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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
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
(首发)
董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M18的北面器物坑（FK2）中出土了一对铜方缶，器、盖皆有铭文。发表的一件（M18:2），原整理者释文为：[1]
器铭：曾侯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缶硖以为
盖铭：曾侯丙之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缶硖以为长事
器铭不全，下面以盖铭为论。
对于楚系缶铭常见的“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缶”，广濑薰雄先生《释“卜缶”》一文已经读为“沐缶”，是很正确的。[2]“硖以为长事”文例前所未见，我认为应释读为“摄以为鬯事”，指此缶既作水器沐缶，又兼作酒器尊缶。
我读为“摄”之字，原字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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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
从石、土，中间所从人形的左右两侧不对称，右侧为“人”，左侧应理解为有借笔的“口”旁。可与下列古文字中的“陕”字相比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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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魏桥形布“陕一釿”、“陕一釿”，字形见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216页“陕”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5~6秦陶文，字形见汤余惠《战国文字编》947页“陕”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7、王元年相邦张仪鼎，某藏家收藏。
《说文·亦部》：“㚒，盗窃怀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谓蔽人俾㚒是也。弘农陕字从此。【失冉切】”其字与今陕西之“陕”字读音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此字与《说文·大部》：“夹，持也。从大、挟二人。【古狎切】”之“夹”字（“硖”字从“夹”声）的形音义均不相同。这两个字很容易讹混，应注意区分。从古文字字形来看，“㚒”字左右并不对称，一侧为“人”形演变为“十”字形；另一侧为“口”形，在秦文字中或变为一竖画。到了小篆，“㚒”变为从二“入”，遂易与从二“人”之“夹”字讹混。
据上述，缶铭该字宜视为从“㚒”声之字。㚒（陕），书母谈部；摄，书母叶部，叶、谈对转，中古音都是三等开口字，于音理可通假。“摄”字有“引持”、“假代”诸义（参看《故训汇纂》948页），于此铭均可通，下面以“假代”之义为说。
缶铭“以为”是古今都常用的固定结构，这个结构在早期比较实义的用法，是“以A为B”，A常承前省略。下面举一些古文字资料中的例子（用“[ ]”补出承前省略的成份）：
富子上官豆（集成04688）：富子之上官获之画鏳镘镫十，以[镫十]爲大役之从镫，莫其居。
赵孟庎壶（集成09678、09679）：遇邗王于黄池，爲赵孟庎，邗王之锡金，以[锡金]爲祠器。
杕氏壶（集成09715）：杕氏福及，岁贤鲜于，荷是金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吾以[金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爲弄壶。
燕王职矛（集成11525）：燕王职残齐之穫，以[残齐之穫]爲云萃矛。
攻吴王虘矣工吴剑（金文通鑒17948）：攻吴王虘矣工吴择其吉金，以[吉金]爲元用。有勇无勇，不可告人，人其知之。
由此可见，方缶铭文“以为”中间省略的应该是前面的“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缶”。
“长事”之“长”可读为“鬯”，例如《诗·郑风·大叔于田》讲到“抑释掤忌，抑鬯弓忌。”郑玄笺：“射者盖矢弢弓，言田事毕。”其中的“鬯”字应即表盛弓之器的“韔”字之假借字（说见陈奂《诗毛氏传疏》）。《诗·小雅·采绿》“之子于狩，言韔其弓”，《释文》：“韔，本亦作鬯。” “韔”从“长”声，是“鬯”亦可与“长”字相通。
鬯是祭祀用的香酒。“长（鬯）事”指与鬯酒有关之事，意思与《周礼·春官宗伯》“郁人”职“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之“祼事”意思相近。缶铭“摄以为鬯事”句中，“摄某事”也是较为固定的搭配，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曾侯丙方缶铭是说：此为曾侯丙的沐浴之缶，兼以此缶作与鬯酒有关之事。也就是说，该缶有水器和酒器两类用途。
众所周知，楚系青铜缶可从自名分为水器与酒器两大类。水器缶的自名有“浴缶”、“沐缶”、“盥缶”等，酒器缶的自名为“尊缶”。刘彬徽先生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请参看。[3]以刘先生举例来看，当时所见方缶都是酒器，还没见过用作水器的方缶。曾侯丙方缶通体饰绿松石镶嵌的菱形纹，华丽异常，既作日常洗沐盛水之器，也兼做祭祀时盛酒之器。这也许是因为洗沐之事多，而祭祀之事少。西周穆王世铜器毛公旅方鼎铭（集成02724）：“毛公旅鼎亦唯簋，我用厚眔我友饱，其用友亦矧惟孝，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4]也是说这件方鼎兼具鼎、簋二器之用，这与曾侯丙方缶铭所讲一器两用的立意，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2014/12/30
于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
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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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董珊：曾侯丙方缶铭文解释
附图：器形及盖、器铭文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图六；图二六，2、3；图二七。
[2]广濑薰雄：《释“卜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504-509页，中华书局，2010年。
[3]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10期，937-942页。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180-189；205-2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文中有关“迅缶”的论述，宜据前引广濑薰雄文修正。
[4] 铭文解释见拙作：《毛公旅方鼎铭与七言韵文的滥觞》（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