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
有清一代自康熙经雍正、乾隆、嘉庆直至道光的150多年间，先后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三部《一统志》在编纂体例、结构内容方面有因有革，代表着中国地理总志的最高成就，但迄今尚缺系统研究。本文拟就清修三部《一统志》的编纂、体例、内容作一比较研究，为总结历代总志编纂，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一、三部《一统志》的纂修与取材
为便于区分，将三次纂修的《大清一统志》依次称“康熙《一统志》”、“乾隆《一统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简称《康熙志》、《乾隆志》、《嘉庆志》。
（一）开始纂修的康熙《一统志》
康熙《一统志》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经三代帝王、历时57年，共计356卷。
早在康熙十一年七月，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就曾上疏请修《大清一统志》，建议各直省以贾汉复《河南通志》为样板，纂辑通志，待各省通志修齐，再纂修《一统志》，经部议获准。但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骤起，各地修志难以继续，《一统志》纂修被搁置。
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大学士明珠等鉴于“兵事既息”，“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圣祖“依议”，并“着礼部确议具奏”[1]。而礼部以纂修《一统志》，“请给桌饭银两，其纂修处，应交与内阁。”圣祖没有理解这一困难，下今“凡纂修各馆俱宜定限”[2]。
二十五年正月，江南道御使严鲁榘奏：“近礼部奉命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又广东添设花山县治，通志所未载，亦请照例增修”[3]。三月敕命：“纂修《一统志》，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户部尚书余国柱、左都御使陈廷敬为总裁官。……并命陈廷敬、徐乾学专理馆务”[4]。朝廷设立了一统志馆，由中枢阁员和学界巨子组成。如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明史》总裁官[5]；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三朝圣训》、《方略》、《明史》总裁官[6]；徐乾学，屡迁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明史》总裁官，曾因“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受到谕奖[7]。同年五月，又诏谕一统志馆诸总裁：
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着一代之巨典，名
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 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且俾
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 焉，卿其勉之。[8]
康熙二十五年是纂修《大清一统志》重要的一年，三下圣谕，通常即以这一年为修志的开始。
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被劾，具疏乞归，称“《一统志》考究略有端绪”[9]，行前奏请仿效司马光归洛着书之例，自带书局，继续编辑，并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往襄助。后又邀胡渭、阎若璩、黄仪、顾祖禹等人共事。圣祖允其所请：“《一统志》关系重要，记载务须详核……卿学博才优，参定考据确实，纂集进览，这所奏俱依议行”[10]。5年后，徐乾学去世，朝廷命韩菼在徐乾学所呈初稿的基础上继续纂修。四十三年，韩菼去世，纂修之事暂停。
雍正三年（1725），重设一统志馆。六年十一月，《一统志》总裁蒋廷锡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世宗上谕对各省修志质量及奖惩做出规定，并明确提出“二三年内”成书的时间要求，但因部分省份迟迟没有修成通志而影响《一统志》，世宗未能见到《一统志》修成，直至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才纂修完毕。全书刻成，已是乾隆八年了。
(二)“事半功倍”的乾隆《一统志》
第二次纂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历时20年，全书424卷[11]。自《康熙志》刻成，至《乾隆志》始修，仅隔20余载。此次纂修，是因御史曹学闵奏以西域、新疆请增入《一统志》，各省添设裁并府、厅、州、县，一并续修刊刻。“军机大臣议覆，俟《方略》及《西域图志》各书告成后，再行编辑。”于是，高宗发下上谕：
第念《一统志》，自纂修峻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
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若其他考稽失实， 与凡挂漏冗复者，谅均在所不免，亟应重加纂辑，以成全书。但前此修志之书，必待
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此时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 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
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并纂出稿本，悉 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候朕裁定。所有一切应行规条，着军机大臣详议具
奏。[12]
一系列的开疆拓土，使疆域扩大；20余年间，各省府厅州县多所变化；《康熙志》存在体例不协、纰缪不伦等。为适应社会的发展，修订陈旧内容，便成为乾隆朝续修的基本原因。
