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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贺璐璐：以出土简帛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增补稿)

以出土简帛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增补稿）
（首发）
贺璐璐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14级研究生
编按：《以出土简帛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文于2015年5月9日在本网发布，之后作者对该文进行了增补，现用增补稿替换掉原稿，只在文末保留原稿word文档的下载连结，请读者以增补稿为准。
古人对兵书尤爲重视，“国家大事，在祀在戎”。在西汉由于扩充疆土，对周边国家用兵的需要，兵书地位更是非比寻常。现将《汉书·艺文志·兵书略》[1]摘抄（省去了班固自注的部分内容）如下：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
公孙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
範蠡二篇。
大夫种二篇。
（季）〔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一篇。
庞煖三篇。
儿良一篇。
广武君一篇。
韩信三篇。
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图四卷。
蚩尤二篇。
孙轸五篇。图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孙十六篇。图五卷。
尉缭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项王一篇。
右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
形势者，靁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农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封胡五篇。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
力牧十五篇。
鵊冶子一篇。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东父三十一篇。
师旷八篇。
苌弘十五篇。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七十篇。
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鲍子兵法十篇。图一卷。
五子胥十篇。图一卷。
公胜子五篇。
苗子五篇。图一卷。
逢门射法二篇。
阴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将军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
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剑道三十八篇。
手博六篇。
杂家兵法五十七篇。
蹵𩌽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𩌽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目前出土简帛中含有兵书的主要有山东银雀山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其中以银雀山汉简包含的兵书数量爲最多。
一、银雀山汉简
1972年在银雀山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共编号7500余号，“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古书类，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的古书，大部分是佚书。前者主要有《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孙子》和《六韬》中都包括一些佚篇）。其中除了《孙子》十三篇外，其他几种似乎原来都不是足本。上引篇题木牍中的《王兵》篇，其内容错简于今本《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中，此篇与《管子》的关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尚有一残篇，其内容似与《周书·王佩》相合。佚书类主要有《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中称《齐孙子》。二、见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的《地典》。三、唐勒、宋玉论驭赋（疑爲宋玉赋佚篇）。四、上引篇题木牍中的所列诸篇中的绝大部分。五、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多篇，篇名《十官》、《五议》、《务过》、《爲国之道》、《起师》等。六、有关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七、相狗书、作酱法等杂书”[2]。“此外，1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这些残片原物当分属五块木牍。其中第一块木牍断裂爲二，经缀合后完全无缺。长22.9釐米，宽4.6釐米。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第二块木牍共由六块残片缀合，残长22.3釐米，宽4.3釐米。此牍係《孙子兵法》的篇题木牍，分三栏抄写。上列《势》、《九地》、《虚实》、《用间》、《七势》、等篇题。第三块木牍是由九块残片缀合而成的，残长22.3釐米，宽4.5釐米。分四栏书写。上列《将败》、《兵之恒失》、《效贤》、《爲国之过》、《持盈》等篇题。第四块木牍是由四块残片缀合而成，残长17.8釐米，宽4.3釐米。分三栏书写。上列《曹氏》、《禁》等篇题。第五块木牍是由三块残片缀合而成，残长4.3釐米，宽3釐米。分两栏书写。上列《分士》、《兴理》、《三乱》、《三危》、《亡里》等篇题”。[3]
(1)《守法》、《守令》
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完整标题木牍一方，所记篇目爲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篇、下篇，共十三篇”[4]。
