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及考古学者便投入极大的关注在古代盐的生产及分配之上，并认为盐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受限于历史材料的限制，往往只能上推至东周时期。近年来由于三峡水库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工程受影响的区域刚好都是先秦盐生产的重要地区，使得考古学家在抢救发掘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相关的遗迹现象，辨识出许多盐生产遗址，使得我们对于古代盐生产的研究有飞跃性的突破。但相较于美洲、欧洲、日本及非洲地区的盐业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对于盐业考古的议题仍在初步的阶段，有许多方面值得从国外的相关研究吸取经验。本文将对目前为止中国盐业考古的研究做一简短的回顾，并综合国外的研究案例，提出中国盐业考古学未来研究应着重及注意的方向，以供参考。
近年中国盐业考古的研究区域与方向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古代盐生产的研究极为关注，已有数篇相关文章从整体盐业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讨论①。但由于不断有新的材料发表，使得这类文章很快就无法涵盖最新的成果。此外，各地区的材料性质与研究进程各异，因此我们先概略地回顾目前中国各地考古学盐业考古方面的研究，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
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于廪君的传说②，以及历史时期四川盆地为中国主要的盐产地之一的影响，很早即有学者主张盐是四川盆地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因素③。但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使得许多推论流于臆测。近年三峡水库的抢救考古过程中，发现许多具有同一时期大量单一陶片堆积的遗址。这些大量陶片堆积的现象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初期，与国外已知使用陶器进行盐生产的遗址有许多共同之处④，引起许多考古学者的关注，并尝试以盐业考古为主题进行研究。目前发现的主要遗址分布在重庆市忠县的{洽甘}井沟流域周围，包括在{洽甘}井沟口的哨棚嘴⑤、瓦渣地⑥、杜家院子⑦、罗家桥⑧、崖脚⑨，{洽甘}井沟中游的中坝⑩，涂井河中游的李园⑾，以及周围的邓家沱⑿、石地坝⒀等遗址。
由于三峡地区盐业遗址发现的时间较早，从正式的发掘与研究到目前已有十余年，累积了相当的研究基础。目前三峡地区盐业考古的研究，除了发掘报告外，主要可以区分为几个不同的研究主题，包括遗址的介绍⒁、个别遗物、遗迹的判断研究⒂、制盐环境的背景分析⒃、盐业生产技术的重建⒄、盐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⒅，盐业生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⒆、长距离盐贸易的分析⒇以及动物遗存或盐腌制品的研究[21]。
尽管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近十年来的研究已使我们对三峡地区的盐业历史有一个概略的认识[22]。目前看来，最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3500～1800BCE)，人们便开始在{洽甘}井沟口一带进行盐生产，而且生产范围随后扩及至{洽甘}井河中游的中坝遗址。最早的盐生产工具是以一种带花边口的大口尖底缸，而在接下来的三星堆文化时期(1800～1250BCE)及十二桥文化时期(1250～1000BCE)，熬盐工具由大口尖底缸转成几种小型尖底杯，以及船形小杯。到西周初期，这种以小陶杯作为熬盐工具的技术又有变化，熬盐陶罐变成花边口圜底罐。从春秋时期开始，这些圜底罐在容量和形态上变得相当标准化。由于古代陶器制盐时常以陶罐兼作塑造盐块的模子，因此制盐陶器的标准化不但显示专业工匠的出现，同时标准化的盐块可能也有助于形成固定的交易单位，以便长距离贸易运输。
使用陶器制盐的技术在{洽甘}井河流域可能持续了两千余年。直到汉初，这些盐生产遗址的陶片数量锐减，再也看不到如先秦时期文化层中大量的制盐陶器堆积，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长条状被称为“龙窑”的遗迹。如果参照四川地区东汉时期制盐画像砖的图像[23]，这些龙窑很可能是熬盐的盐灶，铁锅取代了早先的陶罐，成为直至近代最主要的熬盐工具。
目前，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盐业考古主要集中在三峡一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川东地区的盐矿存在于较浅的背斜地层内，当河川下切背斜，古代人类即可在河流沟谷内发现盐卤的露头。川西地区盐矿较深，必须具备一定的凿井技术方能探得盐矿[24]。尽管《华阳国志·巴志》有李冰开广都盐井的记载，但目前尚未发现川西先秦时期盐业生产的考古证据。在蒲江县曾发现有完整的大铁锅，口径131公分，底径100公分，高57公分，内刻汉隶[廿五石]，其形态与前述画像砖中的熬盐铁锅相近[25]，是目前川西地区少数汉代盐业生产的直接证据。
四川盆地已发现数处唐代及以后的制盐遗址，均集中于蒲江县内。成都市考古队清理了其中白云乡盐井沟的两座盐井，并在灰沙嘴一带进行调查试掘，发现有大量煤渣堆积，以及盐井、蓄卤池、输盐笕槽、煤矿坑道等，在盐井附近还发现有唐代元和八年(813年)、大中(847～860年)年间的佛教石刻造像[26]，对唐代川西的盐业状况有了初步认识。
山东沿海地区
