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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五岭”考辨

“五岭”考辨
刘新光
“五岭”一名，首见于《史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淮南衡山列传》：秦始皇“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①《汉书·张耳陈余传》、《伍被传》略同，《五行志》则说：始皇“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②《史》、《汉》虽提及五岭，却没有具体指明五岭爲哪五岭及其具体位置。后人言及五岭，包括在爲《史》、《汉》作注时，对五岭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遂产生衆多说法，虽有学者考证，也未能达成一致；反观现代地理学对五岭的界定，则较爲统一，翻开任意一种涉及该地区的地图或地理教科书，都很容易获得以下资讯，五岭分别爲南岭山脉中五座着名的山岭：大庾岭(位于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骑田岭(位于今湖南宜章、郴州交界处)、都庞岭(位于今湖南省道县、江永交界处)、萌渚岭(位于今湖南江华与广西贺州交界处)及越城岭(位于今湖南新甯、东安与广西全州交界处)；又因此五岭之重要，五岭又成爲南岭山地的别名。③然则《史》、《汉》五岭是否就是今天的五岭？如若不是，它们又是哪五岭？与现代地理学所言五岭有什麽不同？《史》、《汉》五岭又是如何演化固定成爲现代五岭的？这一演化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什麽时候？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唐以前的记载
《史》、《汉》虽未明言五岭爲哪五岭，幸有《史记》三家注及《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引用先人典籍，对“五岭”及其位置做了注释，列述于下：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岭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晋人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④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杨、桂阳。《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日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⑤
唐颜师古注《汉书》：“服虔曰，山领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领。师古曰，服说非也。领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焉。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爲五领。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裴说是也。”⑥
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领者，西自衡山之南，东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别标名则有五焉。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爲五领。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也；桂阳甲骑，二也；九真都庞，三也；临贺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说则爲审矣”。⑦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水导山，亦记载了五岭，“(连)水出南康县凉热山连溪，山即大庾岭也。五岭之最东矣，故曰东峤山”；⑧“(黄)水出(郴)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都山，即都庞之峤也，五岭之第二岭也”；“(萌渚)水南出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戍，是其一焉”。⑨
《史》、《汉》及《后汉书》的几位注家，最晚爲唐时人，其所引诸种注释及所附按语，反映的都是唐及唐以前人们的观点。裴骃所引《汉书音义》，作者当爲东汉服虔；⑩《史记索隐》、《正义》及颜师古注《汉书》所引《广州记》五岭名号相同，衹是次序稍异，应是同一本书；邓德明，据岑仲勉先生考证(11)，爲南朝宋人；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五岭，盖沿袭颜师古的说法，其引邓德明五岭之第二岭作“甲骑”，实爲“骑田”之误；(12)《舆地志》爲南朝陈顾野王的作品。以上诸种解释纷繁複杂，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可得以下几条綫索：
1.东汉的服虔是对五岭作了目前所知最早的解释，儘管他的解释非常简略，没有指明五岭爲哪五岭以及具体位置，但从服说可以知道，五岭之爲五岭，不是一个模糊的地理名词，不能理解爲笼统意义上的多岭，而是确指五座山岭。
2.最早指明五岭爲哪五岭的，是晋人裴渊的《广州记》。但此五岭的具体位置，仍不易确定。