主要着作及论文：《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银雀山汉简释文》（吴九龙，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内容包括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的全部竹简、木牍释文”[5]，《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文物》1985年第4期），《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读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刘海年，《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讨论了《十三篇》简文的年代、内容和性质，并分析了《十三篇》所映的齐国法律制度；《论银雀山简<守法>、<守令>》（李学勤，《文物》，1989年第9期）对《守法》、《守令》与《墨子·备城门》进行了对比研究，认爲《守法》等篇都是先秦的作品，而简文所袭用的《备城门》和《号令》可能是秦惠文王或稍晚一些时候写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集释》（刘玉玲，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主要从文字学角度对《守法守令十三篇》进行了考释，徵引诸家的观点进行较爲全面的集释，还对篇题木牍进行了讨论，并附以银雀山一号墓拼合的五方木牍的释文；《今本<尉缭子>与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的关係》（史党社，《秦汉研究》，2008年第00期）主要讨论了《守法》、《守令》等十二篇（作者认爲衹有十二篇而非十三篇）与传世本《尉缭子》的关係，认爲《尉缭子》成书时间不会早于梁惠王，而竹书的《兵令》上、下篇是抄自《尉缭子》；《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訳注(一)》（佐藤直人、仲山茂，《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003年第27期,第77-109页），《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訳注(二)》（仲山茂、佐藤直人，《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004年第28期，第79-107页），《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訳注(7)》（桥本明子，《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011年第35期，第129-151页）。
(2)《王兵》
“《王兵》篇与《管子》之《参患》《七法》《地图》等篇文字相合。其中《参患》篇与《王兵》篇相合的文字将近全篇之半，《地图》篇与《七法·选阵》的文字则几乎全部都包括在《王兵》篇之中。由此可见《王兵》与《管子》者几篇关係之密切。把《王兵》篇与《管子》相关各篇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王兵》上一篇完整的作品。”[6]
主要着作及论文：《银雀山汉简（一）》（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银雀山汉简<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关係及其他——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王兵>的探讨》（郭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4卷第6期）认爲《管子》主体部分当成书于春秋末年，《管子》抄袭《王兵》的观点不能成立，《管子》主要部分的产生应当早于银雀山《王兵》，而《王兵》则是删减《管子》篇章而成；《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郭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详细论述了汉简《王兵》在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的作用；《银雀山汉简《王兵》篇研究综述》（杨帆，《学行堂文史集刊》，2013年第2期）从文本整理、与《管子》关係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学者们对《王兵》篇的研究情况，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3)其他兵书
《将败》“此篇题见于第三辑所收篇题木牍残片”[7]。《将失》“本篇文例、字体与《将败》篇相同，疑原是一篇。《将失》篇之文字可能紧接在《将败》篇‘多败者多失’一句之后”[8]。《兵之恒失》“此篇残存‘之恒’二字，与一〇〇九号简对照，可知‘之’字上乃‘兵’字残画，并可补出‘失’字。此残简各字之间距较一般爲大，与前《将败》篇标题相似，当即本篇标题简之残片。此篇题见于第三辑所收篇题木牍残片”[9]。《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共》“《五名》、《五共》原爲两段，篇题分别写在段末，今据文例、字体合爲一篇”[10]。《起师》，《奇正》“内容是讨论古代兵学概念中的‘奇正’。‘奇正’与‘形势’特别是形、势分言的‘势’有关”[11]。《将义》“此爲本篇首简背面篇题。本篇篇末亦有篇题，作‘将义’。据文一，似以作‘将义’爲是”[12]。《观法》残缺严重祇保留九字。《程兵》残缺严重祇保留三字。《将德》，《将过》“本简内容与《六韬·龙韬·论将》篇中论将之十过一段大致相同，但本篇篇首无文王或武王问太公语，其简式、字体亦与简本《六韬》各篇全异，似当属于其他兵书”[13]。《曲将之法》“本简存末二简，所言爲军中用将之法”[14]。《雄牝城》，《五度就夺》，《积疏》，《选卒》“本简强调精选的士卒对战争胜负所起的作用，与《吕氏春秋·简选》篇立意相近”[15]。《患之》“此篇题简残存‘患之’二字。本简所收简文皆言‘患’，故疑此简爲本篇篇题”[16]。《四伐》仅存九字。《亡地》仅存八字。《十阵》该篇第一简简背题“十陈”。《十问》该片第一简简背题“十问”。《略甲》该篇第一简简背题“略甲”。《三算》“由于竹简断缺，各简原来次序难以确定”[17]。
主要着作及论文：《银雀山汉墓竹简》（二）（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将败>与银雀山汉简<将败>、<将失>篇残简之研究》（张晓鸿，《收藏》，2009年第11期148-152页）利用张藏本对银雀山汉简《将败》、《将失》进行了补正，认爲此两篇当属《孙子兵法》而非《孙膑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辨析三——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将>与银雀山汉简<将义>（义将）篇残简之研究》（张晓鸿，《收藏》，2009年第11期）把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将》与银雀山汉简《将义》（义将）残简进行了对比研究，认爲银雀山中的《将义》（义将）当属于《孙子兵法》是整理者将其误入于《孙膑兵法》；《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奇正>与银雀山汉简<奇正>篇残简之研究》（张晓鸿《收藏》2009年第11期）认爲银雀山汉简《奇正》当属于《孙子兵法》而非《孙膑兵法》；《银雀山汉简<程兵>考释》（高友谦，《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认爲银雀山汉简中的《程兵》、《［积疏］》与《［五度九夺］》，三者原本同属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程兵》，汉简《程兵》应该也是一篇《孙子兵法》佚文，基于这一认识，作者通过对简本原三篇释文进行必要的拼合与校勘，整理出一篇新的、完整的汉简《程兵》释文；《<银雀山汉墓竹简>校勘七则》（高友谦，《滨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论政论兵之类》部分中《奇正》、《十阵》等篇的“有得将卒而不得君者”、“乘敌之顿”、“勿信也”、“阵之则辨辨”、“缭子而知动静之理”、“斗之以二柄”、“疏阵者，所以突也”七处文字进行了校勘，提出新的见解；《<奇正>之作者考——以<奇正>所透露的“名”的自觉为线索》（秦飞、黄朴民，《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认爲《奇正》应是当时稷下文化背景下,诸子融合在兵家的表现，此篇的作者应是孙膑或其弟子,属于齐国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奇正”本义探微》（姚振文、王肃，《唐都学刊》，2012年第3期）整理了古人“奇正”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定义和再发挥；《<军击一>与<雄牝城>》（张敬轩，《报刊之友》，1997年第12期）通过对《雄牝城》和《军击一》的对比研究，认爲《雄牝城》当是《军击一》中的一部分，而《军击一》则当爲《孙武兵法》之“九神之神击篇也”；《银雀山汉简<十陈>“钩行之陈”正诂》（萧旭，《古籍研究》，2009年第Z1期）对“钩行之陈”进行了新的解释，认爲“钩行之陈”即是“矩形之阵”，指长方形的阵形。
