚感情。乾隆对皇后早逝的切肤之痛，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皇后品德淳正，主持后院六宫整肃有序，使之感怀不已。另一方面，还因为随着皇后的死去，嫡子继承皇位的愿望也随之成为泡影。永琮以及皇后的病逝，不仅使乾隆在密定永琮承继大统时的得意心情烟消云散，还使他对自己坚持立嫡的想法和做法深深自责起来。清朝从太祖开国至乾隆朝，从未有过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乾隆曾为自己能选择元后正嫡为皇储而得意。但是，永琏、永琮以及皇后相继离他而去，难道不是上苍以此示惩?惩罚他坚欲行先人未行之事?乾隆立嫡子承位的观念至此发生动摇。在皇后死后不久发生的乾隆立后风波，更使乾隆彻底打消了立嫡的念头。
皇后富察氏死后，大内六宫无主持之人。根据皇太后的懿旨，乾隆十三年七月，乾隆将娴贵妃那拉氏先册立为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进而将其册立为后，那拉氏成为乾隆的第二位皇后。那拉氏为乾隆生有二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早殇。惟有一子永璂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又去世。但乾隆没有将其建为皇储。乾隆三十年1765年，那拉氏随乾隆南巡至杭州，与乾隆发生龃龉。那拉氏一气之下剪去发辫，触犯满洲禁忌。乾隆立时勃然大怒，令人将其送回京师。那拉氏从此被乾隆撇在一边，皇后名分虽存，实际已成废后。第二年，那拉氏在孤寂冷漠中死去。那拉氏虽死，乾隆仍不原谅她。乾隆断然拒绝了内务府以皇后之礼治丧的建议，令治以皇贵妃之礼，并削夺其皇后位号。富察氏死后，乾隆立后又遭此严重挫折，这使他心灰意冷，发誓不复继立皇后。既然不再继立皇后，乾隆自然也就最后地断绝了嫡子承继皇位的打算。乾隆在皇位继承权问题上观念的改变，才使庶出的永琰有了被选储的可能。永琰是被乾隆按照雍正秘密建储的方式确立为皇储的。乾隆对密建皇储看法的改变亦与他的家庭变故密切相关。
在永琮和皇后相继去世时，丧妻失子的悲痛和宗庙社稷付托不得其人的烦恼，使正当盛年的乾隆变得暴躁易怒。他抓住皇后丧葬中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大兴问罪之师，在当时平静的宦海中掀起重重波澜。在皇后死后的半年中，有一百多名大臣或被革职、或被降级，或被罚俸，甚至被处死。由乾隆的雷霆之怒掀起的政海风波还从外廷袭入宫廷。当时已21岁的皇长子永瑝首遭祸殃。永瑝在皇后去世时，因为死去的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故而没有表现出十分的哀痛之情，这使因皇后去世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的乾隆不能容忍。乾隆声色俱厉，对永瑝严加训斥，指责他“遇此大事，……竟然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5。对永蝗的训斥犹不能使乾隆息怒，他又以皇子的一切过失“皆师傅、谙达平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为由，对永瑝的师傅、谙达严加处罚。至此，事情还远没结束。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又旧事重提，并将永瑝的罪名迅速升级，一下子将“不孝”的罪名加到了永瑝的头上，还决定公开宣布永瑝的罪行。乾隆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说：对永蝗的不孝之罪，“如不显然开示，以彼愚昧之见，必谓母后崩逝，弟兄之内，惟我居长，日后除我之外，谁先肩承重器?遂妄生觊觎。或伊之师傅、谙达、哈哈珠色、太监等，亦谓伊有可望，因起僭越之意，均未可定”6。乾隆公开宣布永瑝的罪行是为了杜绝永瑝及其侍臣对继承帝位的非分之想。乾隆以这种方式公开把皇长子永瑝排斥在皇位继承人之外。同时被排斥的还有皇三子永璋。永璋为纯妃苏佳氏所生，乾隆一度对他很有好感，曾寄予希望。但在皇后去世时，15岁的永璋的表现同样令乾隆无法容忍。乾隆因而指责他“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不孝”的罪名也加到了永璋的头上。同时，乾隆毫不犹豫地将永璋也排斥在皇位继承人之外。他断然宣布：永蝗、永璋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为表明自己的决绝之意，乾隆甚至指天发誓：朕为人君，于常事尚不食言，于此等大事决不食言。至此，乾隆还不罢休，一番声色俱厉的警告又倾泻到永瑝、永璋的面前：“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若不知追悔，尚有非分之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意，日后以兄弟相残而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乾隆对永瑝、永璋这一番痛詈，完全是在情绪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爆发出来的。其实，当时无论是永瑝还是永璋，亦或是他们的师傅、谙达，并没有任何欲争嗣位的行动。