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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吕庙军：首届“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 国际论坛综述

首届“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 国际论坛综述*
吕庙军
邯郸学院文史学院
摘要：2014年金秋十月，邯郸学院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古都邯郸共同主办了首届“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国际论坛。学者们紧密围绕会议主题就赵国政治、经济、重要人物、学术思想、风俗信仰等方面内容开展了深入讨论，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关键字：汉代赵国；邯郸文化；政治；江充；学术思想
2014年10月19至21日，正值金秋十月，由邯郸学院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国际论坛在中国古都邯郸隆重举行。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日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彙聚一堂，围绕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等主要议题进行了热烈的深入的探讨。本次论坛共收到会议论文28篇。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赵国历史人物、政治法令、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文化、风俗信仰等方面内容开展讨论。下面对本次论坛主要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汉代赵国（地）政治、经济制度研究
学者们对汉代赵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探讨是本次国际论坛主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超研究员《试析刘濞所谓燕王“抟胡众入萧关”说》深入考察了刘濞所谓燕王“抟胡众入萧关”说的目的和原因，指出吴王刘濞在“敬问”诸侯书中，刻意强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并为无意无力反汉燕王刘嘉杜撰出将“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的进军路线，试图通过燕、赵将匈奴捲入七国之乱中，从而达到“与赵合谋入汉”的目的。
有学者敏锐观察到赵国经济制度对秦代乃至汉代制度的影响。东北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彦辉教授的《赵国土地制度与﹤二年律令·户律﹥的关係》一文通过考察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内在机制、传统及赵制到汉制的演变轨迹，指出汉初田宅制度的源头应当是赵国的“予田宅”制度，这种制度的精神和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汉初律的制订。
有学者对赵地叛乱原因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张功教授的《边地商人与西汉初期的赵地叛乱研究》一文以边地商人群体利益与汉政权政策的关係为切入点，探讨了西汉初年边地商人群体与赵地叛乱之间的政治博弈关係。
有学者从赵人进言与纳谏活动独特视角，揭示其关键的政治策略作用。河北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文涛教授的《秦朝末年影响赵国政局的进言与纳谏——以﹤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对《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多则耐人寻味的进言与纳谏史事的分析，揭示了以武臣、张耳、陈余等为代表的进言与纳谏、拒谏活动在赵国的兴亡更替和反秦斗争中产生了重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
汉代赵国政治斗争严酷，全面认识其影响非常必要。河南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阎盛国教授的《汉代初期赵国政治管辖权的争夺及其影响》一文通过汉代初期景帝、武帝与赵国彭祖政治管辖权的争夺的分析，指出这场政治管辖权斗争一方面为以后积累下许多处理王国问题的重要经验，另一方面也潜伏下严重的政治危机。
有学者从汉代行政区划制度层面，讨论了其具体历史表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研究员的《两汉赵国县邑乡里考》对汉代赵国的属县邯郸、易阳、柏人、襄国和尉文等及其乡里进行了考释。
如何全面看待长城的作用和性质，有学者通过认真思考，获得新知。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绍东教授《从赵长城的修筑看战国秦汉长城的双重功能》一文以秦汉赵国南、北长城为例，阐释了长城的双重功能即不仅具有防御功能，而且有开拓扩张的功能；赵国长城具有双重的功能，特别在战国秦汉时期，开拓扩张功能更具主导性。