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
1978年，在青海大省通县上孙家寨村115号出土了大量的木简。“经鑒定，这批木简是用云杉木材製作而成的。木简上的文字爲墨书隶体，每简约有30——40字不等。出土时尚有残简400余片。根据出土木简的字体、内容，可将全部简文分作：①兵法类，②军法、法令、军爵类，③篇题目录。兵法类。主要是讲战守攻取的要点。一般先讲布阵之法，其次讲战争当中必须注意的原则。简文中涉及到的阵法之名有圆阵、浮苴、横阵、方阵等，由于简文残损严重，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阵名”，“这些内容有些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相近或相同，但没有这两部书系统、完整，简文当是摘引自某些兵书中的章节或句子”。[18]
主要着作及论文：《上孙家寨汉晋墓》（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3年版，文物出版社），“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115号汉墓的时代、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的情况，并全部公布了该墓出土的木简照片及释文”[19]。《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2期）“详细介绍了该木出土木简的情况”[20]，《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文物》，1981年02期），《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朱国炤，《文物》1981年02期）对木简内容作了初步探索；《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李零，《考古》，1983年06期）“认爲这些简文并非兵法书籍，而应当是古代军法、军令一类的文书”[21]；《定州汉墓竹简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集释》（张静，吉林大学，2014年）对上孙家寨木简介绍了墓葬的发掘及木简出土情况、木简的整理与发表情况、木简图版发表情况及木简的研究概述，并汇集上孙家寨汉简相关着作进行了相对全面的集释,涉及解题、文字训诂等方面。
三、《盖卢》张家山汉简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竹简1787枚，“其中《盖卢》共有竹简55支，简长30——30.5釐米，篇题写于末简背面，以墨点作爲分章号，全书共九章，各章採用盖卢提问、伍子胥回答的形式，盖卢即是吴国君主阖闾，实际上阐发的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盖卢》在讲述治国用兵之道时，强调天时、阴阳、刑德、五行之道，具有浓厚的兵阴阳家色彩，属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在《汉志》所记‘兵阴阳’类着述亡佚的情况下，《盖卢》对于重新审视兵阴阳家俱有重要价值”[22]。
“《汉志》的《伍子胥》列于兵技巧，而竹简《盖卢》则类于《汉志》的兵阴阳，所以简文是否《伍子胥》书的一篇，恐难遽定。《礼记·曲礼上》有一段是：‘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后白虎，招摇在上’，马王堆帛书《刑德丙》（暂名）有类似的文句。竹简《盖卢》也提到‘左青龙右白虎’、‘招摇在上’等，用语一致。《盖卢》详论‘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申胥谈到天时，强调‘四时五行，以更相功，天地爲方圆，水货爲阴阳，日月爲刑德’等观念，其兵阴阳的倾向十分明显，和马王堆帛书各种同类佚籍有不少共同之处”[23]。
主要着作及论文：《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公布了247号汉墓的全部竹简图版、释文及注释；《论张家山汉简<盖庐>》（曹锦炎，《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认爲《盖庐》当是篇名，且应归入“杂家类”，文章还就《盖庐》的成书年代和抄写时间以及其反映的伍子胥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新公布的竹简兵书——<盖庐>》（田旭东，《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文章先据传世文献简单介绍了伍子胥其人和其颇具“兵阴阳家”色彩的言论,而后分析《盖庐》全文九章内容,认为《盖庐》除了涉及治国用兵的一般性兵家原则以外,主要反映了伍子胥作为兵阴阳家的思想方法；《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邵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认爲《盖庐》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0篇无关，而可能是同书着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并把该书的成书年代断定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田旭东，《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认爲《盖庐》是一部属于兵阴阳性质的兵书，还分析了该书的“以方向定吉凶的择日之术”和“五行相胜之术”；《张家山汉简<盖庐>考述》（连劭名，《文物》，2005年第2期）从《盖卢》与黄帝家言、阴阳五行、实战理论、古代刑法四个方面对其文字内容进行了考述；《张家山汉简<盖庐>文献学研究》（孙维国，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立足于简牍文本,专门展开对张家山汉简《盖庐》的文献特徵与字词释读的研究；《张家山汉简<盖庐>所反映的伍子胥兵学特点》，（田旭东，《西部考古》，2007年第00期）介绍了伍子胥的生平事迹，分析了伍子胥着作中涉及水战和战船的内容，认爲《盖庐》当属于兵阴阳家，最后讨论了伍子胥兵书的特点；《<盖庐>劄记》（邵鸿，《中国文字研究》，2006年第00期）就“盖庐问申胥曰”、“用兵之极何服”、“大上用意”、“其次用色”及彼大极“维斗爲击”、“九野爲兵”等28个难理解的内容做了疏解；《“日有八胜”与“天之八时”——汉简<盖庐>词语训释二题》（王三峡，《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0月，第31卷第5期）对“日有八胜”和“天之八时”做了词语上的新训释。