3.南北朝人邓德明不但指明了五岭爲哪五岭，而且将五岭的位置一一作了说明，其中第三岭——都庞领(岭)被安置于九真郡(汉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境。参照服虔及《广州记》的说法，可知五岭并未被限定在南岭及其余脉中，五岭位于现代南岭以南，汉九真、交阯以及合浦郡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北魏郦道元的说法，除第三岭外，其他四岭与邓德明的说法基本相同。第三岭，郦氏认爲在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境，是仍位于今五岭群山之中。
5.由颜师古注及章怀太子注，特别是颜师古对于东汉服虔认爲五岭在汉交阯、合浦界内的批评，可知不论唐代有无“五岭”之说，唐人对于秦汉“五岭”及其位置，已经模糊不清。换句话说，假如唐代存在“五岭”之说的话，唐五岭已经和前代，尤其是秦汉五岭有很大差别，五岭及其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过变动，大致可以推定。
二、唐人的说法
由于唐以前对五岭的相关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歧义纷出，很难统一；相形之下，唐代典籍中有关五岭的材料则既丰富又具体。因此，后人在考辨五岭时，唐人的记述往往倍受重视，甚至以唐人的记载爲基础进行探讨。兹先将前代学者提到的、唐人的有关记载分述于后。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
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甿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13)《太平御览》卷五五引《南康记》：
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第二骑田岭，今桂阳郡腊岭是；第三都庞岭，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第四甿渚岭，亦江华郡白芒岭是；第五越城岭，即零陵郡南临源岭是也。(14)此五岭与邓德明《南康记》五岭不同。又据岑仲勉先生考订，李昉所引《南唐记》亦不是邓德明的《南康记》，应爲唐天宝时人的作品，因而此五岭应是唐人的说法。(15)
按《元和郡县图志》对五岭的叙述不够完整，因而学者对其不够重视，今人覃圣敏在《五岭辨正》一文中说：
李吉甫《元和郡县誌》亦叙及五岭，惟有缺卷，仅见二岭：“越城峤，在(全义)县城(按：中华本无“城”字)北三里，即五岭之最西岭也。”“萌渚峤在(冯乘)县北一百三十里，即五岭之第四岭也。”(16)此外，由前引颜师古和章怀太子注文，可知唐人对于秦汉五岭，已经不能确知其指，不过，二人均以裴氏之说爲审，又实爲一说。
对比唐与唐以前五岭诸说，不难发现，唐五岭与南北朝时邓德明《南康记》、郦道元《水经注》、顾野王《舆地志》名号基本一致(17)，五岭位置亦基本相同，惟第三岭都庞改爲“江华郡永明岭”了。江华郡治今湖南道县西，与南北朝时都庞岭所在的蓝山县相去甚远。都庞岭的位置，由原来位于骑田、萌渚岭之间，转移到萌渚、越城岭之间了。这一变化是唐五岭较之前代记载的最大不同！
唐人对五岭及其位置的解释，不仅未能澄清唐以前五岭诸说，反倒又增添了新的说法。颜师古与章怀太子对于这些异说，大概也不能定夺，因而说：“领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焉。”“一山之限”指的应当就是今天整个南岭山脉；“而别标名则有五”，是南岭又有五个子岭。二人没有辩证诸说，却都直接指认晋人裴渊的说法是正确的。
由上述诸段分析可知，探讨“五岭”及其位置问题，不仅涉及五岭名号及具体空间分布，还应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五岭及其位置，起码在唐以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是各不相同的。衹有综合把握时空因素，方有可能对五岭作全面的认识，“五岭”方能名至实归。
三、后人的探讨
唐以后，唐人“五岭”的观念则逐渐爲世人接受，遂成爲一种固定的说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秦南守五岭：塞上岭一也(今南安军大庾岭)；骑田岭二也(今郴州腊岭)；都庞岭三也(今道州永明岭)；甿渚岭四也(今道州白芒岭)；越城岭五也(今静江府北、永州南临源岭)。”(18)《明一统志》：“南安府(大庾岭所在)……当五岭最东”；“都庞岭，在永明县北五十里，东北连掩山，西南连荆峡镇……一名永明岭。秦王翦降百越，以谪戍五万人守五岭，都庞其一也。”“越城岭，在兴安县北三里，即五岭之最西岭也。”(19)如文初所引，现代地理学对“五岭”及其位置的界定，正是唐人的“五岭”。
不过，由于五岭诸说差异较大，特别是唐代的五岭说与前代的说法矛盾之处非常明显，学者对“五岭”及其位置的探讨并未停止。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
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20)在这裏，周氏提到了从南宋福建路的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进入广南东路循州(治今广东龙川县西)、梅州(治今广东梅州)的道路，并认爲五岭非山岭之名，而应是五条入岭的通道。周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他以入岭之途，即交通路綫的方法来阐释“五岭”，则爲我们全面认识五岭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代学者赵一清认同《水经注》的记载，并且认爲郦道元的说法与邓德明的说法无关，邓德明的说法是错的，“按《后汉书·吴祐传》章怀注引《南康记》曰：五岭，南康大庾一也，桂阳甲骑二也，九真都庞三也，临贺萌渚四也，始安越峤五也。《广州记》则以爲大庾一，始安二，临贺三，桂阳四，而以九真爲掲阳，合爲五岭。是注所言五岭之次与邓《记》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庞县。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庞。而桂阳之部龙乃岭峤之名。王象之《舆地纪胜》曰，山之绝顶曰都逢，土人语讹曰庞也。不知都、部字相似，庞龙音相连，而强以都逢爲土音。山之绝顶之说，殆因岭峤而傅会邪。此与九真之都庞县无涉，邓记误也。当以南平部龙爲是”。(21)