有学者通过新材料对卫戌制度的来源和特点作了精闢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黎明钊教授的《肩水金关汉简的赵地戌卒》一文以新近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资料分析汉代不同籍贯的戌卒遣派来边区情况，探讨了同乡同区遣派一地，含有乡里情结的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
二、关于汉代赵国历史人物的研究
在本次论坛上，不少学者对江充、王朗等汉代赵国重要人物进行了认真详细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前会长王子今教授的《论江充》重新对“赵人”出身的着名历史人物江充进行了客观的中肯的评价，指出江充治巫蛊案导致西汉帝国上层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江充执法严峻，不避权贵的风格在中国法制史上保留了正面形象，也曾对汉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确定和执行有积极的贡献。巫蛊之祸悲剧的发生，也许不应归结于江充的“奸”、“邪”、“诈”、“谗”，“用心不端”，人们应当从社会历史文化的更深层结构寻找其原因。
有学者对“赵蛇”之谶进行了辨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豔萍研究员的《汉武帝时期的“赵蛇”之谶解析——兼论汉代画像中的“蛇”形象》依据文献记载和对汉画像石中“蛇”形象的解析，认为班固的赵蛇之谶不单指赵人江充，实具有“微言大义”，“赵蛇”之谶应指赵婕妤及汉昭帝。
王朗是赵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人物。王朗及王朗政权与邯郸的关係，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敏教授的《对王朗及邯郸败亡相关问题的质疑》一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细緻梳理，认为王朗籍贯不在邯郸；王朗具有为成帝之子刘子舆的可能性；打败王朗，是更始帝刘玄诏命下多路将领合力作战的结果，其中主要功劳属于更始大将谢躬，正史及后世史家将之主要归于汉光武帝刘秀是欠公允的。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刘玲娣教授的《两汉之际王朗政权述论》主要对王朗政权始末、王朗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王朗何以速亡于刘秀之手以及王郎政权灭亡后邯郸城的逐步衰落进行了论述。
也有学者重新考察了赵武灵王的改革性质和内容，特别富有启示意义。日本帝京大学柿沼阳平的《赵武灵王改革新探》一文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实施的改革进行了探讨，认为赵武灵王改革包括胡服改革、骑射改革、舟楫改革、建设长城为轴心的前期改革以及自惠文王开始赵国变为同时受其境内北方异民族及华夏人拥护阶段的后期改革。这种前后两期的改革与其他国家的改革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
三、关于汉代赵国地理、历史年代考证
追求真实、辨别真伪是历史永恆的目标。本次论坛，考证之作不乏出现。河北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秦进才教授的《群臣上酬刻石年代述论》一文通过对学术界对群臣上酬刻石的六种主要年代观点的考察，认为群臣上酬刻石比较可信的年代是汉文帝后元六年、赵王遂二十二年，即西元前158年。
发现新材料，辨别其时代、认识其价值，是历史学者一项重要基本功。邯郸市博物馆郝良真研究员的《新见东汉建宁二年残碑及对赵国的点滴记载》一文详细分析了《建宁二年碑》这块东汉碑刻的文物价值，指出它为研究东汉赵国官制以及汉代隶书提供了珍贵资料。
邯郸学院图书馆张润泽教授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自兴的《“平台”地望考辨》从先秦货币平台三孔布入手，分析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平台县（平台侯国）的地望及其与平台三孔布的关係，它和秦始皇驾崩的“沙丘平台”并非一地。
梳理和厘定汉代赵国的历史事件，有学者进行了尝试。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範文华的《汉代赵国编年》结合古代典籍文献与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对汉代赵国历时四百年历史进行了细緻梳理、编次、考订和补缺，从而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汉代赵国历史的风貌。
四、汉代赵国历史及邯郸都城文化研究
对于汉代赵国历史及邯郸都城文化的探讨是本次国际论坛的主题。学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和认真分析。台湾彰化师範大学历史研究所陈文豪教授《王莽五都新探—邯郸论略》通过对王莽五都异同的详细比较，认为王莽的五都不是经济陪都，是带有经济性质的区域性都会。在地理位置及产业发展上邯郸较燕佔有较大的优势，以中地学说来看，邯郸地位更加明确，此为它成为五都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注意到赵文化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及其对文化产生影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史党社研究员《“邯郸命吏”侧证》一文利用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和人骨资料，论证了文献所记的“邯郸命吏”的基本可信，并阐述了战国晚期北方长城地带由赵向北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与族群的变化。