山东沿海有相当长的盐生产史。《尚书·禹贡》就有海岱地区“厥贡盐、絺，海物唯错”的记载[27]。而《管子》一书也记载了春秋时期齐国发达的盐业情况[28]。在如此发达的盐业基础下，自然可以期待大量的盐生产遗迹出土。近年来考古学者们在山东北部多处遗址发现盔形器及碎片，堆积情况与三三峡的制盐遗址相似，这些遗址在莱州湾沿岸密集分布，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它们应是熬盐器具[29]。
目前，山东地区的盐业考古尚在初始阶段，主要着重于制盐遗址的寻找与确认，以及相关遗址年代的确立。前者方面，已有学者针对盔形器和相关遗迹进行化学分析[30]，至于后者的看法则较为分歧；目前的看法有较泛地定在商周时期[31]，有较明确地定在商代晚期[32]，或西周至汉之间[33]，或春秋战国时期[34]。从目前的证据来看，盔形器的上限应至少在商晚期之时，甚或更早。
在盐业生产遗物及遗迹辨识上，特别是相关的化学分析已有相当成果。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35]及阳信县李屋遗址[36]出土的许多盔形器内壁附着白色凝结物，根据XRF及XRD分析结果，发现这些白色凝结物的氧化钠及氯的含量都远高于周边土壤数倍，而氧化钠及氯应是成盐过程中由卤水中析出的成分[37]。在遗迹方面，大荒北央遗址发现大量黑色草木灰与白色凝结物交互成层现象。这些白色凝结物与盔形器上的白色凝结物基本一致，有研究者指出这很可能是煎煮海盐前，先将卤水淋在草木灰上晒干，再淋溶成浓度较高的卤水的遗迹[38]。笔者于2005年曾在甘肃礼县盐官镇古盐井旁见过用草木灰煎淋方式所留下的遗迹，确与上述报告所述相近。事实上，过去在忠县中坝遗址出土大量东周时期的类似“房址”遗迹，也与上述现象相当类似，过去由于无法厘清其外形、墙基及柱洞，以至其功能不明[39]，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也属于这类草木灰淋煎的遗迹。
山东地区早期盐业考古的另一议题是关于盐产区的讨论。过去认为山东早期的盐资源主要来自海水，但有学者在重建当时海岸线后指出，当时部分制盐遗址确实分布在沿海一带，但更多的产盐遗址位于当时海岸线15公里、甚至30公里以外，这显示当时制盐除海水以外，很可能也包含开采地下卤水[40]。除了生产用的陶器外，还发现有战国至秦代的古玺及封泥[41]。这些实物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盐业的管理与交易状况。
目前山东地区的盐业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以前的生产，汉以后仅有数件制盐器物的报导[42]，这或许是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山西
山西地区的主要盐产地在晋南的解池。《左传·成公六年》中晋人在决定首都时，便有将盐资源列入的考虑，担心首都过于靠近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有国饶民骄的忧虑[43]。由于解池盐的开采相对容易，许多学者都相信当地盐的开采应远早于这个时问，并认为解池盐的开采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44]。近年来考古界相当重视这个议题，从二里头文化以至商代聚落型态与自然资源运用的角度出发，做出许多早期盐生产与运输的有力推论[45]。较为可惜的是，由于解池的盐矿可能是在适当季节采收盐池旁风干的盐粒，很难留下相关的考古遗留，使得这方面的证据相对薄弱。
广东／香港／海南
随着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古代盐生产的重视，学者们也将注意的焦点转至东南沿海地区。有学者提出，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有相当规模的生产与贸易[46]。这个设想有相当的可能，但仍待进一步证实。除此之外，香港、深圳一带已发现数十座隋唐以至元明时期的蜃灰窑遗址，有学者指出《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广东通志》等书均有提及南海人以竹釜为锅，外敷石灰煮盐的情形，而主张这些蜃灰窑遗址很可能就是煮盐相关的遗址[47]。这是一个相当有趣、且可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未来应受到更大重视。此外，也有考古学者注意到，至今尚存的海南岛洋浦盐田村利用火山石凿成石盐槽进行晒盐的行为，并从民族考古学的角度思考这个已有一千余年历史的盐业生产方式[48]。
对于未来中国盐业考古的检讨与展望
从以上回顾可以发现，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盐业考古有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的研究主要着重在特定盐生产工具、遗迹，以及遗址的辨识与分析方面，而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纷纷寻找新的方向。在此笔者综合自身在三峡的研究经验，以及国外的研究成果，尝试指出一些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找出必须注意的问题。
1．盐业遗迹与遗物的化学分析
先前的回顾显示，中国盐业考古的研究已注意到利用陶器制盐的遗物与遗迹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化学残留物的分析。由于盐的主要成分氯化钠具有高度水溶性，在考古遗址中难以直接发现，因此考古学家必须采用间接的方式进行检测。目前的化学分析以XRF及XRD分析制盐陶器器壁及遗迹中残留白色钙化物为主。由于在析出氯化钠的熬煮过程中会形成碳酸钙或碳酸镁等难溶性钙化物，因此，这种方法是目前最有效的间接证实盐业生产活动的方式[49]。另外也有针对盐成份进行分析的尝试，包括使用XRF分析制盐陶器及土壤中氧化钠(Na20)及氯(C1)的含量[50]，以及运用电子扫描显微镜(SEM)检验制盐陶器器壁内外盐的梯度变化[51]。这些研究显示，即使氯化钠溶解后，在器壁及土壤中仍有残留盐分。