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五岭的问题作了更爲深入的考证：
《汉书·张耳传》师古曰：“裴氏《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爲五领。邓德明《南康记》，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裴说是也。”《后汉书·吴祐传》章怀《注》引二书，亦以裴说爲审，盖见邓《记》九真字不合也。不知邓数五岭，由东而西，则第三岭自当在骑田、萌渚之间。若九真之都庞已至极南，何得以爲第三？此由南平都庞亦属桂阳，《记》蒙上省桂阳字。浅人不知，以爲有脱文。但见九真有都庞县，遂加九真二字，非《记》原误也。至作都庞，毫无疑义。郦氏所言五岭之次与邓合，盖从邓说，此必作都庞，今本作部龙，乃以形近致误，此可望而知者也。(22)
杨氏进而批判了赵氏的说法：
赵氏拘于都庞之在九真，而云此以部龙爲是，疏矣。宋本《寰宇记》，蓝山县，本汉南平也，有黄蘖山，今谓之都庞山，在县南九十里，即是五岭从东第三岭也。宋蓝山在今县北十里。《通典》又谓都庞岭在永明县，与《注》异。(23)按汉代桂阳郡南平县南邻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两县大概正以都庞岭爲界。由于版本的缘故，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爲“部龙”，杨氏对于赵氏的考证的批判，亦仅限于第三岭名号的争论，即第三岭究竟是都庞岭还是部龙岭？而对于第三岭的位置，他们并没有分歧，都认爲应该在汉南平县(即宋蓝山县，治今湖南蓝山县北)境。(24)杨氏除认同《水经注》五岭的说法外，经过考证，还认爲邓德明之说实际与郦氏观点一致，甚至是郦氏沿袭了邓氏的说法。由杨氏的考证，则唐以前对于五岭的具体解释，除裴渊《广州记》外，不仅五岭名号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东往西。对于裴渊《广州记》的观点，杨氏大概认爲错误明显，故没有加以论述。再以杨氏考定的邓德明“五岭”较之唐代“五岭”，可以发现，两说对于五岭爲哪五岭，也是惊人的相同；两说的差异，仅仅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可惜杨氏对这一问题没有作进一步考证。
近代法国汉学家鄂卢梭(L.Aurousseau)主多岭说。鄂氏考证秦平南越诸事，首先涉及五岭问题。他认爲都庞岭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庞岭的说法亦不足据，都庞岭“应以部庞(音龙)爲是……此第三岭应是部山岭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蓝山县境，距钟水不远。质言之，在广东西北界附近，而处第二岭之西，第四岭之东。此第三岭应接连州江(广东)，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两岭很近，虽然可以通到广东都会，然而不能直接达到一条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经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连州江汇流的处所，而与长沙、番禺的大道合而爲一”，因而“此第三岭不甚重要”。鄂氏的观点与杨说有类似之处，但他同时并不否认裴渊的说法，认爲第三岭的混乱，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现了“两种五岭”甚至“六岭”，“总而言之，此六岭，或此两种五岭，皆属两广北界不远的山岭。别言之，有五岭即在南岭山系之中，至若揭阳岭，则在近于广东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岑仲勉在评价鄂氏的着作时，也对五岭进行了考证，认爲：“五岭之解释，实随北方势力之消长而变迁；揭阳者，鄂氏所谓西汉自闽入粤之通道，亦最古之说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升平三年(359)，两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杜瑗平九真之乱，安帝隆安三年(399)，又败范达，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内，屡耀兵威，释五岭者随势力伸张，遂由岭东之揭阳，移爲交南之都庞，固顺其自然之趋势者矣。”“《水经注》‘部龙之峤’，或作都庞，鄂氏持此爲否认九真之证；然道元北人，说许有误，且其书迟于德明当可百年，宋而后交南汉族，势力渐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无显然出路之永明岭，得非五岭解释，随民族消长而嬗变耶。”岑氏没有轻易否认历代有关五岭的说法，认爲五岭诸说都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真实情况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庞”确实存在，五岭并非全部位于今南岭山脉之中，“五岭解释，应随历史之变化，作自然观也”。(26)
覃圣敏则否定了除《水经注》之外，包括邓德明《南康记》在内的诸家说法。他认爲裴渊之说中的揭阳岭，“汉初已爲闽越通道，但其时距秦亡已近百载，不可据此以爲秦时此道已通……揭岭爲僻塞之地，非爲要途”，“揭阳岭道之通，或始自佗时”。对于第三岭，他认爲邓德明“置都庞于九真境之误，并非自邓德明始，其前东汉服虔《汉书音义》，已将五岭置于交趾、合浦郡境，早开先河”，而唐及唐以后典籍中记载的“今道县、江永都庞岭非五岭”，“五岭第三岭原名当爲部山或部龙。因部龙与都庞字形相近，又因永明境有都庞岭，故后人误以爲都庞当部龙，致使五岭第三岭移位”，进一步断言，“此历史悬案，今可释然而决矣”！(27)覃氏认爲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爲“部龙”是正确的，又以此分析第三岭在唐代发生位移的原因。孰不知历代学者，特别是杨守敬对于第三岭已有详细考证，第三岭本来就应做都庞岭。
