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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
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
（首发）
田胜男
新疆教育学院人文科学分院
摘 要：本文旨在阐述林义光《文源》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互体”思想，并试图从其生平及研究成果中探究其思想来源。
关键词：林义光；文源；互体；互体字；
林义光，字药园，福建闽县人[1]。生年未详。据《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记载：林义光卒业于当时的外交部译学馆，1927年在清华学校国文系（即今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讲师，同时任教的还有杨树达、朱自清等学者[2]。亦曾在北平中国大学[3]、师范大学任教[4]。林义光一生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是清末民初从事古籀研究的名家，亦是当时最早开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之一，与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容庚等学者同时，主要有《文源》、《诗经通解》两部着作。廖平在《本世纪初的<诗经>学研究》就提到：“林义光则于晚近出土的三代器物铭文多有留意，又合之以清儒音声通假之法，尝着《文源》一书，以擅长文字训诂之学名于世”[5]。徐文镜在《古籀汇编序》中亦称，闽侯林药园是清末民初从事古籀研究的名家。林义光在甲骨文上的造诣主要体现在四篇文章中，均发表在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上，即《鬼方黎国并见卜辞说》、《释栽葘》、《卜辞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即荧惑说》分别刊登在1931年第二、三、四期上，《论殷人祖妣之称》刊登在1932年10月第一期上[6]。后因其病逝，再无新作。
《文源》成书于民国九年，即1920年。全书十二卷，前附《自序》、《六书通义》、《古音略说》及《凡例》，后附《通检》、《引用彝器异名笺》。关于《文源》一书的写作目的，林义光在《文源·叙》中曰：“掇采遗文，以定文字之本形；审六书，窥制作之源，以定文字之本义。然后古文可复，先圣述作之意晓然可知，文化之盛庶以不泯也。”所谓“遗文”，乃为《说文》所遗者，即金文。《文源》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金文系统地印证《说文》，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有关古文字构型演变的规律。例如，在六书理论方面，他首列“二重形声”及“形变指事”二名，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在六书研究上具有难能可贵的创新之处，为传统六书无法解释的字找到了理论上的归属。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林义光能综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历史比较法、辞例推勘法、偏旁分析法等科学方法，不仅正确考释出不少文字的本形、本义，还在动态文字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中梳理总结出不少关于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如省形、讹变等，并将其运用在考释古文字当中，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所探讨的“互体”也是其发现的文字发展演变的诸多规律中的一条。下文将着重加以阐述。
二、林义光的“互体”理论
林义光在《文源》“亳”字条中首次提出了“互体”这一概念。
《说文》：“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声。”林按：亳与乇不同音，亳字当为殷汤所居邑名而制，其本义不当为亭名也。从京宅省，京宅互体而省。罢熊合为罴；宫合为营也。
“亳”甲骨文作：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粹二.一。其上部旧释为“高之省”。从古文字形来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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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乃一字分化，故许慎、林义光谓“从高省”、”从京省”都是可通的。而且从音韵上讲，“亳”、“乇”同属铎部，“亳”以“乇”作为声符也是极有可能的。许慎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因此，林义光仅仅据音并不能判定《说文》有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林义光的说法看作是对“亳”字构形的进一步地分解，而且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京、乇互体而省”，是指“京”、“乇”二字互相借用各自的构形成分，在省变的基础上组合成的复合形体。即将“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京）”与“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宅）”相结合，“宅”之“宀”借“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而省，故有“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如图所示：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
于省吾《释林》中亦谓：“甲骨文亳字所从之乇，与宅字从之乇形同。”[7]所以，这个字的正确解释应当是“从京（高）宅省，乇亦声”。林义光只看到了形的层面，没有意识到二字间还存在着声的关系。
同理，林义光认为“罴”、“营”也是互体相省而成。罴，《说文》云：“从熊，罢省声。”《文源》谓：“古熊不从能、火，此后出字，疑无本字，借罢字为之，后因加火耳。”所以，林氏所说的“罢熊合为罴”，并不仅是指“罢”与“熊”字下部之“灬”相结合而构成“罴”字。“罴”字中间的“能”既可看作“熊”的上部，也可看作“罢”的下部。再说营，《说文》云：“从宫，荧省声”。“荧”的初文当作“”，加“火”为“荧”乃后起之字，故“营”字并非从“荧”省，而是从“”为声。因此，林义光谓“宫合为营”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同样也是没有意识到“”也是可以作为声符的。
三、“互体”与“互体字”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对林义光的“互体”理论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互体”与现在文字学上的“互体字”是两种概念，不可等同。“互体字”是形声字的一种，这些字的声符和义符完全相同，由于偏旁位置不同，造成音或义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例如：怠和怡；怒和怓。这类字我们称之为“互体字”，类似于“异体字”。而“互体”则是关于形声字来源的一种途径、规律，是古文字构形演变中常见的“简省”现象，类似于“省体”、“合体”。一般来说，“简省”是“省形”和“省声”两种方式的统称。所谓“省声”、“省形”就是“造字或用字的人，为求字形的整齐匀称和书写方便，把某些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的字形省去了一部分，”[8]是许慎分析汉字形体的专用术语，在《说文》中其基本训释术语为“从某省，某声”或“从某，从某省”。例如：星，从“晶”省，“生”声。由此看来，林义光的“互体”或可归入“省形”一类。虽然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发现林义光忽略了“亳”、“荧”中声符的存在，但他的“互体”思想还是卓有见识的，特别是对于探讨形声字的造字途径及构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林氏“互体”思想的来源探究