纂修《乾隆志》没有专门设馆，而是命方略馆承办。方略馆遵循“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以及“随缮随进，候朕裁定”的谕旨，随时呈稿上览。高宗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指导，如将“前明忠烈诸臣，于乾隆四十一年，奉旨赐謚其姓名事迹。未入前志者，俱照《褒忠录》详查载入”，是为了配合后来“植纲常，示彰瘅”在做准备，与在《清史列传》中设《二臣传》前后呼应。又将“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四谒祖陵，六巡江浙”及木兰秋狝等内容“皆恭载至”[13]，更是为了宣扬“十全武功”、粉饰太平。
在总裁官和珅的督促下，为迎合高宗“事半功倍”的意愿，终于在乾隆年间纂修成，并编入《四库全书》。由于追求速成，致使书中出现多处纰漏、错讹。龚自珍有《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一文，说到书中主要问题有18处之多。
(三)集大成的《嘉庆重修一统志》
第三次修《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31年。全书共560卷。所用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断，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
从嘉庆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方略馆的一份奏章可以看出重修的起因：
惟思此书（按：指乾隆《一统志》）括载舆图，博综志乘，必须荟萃齐全，方成 善本。从前续纂之时，系断以乾隆四十九年为止，至五十年以后，有一切必应载入之
处，未臻齐备。……现在国史馆办理地理志一门，即需是书参考，似此编辑未全，殊 难移交作为根据。臣等公同酌商，拟请敕交武英殿就现在所刻，先刷印一二部，同方
略馆所存正副各本交国史馆，派员查明，自乾隆五十年以后，至嘉庆十五年以前，凡 应行补载者，一并依类敬谨列入，并将全书通行详校，以免疏漏脱误，其国史馆现纂
《地理志》一书，即可就近参考成编，更为周妥。[14]
方略馆建议重修理由有二：一是补齐乾隆五十年以后旧志所未载，二是以其“编辑未全”，进行补载、详对，为国史馆修《地理志》提供依据。
纂修《嘉庆志》未特开馆，而是依照方略馆意见，由国史馆承办。国史馆中《一统志》总纂修官为工部尚书廖鸿荃，纂修提调为潘锡恩，要求各有关部门将重修所需资料悉数呈交，限期京城各衙门三个月内交全，各直省半年内交清。但直至嘉庆二十五年，各衙门、直省都没有将所需文册交全。终嘉庆一朝，《一统志》未能峻事，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方告成，距嘉庆十六年启修已历31载。
《嘉庆志》体例严谨，内容详实，是一部集大成的地理总志，颇具实用价值，多为后人采用。
（四）重要的取材之源
《一统志》的取材，主要来源于四个基本方面。
⒈各省通志
通志，是一省之“总志”。综合各省通志，则成全国性总志。“通志”由省开局，总督、巡抚领衔监修，《一统志》的纂修，主要建立在各省通志的基础上。“雍正七年春，诏天下重修通志，上之史馆，以备大一统之采择。”[15]雍正《畿辅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河南通志》、《山西通志》、《陕西通志》、《四川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乾隆《江南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山东通志》、《甘肃通志》、《贵州通志》、《云南通志》共16种，都是雍正六年以后奉诏纂修的结果。下面，再以通志与《嘉庆志》地方记载稍作比较。
乾隆《浙江通志》卷3，杭州府钱塘县“疆域”：
东西广四十五里，南北袤一百四十里。东至清泰望江二门，抵城而止，西至余杭 县长桥界十里，南至富阳县庙山界七十里，北至湖州德清县导墩铺界七十里，东南到
绍兴府萧山县西兴界二十八里，西南到富阳县金岭界六十五里，东北到仁和县义和坊 四里，西北到余杭县西溪界四十里。
《嘉庆志》卷282，浙江统部钱塘县“建置沿革”：
东西距四十五里，南北距一百四十里。东至清泰望江二门，与仁和县分界，西至
余杭县四十五里，南至富阳县七十里，北至湖州德清县界七十里，东南到绍兴府萧山 县界二十八里，西南到富阳县界六十五里，东北到仁和县界四里，西北到余杭县界四
十里。
不难看出，通志和《一统志》中相应的许多内容，除了遣词和详略有所不同外，其余文字几乎全同。
⒉一统志馆征集
雍正十一年十月，一统志馆遗会户部：
内阁一统志馆为行查事，照得本馆现编《大清一统志》，克期告竣，校对进呈。 但直隶各省府州县户口、田赋、文武职官、公廨仓廒、营卫兵权、监场、土贡、土司
等项，与各书院、古迹、祠庙、寺观中御赐匾额碑记，以及近年增设裁革，修建移改 诸多年月，理应务载，……并本处城池、学校、境内之山川、古迹、关隘、市镇、驿
递、桥梁、河渠、……陵墓、寺观等项，尤须一一详载，非行查各省府州县，本馆无 凭查考。为此遗会贵部，烦照后开条款，作速转行各省，详查造册送馆，以便增辑。
次系克期进呈紧要事务，必须文到之日，限三个月内条晰造册，报部送馆，毋得迟 滞，须至移会者。[16]
其“后开条款”即所附“粘单一纸”，共列14条要求，涵盖了修志的所有门类。
⒊古地理书与新修史书
《一统志》中的引书多注明出处，如《康熙志》保定府“风俗”门：“古号多豪杰，劲勇而沉静（宋苏轼集），性缓尚儒，仗气任侠（文献通考），稍事诗书之业，略无嚣竞之风，不以浮华为习，而以耕织为生（元志），地势广阔，民物蕃庶（方舆志），土无奇货，民务农桑（旧书）”。同一地方，不同典籍有不同记述，分别列出，如《嘉庆志》郧阳府“山川”关于房山的记载：“在房县西三十里（隋书·地理志），光迁有房山（元和志），房山在房陵县西南四十三里，其山西南有石室似山，因名（寰宇记），山在房陵县西南四十里。”据其引书，可知采录的古地理书有《禹贡》、《左传》、《山海经》、《水经注》、《史记》、《汉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记胜》、《方舆胜览》、《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宋、元、明众多方志、图经，以及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等。
新开拓地区和缺少旧志的地方，以新修史书为取材之源。《乾隆志》、《嘉庆志》采用的资料，《凡例》明确规定：
自国史外，如《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
