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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

清华简《祭公》解构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祭公》是一篇惇史，记载了已是耄耋之年且病重在身的国家宿老祭公应穆王“乞言”而与穆王的一次对话，[1]其文本结构是：
王若曰……祭公拜手稽首曰……王曰……王曰……王曰……公懋拜手稽首曰……曰……公曰……公曰……公曰……曰……公曰……
既然是对话，对话双方就应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而不可能是一方长篇大论之后，另一方又一长篇大论。这是生活常识，是每一个有对话经验的人都有的生活常识。可是我们看《祭公》文本，穆王与祭公的对话除了开头一节之外，其余部分显然有违这一生活常识，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祭公》文本与实际对话情形有一定的距离。
距离产生的原因，在于《祭公》是一篇真实的对话“记录”。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凭借生活常识将《祭公》文本解构，以还原其实际的对话情形，并通过解构来探求《祭公》记录于册的真相，进而增进我们对于“周书”形成问题的认识。
《祭公》所载祭公与穆王的对话共有四节组成。现在就把《祭公》原有文本结构打破，按照我们的理解将对话按四节重新编排。首先看穆王与祭公对话的第一节：
王若曰：“祖祭公，哀余小子，昧其在位，旻天疾威，余多时假惩。我闻祖不豫有迟，余惟时来见，不淑疾甚，余畏天之作威。公其告我懿德。”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朕疾惟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朕辟昭王之所，亡图不知命。”
这一节对话的主旨是，穆王向祭公说明来意——“公其告我懿德”，祭公向穆王报告自己的病情——“朕疾惟不瘳”。“王若曰”的含义是“王如此说”，是史官在记录周王讲话时特地作的标记，表示下面所记都是实录。[2]“祭公拜手稽首”是祭公对穆王尽臣子的礼节，因为这是此时此地祭公与穆王的首次见面。
其次看穆王与祭公对话的第二节：
王曰：“呜呼，公，朕之皇祖周文王、烈祖武王，宅下国，作陈周邦。惟时皇上帝宅其心，享其明德，付畀四方，用膺受天之命，敷闻在下。我亦惟有若祖周公暨祖召公，兹迪袭学于文武之曼德，克夹绍成康，用毕成大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修和周邦，保乂王家。”
公懋拜手稽首，曰：“允哉！”乃召毕
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井利、毛班。
曰：“三公。谋父朕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惟天奠我文王之志，董之用威，亦尚宣臧厥心，康受亦式用休，亦美懋绥心，敬恭之。惟文武中大命，戡厥敌。”
这一节对话的主旨是，穆王与祭公共同叙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伐商建国、周召诸公辅弼文武治理天下的史实。这些史实是成王以来西周君臣共享的精神资源，因此类似的话语从《康诰》、《雒诰》等周初诰命，到大盂鼎等康昭时代的青铜器铭文，被反复的演说，从未间断。由于被不停地重复着，几乎由官话变成了套话，而谈话的方式也几乎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此处的“公懋拜手稽首”，比第一节的“祭公拜手稽首”增加了一个“懋”字。懋，含义是勉，[3]表示此番“拜手稽首”乃举止已经非常困难的祭公的勉力而为。与第一节中的“拜手稽首”标志着祭公对穆王的此时此地的初见礼节有所不同，这里的“拜手稽首”标志着祭公回答穆王征询的正式开始。
“公懋拜手稽首曰：‘允哉！’”与其后的“曰”是连续的，中间杂以“乃召毕
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井利、毛班”，说明当祭公表达了赞同穆王讲话但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时，受到召示的三公——召示者可能是穆王——走到祭公面前。祭公接下来的话是一句称呼——“三公”，这句称呼的性质就是我们熟知的打招呼。
当招呼了“三公”、表示了礼貌之后，紧接着祭公说了一句“谋父朕疾惟不瘳，敢告天子”，说明祭公并没有被“三公”的靠近自己面前而转变话头儿，而是接着回答穆王的征询。
“三公”的出现，不仅增强了对话现场的立体性，而且使得祭公后面的讲话增加了许多关于“臣德”的内容。
再次看祭公与穆王对话的第三节：
王曰：“公称不显德，以余小子扬文武之烈，扬成、康、昭主之烈。”
公曰：“天子，三公，我亦上下譬于文武之受命，皇
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方邦，丕惟周之旁，丕惟后稷之受命是永厚。惟我后嗣，方建宗子，丕惟周之厚屏。
呜呼，天子，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亡遗后，至于万亿年，参叙之。既沁，乃有履宗，丕惟文武之由。”
穆王的问话很简短，是由上一节的套话导引而来，落脚点已是当朝天子的自己了，这表明穆王的征询进入了正题。祭公的回话以“呜呼”为界，可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针对天子与三公讲，大意是：因为文王武王的接受天命，才有我们后世子孙的多方万邦，作为文武的子孙应该成为周王室坚固的屏障。第二个层次针对着穆王讲，大意是：希望穆王汲取夏商失败的教训，以便君臣共同保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两层意思，都是祭公紧扣穆王征询懿旨而做出的正面回应。
