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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序

望着面前这部皇皇20万言的书稿，心中不禁生出“后生可畏”的感慨！这部专论清代后期两淮盐政改革的书稿是倪君玉平以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加以扩充增写而成的，也是继去年出版近50万字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一书之后，他的第二部学术专着。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而能取得如此骄人成绩，能不令我这个虽然长他二十余岁，从事历史研究近三十年，而贡献于社会的成果却十分有限的“老师”倍感钦佩和汗颜？
盐课在清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田赋地丁居第二位，乾隆以后每年额征课银700余万两。盐课之中，又以征自两淮盐区者为最多，岁额300余万两，约居全国盐课总额之半数。由于盐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居重要地位，有清一代，盐政向为政府“大政”之一。而两淮盐政，更为此“大政”中之尤受重视者，对之加以记述的各种官私文献汗牛充栋，字数不下百千万言。这些文献，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充分的史料依据。
对清代盐政的研究，自清末起即已开始，其嚆矢之作，当推1905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日野勉《清国盐政考》一书。清亡以后，有关着述继续涌现，渐成清史、清朝财政史研究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专门领域，中外学者均有以此而成名者。近二三十年来，清代盐政研究更热，论着、论文以数十百计。
虽然，有关清代盐政的研究仍不能说已经十分充分、完备。尤其对内容复杂、涉及面广的清后期两淮盐政改革，至今尚缺少一部全面深入探讨的研究专着；大量涉及此项课题的史料，特别是原始档案资料，仍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诚如倪君书中所言：“关于两淮盐政的变革，虽然自1930年代以来国内外已有不少专家进行过研究，出现过一批重要成果，但尚未出现过从整体上把握、并有较为细致分析的两淮盐政改革的专题研究。另外，本课题资料浩如烟海，内容又极其复杂，尤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庞大的第一手盐务档案资料，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开发，以更充分的史料为基础，借鉴前人的成果并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仍然大有可为。”
倪君这部专着，在我看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此书不但较为全面、清晰地记述了清后期两淮盐法变革的过程，而且对引起变革的原因、变革的利弊得失以及变革过程中政府、盐商、食盐消费者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博弈，都做出了颇为新颖、独到的分析，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也超过前人，堪称一部研究清代盐政史的佳作。我于盐史研究虽非内行，但相信读者看过本书之后，定会得出我之所言不谬的结论。
倪君与我不但同为北京大学校友、历史系系友，而且师出同门。他的博士导师徐凯教授，二十余年前与我同在先师商鸿逵教授指导下学习清史，是我的师兄。2002年倪君从北大毕业到经济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忝为“指导教师”，于是在前层关系之外，又有了直接的师生关系。不过，我这个“指导教师”其实名不副实，因为除了在选择题目、拟制方案时曾与倪君共同讨论外，其后的全部实际研究工作，从收集资料到撰写书稿，都是由他独自完成的，我鲜少过问，更无一言贡献。此点，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
古语有云：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又人口史家言：人类以三十年为一世代。我辈“老三届”一代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进入高等学府，寒窗十载，终得步入学术殿堂，光阴荏苒，忽忽近三十年矣。我今早已过“知天命”之年，逼近“耳顺”，退出历史舞台之“大限”指日可期。而年轻一代如倪君者，正依唯物辩证法之自然规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前途未可限量。先哲之言，信不诬也。
倪君大作杀青，付梓在即，索序于余，拉杂成文，聊以复命，并志祝贺。是为序。
丙戌仲春于南城独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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