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陈宝箴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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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宝箴集》序


  叔子先生编辑的《陈宝箴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消息,余于东京旅次获悉。闻讯之下,不胜欣慰感慨。

  有志者,事竟成,诚叔子之谓也。余与叔子相识于二十多年前,他为编《文廷式集》,在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史料,余则是档案馆之常客,大约是由王凡先生引见的。相识既久,交谈日多。紫禁城的重檐黄瓦,筒子河的潺潺流水,都曾是我们切磋史料流连忘返之地。我们一起探讨档案线索,评论历史人物,话匣子一打开,就没有收住的时候。后来,他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余亦出国奔波,彼此很少通音讯,常常有“人生难相见,动如参与商”之叹。直到近年才在广州相逢,知道他在编成《文廷式集》之后,又开始搜罗整理陈宝箴的文集,断断续续从南昌一直干到了广州。翻阅那厚厚的文稿,余先是感到有些吃惊,尔后又有些困惑,在高楼林立经济发达的广州城里,居然还有人不图名利。埋首故纸,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多个年头。余由衷佩服叔子之毅力。

  对于陈宝箴,余真是有许多话要说。因多年从事戊戌变法及晚清史研究,故对陈宝箴之奏摺、书信之类的未刊稿,颇有留意。而且,由于陈宝箴父子在戊戌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不寻常的表现,对其思想发展之脉络亦颇有所思考。说实话,在同治、光绪年间的政坛上,要是多有几个像陈宝箴那样的封疆大吏,那么,晚清历史的画卷就会精彩纷呈得多。陈宝箴思想的发展脉络,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他是从具有强烈爱民爱国意识的读书人,逐步变为具有清流特色的官吏,后来又发展到成为意气风发、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甲午战败之后,湖南地区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都是与陈宝箴的名字分不开的。

  陈宝箴早年“以举人从席宝田治军,叙功保知府”。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陈宝箴正在京师,遥望侵略者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浓浓烟雾,他泪湿青衫,痛不欲生,忧民爱国之念时萦于怀。后来,他又曾担任过浙江按察使、署湖北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职司刑狱,颇着正声。面对那些穷困无助、两手空空而又身触法网的民众,陈宝箴再三踌躇,思绪万千,他在给李鸿藻的信中写道:

  宝箴司职刑狱,亦竞竞惟纵暴长奸是惧,冀回什一于千百而已。然持法不敢二三,而揆厥所由,大半以饥寒驱迫,忍而为此,则又惄然而罔知所以处此矣。

  陈氏除暴安良、同情弱小之情怀,已跃然纸上矣。然而,此时陈宝箴的思想尚停留在清流派的阶段。他与当时的清流派魁首李鸿藻关系相当不错。后来甲申易枢,朝局更动,军机大臣李鸿藻因受牵连而离开枢垣,“持节督工河上,宝箴为擘画数事,大奇之。是年,鸿藻再入军机,以宝箴久屈司道,未竟其用,即擢湖南巡抚”。可见陈宝箴之擢任湘抚,与李鸿藻提携殊有关系。故而他赴任伊始,即致函李鸿藻称:

  宝箴到任月余,考察湘中吏事、军事及民间生计风俗,皆觉迥逊往时,而本年旱荒,尤数十年来所未有。目前惟赈抚最为急务。取巧牧令,惟知给以户照,纵令逃荒,以邻为壑,醴陵一邑,给发至八百纸,每纸皆近百人,设有奸宄从中构煽,即此七八万人,为患已不可胜言。况他县之继起者。更将不可数计耶! 宝箴抵任。即将醴令撤差,别委贤员,筹给银米赈恤,止其逃徙,而严饬各属并委员绅,设法拊绥,断不可任令流亡,且酿隐患。第公私匮窘已久,亏累日积,藩司解款,支绌已甚,截留漕项三万金,散给早罄,幸开办赈捐之情,昨已奉准,略可措手,然究未可深持,抑非一时所能集事,私衷懔懔,实与悬军远峤日忧馈军者同,一如朽索之驭悍骑。伏思每年例有查询接济谕旨,嘉惠蒸黎,无远弗届。湘民自军兴以来,出力输财,颇竭忠悃,倘蒙圣慈垂念,恺泽覃敷,士民感戴皇仁,益沦肌髓矣。民生利害,惟天时、吏治二者,最为切身,荒政而外,饬吏为要。宝箴行能窳薄,无能为役,惟有明是非,公好恶,树之准的,期渐知所趋向,恩怨毁誉,非所敢计而已。忝辱知眷,谨用附陈。手肃伸意,恭请崇安。宝箴再拜上。

  这大概是陈宝箴在湘抚任内,一开始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穷则变,变则通。他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想到了更张旧法,另辟蹊径,引进维新俊才,改换湘省面貌,于是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有声色的省份。陈宝箴心向维新,庇护人才,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颇有些记载。据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维新政变,全国恐怖,慈禧下令追捕严惩维新人士,文廷式即在其中。小田切与文廷式相交有年,曾多方派人到湖南等地寻找,均无着落。原来,文廷式已被革职回乡的陈宝箴所救。文廷式告诉小田切说:

  北京政变的时候,他在湖南长沙府,突然巡抚陈宝箴劝他赶快逃遁,所以急忙躲到该府附近的偏僻地方避难。以后北京发生的事情弄清楚了,他越来越感到危险,进退维谷。恰好陈宝箴把巡抚的事务交卸完毕,在离湘回籍时,让文廷式坐他的官船,一直送他到汉口,幸而避免被捕获。《日本外文文书》,第31卷,竹元规人提供译件

  此事系文廷式口述,当属可信。不难想见陈宝箴在救助文廷式时,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余很钦佩陈宝箴深明大义、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同情他后来所遭遇的困境。本来,张之洞是他的顶头上司,许多新政建议都是他们俩联衔上奏的,有些方面张之洞比陈氏走得更远,如派人员赴日学习新法。可是,张之洞于戊戌政变后,却能逢凶化吉,直上青云;而陈宝箴则运交华盖,穷困潦倒,病没深山。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陈宝箴在巡抚任上推行新政、革除陋习时,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两面讨好,奉迎慈禧;而是一往无前,锐意整顿,不计得失,故而酿成后来之灾祸。呜呼,哀哉!

  叔子嘱余作序,匆匆写此,海天远隔,不胜神驰之至。孔祥吉 2003年盛夏,写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

  (资料来源:《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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