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普及的努力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普及的努力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普及的努力

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胡适的讨论、研究是个热点。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思想主张是热点中的热点；重要的是，研究胡适要像胡适自己所说的那样，要“还历史的真相”，以“历史眼光、中立的态度”去做学术研究。套用胡适的话说，“以胡适还胡适”。笔者注意到，虽然近几年来，关于胡适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的研究成果可观，但是，尚没有发现从普及青少年的国学知识方面进行考察、讨论的相关成果。
胡适对于国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倡，可以说其所付出的努力和手段方法都是多方面的。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先秦明学史》的序言到1919年的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以及胡适具有“考据癖”的一系列的考据等都可以读出胡适为普及国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思、所想和所为。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开篇中就已经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及如何发展广大等相关后果的大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强调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的远见和历史延续性的意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的文化精华连接起来”，[1](p8)其中“历史延续性的意识”的内涵当然包括学术本身的历史发展要求的诸多诉求，如“儒学”的问题，“非儒学”的问题，“儒学”和“非儒学”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但是，“历史延续性的意识”还应涵括了“国学”普及即“传统文化”的革新、传承及普及的问题。胡适在各种场合都在强调，整理国故就是为了使无系统、无头绪、无条理的国故变得有系统、有条理、有头绪的国故，[2](p11)目的是使一般人能够有趣味、有能力读懂或研究国故。胡适一生做了大量的考据，自称有“历史考据癖”。胡适对于考据之所以会成为“癖”，当然是有其秉性释然的缘故，用胡适自己的话说，“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制。”可是胡适还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3](p211)考据本身就是考核、证实和说明历史的真相的学术活动，本身就是对国学的普及和发展的努力。而教人以“做学问”及“思想”的方法，目标当然大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是和普及及研究国学的目标一致的了。
其实胡适发动“整理国故”运动，其目的也有普及国学知识的成份。由于近年来研究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比较多且已很深入，故笔者对于胡适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普及的关系略加述说。胡适早在1921年在东南大学演讲时说，“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原来中国底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底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底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作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4](p93)胡适后来将它的中学古文教学计划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也归结于国故的未加整理，学生没有“必备的设备”（即相应的古文教材）所致（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胡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为在青少年中普及国学教育的努力和作为。
首先来看看胡适心目中什么是国学。即使在“国学”之名最为昌盛的年代，即在20世纪20、30年代，学者们对于什么是“国学”也是众说纷纭。即便是今天，也还难有一个权威的科学的定义。甚至当年的学者对于该名词能否成立，不少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激烈的反对和嘲讽。胡适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国故，都属国学的研究范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国’，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5](p7)
胡适对国学知识的普及主要集中在他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两次演讲以及为清华大学学生列的“一个国学最低书目”中。
1920年3月份，胡适应邀在北京面对中学教育工作者作了一个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从其演讲内容的充实详尽来看，胡适为了这次演讲做了精心准备。胡适在这里公开发表自己对于中学生国文学习的所应达到目标总共有四项，“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三、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四、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6](p241)胡适为中学国文教学拟定了一个课程表，主张中学四年的课时不能太多，“现在中学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胡适将课时大大宿短，“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超过五时，四年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这不仅显示出胡适反对那种繁重的以剥夺青少年大量时间的疲劳战术教学法，同时可以透出胡适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关心。胡适以每周五时计拟定的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语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5](241)
仅从这张不是很正规的课程表上我们就可见在胡适此时的心目中，“古文”教学与“国语文”教学的孰轻孰重了。在每一年级每周的总共五课时里，“古文”教学明显就占了三份，其实在作文和文法、语法课里，也包含许多古文的内容，因为，胡适在前面的“中学国文教学五项目标”中关于古文教学也占了三层，并明确规定，要学生“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因此，在作文课中一定有古文做法的课时比例。另外，胡适一直主张学习古文之前，先学习“国语”语法，为学习古文打下基础，并可以加古文语法与国语语法对比教学。因此，在胡适的“国语”语法教学中，一定含有不少古文语法、文法的教学内容。
那么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为什么在中学古文教学的课程设置上明显“厚古薄今”呢？看看胡适的理由，“一、第三、四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施行，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二、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6](p242)第一条说的确是实情，但是即便如此，“国语文”的教学时还是仅占了两份。而第二个理由，却可以作为“国语”在胡适心目中的真实分量的真实解读：其实与“古文”激烈斗争的“国语”只需经过小学七年的学习，便“可以够用的了。”换个说法，小学学习了“够用”的“国语”正是为了后天“古文”学习的必要准备和基础奠定。