饶宗颐在《揭岭揭阳山辨》一文中谈到“揭岭爲秦五岭之一，置戍所”(28)，可惜未对五岭作进一步探讨。
综观唐以后对五岭诸说的探讨，多数学者试图肯定唐及唐以前的某一种说法，以此来否定其他诸说，这是较爲合理但不一定科学的方法。少数例外者，如鄂卢梭的观点，仅仅罗列了诸家说法，并未做太多的考证，没有得出一个较爲确定的结论，衹是笼统地认爲五岭应位于南岭及其余脉中，对于五岭究竟爲哪五岭，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岑仲勉注意到五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因而没有否定任何一种说法，并尽力将诸种说法出现的时代与当时的情势联繫起来，以证明有关五岭的诸种解释，实与中原势力对岭南地区影响的强弱息息相关。这种观点和方法虽然较爲新颖，却过于牵强。
四、由《元和郡县誌》的相关记载引出的
覃圣敏在《五岭辨正》中引用了两条《元和郡县图志》的相关记载，并说“惟有缺卷，仅见二岭”。《元和郡县图志》有缺卷是真，对于五岭的记载，却并非“仅见二岭”。实际上，《元和郡县图志》尚有一条有关五岭的材料，似乎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这条材料对于解决五岭及相关问题，实在非常关键，《岭南道·始兴县》载：
大庾岭，一名东峤山，即汉塞上也。在县东北一百七十二里。从此至水道所极，越之北疆也。越相吕嘉破汉将军韩千秋于石门，封送汉节置于塞上，即此岭。本名塞上，汉伐南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地，衆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五岭之戍中，此最在东，故曰东峤。高一百三十丈。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29)
按“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一句，较之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极爲相似，实则大有不同。《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秦五岭，似乎统一认作爲五岭所在的五个县名，这应是对《广州记》所记五岭最直接的解释。然而，考五县中揭阳县晋代已废(30)，至宋代方复置(31)；大庾县则始置于隋(32)。唐代以前，五县从未同时出现。所以，若没有缺衍文的话，《元和郡县图志》的此处记载，极有可能是没有弄清大庾县的建置年代，进而没能完全正确阐释《广州记》的记载。(33)不过，《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倒是明确指出晋人裴渊的说法，实际上是秦代的五岭，而且《广州记》所记秦代五岭，并不一定都是岭名，除大庾确爲岭名外，其他四名应当是另外四岭分别所在的县名，也就是说，其他四岭分别位于四县境内。这四县的建置情况如下：
始安：西汉置，治今广西桂林；
临贺：西汉置，治今广西贺州东南贺街；
桂阳：西汉置，治今广东连州；
揭阳：秦置，治今广东揭阳西北。(34)
以上四县，除揭阳外，另外三县都是汉代始置，再参照大庾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代，因而《广州记》所记五岭又可能是后人对秦五岭的一种追述。秦代五岭，尤其除大庾之外的四岭，或本无具体所指，仅以四县笼统称之；或四县境内各有同名四岭，设县之时，皆以岭爲名。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并非一条孤证，也不是李吉甫的一家之言。唐颜师古的观点，实际上是与《元和郡县图志》基本一致的。按颜师古注“五岭”，出现在《汉书·张耳陈余传》“秦爲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爲长城之役，南有五领之戍”(35)一文之下，颜师古以裴渊的说法爲是，所指正是秦代的五岭。而章怀太子没能理解颜师古的意思，在注后汉史事时简单承袭了师古的观点。
较之秦代五岭，汉代五岭的範围开始缩小，由《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其最东一岭爲爲塞上岭(汉以后又名东峤或大庾岭)，在唐始兴县(治今广东始兴西)东北一百七十二里，与前面诸说中提到的大庾岭实爲一岭。其他四岭，据前引《元和郡县图志》两条记载及对杨守敬相关考证的分析，可以知道，汉及汉以后乃至今天，五岭的名号再没有发生变化，存在争议的衹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即都庞岭究竟位于汉代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还是唐代江华郡(治今湖南道县西)。这一争议实际上非常容易解决，因爲前一种观点至迟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而后者则出现于唐代。除塞上岭外，汉代其他四岭的位置，应以杨守敬的考定爲準：骑田岭和都庞岭，都在今广东连州北；萌渚岭，在今广西贺州北；越城岭，在今广西桂林北。
相对于汉代五岭，唐人所述的五岭，仅是都庞岭由原来骑田、萌渚之间，转到萌渚、越城岭之间，即今湖南道县南(唐代亦称永明岭)了。其他四岭，仍然和汉五岭完全一致。