有学者深刻考察了邯郸及赵国文化在汉代文化谱系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凯研究员的《“骑士”之薮·商业之都·时尚之城—汉代邯郸文化三题》一文以大量的历史事例阐明了汉代赵地尤其邯郸士人勇于任事、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区域风貌、邯郸成为商业都市的有利条件以及汉代在服饰、歌舞文化方面的时尚元素，指出汉代邯郸及赵国文化在汉代文化谱系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秦汉赵国政权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曾留下深刻的历史印痕。华中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华教授的《秦汉之际的赵国》一文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背景，考察了武氏赵国、赵氏赵国、张氏赵国、刘氏赵国的兴亡过程及其历史的政治演变特点。韩国首尔大学金秉骏教授的《西汉武帝时期以后赵文化认同之解体》一文认为，赵文化符合“地区文化”的概念，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代，赵文化就在魏燕之间的地理範围发展而兴盛了；西汉武帝后，两汉史料上消灭了赵国认同自己的意识；并检讨了赵文化逐渐解体的原因主要是汉帝国本身的指向以及郡县制度的实行影响。
赵国在历史上音乐舞蹈的兴盛，曾一枝独秀。杭州师範大学黄宛峰教授的《汉代“赵女郑姬”、“郑卫之音”的实指与泛华》一文对汉代“赵女郑姬”、“郑卫之音”之说进行了细緻探讨，通过其实指与泛化揭示了三晋旧地在汉代所传承的某些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汉代社会的音乐观、风俗观等诸多问题。邯郸学院文史学院杨德春博士的《禹步、禹步法、踽步、邯郸步、跕屣考辨》一文对禹步与赵飞燕之踽步、邯郸步、跕屣进行了辨析。
五、汉代赵国学术、思想、信仰、风俗研究
关于汉代赵国学术、思想、信仰和风俗的研究是本次国际论坛一个亮点。
有学者深刻洞察到战国秦汉赵地学术综合性特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臧知非教授的《战国秦汉赵地学术特徵探微》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以学术生成的地域性特徵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秦汉赵地文化，认为荀子之学、吕不韦思想、董仲舒之学均植根于赵地或者与赵地有着直接的关联，“综合”是其共同的学术特徵，也是赵文化的历史属性。
有学者注意到赵文化对窦太后思想的影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吴小强教授、陕西历史博物馆张铭洽研究员的《西汉窦太后的黄老思想与赵文化》一文深入探讨了在窦太后身上所体现的某些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气质，认为窦太后出生于赵地，不可避免地受到赵文化的影响。在赵文化与邯郸文化的长期薰陶下，赵文化在窦太后身上体现出坚定豪迈、顺应自然的精神人格。
有学者对赵地原始宗教信仰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探讨。北京社会科学院靳宝研究员《略论两汉赵地原始宗教信仰》一文认为先秦时期赵国浓厚的多神信仰在秦汉社会仍有继续，但在内容与性质等方面已有所变化。山川祭祀在两汉呈现出来的变革，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祭祀体系的某种变革，更重要的则是展现了赵地宗教信仰与原始宗教的某种地域文化意义上的联繫。
还有学者对赵国的奔婚风俗进行了深入研究。南阳师範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郑先兴教授《论秦汉时期赵国的奔婚习俗》一文以“长时段”与“国家与社会”等历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对秦汉时期赵国的奔婚习俗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新的探讨，指出赵国所在地邯郸是北方、中原和东方三个区系的边缘地带，保持着较为独立的文化单位，赵国的奔婚习俗直接影响了国家政权建设甚至行政权力。
综上所述，“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国际论坛是海内外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高规格、高水準的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学者集中地、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有关汉代赵国历史与邯郸文化等许多重要学术问题，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题。其中，新材料、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在不少提交会议论文中均有所体现。因此，这次会议成果值得我们今后认真学习和总结。
*基金专案：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课题“先秦赵氏梦文化研究”（2014030503）暨邯郸市社科规划课题 “先秦赵人梦文化研究” （201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