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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外交礼仪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读《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外交礼仪是外交活动得以开展的一种形式。它虽然并不构成外交的实质内容，但也不容小视。有清一代，外交礼仪经历了较大的嬗变与转型，而这一变化是同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相一致的。所以，考察清代外交礼仪的嬗变与转型，对于我们了解清代政治制度尤其是外交体系的转型大有裨益。揆诸以往学界的研究状况，除却一
些单篇论文和少量硕士、博士论文外，尚无系统探讨清代外交礼仪的专着问世。近见王开玺教授积十数年辛勤钻研之功而撰成的《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一书，颇觉欣慰。该书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就笔者研读所得，以为大致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循名责实，对与外交礼仪相关的概念进行溯源和释义。由于外交礼仪牵涉问题甚多，所以对其相关概念的解释就显得尤为必要。作者于书中专门辟出绪论一章，就“外交”、“传统外交”、“近代外交”、“礼”、“仪”、“礼仪”及“外交礼仪”等概念由来进行了严谨周详的追溯和解释，让读者明白诸多名词同外交礼仪间的关联，亦使人了解到外交礼仪虽不构成外交活动的实质内容，但并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它是反映国家关系、传递政治信息、取得外交效应的重要途径。
第二，严整贯通，全面系统，对清代外交礼仪的演变脉络详作梳理与归纳。与此前朝代迥然不同，清代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从闭关到开放的发展轨迹，与之相伴，外交礼仪也几经更迭与嬗变。作者以不同历史时期为纵轴，以重大外交事件为横轴，在占有大量清代外交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细心梳理，深入分析，勾勒出清代外交礼仪变迁之大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根据交涉与论争的不同性质，将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明末清初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其性质属于两个主权国间的争执与交涉；第二阶段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其性质属于西方列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强制、侵略；第三阶段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到清王朝覆灭，此时期中外之间的礼仪纠葛，都不再具有主权国家间礼仪之争的性质，完全变成西方列强单方面向清王朝提出各种礼仪要求。同时，清代外交礼仪的近代化与趋同，并非独立正常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形式的变化，“其实质内容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悲惨命运”。应当说，作者对清代外交礼仪分期和实质的把握准确到位，于该领域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考辨细密，对诸多清代外交礼仪事件的解析不乏新意。该书作者对清代外交礼仪事件的解读有两点特色：一是就以往关注不足的事件详加剖析。如尼果赖使团来华一事，作者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仔细考论，把中俄双方的外交态度和应对加以对比，使读者了解到这是中俄外交礼仪冲突中的典型案例；二是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老问题，作者亦能从独特视角给出新解。马戛尔尼使华即是一例。作者以中英双方在外交礼仪方面的分歧为切入点，对二者于礼仪方面的利弊得失详加探讨，颇富新意。从而让读者明白，马戛尔尼使华事件非但没有促使清朝统治者改善外交礼仪，反而强化了他们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对固有的礼仪规定愈发坚持。这也就为后来清政府在中外冲突中屡受挫折埋下伏笔。
当然，本书亦并非没有瑕疵。如对于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缺乏相应的学术史回顾、外文资料的征引也并不丰赡等。但是，瑕不掩瑜，王开玺教授这本厚重的学术着作，论述缜密，考证扎实，代表了当前国内学界对晚清外交礼仪研究的最高水平，为进一步深化清代外交礼仪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10-06-2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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