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舆全览图-康熙帝与《皇舆全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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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帝与《皇舆全览图》


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关注,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不仅自己认真研习西方科技,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测绘史上的壮举,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也是康熙帝“三十余年心力”的结晶。
康熙帝自幼留心地理,很早便认识到地图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朕于地理,自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在治理黄河、出外巡视及进行其他政治活动或军事斗争时,他都以地图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在使用过程中,他也发现不少问题,如有的图粗略不清,有的图与实际不符。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他开始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他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要求将“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
我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虽有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成就,但长期以来沿袭旧法,很少创新。传教士来华之后,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中俄尼布楚谈判时,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向清廷进呈了一张新地图,引起康熙帝的注意。二十八年十二月,张诚在向康熙帝进讲西学时,建议清廷组织人力进行测绘,受到了康熙帝的重视。此后,康熙帝在出外巡视时,都令张诚等传教士扈从,一方面进讲西学,一方面随地测定经纬度。这表明他已经开始酝酿用西法测绘地图,并着手进行前期准备。
三十七年,奉康熙帝之命返欧招募新教士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回到中国。与他一同抵华的有巴多明、雷孝思等8名西方传教士,其中巴多明颇受康熙帝器重。巴多明曾细察各省地图,发现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地不符者甚多,即将此事奏明,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
此时,康熙帝研习西学已经多年,具备了主持这一重大科学工程的知识基础。部分清朝官员和皇子也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西学,能协助他的工作。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也为这一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因此,康熙帝决定将酝酿已久的测绘计划付诸实施。
为慎重起见,康熙帝决定先进行试测。四十六年十一月,他令张诚、白晋等人先行测绘北京及邻近地区。经过数月努力,地图绘制完毕。康熙帝亲自校阅,认为远胜旧图,于是决定全面测绘各省。
首先测绘的是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外地区,由白晋、雷孝思和法国传教士杜德美负责,时间从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开始。两个多月之后,白晋因坠马受伤返京,雷孝思、杜德美继续测量。他们于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709年1月10日)测完还京,绘成地图进呈皇帝。康熙帝阅后深感满意。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雷孝思、杜德美又奉命偕奥地利传教士费隐测绘东北。他们先从辽东入手,所测范围东南至中朝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四十九年,他们又奉命测量黑龙江地区。当时为防御沙俄侵略,加强了边镇建设,于是,雷孝思等人对新筑的墨尔根城和齐齐哈尔城进行了重点测量。年底,测完返京。
为加快进度,五十年(1711),康熙帝命新来的传教士麦大成、山遥瞻参加测绘,并将新组成的测绘人员分成两队。一队南下测山东,由雷孝思、麦大成负责;一队出长城,测喀尔喀蒙古地区,西抵哈密,由杜德美、费隐、山遥瞻负责。
五十一年,山东地图测绘完毕,麦大成奉命与法国耶稣会士汤尚贤测绘山西、陕西。与此同时,雷孝思奉命偕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等人测绘河南、江南等地。
五十二年四月,康熙帝下令分派传教士及中方有关人员赴四川等9省测绘。《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中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档案,题为《西洋人费隐等奉旨往四川等九省区画地理图散叶》,详细记载了康熙帝对此事的安排。以前人们研究《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情况,主要依据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不太注意发掘和研究中文史料,结果只知道西方传教士的功劳,不了解中方有关人员的作用,也不清楚康熙帝是如何主持规划的。而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细节:
第一,传教士赴外省测绘,先由康熙帝下旨,再由兵部、工部行文移咨各省督抚,由督抚通知所属预备马匹、志书、绳锣、画匠、夫役等。
第二,由内廷官员李秉忠、布尔赛领衔,带队前往。向导及负责拉绳的丈量人员等随行。
第三,为测绘人员配备充足的马匹,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提醒要谨防瘴气。
第四,为讲求效率,测绘人员不必往返回京复命,画完一省后继续前行,所绘之图交给巡抚,由巡抚派亲信家人直接送到北京,进呈康熙帝御览。
由此可见,康熙帝在主持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过程中,统筹安排,周密考虑,花费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上述9省的测绘工作进展顺利。
五十五年十一月,全国各地基本测绘完毕,由杜德美负责汇总,编成图集。当时,西藏因地处偏远,难以到达,传教士未曾亲历其地。在此之前,康熙帝于派兵入藏时曾遣人随军绘图,但因图中没有标注经纬度,难以与内地各图拼接。于是,康熙帝再派曾在畅春园蒙养斋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二人赴西宁、拉萨等地,测绘西藏及附近地图。此图于五十六年完成,虽不尽如人意,但较前图为佳,遂采用。
五十七年(1718),在杜德美的主持下,《皇舆全览图》编绘完毕。它凝聚着中西双方人士的智慧和辛劳。康熙帝十分高兴,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五十九年十一月,康熙帝又下令:“今大兵得藏(指平定准噶尔入侵西藏之役),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于是清廷再次派人测绘西藏地图,《皇舆全览图》因此得以改进,有了更好的新版本。
《皇舆全览图》是经实地勘测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测量等科学技术完成的全国地图,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试测,到康熙五十七年编绘成集,历时十余年。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进行实地测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测绘工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它是由康熙帝亲自主持,清朝官方组织安排,传教士和中国人员共同努力完成的,不仅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而且在世界上亦属领先。17、18世纪之交,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成此大业,其规模之大、测量之精确令人感叹。英国着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评价道:“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作为首张全国性的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该图统一了丈量尺度,规定地球经线一度等于200华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一个创举,是以地球形体来确定尺度的最早尝试。
其次,为牛顿提出的“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的实证。当时,正值牛顿的“地球扁圆说”与卡西尼的“地球长圆说”分垒对峙,无法定论。而中国的测量数据表明,地球经度的长度确不相等。这就为牛顿的“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三,开我国实测经纬度地图之先河。我国古代绘制地图,是以大地平面为基础的。而《皇舆全览图》采用天文方法测地面各点经纬度,并用三角方法推出其他各点经纬度,从而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控制各要素位置的三角网。这种测量制图方法,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中国地图的绘制技术注入了新的元素。
作者简介
吴伯娅,女,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着有《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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