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 书，旁搜博采，确切参稽，并照体例登入，用光册府。
⒋府、州、县志
除通志外，府、州、县志也是《一统志》的材料来源。康熙朝名宦于成龙曾清楚地说明县志、府志、通志和总志的关系：
皇上（圣祖）御极二十有二年癸亥，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
书……命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统之志，正欲于众中求其详，于繁中举其要。夫修志 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
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17]
由此可知，《大清一统志》的编修程序：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谕令修志；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通志成而修《一统志》。府、州、县三级志，是通志、一统志的基础。
二、三部《一统志》体例比较
体例是方志的骨骼，内容是方志的肌肉。体例决定“怎么写”，至关重要。地理总志经唐宋逐渐朝着系列化方向发展，自元代出现“一统志”之后，明、清两代都将续修《一统志》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文化工程。
（一）对元、明《一统志》的继承与发展
据《元一统志》残本，其“所分之类凡十：一建置沿革，二坊郭乡镇，三里至，四山川，五土产，六风俗形势，七古迹，八宦迹，九人物，十仙释”[18]。《明一统志》体例仿照元志，每府之下，列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藩封、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共21目。于京师、中都和南京等处则增加城池、山陵、苑囿、坛庙。
清《一统志》的体例是在元、明《一统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比之元、明《一统志》，更为科学、合理。尤其是经过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纂修，修志理论与实践俱已臻于成熟。
先对照“总目”看其体例、门类的因革。《嘉庆重修一统志》“总目”有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见直省统部）、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共计27目。较之《明一统志》，多出“表”、“图”、“疆域”、“分野”、“城池”、“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堤堰”10目，将“关梁”则分为“关隘”和“津梁”，但缺少“郡名”、“公署”、“藩封”、“书院”、“宫室”5目。在《嘉庆志》所缺的5目中，“郡名”并入“建置沿革”，“书院”并入“学校”，“藩封”并入“人物”，“公署”并入“关隘”，“宫室”并入“古迹”。“户口”、“田赋”、“税课”的增加，则是清《一统志》对总志体例的贡献。
总起来说，如金毓黻所指：“清修《一统志》而因于明，明修《一统志》而因于元，大元《大一统志》为元代所创修，亦即《明一统志》所据之蓝本也。”[19]
（二）《一统志》体例的定型
清《一统志》的体例，除继承元、明《一统志》外，有着其自身成型的原则、过程。
⒈徐乾学《凡例》的影响
徐乾学为修《一统志》制定了一个凡例，明确了编修目的和原则：“务使识其大而略其细，考其实而厥其疑，取类周详，措辞质古，展卷之下，条晰缕分。庶几体国经野，不窥牖而可知，观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20]。“凡例”还详细规定了各个门类的设立目的和编写原则，为《康熙志》奠定了基础。
徐乾学所制《凡例》有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议论、设官、户口、田赋、风俗、山川、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关隘、桥梁、土产、人物、仙释，计22个门类。最终成稿的《康熙志》冠以图、表，后列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外藩及其属国57，朝贡之国31，皆列统部之后。《康熙志》的“图”即徐乾学《凡例》的“图经”，“津梁”即“桥梁”，“职官”即“设官”，“陵墓”和“祠庙”则合为“陵墓祠庙”。较比徐乾学《凡例》，《康熙志》多“表”、“疆域”、“学校”、“寺观”、“名宦”、“流寓”、“列女”7目，少“都辖”、“里至”、“旧都宫阙”、“考订”、“议论”5目。在所缺的5目中，“都辖”并入“建置沿革”，“里至”并入“疆域”，“旧都宫阙”并入“古迹”。
徐乾学《凡例》对三次编修《一统志》有着巨大的影响。三部《一统志》的“体例”，皆在徐乾学所制《凡例》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部分门类有所调整，但总的框架没有改变，可从下列“体例比较表”清楚看出。
⒉体例制订原则与成型过程
圣祖及阁僚在《一统志》纂修之初就非常重视体例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康熙十一年七月敕直省修志，以贾汉复《河南通志》为范本，并颁修志四十二款，以求统一规范。雍正十一年，一统志馆总裁方苞指出：
《明统志》为世所诟病久矣，然视其书，尚似一人所条次。譬如巨室，千门万 户，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是书所难，莫若建置沿革、山
川古迹。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为富，又不能辨其出入离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 复讹舛抵牾之病纷然而难理。不知辞尚体要，地志非类书之比也，所尚者简明，而杂
冗则愈晦。然简明非可强而能，必识之明，心之专，偏于奥迹之中，曲得其次序，而 后辞可约焉。[21]
对《一统志》体例的要求有三，一要统一规范，二要事繁而辞约，三要悉心探求，以求平允。
所谓贾汉复《河南通志》，以地理沿革为其主线。随着修志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使人们对总志体例的理解更加深化，许多地方没有完全依照《河南通志》体例纂修，而是在进行有益的新尝试。一些方志不再把记述地理沿革作为主要任务，而是赋予其“一方之史”的使命，并兼顾地理图文。雍正六年，世宗在给方略馆的上谕中指出：