最后看穆王与祭公对话的第四节：
王曰：“呜呼，公，汝念哉！逊措乃心，尽付畀余一人。”
公曰：“呜呼，天子，丕则寅言哉。汝毋以戾兹罪辜亡时远大邦，汝毋以嬖御塞尔庄后，汝毋以小谋败大作，汝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汝毋各家相乃室，然莫恤其外。其皆自时中乂万邦。”
公曰：“呜呼，天子，三公，汝念哉。汝毋□眩，唐唐厚颜忍耻，时惟大不淑哉。”
曰：“三公，事，求先王之恭明德；刑，四方克中尔罚。昔在先王，我亦不以我辟陷于难，弗失于政，我亦惟以没我世。”
公曰：“天子，三公，余惟弗起朕疾，汝其敬哉。兹皆保胥一人，康□之；孽服之，然毋怿□，维我周有常刑。”
这一节是《祭公》全文的核心所在。穆王的问话仍然很简短，但意思已经从希望祭公辅弼自己弘扬先王功烈，进而具体到要求祭公辅弼自己治理天下，表明穆王的征询已经进入主题。相对地，祭公的这次回话，不仅篇幅较长，而且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了临终“顾命”的性质。
祭公的回话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用“公曰”或“曰”领起。第一个部分是对着穆王讲，连续用了五个“毋”，告诫穆王要努力纠正从王朝政治到个人品行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之后的三个部分轮流对着穆王与三公讲，既有告诫、劝勉，也有鼓励、威慑。如果说上面三节中祭公的回话，有的是官话，有的是套话，有的是客气话，那么这次回话则是句句诤言。祭公对于王朝各种弊政的批评，字字见血，不留情面，坦露了一代老臣对于王朝的赤胆与忠心。
这一节对话与今本《逸周书》中的《祭公》相比，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形式上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一节祭公回话的外在形式是“公曰……公曰……曰……公曰”，而今本《逸周书》中的《祭公》则是“公曰……曰……”，少了两个“公曰”，从而使得祭公回话在对象的转换、内容的变化、语气的轻重、节奏的快慢等方面不能较为明现地显示出来。
造成这样的原因，笔者推测，可能是今本《祭公》的编者认为这些回话都是祭公针对穆王的最后一句问话而讲，因此就将文本中重复的“公曰”删除了。其中的“曰”，由于前面没有“公”字，被无意间保留了下来，从而形成现在的文本格式。
与清华简本相比，今本在保留对话本来面貌上虽然稍逊一筹，但在提示祭公该节回话是一个整体方面则是一个长处，这是必须要强调的。
清华简《祭公》文本的解构已经完成。穆王与祭公之间的对话，一来一往；穆王、祭公、三公的关系，有条不紊；既与生活的常识相符合，也与相互之间的称呼相照应，更与问答的内容相协调，这些都说明解构之后的《祭公》才是穆王与祭公对话的实际情形。
既然解构之后的《祭公》才是对话的实际情形，那么清华简本与今本《祭公》的文本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要解决这个疑问，需要对西周史官记言的方式有所了解。
对于西周史官记录周王或其他统治者言论的方式，笔者曾将《康诰》等西周文献、毛公鼎等西周青铜器铭文，与西方学者史诗田野调查经验相结合进行过研究，得到的认识是：快速记录与多个史官轮流记录相结合；多个史官轮流记录时，每个史官根据讲话者的节奏只记录几句话，待全部记录完毕后再将每个史官所记编联合成；有的讲话较长，或对象有两个，史官便分作两组。[4]
据此，我们将解构前后的《祭公》文本进行对比，就可以很自然地体会到，穆王与祭公之间的对话，可能由两组史官分别记录；对话虽然是有问有答，问与答紧密相连，但当被不同组别的史官记录于册之后，就被割裂开来，形成我们现在见到的穆王问话是一组而祭公回话是另一组的清华简本与今本《祭公》的文本结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穆王与祭公对话的第一节，由于只是一个见面礼，还没有进入正题，所以便由负责记录穆王问话的史官进行记录，从而使得祭公向穆王报告自己病情的这句话被包含在了穆王的问话之中，与下文祭公回答穆王的讲话，即祭公临终顾命——从“公懋拜手稽首”正式开始——隔离开来。这一文本形式上的特异之点，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西周史官记录周王言论的细节，而且更增强了对于穆王与祭公问答的现场感。
《康诰》所代表的诰命是布政之辞，毛公鼎所代表的册命是命官之辞，[5]都是周王对所诰所命官员的讲话；讲话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相对而言，清华简《祭公》的性质是惇史，是穆王的“乞言”与祭公的“顾命”，因而是一对一的问答，对话在双方之间进行。如此一来，清华简《祭公》的学术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由西周史官记录周王君臣言论而形成的范本，而且还在于丰富了我们对于西周史官记言方式多样性、“周书”形成途径多样性，以及“周书”文本结构多样性的认识。
清华简《祭公》的意义可谓大矣。
注释：
[1]张怀通：《《祭公》与惇史》，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4-25 9:38:30。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854
[2]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77页。
[4]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李零：《论
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