尽管科学分析的方法带给我们许多确切探讨古代盐生产的线索，但在解读时仍须注意许多细节问题。首先，在呈现科学分析结果时，应全面呈现从采样、分析方法、背景值及推论过程等一连串的步骤，使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比对及验证彼此的实验。此外，在材料及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应提高样本数量，以避免误差值的干扰。
另一个相关问题在于，科学分析所需要的知识往往不是考古学家所能独立完成的，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学者协助。但在判读时，考古学家仍须了解各种分析方法的特性及解释上的局限性，并从中找出进一步的问题。以前述电子扫描显微镜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发现陶片呈现由内到外钠元素及氯元素递减的梯度变化。但笔者曾用中坝遗址出土的圜底罐做过一个非正式的煮盐实验。陶罐的外壁在盛放卤水之后立即因陶罐的高渗水性而变得十分潮湿，而在小火熬煮约十多分钟后，陶罐外壁便开始出现一层盐结晶，也就是说，在制盐过程中，内外壁皆有成盐现象，甚至外壁的成盐现象更早于内壁。在此情形下，内外壁的盐度相差应不大。如果分析时发现内外壁盐度有显着差异时，或许应更进一步去探索当时生产技术是否与我们所推测的不同?堆积环境是否造成了后来的差异?抑或是在实验步骤中有所误差，这些都值得再深入探究。
2．盐业考古遗址发掘报告的撰写
一般中国的考古发掘报告对陶器的分析多是分型分式后，例举数个代表性器物描述，但这样的报告方式对盐业考古研究并不完全适合。已知制盐陶器在遗址所有陶器中所占比例是辨认制盐遗址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传统分型分式的报告方式往往降低制盐陶器的重要性，使我们无法得知某种制盐陶器在该时期内所占的比例。在三峡地区许多商周遗址制盐陶器的报告都存在类似问题，光从报告我们很难得知该遗址究竟是制盐遗址，抑或是纯粹消费盐的遗址。这是未来发掘报告撰写上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与此相关但又有矛盾的是遗址中非制盐陶器的问题。虽然传统的报告方式会降低制盐陶器的重要性，但在已确定为盐生产的遗址中，因陶器的出土量极大，发掘者或研究者常常以其作为判断遗址文化属性的代表器，而对其他非制盐陶器不予重视。但制盐陶器是一种生产技术，它的学习与传递的基础与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不同。不同族群的人可能因为学习某种生产技术而把生产器物的风格一并学走，造成该器物风格的快速扩散。相对而言，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较难有这种情况。在大部分情况下，制盐陶器与非制盐陶器的分布范围大致是重叠的，但唯有先注意到这两者问的差异，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讨论重叠范围边缘周围的互动问题。
此外，发掘报告也应强调制盐陶器的测量。许多考古及民族志资料都显示出同一时期模塑盐块的制盐陶器在形状及大小上有标准化倾向。这是因为当盐块标准化后，便于运输并作为标准的交易单位。因此测量制盐陶器的各种属性，并以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检定，可以让我们得知当时是否有专业化的制陶及制盐的工人，以及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团体是否存在，更可进一步推论当时手下业与贸易的关系，这也是目前中国盐业考古学界较为忽略的问题[52]，而要发展这方面的讨论，不但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细致，同时也要改进盐业考古报告的呈现体例。
3．民族学类比与实验考古
目前中国盐业考古仍有许多未解问题，特别是制盐遗迹的辨识及盐生产工序的重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须仰赖民族志的类比工作。目前国外已有相当成功的盐业民族学类比研究[53]，而中国盐业考古的民族学类比工作才刚刚起步[54]，许多问题必须注意。民族考古学类比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类比的效度问题。在器物与遗迹的比较上，要从功能及伴随的现象着手，而不能只从形状相似便直接拿来类比。以制盐陶器为例，我们必须考虑该陶器的功能是纯粹熬盐，还是用来塑模盐块，抑或是两者皆是，而不是盲目因陶器外形相似便直接将其功能等同。而在深入进行盐的生产及交换的类比时，也要注意比较对象之间的自然环境条件、所在区域及文化发展程度是否能提供类比的基础。
当没有合适的民族学类比材料时，运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模拟实验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国外盐业考古曾针对煮盐时的最佳温度、煮盐的方式，以及卤水蒸发的效率等问题进行实验[55]。目前中国这方面的实验也尚待开展，不过较需一提的是，实验考古学的工作必须反复多次测试，同时严格控制实验中的各种变数，否则准确率将会大打折扣。
4．多学科的互动及议题的深入
除化学分析外，盐业考古应该考虑运用更多的跨学科分析方法来扩展相关的议题。例如运用磁力探测的方式寻找及确认熬盐产生的用火遗迹、探测当时的用火温度，以及运用植物考古学的研究，重建当时可能使用的植物性燃料种类。而大量取得燃料的同时可能会对当地植被造成破坏，进而影响地形地貌的发展，这些也可透过对孢粉及地质的分析获得解释。
经过近十年来的努力，盐业考古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中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方向，由于这是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传统方法或观念往往会忽略应注意的线索。随着学术界对这个议题的重视，我们期盼在未来能有更深入浅出的发展，以理解盐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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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③a．任乃强：《巴族与食盐》，《民族研究文集》，第522～558页，任乃强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b．任乃强：《说盐》，《盐业史研究》，1988(1)：3～13；c．屈小强，《三星堆文明时期的食盐贸易》，《盐业史研究》，1994(1)：11～15。