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
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22]
“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使修志重点进一步转向人文地理，更具有“一方之史”的性质。这对包括《一统志》在内的志书体例产生出较大影响。乾隆《江南通志》卷首记载帝王言论，下分舆地、食货、河渠、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等十志，恰恰充分体现出这种不特偏重于沿革的体例，突出了“志为史裁”的原则。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至《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总志的体例最终被确定下来：首京师，次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等22统部，最后附以从朝鲜到法兰西的“外域朝贡诸国”43个。《嘉庆志》新增“皇舆全图”，后接“总目、目录”。京师以下，各省统部有总图、总表和总叙，叙述各统部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统部以下，各府、直隶厅、州自有分卷，各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等项，直接记述各项内容。
（三）体例比较
康熙、乾隆、嘉庆三部《一统志》，在体例上有不少变化，下面分别说明：
⒈总目比较
1）为充分地反映体例变化，将徐乾学所定《凡例》与三部《一统志》门类列于下表。
徐乾学《凡例》
康熙志
乾隆志
嘉庆志
图
Ο
Ο
Ο
Ο
表
Ο
Ο
Ο
疆 域
Ο
Ο
Ο
分 野
Ο
Ο
Ο
Ο
建置沿革
Ο
Ο
Ο
Ο
形 势
Ο
Ο
Ο
Ο
风 俗
Ο
Ο
Ο
Ο
城 池
Ο
Ο
Ο
Ο
学 校
Ο
Ο
Ο
户 口
Ο
Ο
Ο
Ο
田 赋
Ο
Ο
Ο
Ο
税 课
Ο
职 官
Ο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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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Ο
Ο
Ο
Ο
古 迹
Ο
Ο
Ο
Ο
关 隘
Ο
Ο
Ο
Ο
津 梁
Ο
Ο
Ο
Ο
堤 堰
Ο
Ο
Ο
陵 墓
Ο
Ο
Ο
Ο
祠 庙
Ο
Ο
Ο
Ο
寺 观
Ο
Ο
Ο
名 宦
Ο
Ο
Ο
人 物
Ο
Ο
Ο
Ο
流 寓
Ο
Ο
Ο
烈 女
Ο
Ο
Ο
仙 释
Ο
Ο
Ο
Ο
土 产
Ο
Ο
Ο
Ο
部 辖
Ο
里 至
Ο
议 论
Ο
旧都宫阙
Ο
考 订
Ο
从列表可知，较之《康熙志》、《乾隆志》，《嘉庆志》增加“税课”一门，属于首创。内容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此不赘言。
2）《嘉庆志》增加“皇舆全图”
康、乾盛世，国力鼎盛，国土旷宏，内政、外交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舆地之图不可或缺。西学东渐，西洋测绘方法弥补了中国古代绘图方法的不足。康熙五十五年（1716），西洋人白晋作全国总图一份，并附各省分图，圣祖非常喜爱，不无夸耀地对大学士蒋廷锡说：“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亦合乎《禹贡》。尔可以此图并各省分图，使九卿细阅，倘有不合，九卿有所知者，可即面奏。”[23]《康熙志》、《乾隆志》有省、府、直隶厅、州图，未有全国总图，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嘉庆朝时，疆域基本划定，因而增加《皇舆全图》，既彰显宇内全貌，又明标临近诸国，为全国性总志必不可少的一页。
⒉子目比较
《一统志》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在内容上增补了一些门类。增补情况很不平衡，直省增加不多，边疆地区增加甚多。在加强新疆驻军的同时，还在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及交通要道设置卡伦、台站和驿站百余处。反映在《一统志》中，“蒙古统部”增设“封爵”、“旗分”、“属部”、“驿站”；“新疆统部”增设“属境”、“台站”、“营塘”、“卡伦”等门类；《嘉庆志》新增“乌里雅苏台统部”，增“晷度”、“山川”、“卡伦”、“台站”等门类。“贵州统部”增设“苗蛮”，记当地少数民族情况。
随着皇帝行止的变化，承德府增加“行宫”、“围场”2门，兴京增设“行宫”、“山陵”、“城堡”3门，“盛京统部”增设“城堡”、“关邮”、“陵寝”。
此外，京师及盛京统部，另有“坛庙”、“山陵”、“宫殿”、“苑囿”、“官署”等子目，为其他统部所无。
⒊“凡例”比较
《康熙志》没有列出凡例，《乾隆志》有凡例16条，《嘉庆志》有凡例25条。体例变化的原因，一是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不断变化，《一统志》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反映社会现状，必然对体例进行调整；二是方志学理论与实践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推进着新志体例的不断改进。
第一,《康熙志》、《乾隆志》主要变化举例：
1）直省巡跸所经，均建行宫。而承德府行殿暨行围止顿之所，每当秋狝，驻銮为时较久，谨标“行宫”一门。余省谨因地界、山川所在之处，分晰恭载。
2）木兰围场，前志未备，兹依《热河志》，分列御苑，四正四隅，载于新创《承德府》卷中。
3）直省名宦人物，前志有未备者，并确查史传增入。其顺天府卷中，国朝诸王及八旗大臣等，事迹已载《八旗通志》，兹不重载；其八旗大臣中，职任封疆、政绩懋着者，仍载入各省“名宦”中。
4）直省孝顺、节烈，叠年以来，奉旨旌奖，均查册载入，每县以最先一人大书为纲，余以次类注其下。
5）辽金元史中人名、地名见于志者，均遵新译改正，并注明原作某、今译改等语于各条之下。奉天及蒙古、西域等山水地名，并照新译字样登载。
6）志内山川次第，以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为序。[24]