他们全部成为乾隆恶劣情绪的牺牲品。永蝗受此严重鞭挞，抑郁寡欢，终至染疾在身，一年以后，即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十五日即病逝，年仅23岁。永璋也在惶惧压抑中，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死去，年仅26岁。永琰的两个最年长的皇兄永远地失去了和他竞争的机会。永蝗、永璋这两个不得志的皇子英年早逝，对清朝历史来说无足轻重，但是，乾隆在恶劣情绪支配下，由对永瑝、永璋的强烈不满而引发的对公开建储制度的全盘否定，则对清代秘密建储制度的最后确立以及永琰被以秘密建储方式确立为皇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隆十三年，在痛斥永瑝、永璋的同时，乾隆向内外大臣明确宣布，他将效法皇祖、皇考，今后不再明立皇太子。乾隆还为此向满汉大臣提出了警告：今后在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为皇太子者，那就是有意离间父子、惑叛国家之人，将被“立行正法”；汉大臣官员内，或有舍死务名之人，饰忠具奏，即照对满大臣的办法办理。乾隆令大学士将此旨记录在案，并在阿哥书房中登记在册。这是乾隆第一次申明不再明立皇太子旨意。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乾隆借机重申他的决定。当时，会典馆向乾隆进呈《纂修詹事府会典则例》，这个确定东宫皇太子居所僚佐机构詹事府办事职权、职能范围的文件引起乾隆的不满。这是因为墨守成规的会典馆官员在起草这个文件时“多沿袭旧文”，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旧的规定作必要的更动。而旧的詹事府条例是实行公开建储时纂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乾隆已公开宣布不再明建皇储。既不公开建储，皇太子已不存在，那么作为东宫僚佐机构的詹事府本来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后来只是作为翰林叙进之阶，词臣备转之地，乾隆才容忍了它的存在。詹事府名目虽存，它的作用和昔日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办事条例自然应该作相应的更动。乾隆命会典馆官员将条例“改正进呈”，并借此机会再次宣示中外：“古称建储为国本大计，朕酌古准今，深知于理势有所难行。”乾隆回顾了康熙因明建皇储导致日后兄弟相残的悲剧，断言“建储一事，亦如封建井田，故不可行之近世也”8。乾隆决定不明立皇储并不只是口头宣言，乾隆三十八年密建永琰为皇储，即把宣言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上。秘密建储在当时来说还属于一个有悖于传统的新制度，不可避免地遭到出自各种动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抵制和反对。即使在乾隆已经实行了密建皇储后，这样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辽宁锦县有一个叫金从善的人，竟然冒着杀头之祸，在乾隆东巡时，以建储、立后二事上疏乾隆。金从善不听警告，咎由自取，枉送了一条性命。乾隆从金从善冒死上疏事件中，认识到秘密立储方法还远远没有为天下臣民所接受，还有将这一新制度透彻、明白地加以阐明的必要。乾隆因而发布上谕，谈古论今，上下数千年，纵论历代立储之法及其利弊，对秘密建储制度大加赞扬，称“我朝家法，甚为美善”。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乾隆的结论是：“总之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他要求后世子孙永远遵守此制不再改变。为了确保这一制度的实行，乾隆又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令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将历代册立太子可引为鉴戒的事迹编辑成书，定名为《古今储贰金鉴》，以作为后世殷鉴。从此，秘密建储成为清代神圣不可更改的“建储家法”。乾隆在建储方式上对秘密建储制的最终选择，使永琰能够成为清代第二位以秘密建储方式得到皇位继承权的皇帝。至于永琰的被选机会则是在他的十多个兄长或早亡，或因事获罪，或因不具备乾隆所要求的苛刻条件而遭淘汰的情况下获得的。
