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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公羊学何以盛行清代逾百年

历史上，春秋公羊学曾两次对社会进程和学术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次是在西汉，由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构建的公羊学思想体系，曾经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运作，和大一统国家的加强，提供了指导思想。另一次是在清中叶以后，公羊学说在进步思想家手里得到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倡导改革的思想武器，最终演出了晚清维新变法风雷激荡的一幕。刚刚过去尚不足120年的波澜壮阔的一幕，后人岂能淡忘？陈其泰教授所着《清代公羊学》一书，以现代学术观点予以审视、总结清代公羊学，是近年来清代学术史领域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

公羊学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其中，既有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精微的哲理，又包含有隐晦芜杂甚至怪异神秘的内容，东汉末《春秋公羊解诂》作者何休本人都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因此在东汉末之后千余年消沉中，学者中罕有对它认真探究者，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即称《公羊传》中的说法“甚难而实非”。研究这套学说，就特别需要思辨的智慧和剥离剔别的能力，如着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所说，“于荒诞丛中觅取最胜义”。
《清代公羊学》指出：《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构成了公羊学说具有活跃生机的内核。其中包括：“大一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拨乱反正，以待后圣”。再经过汉代董仲舒和何休的大力推演，成为有体系的学说，进而揭示出公羊学体系的三大特征：一是政治性。主张“大一统”，提出“改制”、“拨乱反正”等思想。二是变易性。强调古今社会和制度都在变，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三是解释性。在阐发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合法的形式。但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这又是明显的弊病。上述三大特征的精到概括，不仅为理解公羊学说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指明了它在清代复兴的内在依据和内在动力。

今文公羊学自清代中叶后成为时代思潮盛行逾百年，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见解复杂纷纭。本书作者烛幽阐微，将其归纳提炼为揭起复兴序幕、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四个环环相扣而又特点分明的演进阶段，分散复杂的史实得以有序地展开，使全书的论述既波澜迭起，又脉络清晰。
作者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所得力者尤在两项。首先，紧紧把握住今文公羊学的“家法”作为分析、评价不同的公羊学者的贡献与地位的根本标准。譬如，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引据材料甚多，但实际上不通“公羊家法”，故其着作“既无进步意义又无学术价值”。其次，紧紧结合时代环境，透辟地论述晚清进步思想家发挥公羊学倡导变革、批判专制的力量。本书据此高度评价了龚自珍、魏源的贡献。龚、魏大胆发挥公羊学说的真谛，猛烈批判清朝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警告社会危机即将来临，魏源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成为晚清维新运动的先驱。康有为则大力发挥公羊学议政的特点，糅合入《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并且与学习西方国家学说、民主思想相贯通，提出了一套经由君主立宪到最终实现民主政治的学说，掀起维新高潮，把公羊学的进步作用遂推向最高峰。

本书视野开阔，以中国学术发展的纵向联系，以及学术推演与社会环境变迁紧密关联的新视角，展示了晚清学术史研究的新思路。如，龚自珍不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农宗》、《五经大义终始》诸篇又天才地展现了关于古代社会的进化观；19世纪末喜谈公羊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等爱国志士，都是集喜谈公羊、维新救国、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的人物；至20世纪初年，清代公羊学家的学说精髓汇合于“新学”之中，余波回响，并向新的方向继续发展。书中所论及的这些问题，都提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思路和值得继续开拓的空间，给读者以多方面的有益启迪。
（资料来源：《 光明日报 》2011年12月11日 05 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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