第二，《乾隆志》、《嘉庆志》主要变化举例：
1）“列圣继承德威洪鬯，暇荒朔漠，咸隶版图，其间圣制诗文有关地理者，敬谨备载。”
2）府、厅、州、县有升、降、分、合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合年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
3）续志“学校”门，各学之下，以一书院为纲，余用小注，未免有统属轩轾之分。兹仍照乾隆八年前志，平列至各府厅州县入学额数，除定额照旧纂入外，其有增裁者，据各省来册分别记载。
4）“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旧若干缺，某年裁几缺；旧若干缺，某年增几缺；本无是缺而新设者，注明某年新设；亦有既裁而复设者，注明某年裁、某年复设。移驻亦然，以类相从，旁注于下。若无类可归，则于相近之官下注明。
5）“山川”、“古迹”、“关隘”等，续志以四正四隅为序，每致重复混淆。今悉照乾隆八年前志，先东、次东南、次南、次西南、次西、次西北、次北、次东北，地势相接，条理较为分明。
6）名宦，凡统辖全省及辖数府者，载入统部；知府以下，暨武职等官，专管一郡一邑者，分载各府部；间有一人而各省俱载者，止就本省、本任政绩记录，不牵叙别省、别任之事，以清眉目。至“名宦”、“人物”二门，有一人而彼此互见者，“名宦”摄举政绩，“人物”历序生平，自不重复。
7）列女，前志从“名宦”、“人物”之例，每人各立专条，续志则有专条，有附注。今覈各省来册，名数实繁，既不能删此录彼，以意弃取，亦不能连篇累牍，致乖体裁，谨将前志所载贞女、烈女、烈妇合之续志。及新来文册人数尚简，仍旧各立专条，注明事实外，其节妇人数较多，每县以奉旨旌奖者最先一人为纲，注明事实，而以其余汇注于下。
8）援引各书，各省均于首见之条载明着书人姓氏。其再引此书，即不重载姓氏，以归简易。[25]
其中的几条凡例，是《乾隆志》对《康熙志》的更正，至《嘉庆志》时认为不妥，又恢复前志体例。如“山川、古迹、关隘”等门类的排列顺序，《嘉庆志》认为《乾隆志》的记述割裂地域之间的连续性，以致“重复混淆”，于是恢复《康熙志》的排列。
总之，三部《一统志》相比，《嘉庆志》体例更为规范。
三、三部《一统志》内容比较
康熙、乾隆、嘉庆三部《一统志》纂修，虽然相隔时间不长，但由于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容上必然有诸多不同。
（一）疆域扩大，新增统部及相关内容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间断地进行边疆平乱战争，“平定准噶尔部、回部，拓地两万余里，底定两金川”[26]，并在这些地区陆续建立起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给修志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在平定准噶尔、回部之后，清廷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其统治。首先，直接派遣军、政官员，定时轮换，如乾隆二十七年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一员”[27]，为新疆地区最高行政、军事机构。在新疆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于古城、巴里坤、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各设领队大臣一员，均受乌鲁木齐都统的管辖。此外，于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一员，总理各回城事务；于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等地设办事大臣，分管各地的军政事务。其次，对天山南路的“回部”，沿用原有的伯克制，各设“阿奇木伯克（统理城村大小事务，为诸伯克之冠），伊沙噶伯克（协同阿奇木办理庶务）”[28]，分理当地的“回部”事务，但均由参赞大臣简放。对于乌里雅苏台地区，设定边左副将军一员，驻扎在乌里雅苏台城，又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
对边疆地区管理的强化，尤其是由伊犁将军主持边疆事务，既有力地震慑了分裂势力，又打消了强邻蠢蠢蚕食边疆的图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西北平叛战争彻底解决了“三北”边患，废除了上千年来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朝贡关系，改名份上的隶属制为行政直辖制，成为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样的重大的变革，为修志增添了诸多新内容。
《康熙志》中，哈密、吐鲁番（附西域古迹）属于“蒙古属国”，所占篇幅不过区区1卷，至《乾隆志》，“西域新疆，帲幪大化，其肇设之安西州、镇西府、迪化州，皆督臣所辖，宜隶甘省至伊犁之东西路回部，自哈密、闢展至和阗，创撰‘新疆’一门，次于直省之后，其慕化各藩、哈萨克等，并撰‘新疆藩部’，次于蒙古各藩部之后”[29]。“西域新疆统部”设立后，下辖伊犁、哈密、阿克苏、乌什、和阗等14个地区，又有左哈萨克、右哈萨克、东布鲁特、西布鲁特等13个“新疆藩属”地区，列在“西域新疆统部”之后，共计7卷。到《嘉庆志》时，“新疆统部”已直接列于“贵州统部”之后，形同内地省份。原“新疆藩属”13个地区皆纳入“新疆统部”，又新增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巴里坤、玛尔噶朗、那木干6处，裁撤闢展、赛喇木、拜，这样下辖地区共为30个，所占篇幅也猛增至15卷。
《嘉庆志》时，新增“乌里雅苏台统部”，设有将军、参赞，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地方和喀尔喀四部，并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其详细内容，“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自为二卷”[30]，列在“新疆统部”之后。