在《中学古文的教授》这篇演讲中，胡适将主要精力放在国语文及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上。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用了两倍多的篇幅对此两问题进行阐释，这是否也证明了胡适对于古文教学的更加重视呢？
首先胡适阐述的是他关于“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的主张。
胡适将“国语文”的教材分为三部分：“一、看小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胡适自己公开表示过，自己早年许多知识的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读小说的来的。[6](p248)正因为胡适童年曾经在小说那里得到许多好处，所以，胡适特别重视小说在知识传授方面的作用。而且胡适还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国学”的地位，与传统中的经史子集并列，（见《国学季刊》意见书？）胡适不仅提高小说的地位，将读小说的成功经验广为传扬，在此更进一步将通俗小说列为中学生国语教材。并不厌其烦的举例说明哪些小说可为教材：“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园》《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救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印记》《读侠印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这些小说，虽然，在近代以前没有得到其相应的学术地位，但却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也不应忽视的重要一部分。胡适在此向中学生大力推荐，无疑具有宣扬国学普及国学的用意和作用。“二、白话的戏剧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三、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胡适认为，中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了长篇的议论文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人观》，如胡汉民的《习惯之打破》，如章太炎的《六书》之类”[6](p243)很明显胡适希望逐渐引导中学生学术之路。
胡适用了更大的篇幅来阐明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是阐述国语文教材与教授法的篇幅的两倍还多。
实际上，在国语文的教材中，胡适为中学生开列的明清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阅读并学习这些小说无疑为古文教学打下很好的基础。胡适在古文教学教材中也是从列举近代人物的文章、小说入手的。“一、------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这些“近人”都是一时俊彦名家，“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在新文化运动中曾遭受陈独秀、胡适等“新派”狠批地林琴南，其用古文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沾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等也被胡适列为中学生“都可以看”的教材之列。另外胡适还推举了蔡元培、吴稚晖等的散文。胡适特别指出，“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伦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二、第二、三、四学年。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胡适将“古人的古文”教材分为两种：
“甲、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两三百篇”的古文毫无疑问的包括各个时期的经史子集的精华。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
“乙、自修的古文书”胡适认为最重要的是这部分的书籍，“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胡适认为，“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a、史书：《资治通鉴》或《四书》（或《通鉴纪事本末》）。
b、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c、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胡适还特别指出，以前的国文教学“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着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呢？”胡适回忆自己少年时候古文知识的取得之途，“------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胡适还认为“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这样的古文教材“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生能通中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胡适“主张用‘看书’代替‘讲读’。”道理很明显，“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6](p247-p249)可见胡适认为选本或评论难免“零碎”“没头没脑”没有“系统”没有“趣味”，学生还是系统的读原着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
胡适抨击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将中学生当作小孩子看待，“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效。”胡适呼吁“现在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胡适仍强调，他这个计划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两级小学生已经能做通顺的国语文之上的，反之，如果经过两级小学的学习后小学毕业生还无法基本掌握国语文，那则“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虽然胡适没有明讲，但实际上国语文在胡适看来这里还是中学生学习古文的工具和基础罢了[6](249)。
胡适在“文法与作文”明确指出，中学“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这不仅是将小学阶段所学的国语文做一个总结，“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国语的文法做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6](p250-p251)胡适将中学第二、三、四年的时间都用来讲授古文的文法。古文的文法与作文占了四年中学时间的三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胡适演讲后，不少人表示怀疑和不满，一时议论纷纷，尤其认为胡适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他们认为，“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胡适在这篇演讲文稿的补充结论，对此回应，“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胡适指出，“从民国学校到中学毕业时整整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6](p254)
