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史记》与地方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史记-《史记》与地方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史记》与地方志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

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
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郑玄注：“方志，四方所识久远之事。”唐张铣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清章学诚说：“《周官》宗伯之属，系外史掌四方之志”（《章学诚遗书》）。《周礼》为历代史学家所阅读研究，并细加注疏。可见方志这个名称源于《周礼》，无庸置疑。但在历代史学家的着述中，又可窥见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所指的方志的实义，尚未形成为书名或学科名。而是对以方志这一体裁的形式记述反映“方域事情”的“记事成文之作”的泛指。随着社会人文文化文明事业的发展，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河渠书》，方志才发展到可称之为志书的阶段，及至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东方朔《十洲记》等，方志书的相继问世。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广泛搜集先秦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诸子百家立说颇多，经过儒家整理而定为经书的就有“十三经”。尽管这些古籍由于受到当时人文文化文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多有把多事类的知识述于一书之中，但是记述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当时、当地发生的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历史进化的各方面的事迹。可以说在中国人文文化文明上是经历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崩溃，进入封建社会后，从对社会实践中来的知识作了一次大检阅、大总结，对当时历史上的社会实情做了一次总辑录。同时也拓广了封建社会的人文文化文明。这些古籍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对有关科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论证有关方面的由来与发展，司马迁正是搜集整理了这个时期的典籍而融化写入自己的《史记》中。一部《史记》也就使之能够有条件从先秦的古籍中融汇贯通与发展方志相联系的有关知识发展方志、得以使我们在今天研究方志的发展与起源也同样可以获得“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的科学依据。我们可以认为，方志的发展是与先秦古籍不是绝缘的。例如，《尚书·禹贡》，虽然是战国时代的着作，但仍属先秦古籍，是古代地理学家记述亚洲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方域、山川、土质、物产和当时的贡赋等内容及其成书的思维方法、文体结构等，与《史记》中的《河渠书》、《货殖列传》、《食货志》，都有共通之处，可以窥探出它们之间相互演化继承的痕迹。因此，一部“通古为书”的《史记》与志书的发展与形成是有着综合利用或吸收消化从而产生直接或简接的源流关系。《史记》里方志刍型的形成则是先秦古籍演变进化的结果。
方志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和定型四个阶段。其萌芽当在周秦而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则孕育了志书的第一个胎儿。自汉而唐，则为发展时期，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说：“宋代志书的体例，是封建社会方志体例的成熟时期。”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中说：“方志定型于南宋。”这就是说，方志萌芽于周秦，至汉司马迁的《史记》的传纪体的史书的出现，才有可能孕育出了方志书的刍型。自汉至唐为其发展时期，北宋为成熟时期，定型于南宋。
二、《史记》着述主旨对后世修志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５０多万字的通史，保存了古代各方面有价值的史料。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花费了二十多年工夫搜集材料，阅读了汉宫秘府的图书档案，调查了全国的古迹民俗，访问了当代的各样人物，把所积聚的史料，谨慎的加以抉摘取舍。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伸先生难言之”。“《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传赞》）他尊重史实，不事虚夸。他着述《史记》的主旨是要从“网罗天下放佚归闻”里，进行“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整理，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１）］的任务，以达到“述往事”而“思来者”［（２）］。
《史记》着作的主旨决定了司马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写作。他的《史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他能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写成《货殖列传》，结论是“其实皆为财用耳”。他能注意到社会各阶层人物，如为匹夫犯上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立《刺客列传》；为以武犯禁的朱家、剧孟、郭解立《游侠列传》，为长安卜者立《日者列传》；为宫廷巫祝立《龟策列传》。他能注意到外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如写有大宛、乌孙、蔡、西南夷、南越等列传。给后来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史记》是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如《平准书》写到汉兴七十年，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外攘夷狄，内修功业”的大举。及至“财赂衰耗而不赡”，则用“兴利之臣”来加重剥削，因而“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复又任用大批酷吏以镇压之，也是很符合当时客观事实。而又能看出汉朝社会内在联系的叙述，如歌颂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写了一篇《陈涉世家》，并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明白的指出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在《封禅书》、《平准书》里，直斥汉武帝奢侈迷信，穷兵黩武，过重剥削人民的无道。这些都是“鉴往者，思来者”的主旨的体现。