《康熙志》中，“外藩蒙古统部”记有27个地区，共5卷，而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哈密、吐鲁番、西藏属于“蒙古属国”。至《乾隆志》，除“旧藩蒙古”4卷外，增“新藩蒙古”4卷，下辖牧厂、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西藏占有1卷，未称为统部，又非蒙古属国，而被列于“新藩蒙古”之后，其建制近乎行省。《嘉庆志》时，蒙古被称为“蒙古统部”，除继续收录《乾隆志》中“旧藩蒙古”25个地区外，还包括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牧厂、察哈尔、西藏在内，共计31个地区，篇幅增至15卷。
边疆地区内容的依次增加，及其建置形式的逐步统一，说明清政府对边疆省份的了解在逐渐深化，管理能力在逐渐加强。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西北地区自古就为中国所有，早在汉、唐时期已在这些地区建府设卫、驻兵屯田，有清一代的所谓“开辟”，实为恢复和加强对上述地区的行政管理而已。
（二）区划变动，新增统部及相关内容
《康熙志》设“江南统部”，叙述江南省之内容：“本朝改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治江宁府。顺治十八年，为左布政使，领府九、州四，分右布政使司，治苏州府，领府五。康熙六年，改右布政使曰江苏布政使司，改左布政使司曰安徽布政使司”[31]。江苏、安徽两布政使司所辖府、州分属明确。早在康熙初年，江南省已事实上分为安徽、江苏两省，由于未及分别修志，《康熙志》也只得以“江南统部”统括两省相关内容。及修《乾隆志》、《嘉庆志》时，才裁掉“江南统部”，分设“安徽统部”和“江苏统部”，一省之疆域、田赋、山川、人物等项，均辟为两省。《康熙志》“江南统部”共计34卷，《乾隆志》“安徽统部”20卷、“江苏统部”26卷，《嘉庆志》“安徽统部”增至27卷、“江苏统部”增至36卷。
《一统志》中，省级行政区域的变化很小，内地由一修的18统部发展到二修、三修的19统部，而各府、州、县的增汰变迁则很频繁，这和当时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反映在《一统志》上，其内容逐次增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乾隆志·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府、州、厅、县建置分并及人官物土之盛日着，谨确稽部院寺监并各省来册详载以昭。”《嘉庆志·凡例》中的类似规定，前面“凡例比较”中已作引录。府、州、厅、县建置分并，是各次修志必不可少的内容。
（三）改土归流，新增建置及相关内容
清代之前偶有改土官为流官的例子，但多中途废置。清朝开国，特别是平定“三藩”之后，加快了对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步伐。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世宗，备陈土司之苛酷跋扈、土民之如卧水火，决心建“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乾隆志》记载：“雍正六年，以东川、乌蒙、镇雄隶云南，遵义隶贵州，併马湖入叙州，改建昌卫为宁远府，升绵、茂、达三州及资县并为直隶州”[32]。终雍正一朝，云南、贵州、四川无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叛，朝廷损将折兵，于四十一年（1776）初平之。为了使改土归流不至半途而废，高宗对部分地区的建置进行了调整：“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酉阳直隶州，裁黔彭厅，以贵州来属之永宁县为叙永直隶厅。二十五年，改松潘同知为松潘直隶厅，杂谷同知为杂谷直隶厅。二十六年，改石柱土司为石柱直隶厅。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置阿尔古州、美诺厅。四十四年，裁阿尔古州，四十八年，改美诺厅为懋功屯务厅。”[33]
据《乾隆志》之《凡例》：“直省新设州县，及改土归流诸厅县，并因新设之制，特辑为卷。”经过改土归流，《一统志》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以“贵州统部”和“四川统部”为例：“贵州统部”，《康熙志》领有贵阳、安顺等12府，《乾隆志》领有13府，而《嘉庆志》不止领有13府，还增添4个直隶厅。“四川统部”，《康熙志》领有成都、重庆等11府，眉、泸等8州，黔彭、叙永2厅及雷波卫，《嘉庆志》领府12、直隶州8、直隶厅5、屯务厅1，篇幅也由25卷增为51卷。
（四）加强边地行政管理，新增建置及相关内容
为加强西藏行政管理，清廷除先前设有掌印扎萨克、协理旗务台吉等官员外，雍正四年增设西藏办事大臣，“统理前后藏喇嘛事务，三年更换”[34]，这样，并设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察哈尔都统各一员[35]，在其余各地设佐领。在新增建置的同时，乾隆、嘉庆二志《凡例》都规定了需要增写的具体内容：“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覈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
东北地区，鉴于沙皇俄国的威胁，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及副都统各一名[36]。
《乾隆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在四川增设“成都将军”，并设副都统，皆驻成都府，显然是为了使西南边地获得永久的安宁，常设将军，以警惕、震慑不愿归化的土司。
（五）经济发展，新增“税课”
清初，随着政局稳定、社会发展，朝廷不断调整税收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世宗继位后，实行“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等政策，对府库亏空彻底清查和追缴，有效地提高了国家财力。高宗在位时，国家税收稳定，府库充盈，曾不止一次减免全国钱粮，延续其祖、父“不加赋”的政策。财税状况的变化，每每为帝王引为功德，《一统志》不可不记。由于前两部《一统志》在经济方面仅设“户口”、“田赋”二门，不能全面反映财政状况，于是《嘉庆志》增设“税课”一门，并在《凡例》中说明原因和目的：“旧志统部田赋后不立盐课、关税专条，盖仿前明李贤所撰统志之例。前代盐法、关税弊窦丛生，征求无艺，本无成额。我朝法制修明，恤商轻税，超越前古，规条详备，按册可稽。今增‘税课’一门，列于各统部‘田赋’之后，以昭美善。”