从表面上看起来，乾隆是一个多子的皇帝。但在乾隆的17个皇子中，竟有13个先他而离开人世。在乾隆三十八年，当他选定永琰为皇储时，有10个皇子已死去。在乾隆那些早逝的皇子中，除了永琏、永琮而外，其中也不乏有为乾隆所钟爱、欲立为皇储者。皇五子永琪，少时满语、骑射娴熟，深得乾隆垂青，一度准备立他为皇储”9。然而，永琪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死去，乾隆的这一立储梦想又一次落了空。其余为数不多的几个长大成人的皇子，又各有欠缺，不能令乾隆满意。皇八子永璇刚愎自用，不为乾隆所喜。皇十一子永王星，诗文精洁，书法尤佳，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乾隆深爱其才，常幸永王星府第，并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10。但永王星天性隐忮，好以权术驭人；不讲信义，惟知逢迎权要；守财如命，持家十分苛虐。永王星的这些德性，自然令乾隆不快，乾隆没有择其为储乃情理中事。乾隆最小的儿子，与永琰同母的永磷，是一个好游嬉，不喜读书，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年轻时，他屡犯宫禁，常常微服出游，嬉戏于狭巷闾阎间，乾隆对他深恶痛绝，将其降封贝勒。永璘深知自己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对皇位毫无非分之想。当有人以皇位相询时，他曾笑对人言：“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11。以上情况表明，名义上拥有17子的乾隆在考虑建储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故而一拖再拖，直到无法再拖下去时才选择了永琰。当时，对于正当壮年，健康状况又非常好的乾隆来说，建储并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确立皇太子，在封建王朝中是被朝廷内外视作关乎“国本大计”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再加上朝廷里总有那么一些人，老想借建储之事抗命谏诤，好出一番风头。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乾隆
在无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似乎是勉为其难地选择了永琰，完成了秘密建储的任务。乾隆对自己的选择看来没有多少信心。在乾隆三十八年的冬天，乾隆进行南郊大祀时，曾对上帝作了这样的祷告：“如其人贤，能承国家洪业，则祈佑以有成；若其不贤，亦愿潜夺其算，毋使他日贻误。予亦得以另择元良”12。就这样，许多偶然的因素，使永琰被乾隆在不十分情愿又无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密建为皇储，这一切自然是在永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永琰被密建为皇储后，开始接受乾隆暗中严格、漫长的考察。在此后20年中，乾隆既没有给永琰什么特殊的使命，也没有给予其什么特殊的待遇。只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永琰为嘉亲王。其实这也算不上特殊，因为在永琰被封之前，皇五子永琪已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被封为荣亲王。与永琰同时被封的还有皇六子永瑢，皇十一子永王星，他们分别被封为质亲王和成亲王。这样一来，尽管乾隆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就密建了皇储。但这个皇储被一件神秘的外衣紧紧包裹着，除乾隆本人外无人能识得庐山真面目。没有想到中外所瞩目的皇储人选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突然来了个大曝光。这一天，乾隆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御勤政殿，启密缄，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命将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同时宣布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永琰之被立为皇太子，并没有引起王公大臣们多大的反响，倒是乾隆于明年禅位于新帝的决定令王公大臣们大为惊愕。禅位之说在古代是有过，可是在清代还没有先例，乾隆怎么会实行起来呢?或许只是说说而已吧，对乾隆为人知之甚深的王公大臣们决定上疏吁请乾隆“俟寿跻期颐”之后再举行归政典礼。出乎王公大臣意料之外的是乾隆竟表现得非常坚决，严辞拒绝了王公大臣所请，重申于明年元旦举行禅位典礼的决定。王公百官们只得三缄其口，满腹狐疑地等着看看乾隆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内禅不止乾隆一人。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禅位于皇次子李世民，自称太上皇。李渊禅位实由“玄武门之变”促成之，属不得已而为之。唐玄宗李隆基在儿子李亨做了事实上的皇帝之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传位李亨，自称太上皇。宋徽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下诏禅位皇太子赵桓，被即位的赵桓钦宗尊为太上皇帝。宋徽宗禅位，实为逃避亡国之责，系保全性命之举。这些帝王的内禅，如乾隆所说：“非其时怠荒，即其时多故”13，或多或少都有些变故促使他们不得不禅让帝位。乾隆的禅位与历史上那些帝王的禅位情况不尽相同，乾隆是自动禅位的。