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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彝族历史

彝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属古氏羌支系。与史书记载的“叟”、“爨”、“乌蛮”等有关。由于人口繁衍，先民迁徙频繁，不断地向外伸展，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以前，陆续扩至今滇南、滇东北和黔西等地。进入贵州的彝族，据彝文古籍记载，与当地的“濮”关系密切。
彝族社会的发展曾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新旧交替。据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记载，彝族在古代经历过漫长的只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然后进入父系社会。与现在彝族地区有关的奴隶制的记载可追溯到西汉。
三国到魏晋南北时期，贵州彝族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农业上出现了自制的铁质农具，畜牧业有了固定的牧场，纺织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蜀汉时代，其地首领因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统治着今黔西北大部地区及毗邻地方。立法、设官、豢养兵丁，镇压人民。为了维护奴隶占有制，彝族奴隶主之间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以抢夺土地，掠掳人、畜和财产的战争。奴隶们在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家外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奴隶们生产的粮食、饲养的牲畜被任意掠夺。
隋唐五代时期，这一地区的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农田已能“稻粟两熟”。封建王朝虽然设立了许多羁縻州县，但仍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任其统治。
宋代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发生大的战乱，贵州彝族地区的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成聚落”的农业经济，个别地方“乃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罗甸、自杞两个地方政府也常以马匹、茶、麻、酒、米、鹿豹皮等土特产同南宋王朝在今四川泸州和广西南宁一带进行贸易。
元代、元王朝在贵州彝族地区设置土司，派兵屯田，修通驿道，加强治理。使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土司制度使土官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世袭的统治者，而且也是该地区土地的世袭所有者。而土官属下的农民，则按等级不同被束缚在土地上，向土官提供劳役和实物地租。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贵州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组织境内的各族人民，“开偏桥、水车以达乌蒙、乌撒、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沟通贵州与湖南、四川和云南的大道，增进了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贵州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在此设置卫、所、开辟大量土地，实行“军屯”，调大批内地汉族与彝族杂处。由于大量的汉族军民的定居，不仅改变了整个地区地广人稀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农业技术和家作物新品种，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同时，地主经济在部份地区亦随之突起，作为上层建筑的土司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向前推进，至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贵州西南部彝族地区，相继“改土归流”，废除土官统治。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吴三桂用武力在彝族聚居的水西（即鸭池河及其上源三岔河、六冲河西北一带）和乌撒地区（即威宁、赫章等地）推行“改士归流”，革除土司，封建领主制经济逐渐为封建地主经济所替代。但在边远山区，作为残余的土目统治一直被保存下来。
从“改土归流”以后，贵州彝族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主经济；一是有封建领主制残余的经济。至建国前夕，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居于主导地位。
贵州彝族共有81.2万人。主要聚居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大方、赫章、黔西、毕节、纳雍、织金、金沙等县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盘县、六枝等县(特区)。此外，在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也有彝族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贵州彝族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的乌蒙山脉地带，地貌多样，山川雄伟，有高原、山地、盆地、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发展农牧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彝族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农作物有玉米、小麦、马铃薯、水稻、荞麦、甘薯和豆类。经济作物有油菜、烤烟、土烟。畜牧业在黔西北山区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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