增加“税课”，是对“户口”、“田赋”的有益补充，所涉及内容以工商等项税收为主。主要税种有关税、商钱税、海税、铜斛水脚银、盐课、杂课等，另外还有民屯更地税、户口杂课银、当税、牙税、牲畜税、磨课、铁课、矾课、茶引等。由于全国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所设税种亦不尽相同，充分反映当时各地的经济特色，如行商、货运多的地方，征收关税多；矿藏丰富的地区，征收冶炼之税多；畜牧业发达地区，牲畜税则为主要税种。各省除去税收种类不同，额征税银的数量也相差悬殊。额征税额的多少，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人口、土地、赋税变化，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嘉庆志》“山东统部·户口”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原额人丁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乾隆三十七年停编丁，今滋生男妇大小统共二千八百五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口。”短短的几十年，山东人口猛增数倍，而纳赋之田却从973821顷缩减为883595顷，其额收地丁银由3378064余两减为3344061余两。除因财税政策变化造成的统计偏差外，还因增加“税课”一门而使“田赋”一门统计不能完全反映财政总收入，这是使用《一统志》时需要注意的地方。清代中叶过度膨胀的人口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使清朝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局势，这正是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朝基本实行固定税额制，比明末横征暴敛略显惠民，由于国家行政、军事支出增加和物价上涨的影响，致使国家财政经常出现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策略，如在正项之外加火耗，火耗之外有平余，钱粮之外加浮收，又在漕粮上加折扣等等。这种额外的税收一般由地方官自行度量，由于缺乏严格管理，往往多征滥派，给民众带来无尽的苦难，给官员带来许多贪渎机会，也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亏空。税收的这些弊端亦可以从“税课”一门略见一斑，如江西统部“税课”记载：“九江关额征税银十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九两，铜斛水脚银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两有奇，盈余银三十六万七千两，赣关额征正税银四万二千一百二十四两有奇，铜斛水脚银五千三百四十六两有奇，盈余三万八千两。”所谓“盈余”就是强加给百姓的额外摊派，其数额甚至超过正项收入，可见清代固定税额制度有很大欺骗性，这种“盈余”在其它省份也很普遍。
清代税收政策及其运作方法并非如《凡例》中所说之“美善”，但增加“税课”一门，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税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嘉庆志》无论是比元、明《一统志》，还是比康熙、乾隆《一统志》，都有很大的进步。
（六）反映其它方面变化的内容
三部《一统志》的内容变化体现在各个门类中，除上述主要方面外，还包括各直省修葺及新建城池、学校、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书院、津梁、陵墓等增建，河工、海塘事宜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名宦、人物及各地方呈报大量节妇、列女，土产、职官等变化，外域朝贡诸国，等等，举不胜举。对于这些新增内容，《凡例》均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此处不再赘述。
通过三部《一统志》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乾隆志》相对于《康熙志》，主要补充新纳入版图的西域、新疆地区和雍正至乾隆时期各有关方面的变化；《嘉庆志》相对于《乾隆志》，主要补充的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间的相关内容。由于增补了门类，补充了大量内容，卷数从一修时的356卷增为二修的424卷，到三修时增为560卷，成为一部内容丰富、极具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地理总志。
四、简短的结语
作为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厚今薄古，详近略远。
客观上讲，这固然是地理总志的基本特点，但从《一统志》各门类的内容看，有相当篇幅不追述沿革，只记录现世，如职官、户口、田赋、税课等。主观上讲，《一统志》一开始就被定为周知天下、以资治理，重点必然着笔于“近、今”，而略于“远、古”的内容。
其二，扬善隐恶，有所不言。
顺治《河南通志·凡例》第二条直言：“通志与诸史不同，史垂法戒，善恶并书，志以扶奖为主，故纪善不纪恶，要其指一也”[37]。《一统志》采取了同一作法，乾隆在《一统志》上谕中说：“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兴而常育之”[38]。于是，那些品性虽浊、但对历史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就只能视而不见了。记一方之志，念及乡人父老的感情，回避尴尬，隐恶而扬善，尚有情可原，作为全国性的总志，完全可以摈弃这种狭隘观念，略记奸邪，以全事实，并警寓后人。当然，要做到褒贬得当，也非易事。尽管如此，这一特点并不影响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
其三，注重结果，不述原委。
志书不同于史书，史书可夹叙夹议，探讨因果。志书只能准确地反映事实，即志书只回答“是什么”，而不回答“为什么”。作为地理总志的《一统志》也是这样：不管当代还是古代，一概不加评论。这一特点，使许多惧怕文字之灾的文人投身于《一统志》的纂修之中，从客观上提高了纂修质量。
其四，内容简洁，记述可靠。