四、《曹沫之陈》
“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它的第二支简，简背有篇题，作‘𢽍（曹）蔑（沫）之
王兵-贺璐璐：以出土简帛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增补稿)（陈）’其内容是记鲁庄公、曹沫问对，开头是论证，后面是论兵，篇题主于论兵，盖视之爲兵书”，“简文以曹沫题名，论述兵法，正好説明，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此书史志无载，是一部佚失已久的古兵书”。[24]
主要着作及论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四）》（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王青着，台湾书房出版,2009年7月版）第一部分对《曹沫之陈》进行了系统的疏证，第二部分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战国写本兵书——<曹沫之陈>》（田旭东，《文博》，2006年第1期）就《曹沫之陈》第二部分论兵的内容、曹沫其人以及该书的价值等作了一些讨论；《<曹沫之陈>文本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单育辰，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介绍《曹沫之陈》的研究概况,包括对简文排序情况和释字情况的研究概况。并按照对简文的排序写出释文,做了比较详细的集释及考释。最后从“《曹沫之陈》性质及成书时代”、“曹沫编年事辑”、“关于慈利简的有关文字”、“《曹沫之陈》和今本《吴子》的真僞”、“《曹沫之陈》和今本《慎子》的真僞”五个方面对《曹沫之陈》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先秦时期战功名称问题——上博简<曹沫之陈>的一个启示》（王青，《管子学刊》，2009年第2期）对“多”作爲战功代称的原因及其废弃不用的原因作出了考释；《<曹沫之陈>与曹沫》（陈文丽，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对《曹沫之陈》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对曹沫及其思想作了讨论；《上博简<曹沫之陈>研究》（王青，北京师範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以李零先生的原释文为基础,同时吸收陈剑、陈斯鹏、白于蓝、李锐、单育辰等专家的编连成果,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曹沫之陈》65支简进行了系统的疏证，并对《曹沫之陈》的成书年代、背景、性质、内容等问题的综合研究；《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王青，《史学集刊》，2010年02期）论述了《曹沫之陈》在认识“语”文体上的启发意义，其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认爲“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王青，《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论述了因先秦文献记载存在着从史官的记录到口述史再到史官再记载交替流传与演变的特点；《上博楚竹书(四)<曹沫之陈>“连”释义》（王连龙，《古代文明》，2009年02期）对《曹沫之陈》第32号简“悳连”进行了重新考释,认为“悳连”当读为“輚辇”,指服务于军事活动的运输工具；《<曹沫之陈>篇“寡妇”释义商榷》（曲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对《曹沫之陈》简34的“匹夫寡妇”作出新的阐释,认爲“匹夫寡妇”中“匹夫”即“寡夫”,“寡妇”即“匹妇”，“匹夫寡妇”是对地位低下之人或者不屑之人的泛称；《上博简《曹沫之阵》研究》（刘光胜，《管子学刊》，2007年1期）认爲《曹沫之阵》是战国时期流传到楚地的“教材类短文”，属于儒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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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原发表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以出土简帛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17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和其它的一些材料，并且对文中每类下的主要着作和论文作了介绍。
[1] 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56——1762页。
[2]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6——397页。
[3]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6页。
[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5]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8页。
[6]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8]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9]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10]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11]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69页。
[1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13]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5]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16]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1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18]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9页。
[19]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0页。
[20]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0页。
[21]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0页。
[22] 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页。
[23]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24]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