胡适主张中学生大量的研读古书，虽然胡适也没有讲明其目的何在，也许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正相反的原故吧。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传统文化，古文更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若果在青少年教育中，真的抛弃了古文，抛弃传统文化，那么，民族及民族文化则真的无有明天了。胡适当然明白这些。所以虽然，一方面胡适新派们可以毫不妥协的向林琴南们开炮，甚至想一口气将古文吞噬；但是另一方面，胡适却在中学教育中大力提倡古文的教学。很明显的是，通过大量通读各个时代的包括经史子集等等的代表古文作品，无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一定作用。因此，胡适的演讲一经登出，便出现了不少反对声，除前面已经出现的关于中学生的教育程度的争论外，更重要的是，有人对胡适这种具有文化“复辟”性质的公开鼓动给于谴责，如当时《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署名“增恺”的文章——《防止复辟》指责胡适鼓动中学生大量研读古文古籍，“直是从文学的进化线上，退转回来，往死的已过的地步跑”，作者认为胡适的“全篇演讲，没有一处不带文学复辟的色彩”这样下去，恐怕将使“学术思想界顿呈不进的或退化的现象”[7](p1)
在20年代早期，不少北大教授们都主张中学生应该学习古文或国文，如钱玄同及后来人北大国学门主人的沈兼士等，都有公开发表这类文章的经历。如沈兼士在《中学国文之选授方法》中表示钱沈二人都认为“中学很有讲习古文的必要”[8](p7)可见胡适要中学生大量通读古文的主张并不孤立。
1922年8月，胡适又针对中学国文教学发表专文，在这篇《中学的国文教学》（续）文章中，胡适认为，两年前的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是无法试验的，有一部分是不得不修正的。”[9](p19)胡氏将两年前的看法作了相应的修改：可能是对于社会上“复辟”的批评的回应，也可能是胡适觉得自己的主张与当时的文学革命及国语改革步态合拍，也许是胡适觉得“作古体文”对中学生来讲确实困难了，因此胡适这次《中学的古文教学》（续）不再将中学生“做古体文”作为中学生古文教学的目的，“但看做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做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一长篇的古文。”[9](p21)但仍旧主张“（中）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的目标不变。胡适认为，前年他的“中学国文课程”中的“古文教学”的课时占四分之三的比重是多了，应该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9](p22)胡适对于前年古文教学的设置进行了检讨，“这一项引起了最多的怀疑。”[9](p24)前年的计划，“在现在看来，很像是完全失败了。教材的分量，早就有人反对了；教授古文，注重自修。大家也觉得难以实行。但这种失败，我还不认为根本的失败。我至今承认我当年主张的理由，没有什么大错，只为了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相当的设备。”[9](p36)什么叫做“没有相当的设备”呢？为什么这“设备”就能决定古文教学的成功或失败呢？“总之，我说的‘没有相当的设备’，是说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古书不经过一番新式的整理，是不适于自修的-----可以知道整理古书在教学上的重要了”[9](p29-p30)因为胡适依然认为，前年的观念是正确的，即“古文经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那基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是绝不会教出成绩来的”“我提倡学生自读古文，但是有几本古书可以便于自修呢？”[9](p26)所以说，没有“相当的设备”，古文教学是无法进行的，古文自修也是无法进行的。因此胡适认为，仅仅是为了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国学的普及，就应该大力进行国故的整理。
为此胡适在这次演讲中还专门谈了为中学生整理古书的方法，因为胡适在好多场合都进行了整理国故的专门演讲，故他在此只给出了几个要点，“1，加表点符号，2，分段，3，删去繁重的迂谬的不必有的旧注，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5，校勘用古本、善本校勘异同，订正脱讹。6，考订真假。7，作介绍及批诈的序跋。每书应有详明的序跋。”这个序跋至少应包括下面几项，“一着作人的小传。------二本书的历史------三本书的价值-----”[9](p28-p29)按照这样的方法整理，胡适拟出一套《中学国故丛书》，从胡适“不过是随便举例，读者不可拘泥”的32本书目来看，其所谓的国故丛书与其为清华同学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一样大多为文学史的着作，后面省略的书目可想而知当为思想史着作。[9](p29)胡适满怀信心展望中学古文教学的未来，“有了这几十部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于教授便没有可能了。教材有了，自修也可能的了，教员与学生的参考材料也都有了。教员可以自由指定材料，而学生自修也就有乐无苦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断定中学生的古文程度，比现在大学生还要高些。大家如不相信，请努力多活几年，让我们试验给你们看。”胡适对中学古文教学的自信来源于其对于整理国故的自信，来源于其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联想到胡适在同年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开首的几句话，变更可以感受到胡适对于国学的信心。“在这个（国学）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10](p1)所以胡适在此特向批评他的老辈们发出带有调侃的邀请，“请努力多活几年”看看国学不仅不会沦亡，还会不断光大，而光大的理由和前途会在现在的中学生身上得到体现。就像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说，对于国学“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10](p2)
对国故进行系统地整理使之适应于教学，适用于年轻人的自修，乃是整理国故运动当务之急的任务之一。这也为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又一依据。而这个实际上很迫切的现实需求在胡氏起草的《国学集刊发刊宣言》中，却并没有提到。想必这也是胡适认为发刊词并非只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的缘故吧。
胡适对于国学以一贯之的重视和普及的实际努力行为，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名中天使之成为年轻人学习国学、研习国学的心仪“导师”。1923年，应清华大学预备留美学生的请求，为他们开列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应清华学校学生胡敦元等之邀而开列的。这几位学生将要到美国留学，“很想在短时期内得着国故学的常识。”[9](p1)说明国学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尤其对于那些即将出国学习的青年学子，老祖宗的东西还是不能也不愿丢的。
对于胡适之的这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曾引来太多批评和议论，直至今天仍然引起不少讨论（将有关和手头有的相关论文找到）。