此外，东汉服虔认爲五岭在交阯(合浦)界中。据岑仲勉先生考证，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义》一书的作者，正是东汉服虔。《汉书音义》理应与颜师古所引服说一致，因此，或《汉书音义》缺、或颜氏所引衍“合浦”二字。颜师古认爲“服说非也”；岑仲勉则认爲依服氏之说，应有一五岭“在广州之西南”的汉交阯与合浦郡境；(36)覃圣敏则否定服虔的说法(37)。按汉代虽有交阯郡、交阯县，但交阯亦可以代指岭南的广大地区，《史记·五帝本纪》：禹之功，“南抚交阯，北发西戎”；(38)西汉又设有交阯刺史部，《汉书·地理志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39)即便交阯、合浦并指汉郡，服虔以二郡指代岭南，亦不是没有可能。
五、结语
由前面对五岭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五岭爲哪五岭，秦汉两代发生了变化。秦代甚至秦以前五岭的具体所指较爲模糊，后人记载甚至以五岭所在的县来指称。秦代五岭的範围，较之汉代五岭也相对广泛，向东延伸至南岭余脉的最东段，今闽南、粤西北地方。
2.汉代五岭，方可谓名至实归，也就是说，“五岭”缩小爲今天南岭的地理範围。并且，其五座山岭的名号在汉以后亦固定下来，再未发生变化；五座山岭的具体地理指向，除第三岭外，亦从未发生变动。
3.汉代第三岭都庞岭的位置，至迟在唐代发生了变动。唐代五岭说成爲后世乃至今日的“五岭”。
有关五岭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澄清。然而，五岭爲什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对于这些问题，宋人周去非的观点兴许可以提供一些綫索。周氏认爲，“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随后罗列出了五条“入岭之途”。(40)周氏以过岭通道的观点解释五岭，虽然较爲独特，却并非首创。《晋书·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41)《通典》亦言：“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综观三家说法，五岭虽不能按周去非的理解，完全指五条“入岭之途”，但五岭与过岭通道之间关係非常密切，却从可而知。
按整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南岭山脉，绵延横亘于今湖南、江西与两广的交界处，对于山岭两侧的交往非常不利。但是，南岭群山之中的一些山岭因爲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徵，或形成低谷走廊，或形成构造断裂盆地，或较爲低矮而较易翻越，遂成爲南北交通的天然孔道。这些通道旁边的山岭历来爲世人所重，至秦“时有五处”，五岭因以得名。(42)
此外，周氏又言“乃若漳、潮一路，非古人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丘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爲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43)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之间的傍海古道爲后代新开，与本文关係不大，暂不讨论。(44)但周氏的论述，尤其他的实地考察却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过岭诸道并非一时开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开闢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过岭诸道的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讨五岭具体位置的变动原因，正应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考究五岭通道地位的变化与五岭名称变化的互动关係。
仍须注意的是，即便唐及唐以后以唐说爲準的记载，叙及都庞岭时，往往仍然按照汉五岭的顺序，以都庞爲“第三岭”。都庞岭的位置爲什麽会发生变动？后人缘何未对五岭重新排序，而是继续沿用汉五岭的顺序？又《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马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45)秦五军与五岭有什麽关係？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仍要从历代过岭交通的变迁入手来获取，将另文详析之。
注释：
①《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573页。
②《汉书》卷三十二《张耳陈余传》、卷四十五《伍被传》、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832页，1472页。
③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所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342页。
④以上两条俱见《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注，2574页。
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注，253页。
⑥《汉书》卷三十二《张耳陈余传》注，1832页。
⑦《后汉书》卷六十四《吴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099页。
⑧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3181页。《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章怀注：“峤，岭峤也。《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峤。”840页。
