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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年逾百岁犹赤子，天留三纪育后生

在我们小一辈的心目中，姨公陈翰笙是个慈祥和蔼的老爷爷，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一点没有长辈、名人的架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和阅历的增长，姨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令人肃然起敬，但永远是那样的亲切。
一
约在1962年冬，姨婆顾淑型（陈翰老的夫人、我外婆的妹妹）借了一台古筝，请中央民族乐团的尹其颖老师教我弹筝。从此，我每个星期的星期天上午到东华门姨婆家去上课、学琴，另外还有两三个傍晚去练琴。
琴室就设在客厅。这客厅在大门通向姨公姨婆住的东屋和我外婆住的北房的过道上，原来是个过厅，门房，被姨婆改造成了客厅。屋内摆设十分简单：两个单人沙发，几把木椅，一个用作饭桌的茶几，一个取暖的炉子，再有就是琴桌和古筝。琴桌也是姨婆请木匠打的，漆成暗褐色。琴桌旁放了一个花架，摆着一盆兰花，吐放着淡淡的幽香。墙上挂着一幅画，是郑板桥的“岁寒三友”。
老师教我的时候，姨婆也坐在旁边认真地听，做笔记。这时候，姨公通常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是埋头苦读，就是奋笔疾书。偶尔，姨公也会到客厅里来，看我们上课。姨公博古通今，知道很多典故，对我学弹的曲目，经常会考证一番，告诉我筝曲的故事和意义。如我学《苏武牧羊》和《汉宫秋月》，姨公就给我讲汉武帝和苏武的故事，要我把忧国思君的情感、望月伤怀的气氛弹出来，使我加深了对乐曲的理解。记得有一次，姨公指着墙上的画，给我讲郑板桥的故事，讲松竹梅的含义，对郑板桥的骨气十分钦佩。
每次课后，姨婆都要摆上茶水、糖果，和尹老师、姨公几个人一起聊天。他们海阔天空，谈古论今，述说年轻时的经历。我那时年纪小，大人说的话还不太理解，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们谈得很多，范围很广，评论文艺界、学术界，讨论国际局势。时隔多年，我能记得的只有几件。
有一次，姨婆谈到她和姨公的恋爱史。她笑着对尹老师说：“他（指姨公）年轻时追我，那时我们在美国勤工俭学，在果园里打工。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就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橘子来看我。箱子有这么大” ，姨婆用手比划着，姨公微笑着坐在一旁，也不插话。“橘子是顶工资的，很多也很大，吃不完，有些就烂掉了……等他把我追到手了，也就不送我橘子了。”大家都笑了。
还有一次，姨婆谈到了“三一八惨案”。她说：“三一八那天，我们排着队，手挽着手，喊着口号向段祺瑞府走去。到了铁狮子胡同，反动派开枪了，子弹横飞，很多同学倒了下去，我看到路边靠墙停着一辆黄包车，就飞快地跑过去，蹲在黄包车后面，躲过了一难。”
就是在姨公、姨婆用过厅改造而成的简朴的客厅里，我知道了“北洋军阀政府”、“三一八惨案”、“勤工俭学”、“郑板桥”、“史沫特莱” ……就这样，在我童稚的心里，打开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窗口。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练完老师规定的曲目，弹起《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姨婆便随着琴声唱了起来。姨公坐在旁边，微闭双眼，面带微笑，头随着节拍一点一点，手在膝盖上轻轻地打着拍子。茶香袅袅，琴声悠扬，真是其乐也融融。这里面蕴涵着姨公姨婆多少深情厚意啊！
二
1969年春，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去地处西双版纳的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当时叫做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当知青，做了一名割胶工人；被诬为“走资派”的父亲和被诬为“美国特务”、“苏修特务”的母亲分别下放到学部和轻工业部的干校，妹妹和弟弟跟着姑姑留在北京的家中。姨公也带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去了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