据乾隆自己说：“朕……践阼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14乾隆这里所说的皇祖是指当了61年皇帝的祖父康熙。乾隆对祖父康熙为何如此崇敬，竟使他在即位时就许下这样大的心愿呢?康熙大帝在乾隆的记忆中不仅仅是一个建立了雄伟大业的伟大帝王，更是一个曾给过他无限恩宠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的慈祥的老祖父。这种关怀和爱护在冷漠的宫禁中是绝无仅有的。乾隆是雍正的第四个皇子，名弘历，自幼天资聪颖，相貌俊秀。只因康熙儿孙太多，弘历长到12岁还无缘得见自己的祖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12岁的弘历被父亲带到了圆明园的镂月开云殿拜见了祖父康熙。没想到康熙一见弘历就非常喜欢，立即决定将他养育在自己宫中。自此之后至康熙去世的8个月中，康熙一直将弘历带在身边，几乎形影不离。康熙亲自给他授课，一次康熙偶举宋代学者周濂溪的《爱莲说》，弘历竟将《爱莲说》背诵如流，康熙更加高兴。康熙又命人教弘历学射，学放火箭，弘历则一学即会、即精，康熙对弘历更加欣赏。祖孙之情由此而更加浓烈。这一年的秋天，康熙携弘历去热河避暑，特将避暑山庄内自己所居之侧堂万壑松风殿赐给爱孙，供其居住、读书。一天，康熙乘坐的御舟停泊白殿下的晴碧亭畔，康熙思孙心切，遥呼弘历。弘历闻祖父呼喊，急从殿北山坡上连蹦带跳地直冲下来。康熙见此情景很是惊慌，急切劝阻：“勿疾行，恐致蹉跌”。由此可见祖孙之情非同一般。特别是弘历后来得以继承帝位亦全凭康熙之助。那一年的木兰秋狝时，康熙带弘历至永安莽喀围场行猎。康熙弯弓搭箭，先将一头熊射倒，又命弘历复射，以便使弘历得到初猎即获熊的盛名。未料想这头熊吃了一箭没有死，这边弘历刚上马，那边只见倒地之熊突然站立向弘历猛扑过来。弘历遇此突愕险境，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康熙怕弘历有失，立即发枪将熊击毙。猎后回至行宫，康熙对温惠皇贵太妃谈及弘历猎场遇险时含有深意地说：“是命贵重，福将过予”15。康熙还特地传见弘历生母，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康熙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美之辞，其意义，自然不仅仅是祖孙之情的表露，事实上还隐含着康熙期待将来由弘历来接绪帝统的愿望。正是由于康熙的种种示意，雍正在即位后立即将弘历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实现了康熙的遗愿。康熙对弘历的这重重恩情，使弘历永志不忘。弘历做了皇帝之后，在颁发的大量谕旨以及所作的诗、文中，每当提到自己的祖父时，总是充溢着无限的怀念、感激、敬爱之情。岁月的流逝，始终不能冲淡乾隆对康熙的无限眷恋。直到他63岁时，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情激动，以致热泪奔涌。乾隆特地作《御制避暑山庄·恩堂记》一文，记述康熙对他的恩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绨几翻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旁；引见官吏，承颜立侧；或命骑射，以示众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乾隆历历如数家珍，告诫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不可忘记康熙的恩情。乾隆对康熙这种崇敬感激之情，在即位之后进而演化成为对康熙从治政方针到思想作风、行为上的极力仿效。就连当皇帝的年头，乾隆也决计不超过康熙当政之年。康熙自康熙元年1662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辞世，总共做了61年的皇帝。乾隆在即位时，焚香祷告上天，得在位60年当传位嗣子，以免超过康熙当政61年的限数。其实，乾隆在做这番祷告时，他实在没有想到即位时的这番祷告真须用行动来兑现。因为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在位61年，不到70岁就死了。而乾隆即位时，已25岁了，在位若要超过60年，就要享有85岁以上的高龄，根据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能活到80岁以上的老人是十分罕见的。乾隆在祷告时对自己能享有那样的长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其时亦未计及寿登八旬有六也”16。“预计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17。乾隆在即位时许下这个心愿吋是虔诚的，而且后来还不时见诸于上谕中。乾隆没有料到即位时的心愿和后来的口头声明真要他来身体力行了。对康熙的崇敬和强烈的自尊，使乾隆不能自食其言。尽管不那么情愿，也不多么甘心，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因此，乾隆让位确实出于自愿，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乾隆于无可奈何中决定禅位于嘉庆，可又实在不愿放弃权力。