⑨分别见《水经注疏》卷三十八、三十九，3211、3205、3125、3121页。
⑩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中外史地考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56页。
(11)同上，51页。
(12)《水经注疏》卷三十九，3211页。
(13)《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4911页。
(14)《太平御览》卷五四引《南康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893～592页。
(15)《评〈秦代初平南越考〉》，49页。
(16)覃圣敏：《五岭辨正》，《文史》第三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4页。
(17)《通典》与唐《南康记》记第四岭爲“甿渚”，与前引诸书记作“萌渚”或“萌诸”稍异。按地名同名异写，古代非常多见，毋须多议。又顾野王《舆地志》第五岭记爲“越岭”，此处或佚“城”字，或爲越城岭的简称。
(18)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北据五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2～82页。
(19)分别见［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五十八《南安府》、卷六十五《永州府》、卷八十三《桂林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73～190、380、744页。
(20)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1页。
(21)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75～642页。
(22)《水经注疏》卷三十九，3205～3206页。
(23)《水经注疏》卷三十九，3206页。
(24)又有值得注意者，《南康记》所记五岭，除大庾岭外，其他四岭，三岭之前注以汉县，惟都鹿前爲九真郡，这大概也能作爲“九真”爲衍文的一个证明。
(25)［法］鄂卢梭(L.Aurousseau)：《秦代初平南越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8～20页。
(26)《评〈秦代初平南越考〉》，51～52页。
(27)《五岭辨正》，46、47、49页。
(28)饶宗颐：《揭岭揭阳山辨》，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52期，汕头，1948年。转引自《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157页。
(29)《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始兴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02页。中华书局本同卷校勘记第九八条：“‘从此至水道’至‘揭阳县也’，今按，此一百四字，殿本同，它本脱。”很多学者没有看到这条材料，可能正是由于版本脱漏所致。
(30)《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91页。
(31)《宋史》卷九十《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237页。
(32)《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81页。
(33)此外，最大可能是“大庾”后缺一“岭”字，若果真是这样，则秦代五岭及其位置就更容易判断了。还有两种可能：一、“县”字爲衍文，则《元和郡县誌》的记载与《广州记》完全相同；二、“揭阳”与“县”之间缺“揭阳”二字。“揭阳，县也”，当是对揭阳县这一唐代已消失的古县名的解释。又据前引校勘记，诸多版本《元和郡县誌》已脱佚这段话，发生衍文或缺字亦极有可能。
(34)以上四县始置年代，俱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1596、1629、1594、1628页。
(35)《汉书》卷三十二《张耳陈余传》注，1832页。
(36)《评〈秦代初平南越考〉》，53页。
(37)《五岭辨正》，46页。
(3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43页。
(3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1543页。
(40)《岭外代答校注》卷一，11页。按周氏的观点，实际以裴渊的观点爲是，这又爲《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提供了支援。
(41)《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64页。
(4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342页。
(43)《岭外代答校注》卷一，11页。
(44)杨武泉在《岭外代答校注》中对这一条道路进行了考证：“五岭诸说中，惟晋裴渊《广州记》谓五岭中有揭阳岭。揭阳，汉县名，晋无。地在今广东省东部，宋时爲潮、梅二州。潮之东爲漳州，梅之东爲汀州。《代答》盖以揭阳岭在汀、梅之间，与漳、潮无涉也。然汉武帝时，东粤王余善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爲解，不行”(见《汉书·两粤传》)。其进军道路必傍海，与漳、潮一途相合，则揭阳岭亦涉漳、潮。《代答》之说，未可尽信也“又爲一说。见《岭外代答校注》卷一，12页。
(45)《淮南子集释》卷十八《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