姨公下干校后，尽管自己处境艰难，却还十分关心我们小一辈的成长。他经常和我们通信，询问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常和他通信的有表姐吴笙（三姨之长女）、表弟龚克（小姨之子）和我。他在信里总是问我读了什么书，都做些什么，也很关心我的健康，谆谆嘱咐我“注意劳逸结合”。姨公也谈他的干校生活，以他的人生经历教导我。这些信我都仔细地捆起来，和我父母的来信一起放在一个小皮箱里。可惜我因生病人先返京，行李留在了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些信件都遗失了。几年前，为找什么东西，意外地发现了几页姨公写给我的诗。这几页薄薄的信纸，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
“文革”时期，不论是身处政治中心的北京，还是远在祖国的边陲，读的书只有《毛选》和马列着作。没有其他书读，看报纸也不易。云南远在祖国的西隅，我们的农场更是地处中缅边境线上，交通十分不便，特别是到了雨季，经常发生泥石流、公路塌方，交通中断，信件、报纸能在半个月内收到就是快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活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小学程度的中学生来说，真是两眼茫茫，无所适从。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和姨公通信。我向姨公诉说了我的苦闷，姨公回信鼓励我，安慰我：“不要紧！我们可以通信，你谈你的感想、看法，我谈我的思想、看法，互相交流，这不也就是学习了嘛。”姨公在他的一生中就是这样，不论顺境逆境，时时刻刻关心他人，诲人不倦，一张纸、一本书，就是课堂。在我们的心目中，姨公就是一部活字典，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知道我在开荒种橡胶树，他就写信告诉我，橡胶原产南美洲，橡胶的工业用途非常广泛，特别是在军事工业上十分重要，等等。
那个时候，无论是开庆功会还是批判会，人们都要喊上几句口号、念上几段“诗”，以抒发“革命豪情”。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我也未能免俗，时不时地诌上几句空洞的豪言壮语就算是诗了。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就抄写下来给姨公寄去。
记得我写了一首“七律”，头两句是“雪压青松松更青，血染红旗旗更红”（当年的红卫兵口号），后几句也无非是些革命口号。姨公回信，并不批评我写得不好，只是告诉我他做了修改，寄给我供我参考。我看了姨公改过的诗，深感老人家不仅深谙中国的古诗词文，而且眼光境界比我高多了。姨公的诗如下：
世界革命
霜压青松松越青，人民争战术益精。
提高认识增智勇，纸虎还须活火烹。
（1970年） 十月十五日
这首诗姨公原题“抒怀”，考虑不妥，改为“世界革命”。第三句也做了修改。原函如下：
燕生如面：
前日（十三日）发出一信中，有错误，须改正。
诗稿一首可改题为“世界革命”。“抒怀”不妥当。
又第三句“提高信心促思想”，应改为“提高认识增智勇”。这样就把意
思改得好些，并且把平仄也弄对了。
……
陈翰笙启，十月十五日
本来我是写诗闹着玩儿的，姨公却十分认真，反复斟酌，几番修改，还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信中说：“你如写了一首或几首诗，就寄给我看看吧。”真令我汗颜。姨公的另几首诗一并抄录在此（姨公怕我读不懂，还特地加了注释）：
虎踞山上诉月
（七О年九月十五日）
楚山夜静望秋月， （注：湖南春秋时代为楚国。）
秋月曾照楚宫阙。 （宫阙是贵族住的住宅。）
世情变幻经千年，
今窥纽约贫民窟。 （现在又照着美国纽约大城市中的贫民住所。）
贫民窟，何时歇？ （贫民窟当然要在革命成功后拆去。）
数万人，贫病没！ （纽约那个贫民窟中一年要死亡很多。）
人间矛盾先后催， （毛主席说过，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
独汝逍遥若傲兀。 （只是月亮不管事，坐着不动。）
倾听一曲东方红， （如果它听了“东方红”，
应知斗争正蓬勃。 （ 应该知道现在世界正在革命。）
海岛海[渔]村（山东、荣城，石岛公社）
（一九七О年十二月十二日）
石岛渔民久困穷，无船无网叹空空。
折断腰骨侍渔霸，血泪斑斑照眼红。
一从公社成立后，更生自立振英风。
削平悬崖建船坞，机帆创作捕鱼丰。
海带千亩勤养殖，开山种禾粮食充。
翻身增产何神速，只缘千户皆愚公。