自从圣祖诏令全国修志，各地志书不下数千种，其中或浸透着编纂者心血，或出自名家之手，故为后人所推崇。不过，也有敷衍搪塞者，如康熙十二年，诏谕天下修志，直隶大城县知县张象灿竟然将明万历志呈报，后遭斥责而重修，其重修之志也非佳作。由此可见，记一方之志良莠不齐。记一方之志，动辄罗列数十门类，上记煌煌君言、巍巍名山，下述地方名流、风俗土产、妖狐传说，少则数十卷，多者数百卷，而其所记不过一隅。《一统志》不能如此奢繁，只能择其要者。且《一统志》纂修人员态度认真，特别是《嘉庆志》，对所涉的十几万地名、人名、制度名，详加考证。
《大清一统志》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就其编纂水平和学术价值，能够和它相提并论的地理志书并不多见。尤其是《嘉庆重修一统志》，是历代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自问世一百多年以来，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取代它的全国性地理志。目前正在准备编写《清史》，相信《大清一统志》也能为这一学术工程提供有用的资料。
[1] 《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四月甲申。
[2] 《康熙起居注》二十四年十二月庚寅。
[3]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正月甲申。
[4]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五，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未。
[5] 《清史列传》卷八《明珠传》。
[6] 《清史稿》卷二六七《陈廷敬传》。
[7] 《清史列传》卷一〇《徐乾学传》。
[8]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9] 《憺园集》卷一〇《乞归第三疏》。
[10] 《憺园集》卷一〇《备陈修书事宜疏》。
[11] 此为《四库全书》本实际卷数，但《四库全书总目》着录却为500卷，并为其他着录因袭。张元济谓其
“强析原卷以充厥数”，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张元济《跋》。
[12]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13]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凡例》。
[1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15] 雍正《畿辅通志》卷首，李卫《序》。
[16] 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附录：《雍正内阁一统志馆行查事项》，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17] 康熙：《江南通志》卷首，于成龙《序》。
[18] 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考证》，《辽海丛书》本。
[19] 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考证》，《辽海丛书》本。
[20] 《憺园集》卷三十五《大清一统志凡例》。
[21] 《方苞集》卷六《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22]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
[23] 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例言》，收《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
[24]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凡例》。
[25]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首《凡例》。
[26]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凡例》。
[27]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一四《新疆统部·职官》。
[28]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一六《新疆统部·职官》。
[29]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凡例》。
[30]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首《凡例》。
[31]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三十八《江南统部·建置沿革》。
[32]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九一《四川统部·建置沿革》。
[3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八三《四川统部·建置沿革》。
[34]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三四《蒙古统部·职官》。
[35]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三四《蒙古统部·职官》。
[36]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三十七《盛京统部·职官》。
[37] 顺治《河南通志》卷首《凡例》。
[38]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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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艳玲，《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历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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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