于是，在册立嗣皇帝时，赶紧同时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必须“朝夕敬聆训谕”18。乾隆从正式册立皇太子到行禅让典礼的3个月中，多次重申归政后实行训政的旨意。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乾隆宣布：“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着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着称太上皇”19。“至朕传位后，凡军国大政及交涉外藩事件，朕仍训示嗣皇帝”20。在禅让典礼之日，由礼部、鸿胪寺于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太上皇帝的传位诏书中，乾隆再次宣示中外：“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21。嘉庆元年元旦隆重的禅位典礼过后，乾隆开始不折不扣地按既定方针办事，他以太上皇名义开始了执政60年后的新的训政时期。事实证明，乾隆的执政和训政，除了礼仪上的某些区别，以及身边多了个亦步亦趋的嗣皇帝而外，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
乾隆在禅位后，仍然居于养心殿。按清代礼制，乾隆禅位后本应迁出养心殿移居宁寿宫，颐养天年，而嗣皇帝则应移居养心殿，就近于乾清宫处理朝政。尽管乾隆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就在宫中外东路兴修宁寿宫作为休憩之所，然而乾隆直至去世，一直居住于养心殿，嗣皇嘉庆则遵命居于毓庆宫。乾隆为此找了种种理由加以解释。理由之一是“寝兴六十养心惯”，这是说自己从即位后居养心殿已60载，对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和习惯。理由之二是“己便兼欲人便”，这是说居住养心殿不仅对自己来说十分方便，也为其余的人提供了方便。这里的方便自然是乾隆就他继续执掌朝政而言。因养心殿在乾清门西侧，按清廷成例，乾清门内的乾清宫系皇帝召见王公大臣、文武百宫、处理朝政之处。乾隆居于养心殿对他继续去乾清宫处理朝政自然就方便得多。乾隆禅位归政时，改元嘉庆，但颁行宫中的时宪书则仍沿用乾隆年号。因而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仍有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时宪书，出现了宫内、宫外纪元不同的情况。这件事是早在乾隆禅位典礼前就决定了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子颙琰率领王公大臣等恭进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乾隆“俯众所请”，决定用所进呈之百本乾隆六十一年之时宪书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元辈并亲近王大臣等。这样，在乾隆归政后，颁赏中外者俱用嘉庆年号，宫中则沿用乾隆纪元，这算是给了不能不禅让帝位的乾隆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乾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精神上的安慰，对于政务，他一直毫不含糊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至死方休。对于这一点，乾隆将之作为自己的政绩，三番五次地加以表白。在禅位的当年，即嘉庆元年，乾隆说：“本年朕传位嗣皇帝，改元嘉庆元年，然犹训政维勤，孜孜不倦”，“于巨细政事，仍当躬亲综览，弗懈益虔”22。嘉庆二年，乾隆说：“朕春秋日高，尚且躬理万机，从未倦勤”23。又说：“自上年举行授受典礼后，又仍每曰训政，弗懈益虔。”“朕虽传位为太上皇帝，一切政务，仍亲理训示”24。至嘉庆三年，乾隆总结训政情况说：“三载以来，孜孜训政，弗解稍自遐逸，朕亲理庶务，无暇行幸”25。乾隆这些话绝非粉饰之辞，而是他训政三年的真实记录。翻开《清实录》，在以嘉庆纪元的头三年中，朝廷的一切政令和任免事项，无一例外，都是乾隆以“敕旨”的名义发布的。嘉庆在乾隆死后，也以称颂的口吻谈到他的父皇直到临终前“然犹日亲训政，未尝稍缀”26。《清高宗实录》中亦记载，嘉庆三年十一月冬至后，因繁剧的军政事务，89岁高龄的乾隆已染疾在身，即便如此，乾隆“犹训政如旧，召见臣民如常”27。以上情况表明，乾隆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名让实不让，名义上归政于嗣皇帝，实际上仍然独揽、操纵一切大权。这样，乾隆这个太上皇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几个太上皇就有了实质上的区别。乾隆是一个自始至终一直凌驾嗣皇之上的、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嗣皇帝嘉庆的命运亦非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宋钦宗赵桓可比，嘉庆在乾隆在世的3年中，是一个有皇帝之名而不能行皇帝之权的儿皇帝、傀儡皇帝。