现在重读这些诗，深感姨公所写，处处体现着深深的人文关怀，不是一时的追风、应景之作，而是他一生胸怀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姨公胸怀博大，心里装着全世界，装着世界人民，才会在早年的血雨腥风中不顾个人安危，追随李大钊干革命，为共产国际工作，为劳苦大众奔波数十年；在干校的艰难岁月里，还在关心周围的群众，鼓励当地青年，资助他们学习，探寻出路。古人云，“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诗经·曹风》），说的正是姨公啊！
姨公是着名学者，又是老革命家，“文革”中遭到冤屈，受到残酷迫害，他却泰然处之，从无一句怨言，总是在考虑如何再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在给我的信中，他提到“我在此（指干校）还有几个月。要等待组织上决定，或调职给我工作，或休养另去一个地方。”（1970年10月13日信）对自己的眼疾，他在信中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对艰苦的干校生活，却以一种幽默、调侃的笔触来描写：
咏虎踞山干校厕所
（一九七О年）十二月十二日
新秋玉露满菜园，踏步园中望短垣。
小屋无门有溺器，浅坑两排宜稳蹲。
苍蝇剑舞蚊如针，往往令人不敢临。
抽水设机期异日，既调肥料且欢心。
虎踞山干校宿舍中捕鼠
微物不解语，坏壁鸣饥鼠。
无视灯光强，狂奔满室举。
偷食已成灾，急宜设法拒。
买来毒药粉，不愁兹鼠扰。
有鼠此毒吞，厥命断难保。（“有鼠”即老鼠）（“厥命”即其命）
今宵且酣眠，埋兽待晨早。
姨公能活到一百零八岁的高龄，与他毕生的乐观精神和幽默性格是分不开的。

三
1971年国庆节，我请假从农场回北京探亲，见到分别多年的家人，也见到了从干校回来的姨公。数年未见，经历了大灾大难、年逾70的姨公，还是那样地精神健旺，风趣幽默，充满着活力。
我们一见面，姨公就把我抱起来，原地转了两圈。我虽然瘦，但个子高，也差不多一百斤呢，我怕姨公闪了腰的，忙叫道：“快把我放下，别伤了您！”姨公把我放下，笑着说：“你怕我把你摔了？不会的。我身体棒着呢。”说着，还拍拍胸脯，捋起袖子让我们看他的胳膊。
姨公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生活琐事上，却是机动灵活，随机应变。记得我们一起去游香山，回来在动物园换车，等车的人很多，非常拥挤。姨公年纪最大，视力又不好，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特地部署了谁先上去占座位，谁在前面拉，谁在后面往上推。可是等车来了，人们呼拉一下子拥上来，全乱了套了，谁也看不见谁，只能顾自己了。等我们上了车，却发现姨公早已稳稳当当地坐在座位上了。问姨公有什么“绝招”？他悄悄告诉我们：“我前面有个小伙子，个子又高又大，我紧紧抱住他的腿，他抬脚上去，就把我也带上去了。”
有一次，姨公背上长了一个疥子，我陪姨公去医院。看完病从协和医院出来，姨公忽然拉着我登上103路无轨电车。我忙问去哪儿？姨公诡秘地一笑：“去吃好吃的。”到了崇文门，我才知道是去新侨饭店吃西餐。可是到了饭店却发现我们谁都没带粮票。怎么办？姨公就和服务员商量，能不能多交点钱顶粮票？不行。那就买两块蛋糕代替面包？不行，也得交粮票。服务员笑咪咪地看着我们，态度挺好，但就是一个“没商量”。周围就餐的顾客也都看着我们，大概在想“这年头还有吃饭不带粮票的？”我被看得不好意思，拉拉姨公的袖子，悄悄说：“咱们走吧，回家吃饭。”“不！”姨公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们就在这儿吃。我们不吃主食不就行了。”结果姨公点了沙拉、蕃茄汤和奶油烤鱼等。就餐的时候，姨公把餐刀、汤匙放在右手边，把餐叉放在左手边，中规中矩。在我看来，大没必要，革命时期谁还讲究这些老规矩？可是姨公要求我也这样做。吃完了，姨公又要我把刀、叉、匙并拢，放在盘子上。“这样表明你已经吃完了，服务员可以将餐具收走了。”回家的路上，姨公还不住地说：“这不是很好吗！没带粮票也吃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姨公啊！既风趣幽默，又不失大家风范。
姨公的一生，经历了三个世纪，四个时代，足迹遍及亚、欧、美，朋友满世界，桃李遍天下；他是李大钊的追随者，宋庆龄的至交，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为世界和平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他过的却是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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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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