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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外滩何处是“源”

外滩何处是“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罗婧
　　“外滩源”已然成为上海一个景点，并且是某些商品的商标了。外滩是否有所谓“源”，如果非要说有，又是在今天所谓“外滩源”这个地方吗？今年适逢上海开埠170周年，回溯一点历史并非没有意义。
　　
道契——见证上海开埠后的土地变迁
　　1843年上海开埠，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洋人、买办以及洋行的涌入，上海不得不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亘古未有的变局。租地建商行以发展贸易是洋商最为迫切的要求，也是列强发动战争及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要旨之一。《江宁条约》“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属，寄居沿岸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将上海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又“允准英人携眷赴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虽提及租地事宜但未有具体筹办方案。然而条约既定，允许外人在各口岸划出居住经商的区域，即所谓“租界”（settlement，英文原意为居留地），已经势在必行。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政府虽应允开放口岸，但有一条底线是：土地所有权仍属中国，外商只能租借华人的土地而不能购买拥有该地。
　　1843年末，时任苏松太道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Balfour）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到1845年10月29日，终于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的范围，在上海城外北郊，并确定了土地“永租”的原则，即只准外商要求退押不租，而不准华人提出退租要求。同时，《章程》还确定了负责签发契证、管理上海租地事宜的负责方为钦命江南海关监督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俗称上海道）。租地契纸必须经由上海道台核查、钤印,方始生效，故而这种地契被称为“上海道契”(ShanghaiTitleDeed)。至此，“道契”应运产生，随后见证了租界时期上海土地由农村用地转变为其他用地的过程。
　　道契是我们研究上海租界以及上海城区发展的重要材料，但过去一直未被重视。道契不仅数量庞大——从1847年正式签署第一批道契起至最后1949年失去效力，现存3万卷册，涉及的外商来自英、美、法、德、日、俄、意等二十多个国家；而且蕴含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包括道契契证序号即注册时编号，洋商所租的该地分号（地籍图上的排列序号），以及租赁双方姓名、地块面积和四至、年租价格、立契时间等。另外,道契一般都附有地块图和一些关于地块转让、界址勘察等信息的附件,里面包含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信息。遗憾的是，因保存不善等原因,只有部分道契的附件留存了下来。
　　既然道契成为我们研究上海开埠之后土地变化的重要凭证，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道契入手，来看清楚最早在沪上开设行栈、建立码头和经营贸易的洋商洋行到底是哪些，最早出租的地块又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最早获得正式租地的宝顺洋行
　　道契资料显示，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47年12月31日）为第一批道契正式签署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虽然中英双方就土地租赁等事宜尚未达成共识，但部分洋行已亟不可待地与上海本地农民签订租地草约，待到正式的道契签署时，道契上必定会列出签订草约的时间，以备勘察。道契上会写清楚“再查此租地原于××年×月间租定者，彼时因租地契样式尚未办成，是以先将各业户原立租地议单暂交该商收执，今既将出租地契样式办成，当将原租地议单缴回本道署内存案，本日换给此契为凭”。
　　因此，根据道契资料可知，洋人或洋行在上海最早实际租地的年份是1844年。这一年租得土地的洋行包括宝顺洋行、麦都思、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融合行等数家。其中最早的是宝顺洋行，又称颠地公司。宝顺洋行第一个与上海农民达成草签协议，时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1844年5月17日-6月15日间），其租地面积为13.8亩；它也是第一个获得正式道契的洋行，所签道契为英册道契第1号，道契载租地人为“颠地兰士禄”，是第8号分地的租地者。
　　了解了第一块洋行租地的租地时间之后，需要弄清它所在的地理方位。相关道契载洋行所在位置为“东至黄浦滩，西至公路，南至第九分租地，北至公路（公共使用的道路，与今天公路意义有别）”，其中能确切定位的界限只有东至黄浦滩，而西界和北界皆为公路，似乎难以定位。且所载第9分地，因道契遗失，也难觅踪影。幸亏《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尚存，将当时开埠租地情况标明清楚，第一个在上海租地的洋行的确切地理位置才未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
　　《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MapofShanghae,April1849:ForeignResidences，下文简称为1849年地图），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上海英国租界地图。图中数字即上文讨论的道契分地号，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第8分地，即宝顺洋行的租地，在今九江路以南、四川中路以东、中山东一路以东、第9分地（亦为宝顺租地）以北。
　　第一块在沪租地既已弄清，那么当时作为最早的“抢滩者”的宝顺洋行为何会择地在此呢？史料载当时宝顺洋行所北临的公路（即后来的九江路）为旧斗鸡场附近，是开埠之前外滩地区乡民们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是农闲时间乡民赶集之地，应是当时十分热闹之所。后来上海开埠，外人涌入，此处又开始经营另外一种实业，即制造纤绳以为轮船拉纤进港之用。当时此处的路名为“打绳路”，可知该行业的繁盛及影响。可见，当时九江路沿岸一带是外滩相对繁荣之地，因此已经在华经营多年的宝顺洋行来到上海后会选择此地作为该行在沪的发展基地。
　　宝顺洋行是第一个得到道契的洋行，那么得到第1分地的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宝顺洋行呢？需要稍作解释的是，道契注册号是洋行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的号码，类似如今的注册号，英文为No.X，而分地号码是英国领事馆按照土地地籍图编纂所产生的号码，英文为Lot.X，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故而宝顺洋行得到了第1道契号但其分地为第8分地，而非第1分地。第1分地租地者是在中国名气更大、可谓“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后于宝顺洋行，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租得黄浦江沿岸紧临今北京东路的第1分地，同样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取得正式道契，是为道契第3号。