司马迁着述《史记》的主旨，对后世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如《华阳国志》的作者不但据东汉荀悦撰着《汉纪》的“立典五志”指导原则［（３）］，提出“书契五善”的见解以“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４）］为标准，而且深为先辈的治史态度所感动，注重其实地考察，对材料的网罗搜取极为重视，广收资料，去伪存真，不妄撰、不虚构。他“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据《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见，及自所闻”［（５）］。北宋吕大防称赞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６）］。《华阳国志》的着述主旨及其内容与《史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中不仅记述华阳一地“两汉以来先后贤人”，而且加以扩展，兼及“梁、益、宁三州士女”与“侏离之氓”和“贱俚之妇”。可见在记载人物方面，《史记》是它的前驱和开端，它是《史记》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南宋，出现了不少在古方志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方志名着。当时人对方志编篡的议论和主张，也都贯穿着《史记》的着述主旨。众多名志中，如咸淳年间的《临安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经载之法”。周中孚跋谓“总十门，每门又各有子目，有序有图有表有考有传，其首例行在所录”。北宋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始于东京，迄于四裔。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刊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南宋周应合关于修志必须“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主张和“削去怪妄，订正事实”［（７）］的要求，马光祖所谓“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８）］的看法，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士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９）］。刘文富在《严州图经》序里所指出的修志是“告后之为政”等，都体现出《史记》着述主旨的影响所及。
图表为方志表达事物重要方式。《史记》中的“表”以记事为主，是历代的大事记，是“本纪”的补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清万斯同曾提出“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司马迁在《史记》里通过表格形式，把历代相传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重要官职的更迭等繁重混淆的事项排列得头绪分明、清清楚楚。自汉而后，历代方志中，运用图表的记其事者，屡见不鲜。例如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全书四十卷，将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四十七镇分列篇目，每镇卷首附图表，分类表述，体例完备。本书在魏晋以后的总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最古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朱士嘉先生认为：唐代的图表“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可以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地方志了。”图志是一度出现于隋、唐、宋、元的一种地方志书，它与图经其实为一类。《元和郡县图志》与司马迁的《史记》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作为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观。然而，《史记》毕竟是一部封建地主阶级的史书，从根本上讲，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思来者”，志古自镜的核心内容，是要使《史记》发挥政治教科书的作用，使统治者了解“成败兴坏之理”和“古今之变”，成为“辅治”“资政”的肱股。这一点，不但两宋时期志书的修篡者奉为宏旨，元明清三朝修纂志书也无不把心力倾注其上。例如方志应“垂则后世，启鉴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１０）］，应使官宦士绅“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述”［（１１）］的意见，便是这种反映。清代章学诚说：“部府县志，一国之史”［（１２）］，“史志之书，有裨风教”［（１３）］。正是历代继承并奉行了《史记》的着述主旨，使修志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修志工作才得以经久不辍、生生不息，历千年而不衰。

三、《史记》体例为历代修志沿袭仿效