④使用陶器进行盐生产的遗址、遗迹与遗物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参见陈伯桢：《由早期陶器制盐遗址与遗物共同特性看渝东早期盐业生产》，《盐业史研究》，2003(1)：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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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庆市杜家院子遗址2001年度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384～420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⑧a．成都市文物考占研究所等：《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报告》，《成都考占发现2001》，第439～459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h．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460～483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⑨a．孙华：《忠县半边街东周时期和汉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第219～220页，中国考古学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b．唐飞：《忠县崖脚战国时期及汉、宋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268—269页，中国考占学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c.北京大学考古文物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679～734页，重庆市文物局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⑩a．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第272页，中国考古学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第559～609页，重庆市文物局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Ⅱ区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占报告集1998卷》，第607～648页，重庆市文物局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d．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1)：37～49。
⑾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等：《四川忠县涂井乡永兴、李园两处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5(3)：63～66；h．孙华：《忠县李园战国至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第229页，中国考古学会编，1997年。
⑿李锋：《忠县邓家沱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重庆市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9～106页，重庆市文物局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酆都石地坝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702～737页，重庆市文物局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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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全面将研究成果在此陈述，部分成果可见陈伯桢：《中国早期盐的使用及其社会意义的转变》，《新史学》，17(4)：15～72，以及未来将出版的《中国盐业考古(第三册)》。
[23]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图说10～14，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24]李小波：《四川盆地古代盐业开发的地质基础》，《盐业史研究》，2002(4)：20～24。
[25]a．侯虹：《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盐业史研究》，2002(3)：18～27；b．侯虹：《渝东地区古代地质环境与盐矿资源的开发利用》，《盐业史研究》，2003(1)：55—64。