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开始，嘉庆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名义上是皇帝却不能行使一个皇帝的权力。因为太上皇乾隆早在确立他为嗣皇帝时，就已明确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用人行政，他将对嗣皇帝“躬亲指教”，嗣皇帝必须“朝夕敬聆训谕”。乾隆给嘉庆规定了明确的活动范围。一是在举行郊坛、宗、社种种祭祀活动时，乾隆因自己年近九旬，于登降拜跪仪节，恐精力稍有未充，要“嗣皇帝亲诣行礼”。二是部院衙门以及各省的具体章疏，乾隆规定“俱由嗣皇帝披阅”。在披阅奏章的问题上，乾隆还不忘警告嘉庆：仅仅是代为披阅，而不能擅为办理。有需要办理的事，必须“奏明朕办理”28。三是嗣皇帝可以接见文武官员，以为太上皇分劳。禅位典礼过后，乾隆始终不忘在各种场合不断重申，虽归政嗣皇，一切军政大事仍由自己来办的成命，以抑制嘉庆任何亲理朝政的念头。在嘉庆通向亲掌权力的道路上，除了乾隆这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之外，太上皇的替身和绅的存在，更使嗣位后的嘉庆处于莫测的风险中。
和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据《清史稿》“和绅传”记载，和绅“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0岁的和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绅被挑选人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和绅深受乾隆赏识，被派总管仪仗，授三等侍卫。从此后，和绅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绅被授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绅被授户部尚书，命在议政大臣处行走，旋即又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兼办理藩院尚书事。乾隆还将其最钟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绅之子丰绅殷德。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命和绅兼署兵部尚书，又命管理户部三库事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调任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仍管户部事务，授一等男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晋封三等忠襄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从以上简要按年排列的和绅历任官职，可以清楚地看出和绅在乾隆中后期的发迹轨迹。在20年时间里，和绅便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文生员一跃成为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在禅位嘉庆后，对和绅的依赖更甚。因为乾隆那时已是一个86岁高龄的衰耄老人了。不管乾隆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他的精力已远非昔比，实在是到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了。无奈乾隆无意于此。嗜权如命的乾隆既想紧抓权力不放，但精力衰疲，事实上又做不到。怎么才能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被乾隆视为最能体会其意图又能将其旨意不折不扣贯彻下去的最佳人选和绅，遂被乾隆作为替身推向了权力的顶峰。乾隆在训政后，仍然不断给和绅加官晋爵。嘉庆元年1779年正月，和绅调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又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1780年，命管理刑部，仍兼理户部。这一年八月，大学士阿桂去世后，和绅升为首辅。嘉庆三年1781年，晋和绅公爵衔。这样，和绅一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掌吏部、户部、刑部，手握京畿警卫大权。和绅高官做遍，乾隆对他的信任更达于极点，承旨书谕，皆由和绅“一手经理”。和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甚至成为乾隆直接的代言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从嘉庆元年元旦来中国参加嗣皇继位大典的朝鲜使臣李秉模回国后向国王的报告中即可窥见其真实情况。