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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为政以爱民为本
清代政治伦理杂谈之一:
封建政治充斥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对抗。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政治权力”早已独立于社会之外,“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为社会的主人”。(《反杜林论》)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套用一句我国先哲的话,“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雠(chóu,同“仇”)”,则是封建官民关系的常态。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统治者常常宣扬“重民”思想,提倡关注民生,关心民瘼(mò,疾苦),强调“为政以爱民为本”。这种观念在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康熙皇帝在上谕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为念”,要求各级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康熙政要》)
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统治者,大抵都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乱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在封建时代一直同“尊君”观念并行而不绝。这不能不在政治文明中得到强烈的反映。
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类着作中,宣扬“国家根本在百姓”、“为官一方,必为民出力”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曰“爱民”。
有的书中把“爱民”提到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的高度,所谓“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徐栋辑《牧令书》) 只有从爱民出发,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己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问答三》) 有了爱民之心,便能实心任事,勤于政务,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顾盼彷徨。金庸斋《居官必览》称:“充我恳恻爱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氲氲(yīn yūn,形容烟或云气浓郁),盈满于胸中,发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毁誉利害,休戚得失,一毫毋使芥蒂于心,以杂我正念。”(乔立君编《官箴》) 相反,如果为官者缺乏爱民之心,只知谋一己之私,则不但会祸害百姓,残民以逞,而且会动摇了政治统治的基础。金庸斋还尖锐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积,独不为国家根本之计乎?”
二曰“利民”。
不但要“存爱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爱民之政”,也就是要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为民谋利,造福百姓。“利民”的要义是一切政治举措,要时刻注意为百姓兴利除弊:“膺(yīng,承当)民社者,不必广求施济,但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利民之事,早兴一日,则民多一日之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居官必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为民牧,一方生灵,皆系于我,庶几夙夜焦劳,靡解厥职。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纵不能智虑毕周,跻(jī,置)斯民于袵(rèn,睡觉用的席子)席,然我为官一日,自当尽一日之责。”(乔立君编《官箴》) 有的提出“官必好恶同民”的主张,“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 也有的说,“事关民生”,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官员们以百姓之苦乐为苦乐,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和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真正实行决非易事,但能够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作为政治道德与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标,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三曰“亲民”。
在封建政治下,官民之间尊卑悬绝,等级森严。官吏们常常“倚势作威,俨以官府自尊,驱民如羊,纵隶如虎”;而百姓们“见里长则面色青黄,望公门则心胆战惊”。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上下之情不通”。《图民录》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如官有所行,不能达所行之意于民;民有所诉,不能面达所诉之情于官,此上下不通也,不治也。”因为只有官员们“平易近民”,“而后民得以尽其情,上得民情,而后可言治理也”。在这里,居官者能否去上下之隔阂,忘一己之威仪,真正做一个亲民之官,是能否实现政通人和的关键。汪祖辉《学治臆说》认为:“治以亲民为要”,“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下架子,走出衙门,轻车简从,体察民情。《居官必览》批评了官场流行的“迎送欲远,称号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丽,酒食欲丰,驺(zōu,古代给贵族掌管车马的人)从欲都,伺候欲谨”,以至“行部所至,万人负累,千家愁苦”的恶习,勾勒了下面这样一种“亲民之官”的生动形象:“时屏驺从,巡历乡村,与山农野叟,欢然讲论,察访舆情。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务期民志常通,欲恶与共。”(乔立君编《官箴》)
四曰“畏民”。
这里所说的“畏民”,不是指害怕老百姓,更不是说有关民生之事,一味畏葸(xǐ,畏惧)不前,而是指对老百姓要时刻存有敬畏之心。晚清思想家王韬曾说:“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者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弢(tāo)园文录外编?重民》) 只有对百姓心存敬畏,居官者才“不敢肆于民上,为所欲为”,也才能真正达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境地。(方大湜shì《平平言》)《图民录》对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居官临民,以敬为本”,“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凡贪婪暴虐,毒痡(pū,过度疲劳)百姓,何一不从不敬生来?”强调“畏民”,其出发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们深深懂得,“民悦则久安长治”。有的书把“官不畏民”叫做“乱阶”,意思是说,一旦官员失去了对百姓的敬畏,就必然无所顾忌,胆大妄为,贪得无厌,民不聊生。那样,社会的动荡也就到来了。
上面所说的“爱民”、“利民”、“亲民”、“畏民”,都是在封建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观念,都是在封建统治秩序条件下的认知。他们的最高信条,不过是“为民作主”,做到“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申之,危者援之,缺者完之,隐然为一方保障,使一方之人,皆有所恃以无恐”。(《图民录》) 也就是替百姓当好主人,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民主”当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甚至抹杀其珍贵历史遗产的思想价值,这些思想内容,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历史借鉴意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着。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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