[26]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蒲江县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简报》，《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第126～145页，李水城、罗泰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b．龙腾：《蒲江县盐井附近摩崖造像考察》，《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第146～159页，李水城、罗泰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27](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第143～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尚书·禹贡》的成书时间可能在东周早期，但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较早的一些情况。
[28]学者们对于《管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倾向于相信《管子》成书是于战圜时期参考当时春秋时期当存的史料写成，某种程度上仍反应春秋时期的情况，可作为参考。
[29]a．曹元启：《试论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盔形器》，《北方文物》，1996(3)：22～26；b．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文物》，2006(4)：84～89，96；c．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盔形器的用途与产地新探索》，《考古》，2006(4)：68～76；d．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古学探索》，《盐业史研究》，2007(1)：32～37；e．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4)：53—67；f．李水城、兰玉富、王辉、胡明明：《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1)：82～91；g．王青、朱继平、史本恒：《山东北部全新世的人地关系演变：以海岸变迁和海盐生产为例》，《第四纪研究》，26(4)：589～596；h．王青：《<管子>所载海盐生产的考古学新证》，《东岳论丛》，26(6)：135～139；i．于嘉芳：《牢盆与泲水——关于齐国的制盐技术》，《故宫文物月刊》，19(7)：106～121。
[30][50]朱继平、王青、燕生东、秦颍、常叙政、佟佩华、王吕燧：《鲁北地区商周时期的海盐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5(1)：139～142。
[31]a．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新石器遗址调查》，《海岱考古》，1，第124～140页，1989年；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风凰台遗址发掘》，《海岱考古》，1，第141～182页，1989年；c．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海岱考古》，1，第183～201页，1，1989年；d．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4)：53～67。
[32]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1)：82～91。
[33]曹元启：《试论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盔形器》。《北方文物》，1996(3)：22～26。
[34]a．滨州地区文物志编辑委员会，《滨州地区文物志》，第11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b．山东利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四处东周陶窑遗址的调查》，《考古学集刊》，11，第292～297贞，1997年。
[35]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寿光市博物馆：《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制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5(12)：41～47。
[36]燕生东：《山东李屋商代制盐遗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1日。
[37]a．朱继平，王青，燕生东、秦颍、常叙政、佟佩华、王昌燧：《鲁北地区商周时期的海盐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5(1)：139～142；b．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古学探索》，《盐业史研究》；2007(1)：32～37。
[38]a．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文物》，2006(4)：84～89，96；b．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古学探索》，《盐业史研究》，2007(1)：32～37。
[39]孙智彬：《忠县中坝遗址的性质——盐业生产的思考与探索》，《盐业史研究》，2003(1)：25～30。
[40]a．王青：《<管子>所载海盐生产的考古学新证》，《东岳论丛》，26(6)：135～139；b．王青、朱继平、史本恒：《山东北部全新世的人地关系演变：以海岸变迁和海盐生产为例》，《第四纪研究》，26(4)：589～596。