《史记》是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写成的。旧方志的体例，绝大多数都沿袭纪、表、书、传。用本纪记载大事，用书志体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类情况。用表格序列族辈，以续家谱。用列传体记载人物，并辅以图谱、汇而成编。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是一部“用史例编纂”的名作。元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认为“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并且指出该志有事类粲然的优点。“今志用为准式”。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深州知县吴汝纶编纂的《深州风土纪》，“物产”一篇“附记农商状况、士女风俗、兼仿《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之体”，因而“得事核词雅之长”［（１４）］。《史记》中的论赞为历代修志者乐于采用。不过除续称论赞外，也有改称为序、跋的。多是写于卷首或卷尾。序是说明志书的主旨、基本内容、用途、读者对象、写作原委及经过的文字。在魏晋以前，大多放在正文的后面。之后，一般都放在正文的前面。与“跋”（说明写作和出版目的、经过、资料来源等）相区别。北宋的《会稽志》中已初具“序赞”的刍型，南宋的《赤城志》、《临安志》并于各章节之前写有“序赞”，悉依《史记》体例。到了明代，志书增写“序赞”已相当普遍，成化年间，篡修的《新昌县志》把“题以事主，事以题完，名为小序以冠之”作为“凡例”。明万历修撰的《会稽县志》所作的序赞，更具以下特色：一是考。考证事物之历史，溯以渊源，订证前志之讹误；二是评。评论事物之臧否，提出自己的主张；三是述。概述事物之缘由，彰明事物之因果；四是议。议一事物与它事物之关系，揭示事物之弊端；五是导。倡导有利于民生的策略，引导吏治者为民着想。上述五点表明《会稽县志》中的序赞在深得《史记》论赞的要旨外，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延伸了论赞的作用。
历代修志者仿效《史记》的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创造性地从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看似各有分工，实则又有内在的联系。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单独成文；合起来看，可以显示一定历史时代的全部社会内容。这种写史方法，不仅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修“正史”的典范。此后，以《史记》为母体，便产生了包含它本身在内的二十四部，三千二百四十三卷正史。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道：“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唐刘知已在《史通》中评纪传体史书曰：“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晋列年爵，志以总结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赅，洪纤靡失。”由于《史记》具有严密科学的体例，成功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间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有通合古今、包罗万象而又分门别类，科学编排的综合记述特色。这种体例对于记载一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来说是适用的、可取的。章学诚就认为：“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志乃史裁”、“志乃史体”。因为史志有这种基本一致的方面。所以“迁、固极着作之能，向、歆尽条例之理”的“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就应该作为修志“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学诚还提出了“志属信史”、“为国史取裁”、“方志乃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的主张。故有清一代，方志学大兴，作者纷起。即是一些学者、考证专家也参与了主修方志的工作。由宋至今，千年之间，保存的方志将近八千种，共十余万卷，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清人编纂的。无疑，他们的作品是深受《史记》的风格的濡染下问世的。
沿袭并不是简单地搬用成例。历代志书体例所呈现出的多彩多姿，生动地说明：地方志的体例，既借鉴于《史记》，又不拘泥于《史记》。有继承，也有创新。章学诚主张志书应由《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组成。以“志”为主体，用史体、史裁的纪、图、表、考、传的文体创作。《掌故》依吏、户、礼、兵、工部政府职能，将六部有关行政档案汇编于其中。《文征》仿照文选，选当地诗文纂入志书。此外，轶事、异闻等作为“丛谈”附于志书之尾。达到“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以求“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便是变通史例立志体的典型理论说明。这种既尊重作史成例又因时因事权为变通，以适应修志需要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考和行事方法。到了清末民初受到梁启超等人重视。至今日，修新志亦多引为镜鉴。
方志记述一地方域的事情，具有各种与地情有关的科学学科知识，门类多而全。而《史记》又是继承先秦古籍集中记述人类社会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交叉的多类科学学科知识于一书之中。各种知识随着整个人文文化文明进化运动的发展，或分化裂变、或相互交融、或与新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不断地产生发展形成新的科学学科的运动变化，因而对方志的产生、发展与形成，也就必然地会产生多方面、多源流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影响。也就是说《史记》与地方志的关系是多网状的纽带式的相互交织着。缔结成一个五彩纷呈的集成密结图。从而显现出多网状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史记》与地方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无论研究地方志的性质，还是研究地方志及其理论的发展历史，都不应该离开史学的发展史而孤立地进行。职是之故，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既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也应是方志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１）《汉书·司马迁传》。
（２）《史记·太史公自叙》。
（３）《后汉书·荀悦传》。
（４）（５）常璩《华阳国志序》。
（６）吕大防《华阳国志序》。
（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序》。
（８）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
（９）郑兴斋《广陵志序》。
（１０）许汝霖《嵊志序》。
（１１）荆州俊《万历猗氏县志序》。
（１２）《州县请立志科议》。
（１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１４）瞿富颖《方志考略》甲集第一编《直录》。

（资料来源：《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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