胡适应邀开列这份书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看胡适自己怎么说。在这份书目的开篇胡适说，“------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9](p1)胡适的开场白首先点名此书的目的不是为国学专业研究，甚至也不是为有了一定“国学根底的人”设想的，而只为“想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普通青年人”设想的。这正是胡适为了系统的普及国学、宣扬传统文化的努力表现。尽管胡适眼中的传统文化与几千年沿袭中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胡适开此书目还有给初学者提供研读国学的“法门”或“门径”的目的。他以为以前的那种从“小学音韵训诂”入手的研读国学的方法“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许是代代沿袭的原因，胡适认为实际上“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因此胡适“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今天的自然统系------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是下手的法门。”所以他认为，“这虽是一个书目，也是一个法门”胡适将这个法门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也是胡适对于“整理国故”治“国学”的一贯主张。（在《国学季刊宣言》中，在《整理国故的方法》中，胡适都有相同的阐述）胡适提供国学的法门的目的当然是普及国学，而国学按照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见，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了。另外，在这份书目前言的末尾，很多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话，“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一用。”让国学得以尽可能广大的普及，让治国学的法门在一般初学者中得以掌握，胡适的用心良苦在此又可见一斑了。[9](p1-p2)
胡适的书目共分三部分：工具之部列书14种，思想史之部列书96种，文学史之部列书78种，共计188种。胡适的书目刚一面世，便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议论中不乏名家，也有普通清华同学。总的说来，批评之声多于赞扬。梁启超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篇就批到，“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不顾客观事实”“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梁启超“最诧异”“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摒绝”，[9](p32-33)梁启超一一批驳后断言，“总而言之，胡君这部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另一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9](p36)梁启超的看法可以代表了相当一部人的意见。清华学生看了胡适的书目后，立即与胡适一封信，也委婉的表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似乎只指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就代表国学么？”[11](p142)（142页《胡适作品集》⑦）“------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这对于一般的清华学生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国学程度上都无法接受的了。[11](p143)（第一四三页《胡适作品集》⑦）因此，清华学生请胡适“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并且提出了书目的要求，“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我们希望读过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11](p143)（一四三页《胡适作品集》⑦）胡适对于他人包括梁启超的批评都置之不理，似乎大有让事实说话之意。但对于清华学生的“请教式”的批评却马上给回应并一一解答。关于书目的范围太狭窄的质疑，胡适辨称道，“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在书目缺少历史书的问题上，胡适认为除却思想史文学史之外“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几个关键词组，“此时”“无从下手”“门径书目”“无法可拟”。一向注意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国学，自称自己有“考据癖”，喜欢历史的学者胡适，在引导青年初学者获得国学常识时没有考虑到历史和历史学，这是一般稍有国学常识的人都会想到的，为什么“青年导师”胡适就将其疏忽了呢？答案只能从胡适那儿找。胡适在《国学季刊宣言》中，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宿写”就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10](p8)（《胡适作品集》⑦第八页）同时在论述专史式的整理方法时，指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正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10](p14)（《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作品集》⑦第一四页）很明显，胡适的国学研究整理的目标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将“中国过去文化的历史”整理并统化为“中国文化史”。这在当时是一个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巨大的文化工程。按照胡适“理想”的国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史系统：“（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现在看来，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构想的以“文化史”为特征的历史学，已经得以建立发展起来。在当时的情形下，整理国故正在开展之中，尚未取得很大成果，浩如烟海的国学究竟如何分类？如何整理？怎样走出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虽然胡适描述出了以“文化史”为特征的“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系统骨架，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经脉和血肉还没有正确的附上。即这个空空的系统当中没有任何内容。按照胡适的说法，“中国的文化史，漫无头绪，许多公案的是非曲直，都不彻底明了。”[12](p26)因此，胡适在本着“以历史的国学研究法”开列书目的时候，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现代的史学分类法与一直按照旧式分类方法的传统文化一时无法正确“对号入座”的尴尬。所以胡适只能对自己比较拿手的思想史，文学史进行“重点突出”“以点带面”的工作了。也即胡适自己在回答清华学生时说的，除思想史、文学史之外“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无从下手”及“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当是胡适的真心话，也是按照自己的国学架构来开列书目的事实使然。这也许就是胡适对众多批评不予回应的理由。因为胡适相信自己的“历史的国学研究方法”是正确可行的，“文化史”为统系的中国历史学再构建和革新是历史学发展的应该方向。而其这份书目的开列正是这些方法和目的的真实反映，故而，胡适将梁启超的批评和清华同学《清华周刊》的来信与自己的答书统统放在《胡适文存》里，让后人评说，让历史鉴别。关于国学书目的程度较深问题，胡适解释说，“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地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现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临时添备。”看来胡适从长远计而开的188部书目的。胡适还特别叮咛这些即将留学美国的清华学子，留学生们“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术，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13](p144)胡适在此很是明确要求留学生不要太自菲薄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多读点国学书籍，多掌握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在国外才能有资格代表中国，回国后，方能有所作为，才能有所影响，才能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这和梁启超对清华学生说的话是一样的内涵，“我希望清华的学生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号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诸君需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吧”[9](p30-p32)