　　
今外滩33号不宜称“外滩源”
　　不管是获得道契第1号的宝顺洋行，还是租得第1分地的怡和洋行，两者皆为从广州来上海发展的洋行。而英国领事馆在上海租地则是至早1847年的事情了，距离最早的洋行草签租地已经有3年之久。开埠之初，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城内租了一位姚姓商人的房子，但诸多不便，英人一直谋求一块合适的土地建造领事馆。英国领事巴富尔自商议英租界时就一直觊觎苏州河南岸与黄浦江河岸交界处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迤北到苏州河的地块。此地位据两河交汇之要塞，倘若与清政府谈判时需要以军事要挟，军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此处。巴富尔给英国领事馆选址时可谓极具眼光，“英国的军舰在这里可以停泊，可以使英国人看得见而感到安全，我们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扬子江。我们藉着据有这个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公允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业关系”。
　　当然，上海道台再颟顸也深悉英国人的这番如意算盘，所谓“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之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据贼上游，守黄浦口以遏贼横渡，守御不出此”。由此可见，李家口作为扼守苏州河、黄浦江的至关重要的军事之地，其重要性时人十分清楚。清政府在划定英租界范围时就将北界划到李家口以南，即《1849年地图》所示的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自然也是出于这个考量，即将英人的势力范围圈定在此要处之外，因为此处东端是清军炮台，西侧则是军工厂并驻扎着清军哨所。清政府明白，倘若这块土地为外人所占，则英人船舰即可长驱直入，上海以及其腹地即无险可守。
　　巴富尔虽经多方努力，但是在任期内终究没有把此地纳入囊中。他的继任领事阿理国上台后，首先在1847年私自租地，实现事实租地，即1849年地图所标明的“BritishGovz-Lot”的范围。其后借口“青浦教案”并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机，使清政府迫于压力承认此租地，而这已经是1851年的事情了。由于英国领事馆此前为私自租地，没有得到道台的认可，道契虽载为第16号，但租地之时未编分地号，直到1867年才编为582号分地，称“大英国官署基地量见一百二十六亩九分六厘七毫”。总之，英国领事馆租用地实已晚于宝顺和怡和两家洋行。故无论从租地先后，还是从分地序列，英国领事馆所在地都不宜称为“外滩源”。
　　《外滩，1849年》（TheBund，1849）则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外滩的全景画。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GroundPlanoftheForeignSettlementsinShanghai:NorthoftheYangkingPangCannal）地图上，也印有这幅全景画（文末配图即来源于此）。该画为画家蒙太尔多的作品，描绘上海开埠初的景观。由画面上看，外滩一带建筑的风格与传统中国建筑风格迥异，因当时洋行的大班和经理人大多有过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地生活的经历，故十分推崇南亚式建筑，这一风格的建筑构成了当时上海滩最抢眼的风景线和天际线。所可幸者，细致的地图编撰者不仅将油画作品临摹于当时的地图上方，更将各家洋行行名在该图下方清楚地标注出来，为复原历史景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图所示，由左往右分布为：华记洋行（Turner&Co.）、中国海关（CustomHouse，外滩唯一一幢中式建筑）、宝顺洋行（Dent,Beale&Co’sJuniorMess.）、宝顺洋行（Dent,Beale&Co）、李百里洋行及仓库（Thos.Ripley&Co.&Godowns）、裕记洋行（DiromGray&Co.）、义记洋行（Holliday,Wise&Co.）、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Co.）、和记洋行（Blenkin,Rawson&Co.）、怡和洋行（Jardin,Matheson&Co.）以及英国领事馆（BritishConsulate）。
　　对照道契资料以及1849年地图，《外滩，1849年》所描绘的景象即为今福州路至苏州河一带的外滩景观，租地资料与该画所记洋行完全相符，可见这幅画应当是经过实地调查之后才创作的写实作品。由图可知，1849年，外滩的建筑已初具规模，英领事馆已然坐落于黄浦江与苏州河河口要塞之处。当时，西人自觉一个西方式的城市已经魔术般地在东方的上海建立了起来。
　　由已有研究可知，因为英国领事馆迟迟未获得道契，所以外滩许多洋行建筑是早于英领馆官邸修造的。不过，至迟到1849年7月，英国领事馆的第一代官邸已经修筑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领事馆的设计者是美国籍建筑师海塞林顿（JohnHethrington），但他未及领事馆修造完毕便悄然离世，是开埠之后第一个在上海去世的西洋人。英国领事馆的命运同样曲折，落成后的第三年即1852年，该建筑不知何故被全部推倒重建，推测可能是因为地基过低以致潮湿之故。据美国人霍塞（ErnestO.Hauser）的笔记可知，待到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结束时，黄浦滩边的商行大多已经改建新屋，只有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依旧使用着老房子。由此，或可以推测，这两块租地上的房子是外滩初期使用最久的房子了。但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的老建筑最终也在后来外滩改造时消逝于历史之中。英国领事馆的建筑也不得不伴随城市的成长和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将部分馆址转与商业之用。1862年，领馆馆基再一次发生变化，将原本所租的180多亩土地划分给不同的洋行和商人使用。1870年的一场大火更是将英国领事馆及其相关的文件材料烧成灰烬，英人不得不重新建造一幢新的领事馆建筑，该建筑即位于现在所见的外滩33号内。几经变迁的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历史上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溯源究底，该馆及其周围地区终究不符“外滩源”之称呼，今天之所谓“外滩源”景点也完全名不副实——尽管这样说有点大煞风景。推测国内许多竞相以“源”命名的景观，恐怕都来源于对“桃花源”、“武陵源”一类历史地名的歆羡，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未必。上海的所谓“外滩源”倒真的是很美，但若以为这真是外滩之“源”，那就误导世人了。

外滩-外滩何处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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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2013 年/3 月/18 日/第 00C 版，转载于《文汇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