李秉模在报告中说：“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人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人参内班。……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绅宣告曰：‘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29嘉庆二年，朝鲜冬至正使金思穆也报告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圆明园宴使，太上皇使和绅传言：‘尔还以平安以过传于国王”30。嘉庆三年，朝鲜冬至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报告说：“二十一日，太上皇帝观冰戏，因礼部知会，诣西华门外祇迎。太上皇乘黄屋小轿到臣等祇近处，使阁老和绅传旨曰‘国王平安乎?’对曰：‘平安。’又问：‘一国安乎?’对曰：‘安”31。根据朝鲜使臣的报告，可知乾隆在训政的三年中，每当接见外藩使臣时，倘有垂询，皆由和绅代言。接待外使时尚且如此，在处理国内政务时，和绅的作用可想而知。由于和绅长期在乾隆身边，且又善于揣摸圣意，这就使和绅为乾隆代言的特殊作用变得无人可以取代，和绅成为乾隆惟一代言人。据《春冰室野乘》记载，嘉庆元年，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调兵遣将全力镇压，但无法将起义烈火迅速扑灭。乾隆为此忧心如焚。一日传嘉庆与和坤人见。二人但见乾隆两眼微闭，“口中喃喃有所语”。嘉庆见状，立即凝神倾听，终不能解一字。而站在旁边的和绅却意领神会，在乾隆询问时，应答自如，并代乾隆授意嘉庆。此情此景，令嘉庆惊骇莫明。和绅所传乾隆之言，真与不真，无人能够也无人敢去考辨。只要和绅自称所传系乾隆之言，就具有神圣不可更改的法力，举朝就不能不畏而服之，依其言，行其事，就连嘉庆自己也不能不奉命惟谨。这怎能不令嘉庆胆颤心惊呢?更何况和绅在嘉庆初年在朝政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代乾隆传言而已。和绅利用了乾隆的年老昏聩和乾隆对他的信任，操纵控制了朝政。其实这种情况在乾隆禅位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乾隆禅位前夕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人马戛尔尼奉英王之命出使中国。马戛尔尼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经过短暂的观察和了解，竟对清王朝中央统治格局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马戛尔尼是这样来述说他所看到的有关情况的：乾隆皇帝尽管已到了耄耋之年，然“刚躁之性，仍不以此少减，即如现在所存皇子，仅止四人。而此四人之中，乃无一人能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而绝不计及将来承继问题。其意见如何，颇非他人所能揣测，然论者每谓现存之皇子四人，均为皇帝所不喜之”32。乾隆在禅位前“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乾隆在处理政务时，对和绅的信赖更甚于前。由于“承旨书谕”由和绅“一手经理”，这样，从嘉庆元年开始，所有以乾隆名义颁发的“敕旨”必出和绅之手无疑。“敕旨”中表达的思想其实也是和绅的想法，“承旨”不过是官样文章。
这样，在嘉庆元年的禅位典礼之后，在嘉庆执掌清王朝权力的道路上，不仅横亘着一个至死不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同时还有一个挟天子以令天下，飞扬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绅，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嘉庆对当时疲败的政局深为忧虑，极思整顿。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嘉庆刚刚被公开册立为皇太子时，就决心澄清吏治，革除弊政。他请求乾隆降旨通谕王公大臣、督抚等，从嘉庆元年开始，年节三贡，毋庸备物呈纳。但嘉庆挽救时弊的正确建议没有被乾隆采纳。嗣位后的嘉庆，在太上皇利用和绅一手把持权力的情况下，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都不能付诸实行。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嘉庆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然而嘉庆对改变当时的状况完全无能为力。他固然没有胆量说服太上皇放弃权力，即便是对和绅，他也不敢动其半根毫毛。正是“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绅则投鼠伤器”33。当时，摆在嘉庆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不顾太上皇的禁令，断然行使皇帝权力，振衰除弊，清除巨奸和绅；一条是隐忍不发，明以俯首顺从，暗中蓄积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前者无异于以卵击石，其结果不仅皇位保不住，恐怕连性命也会保不住，那个对他原本并不十分满意的太上皇要除掉他是不需要下太大决心的。