“互体”这一名称，并不是由林义光在《文源》中首次使用。关于“互体”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其它领域还有不同的涵义，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旧体诗的修辞手法之一，即诗中一联的上下两句文意互相映衬补充。例如：杜甫《狂夫》诗有云：“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说风的句里也含有雨意，在细雨中绿竹更显得洁净美好，所以说“娟娟净”；下句说雨的句里含有风意，所以闻到红荷花的“冉冉香”。二是出自《易经》，是观察卦象的另一种方式，传统易学界对“互卦”的定义是：《易》卦一个六爻的卦体中，二、三、四爻与三、四、五爻又构成的连体卦形，上下两体相互交错取象而成之新卦，又叫“互卦”、“互象”。正如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二至四、三至五、两体文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譬如观（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为坤下巽上，取其二至四爻则为艮，三至五爻则为坤；再如习坎，九二、六三、六四三爻，呈现震象，为下互震，六三、六四、九五三爻，呈现艮象，叫做上互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前人多有解释。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云：“辞生互体有似变爻。”（清）王鸣盛《蛾术编·说录二·南北学尚不同》亦云：“若无互体，六十四卦只说六十四事，何以弥纶天地、经纬万端乎？”也就是说，宇宙万事万物，仅仅用六十四卦来代表，恐难涵盖所有。而《易经》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变化”，若每一个卦都只由一种卦象，那么只能是表示一种固定的状态，这样也就违背了其精神，因此卦中有卦，一卦变万象，象外生象，才能涵盖无穷的宇宙万物，这正是《易经》至今仍能够引起大家研究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据张政烺的考证，“互卦”的出现可追诉到商高宗武丁时代。在巴黎归默博物馆的馆藏甲骨中，一片殷虚第一期的卜甲上，反面刻有“六一一六”。（《甲骨续存》一九八〇）、《甲骨文合集》二九〇七四的上面刻有“六七七六”，这些甲文中的四宇一体图样，张政烺认为都是四爻卦，这些四爻卦就是互体卦。[9]
通过与《文源》中林氏对“互体”的解释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林氏的“互体”理论与《易经》的“互体”有相似之处。《文源》中的“互体”是指二字互相借用各自的构形成分，生成一个新字，而这一构形成分是二字所共有的，只是加以了某种省形变化。如“京、乇互体而省”产生的“亳”字，其中的“冖”即是“京”的构形成分“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的简省，也是“宅”的构形成分“宀”的简省。而《易经》中所谓的“互体卦”，上下两体相互交错形成新的卦象，如习坎的上互艮和下互震，其中的六三、六四二爻就是二者所共有的。
事实上，从对林义光的生平研究来看，他也是完全有可能从《易经》中借鉴某些思想的。首先，林义光在易学的研究上有颇深的造诣。他是当时着名的易学大家，写有《周易卦名释义》一文发表在1928年的《清华学报》上[10]。我国当代的“易学宗师”黄寿祺先生就曾师从于他[11]。再者，林义光一生治学广泛，涉及经史、诸子、文字等领域。将不同领域相结合进行研究也是其治学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其对《诗经》的研究上体现的尤为充分。林义光认为要想读懂《诗经》，就必先要扫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语音上，林义光则利用古文字材料来研究《诗经》，着有《诗经通解》一书，该书主要特色在于通过征引钟鼎铭文，考证“文学孳生通假之故，古书传写改易之迹”,以探求诗义。譬如说《小雅·常棣》“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威”字古通作“畏”,并引毛公鼎“疾威”、盂鼎“天威”，“威”皆作“畏”为证。[1]季旭升先生在其《析林义光<诗经通解>中的古文字运用》一文中，对《国风》部分中林义光利用金文的考释加以分析后发现，除两则有待商榷外，其余均言之成理[12]。另有《三事大夫说》一文于1931年发表在《国学从编》第一期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林氏在对古文字的研究上借鉴《易经》的某些思想或术语，是完全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林义光.《文源》，福州：福建师范大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三册，民国九年（1920年）。
侨川时雄（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M].北京：中华法令编译馆，1940年版。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邓球柏.《<易>卦“互体”浅说》[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J].《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99年版。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3年版。
注释：
[1] 民国二年（1913年）闽县、候官县两县合并，取两县原名首字为“闽候”，即今之“闽侯”此处笔者忠于原书作者所署“民国九年九月闽县林义光”。亦可说明，此书成时闽县虽早已更名，然林义光仍署旧名，可知其原籍当确为福建闽县人。
[2]来自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网站：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ll/2075/index.html。
[3] 北平中国大学，民国时期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1912年，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所遗校舍成为国家教育部的办公场所。
[4] 侨川时雄（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译馆，1940年。
[5] 转引自廖平《本世纪的<诗经>学研究》http://www.guoxue.com/master/liaoping/lp06.htm。
[6] 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中提到这四篇文章“分别刊登在北京中国大学《国学从编》第一、二期上”。经本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民国专栏上查证，其说不确。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乇、
文化-田胜男：论林义光的“互体”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8页。
[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60页。
[9] 邓球柏：《<易>卦“互体”浅说》[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10] 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中认为是《周易封史释义》，经查证当为《周易卦名释义》。参见《《清华学报》，1928年第五卷第1期，第1501页。
[11] 张善文《易学宗师之风范－先师黄寿祺教授治《易》成就述略》，《易诠释中的儒道互动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台湾大学》，2003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111340100ceql.html。
[12] 叶玉英：《论林义光对古文字学的贡献》[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文源>的疏证与研究》（批准编号为0914）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