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评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评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评介*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过于关注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下层百姓的研究相当薄弱。然而，这种状况近年来开始有所改观，关于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的着作越来越多地问世并出版，包括卢汉超的获奖作品《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1]。与那本关注上海的《霓虹灯下》不同，《叫街者》研究的话题是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的乞丐和乞丐文化。这是这个最新学术倾向的一项新成果，是一部研究深入、论述清楚、分析细致的着作，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乞丐的优秀叙事史。
这部着作的研究不仅专注于晚清民国的乞丐文化，而且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是怎样成功消除乞丐的论述。在这部着作中，卢汉超把乞丐视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尽管他的研究是以地方资料位基础的，但他强调乞丐在不同城市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他发现，乞丐们使用的乞讨方式、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乞丐们的组织以及政府对乞丐的政策，在不同的城市里并无显着区别。正如他所说，“在中国，对乞丐的基本看法与世界其它地区没什么不同”（15页）。在卢汉超的这个研究中，他涉足广泛，比如乞丐的观念与实践、丐帮、贫困以及国家和社会对于乞丐的措施等。为了研究底层百姓（subaltern，意为“下层”，是该书中频繁使用的词汇），我们要经常面临何处才能找到他们的声音的问题。卢汉超发现，对于乞丐们的描述，并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通常是被社会精英所记载的。因此，卢汉超付出了大量努力来利用第一手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以及“倾听乞丐们自己的声音”（12页）。
卢汉超认为，汉语词汇“乞丐”包含多种意思，可以反映出街头徒步行乞的人是如何为生存而挣扎搏命的。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乞丐们不仅在街头要饭，而且通过各式各样的卖艺和出卖力气来乞求得到钱财和食物的施舍。并不是所有的乞丐都无家可归；事实上，其中的一些人虽然被人们称为“乞丐”，而且他们也认可这样的分类，可他们是有自己的居所的。乞丐们有各种各样的乞讨方法，比如他们可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俗”（133页）。通过对上海乞丐的论述，卢汉超认为，“每天城市环境中有如此之多的行乞方法产生和运用”（133页）。根据这项研究，在中国，许多乞丐的观念和习惯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化时代。在那个时代，乞丐变得既是受助者，亦为受害者。乞丐在社会里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行乞变成一种职业。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和革命并没有改变乞丐的处境，这个行当一直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初。
乞丐通常与流民或游民有紧密联系，而流民或游民被社会精英和国家政权视为社会恶习的载体。其实也有一些乞丐常常为了获得食物和钱财而打家劫舍，因而被孔飞力冠以“盗匪帮伙”。但在卢汉超看来，他们打家劫舍实属求生的行为。通过研究，卢汉超发现乞丐文化影响着主流社会，而且依旧是底层阶级与主流阶层之间交往的纽带。尽管人们对社会上的乞丐怀有不同的看法，卢汉超还是认为，“中国的宗教信条、世俗民风以及精英学识都会帮助我们形成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乞丐形象的框架，会帮助我们指出主流文化和底层社会文化的混合”（53页）。乞丐们崇拜神灵、皇帝和古代英雄，并且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乞丐们贫穷且毫无希望，但许多人相信他们有能力与天神沟通。举例来说，中国的春节期间，乞丐们经常被看作是天神的信使。卢汉超总结道，“世界上几乎不会有人会从历史和传说中得到关于中国乞丐如此充实而鲜明的印象”（54页）。
在中华帝国晚期，国家权力很难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绝大部分地方事务，包括乞丐事务，都要由形形色色的慈善组织和职业机构来管理。清廷处理乞丐问题主要有三种方式：清廷设立了大量施济所和粥厂；将乞丐置于保甲制度下，使所有的乞丐在当地官府登记入册；鼓励乞丐们建立自己的帮会以自我约束。在这样的政策下，乞丐们获得了相对较大的社会空间，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职业组织。由于国家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那么穷人只能寄希望于社会。因此，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乞丐组织成为这个国家众多秘密社团的组成部分”（108页）。乞丐帮会在管理乞丐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帮会头领的权力“来自她的个人魅力、社会关系网，以及地方精英和官府在策略上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显得至关重要”（108页）。事实上，乞丐们组织他们自己去寻求安全和公正，以及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乞丐帮会与其它社会团体没什么差别”（8页），就像商会、同乡会等等一样，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其团体自身的利益。乞丐帮会通常是由当地官府组织，这样做可以帮助官员有效地约束乞丐们，并且将乞丐帮会的成员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以及通过颁布法令来确定这些行为。这一切要比官员们承担这些任务更加有效。
卢汉超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关于乞丐问题的改革。从晚清以来，乞丐问题都是城市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近来研究的一个焦点。[2] 在中国，处理乞丐问题有两种途径：同情或憎恶。这经常引起类似于他们是否“应该或不应该得到”社会救济的争论。根据卢汉超的研究，这样的改革，其成果很有限。在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争、日寇侵略、饥荒，以及自然灾害，所有这一切都会制造更多的乞丐。尽管慈善组织试图做出减轻这种痛苦的努力，但他们的能力有限。此外，政府的政策缺乏持久性，政府的力量经常不足以处理好乞丐事务。对此，卢汉超认为20世纪初期的改革，不管是辛亥革命前，还是辛亥革命后，应该都不能被看作是“标志着乞丐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里程碑”（11页）。
卢汉超利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乞丐问题。他并不试图探讨关于乞丐问题的各个方面，而把注意力聚焦于毛泽东对于“武训事件”的处理上。武训是19世纪山东的一个乞丐，他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实现其在家乡办学堂的梦想，他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电影《武训传》公映之后，尽管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却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该电影本身，而且指向该电影的创作和演职人员。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打击。虽然乞丐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完全绝迹，不过“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以后的30年里，乞丐在中国的城市里确实比较罕见”（197页），国家有能力“有效地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197页）。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逾600个收容所，以将乞丐从城市撵回乡下。国家还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设立了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这成了阻止农村人口，特别是乞丐，从乡村涌入城市的最有效的方式。在结论中，卢汉超描绘了一幅近年来乞丐现象重新抬头的图景，并且指出，这是“国家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治控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果，这也反映出不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受到了忽视和冷遇”（198页）。
卢汉超不仅成功地撰写了关于近代中国乞丐的历史，而且绘出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图景。加之该书关于乞丐问题的精辟见解，卢汉超为我们讲述了关于乞丐谋生的绚烂多彩的故事。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底层百姓及其社会生活环境的更多知识，应该推荐给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以及大众读者。
作者王笛，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唐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 本文译自《亚洲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 no.1，Jun，2008）.卢汉超着作Hanchao Lu ，Street Cri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Begga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 李慈：《现代困局：南京乞丐问题的处理，1927－1937》；关文斌：《现代天津的乞丐帮派：关于乞讨和生存策略的演讲》；均为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会议论文，2002年4月，华盛顿（Zwia lipkin， “Modern Dilemmas: Dealing with Nanjing Beggars”, Kwan Man Bun， “Beggar Gangs in Modern Tianjin: a Discourse on Mendicancy and Strategies of Survival”,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6 April 2002, Washington DC）。司昆仑：《成都文明：中国现代城市的形成，1895－1937》，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Zwia Lipkin. “Modern Dilemmas: Dealing with Nanjing Beggars, 1927-193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6 April 2002, Washington D.C.; Kwan Man Bun. “Beggar Gangs in Modern Tianjin: a Discourse on Mendicancy and Strategies of Surviv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6 April 2002, Washington D.C.;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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