后者则可保住嗣皇地位，待太上皇寿终正寝后再行施展抱负。嘉庆明智地选择了后者。他韬光养晦，机锋深藏。他“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对太上皇，嘉庆恭谨驯服，“日侍圣颜，敬聆训谕”。“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34对和绅，嘉庆则谨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和绅手里。当和绅把亲信吴省兰以为嘉庆录诗草的名义派到嘉庆身边时，嘉庆“知其意，吟咏中不露主角”。和绅因而心安理得。嘉庆为麻痹和绅，甚至故作姿态。每逢有事需奏闻太上皇时，即托和绅代言，表示对和绅的尊崇和信任。嘉庆周围有些人因对和绅不满而不理解他的做法，嘉庆则对他们说：我正想依靠和相来治理国家，你们怎么能轻视他呢?35嘉庆对政事不加过问，对和绅的专擅跋扈也不加干涉。“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来中国朝觐的朝鲜使臣看到嘉庆的行为，盛赞嘉庆的明智：“自即位以来，知和砷之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坤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36。嘉庆的这番心机总算没有白费，他对乾隆的恭谨顺从消释了乾隆对他的不满和猜忌，最终获得了乾隆“皇帝白受政以来，夙夜仰体朕意，承欢孝养”37的评语。嘉庆对和绅的韬晦之计也成功地麻痹了和绅及其党羽，从而为嘉庆亲掌权力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乾隆帝为建储费尽心机，为训政事权谋算尽，最终都是为了“皇权”二字。乾隆希望帝位落到他满意的皇子头上，选来选去，虽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永琰。训政3年，虽年老体迈，但就是不撒手大权，宁可信用和绅，也不信用他选择的儿皇帝，结果为嘉庆亲政埋下了祸根。封建帝王为皇权谋算一生，乾隆皇帝晚年连话都说不清了，也不愿把皇权让给儿子，足见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总在旧轨道上或停滞不前或蹒跚而进，根子就在于腐朽的君主专制。
（资料来源：朱诚如着：《管窥集·明清史散论》，《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2月版。）
注释：
1、2《上谕档》547二，页3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清史稿》卷二二一。
4刘潞：《古稀天子乾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7年。
5《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6、7《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
8《清高宗实录》卷四五〇。
9、10昭槤：《啸亭杂录》卷二，《荣恪郡王》、《成王书法》。
11昭槤：《啸亭杂录》卷五，《成哲王》。
12《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七。
13《清史稿》卷八六。
14、15、16、17、18、28《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六。
19《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二。
20《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三。
21、22《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四。
23、37《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六。
24《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七。
25《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九。
26《清仁宗实录》卷三七。
27《清高宗实录》卷一五〇〇。
29、30、3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
32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
33《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
34、3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
35昭槤：《啸亭杂录》卷一，《今上待和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