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还表现在他与当时出版巨人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上。
胡适非常重视出版社文化传播的独特作用。1921年胡适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甚么学校更重要。”[14](p241921.04.27)“这个编译所（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确是很紧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14](p1851921.08.13)为了改变商务印书馆原来的保守落后的形象，也为了振兴商务的印刷事业，商务印书馆由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出面邀请胡适到上海，为商务的发展献言献计；胡适也正好利用商务这块出版老牌作为整理国故的重要阵地和工具。二者想见甚欢。后来王云五任编译所长，商务与胡适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王云五在1922年在一封信函中对胡适表示，“你的《中学国文教学》，我们都赞同------其中关于整理旧书一段，不但裨益教育，并且确是一大利源。------我以为商务亟当照此进行。”“我个人对于这部丛书，以为纵不能办得完美，总该尝试尝试。------将来果能照办，也须靠你主持大纲才好。”[15](p457-p4581922.09-16)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就是原先拟定的《中学国故丛书》的修订版，胡适在《中学的国文教学》（续）中所拟定的整理旧书的“七项条件”，基本上就是商务出版国学丛书的标准。另外，商务还出版了更为庞大的《国学小丛书》和《国学基本丛书》。在整理国故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国学丛书也持续升温，像当时的中华书局、亚东书局等绝大多数的出版社都加入了国学丛书的整理出版活动中来了，无疑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传扬。胡适等与商务出版社密切合作，将国学普及工作可以说是颇有声色和颇有成果的开展起来。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将胡适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演讲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内容再次大量的引用，就是要将他对于在青少年中普及传统文化的努力和态度尽可能准确的再现，是否也可以看出胡适对于国故、国学的真正态度呢？
因为胡适在新文化中的领袖地位，带头进行了文学革命，于是，一些人就认为胡适是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因为胡适在某种特殊语境特殊历史背景中说过“西化”之语，不少人就据此认为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者。问题是，判断某人是什么什么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定要将当事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面、中立和科学的考察，不仅要横向比较，即全面考察、比较同时代的不同团体、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思想、所言、所为及其后果，更要纵向比较，即全面考察分析一个人的一生轨迹，从早年、中年以及暮年的言论、思想、行为及其影响。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个人是什么什么者的论题，做一个较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判断。本文只就沿此方向对于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为在青少年中普及国学、普及传统文化努力的言论及行为，做了一些考察和探讨。总言之，胡适在20年代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的普及不遗余力，胡适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得以发扬光大的前景充满信心。青少年是明天的希望，胡适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能够说明他是一个“西化”者吗？或者彻底反传统文化的吗？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李匡武校订，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1919年12月。
[3]胡适《庐山游记》，《胡适作品集》(11),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4]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第一卷第1号，1923年1月。
[6]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作品集》③，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7]增凯《防止复辟》《民国日报·觉悟》，上海，1920年8月18日。
[8]沈兼士《中学国文之选授方法》，《晨报》1921年9月11日。
[9]胡适《梁任公胡适之审定国学研究书目》，常州新群书社，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10]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作品集》⑦，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11]《<新华周刊>记者来书》《胡适作品集》⑦，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12]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见许啸天编《国故讨论集》，《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
[13]胡适《答书》，《胡适作品集》⑦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14]社科院近代所编，《胡适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王云五《致胡适函》，见社科院近代所编，《胡适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转自智识学术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15.html

以上是关于胡适-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在青少年中普及的努力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