[41]a．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题研究》，《考古》，2004(8)：56～61；b．周晓陆：《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考古与文物》，2005(5)：3～15；c．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4)：116～125。
[42]林仙庭、崔天勇：《山东半岛出土的几件古盐业用器》，《考古》，1992(12)：1139～1141。
[43]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成公六年》，第827～828页。
[44]a．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一册——远古史》，(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1961)；b．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台北：何龙澧芬，1996)；c．朱大为、王波：《夏都靠近盐池新证》，《盐业史研究》，1991(1)：57～64。
[45]Liu Li and Chen Xingca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London：Duckworth．2003)；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第71～134页。
[46]a．李岩：《从考古看广东的先秦商业》，《广东经济》，2002(9)：34～37；b．李岩：《岭南先秦商业活动的考古学立场管窥》，《古代文明(第3卷)》，第150～16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47]区家发、佟宝铭：《香港深圳地区的古代煮盐业》，《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7，14：81～87。
[48]王仁湘：《海南洋浦古代晒盐场》，《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办会议论文，2007年11月9～11日，预计发表于《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占学集刊》第一期。
[49]a．朱继平等：《鲁北地区商周时期的海盐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5(1)139～142；b．朱继平等：《长江三峡早期井盐开发的初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c． Rowan K．Flad，et al．，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early salt production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02(35)：12618～12622。
[51]a．朱继平等：《长江三峡早期井盐开发的初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b．Rowan K．Flad，ct al．，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early salt production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02(35)：12618～12622。
[52]Rowan K．Flad，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China，Ph．D．Dissertation，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UCLA，2004；Rowan K．Flad，2007，Rethinking spe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alt pmducfion in prehistoric Sichuan，Rethinking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complex societies：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production，edited by Zachary X．Hruby and Rowan K．Flad，PP．107—128，Berkeley，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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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a．傅罗文、陈伯桢译：《新几内亚、乌干达及西罗马帝国的盐业生产、交换与消费——重庆地区先秦时期盐业生产的比较研究》，《盐业史研究》，2003(1)：95～104；b．王连第：《中国、德国古代熬盐情况浅析》，《化工矿产地质》，24(4)：237～242。
[55]Riehm，Karl，Prehistoric salt-boiling，Antiquity，35(139)：181～191；Akridge，D．Glen，Methods for calculating brine evaporation rates during salt produc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预计将于2008年初出版)。
（资料来源：《历史学》2008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109.html

以上是关于考古-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