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王继如:莫将补敍当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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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继如:莫将补敍当错简


莫将补敍当错简
王继如
苏州大学
[摘 要]《汉书·隽不疑传》敍述京兆尹隽不疑对自称卫太子者突然出现于京师这一突发事件的当机立断的处理与汉昭帝和霍光对他的表彰,凸显西汉“用经术明于大谊”的原则,这裏并不存在错简的问题。
[关键字]汉书 错简
《文献》2007年第4期有富金璧先生的《今本〈汉书·隽不疑传〉之错简》一文,认为下面提到的一段文字中有错简。其说证据恐不足。所说的错简,实在是敍述中常见的补敍而已。下面,我从文脉的角度对这段文字作点说明,说明的文字置括弧中。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点明时间、地点,描写突然出现的自称卫太子者的特徵)。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朝廷知道后的措施是使高层人物共同去辨认,这一措施显示出来的见识远不及后来出现的隽不疑)。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由于措施不当,引起社会上的不安)。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卫戍部队只能相应作战备)。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高层人物畏事,不能立断。任其发展,将会出现社会动荡)。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京城首长隽不疑虽然后来才到,却能当机立断,逮捕自称卫太子者)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当时就有反对意见,这种意见是:如果是真的卫太子呢!还是看看再说吧。先前来的高层人物所以不敢有所动作,正是顾忌及此)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隽不疑以春秋蒯聩的事为比,说明即使是真的卫太子,也仍然必须逮捕的合法性。蒯聩事关係于“用经术明于大谊”,详下文的说明) 遂送诏狱(事件登时平息。凸显隽不疑以《春秋》决事的应变能力)。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事件平息后朝廷的反应。所谓“闻而嘉之”,所闻是隽不疑的处理办法,不是审问的结果。如等到结果出来,则谁人都知道所逮捕的是一普通的奸人而已,再表扬已经是马后炮了。隽不疑的处理,显然比朝廷开始时的办法高出一筹,化解了一场危机。隽不疑之所以能如此处理,是依据经术而通晓大义。这是关键之处。此时自称卫太子者身份是否已经明了,并非关键,因为即使是真的卫太子,逮捕审问仍属必然。此句前如加审问结果是为奸人,无疑削弱了对隽不疑临危独断的能力的肯定)繇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以“在位者皆自以不及”及霍光的态度映衬隽不疑的能力)。久之,以病免,终于家。京师纪之。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复以赵广汉的自歎弗如反衬隽不疑以经术处理大事的高明。行文至此,隽不疑的高人之处,跃然纸上)
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补敍自称卫太子者究竟是什么人。而其人姓名史有异言。假如将这一段补敍认作错简而置于“遂送诏狱”后,则行文枝蔓,且既已明知此乃冒名顶替的奸人,与“用经术明于大谊”又如何衔接?)
富文认为“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一云姓张名延年”一段,是错简,当紧接“遂送诏狱”后。其说不足取,已见上文括弧中的说明。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件突发事件凸现的是隽不疑“用经术明于大谊”的见识。从经术出发,即使是真的卫太子,也必须逮捕法办,因为他曾举兵造反,已经丧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昭帝与霍光也是在自称卫太子者身份未明之时表彰隽不疑的,如此,方能凸显“用经术明于大谊”的重要性。如等到审讯结果出来,所谓卫太子乃是假冒的一介平民,则何须经术来处置。
这裏要作些解释的是春秋时蒯聩之事和“用经术明于大谊”之间的关係。蒯聩是卫灵公的太子,辄是蒯聩的儿子。蒯聩因企图谋杀南子而得罪于卫灵公,出奔晋。卫灵公死后,是蒯聩的儿子辄嗣位。而晋赵鞅则送蒯聩到卫国的戚地,欲求入主卫国。于是“鲁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春秋经》文),要阻止蒯聩的行动。对于此事,《公羊传》曰:“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辄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公羊》的意思是:辄之嗣位,是卫灵公的本意,石曼姑是受命而立之。既然如此,石曼姑就可以包围蒯聩,这是合乎义的。那么,辄嗣位合乎义吗?是合乎义的。因为就家庭来说,依据祖父意思而拒绝父亲的意思,正是使得上辈的意志能够实行于下辈身上的;就国家来说,依据君王的意思而拒绝家长的意思,正是使得上面的意志能够实行于下面的。但是,石曼姑包围蒯聩,毕竟是以子围父,所以就让齐国牵了头。这就是“伯讨”。什么是“伯讨”?何休注:“方伯所当讨。故使国夏首兵,此其为伯讨。”齐作为方伯之国,必须维持秩序,制止蒯聩入主卫国这种违背法统的行为。齐国这次行动,自然也含有遏制晋国将卫国作为自己僕从国的目的。这点《公羊》就不提了。春秋发生的这件事,研治《春秋》的隽不疑自然熟知,并且用来比况当时的情形。当时君王是昭帝,他是卫太子的异母弟。汉武帝晚年,卫太子被江充陷害,不得已举兵造反,但很快被武帝所平息,卫太子逃亡而死。后来昭帝嗣位。这时突然出现一个自称卫太子的人物,即使他是真的卫太子,也仍然是个造反的罪犯,必须绳之以法。隽不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立即平息了一场骚动。这就是使他人折服的“用经术明于大谊”。这裏所说的经术,就是《公羊传》。因为关于辄是否为卫灵公法定的继承人的问题,史上并无明确的证据,仅仅《公羊传》如是说。因此《汉书》这段文字,颜师古全用《公羊》作注。
辄之围蒯聩,毕竟是以子围父。因此《公羊传》的观点,并不是大家都认同的。《春秋经》“鲁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一句,就有不同的解释。《谷梁传》曰:“此卫事也。其先国夏何也?子不围父也。不系戚于卫者,子不有父也。”范寗集解引江熙曰:“国夏首兵,则应言卫戚。今不言者,辟(读为避)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系卫,则为大夫,属于卫。子围父者,谓人伦之道絶。故以齐首之。 ”其意是此事既以齐国牵头,则应交代戚乃卫地;然而一旦如此交代,则避不开以子围父的逆理,所以只有这样写。这显然认为经文是表面上回护而实际上批判。唐代刘知几《史通·申左篇》则批评《公羊传》说:“《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奬进恶徒,疑误后学。”宋儒大都不赞成《公羊传》,批评激烈者如叶梦得,他在《春秋公羊传谳》卷六中说:“ 围戚,逆之甚矣!而反以为伯讨。为说之弊,一至于此。且齐至是安得为伯哉!而传遂谓曼姑受命灵公而立辄,不知其何据。乃知先儒敢创设事端以附会其说无所忌惮毎尔。曼姑虽使受命于灵公,然帅师围戚,则辄命之也。幸而得戚,则曼姑可遂杀蒯聩而辄不问乎?若曰辄非敢围蒯聩者,此曼姑之为,则舍其父而听其臣,是何以立于天下?此皆人之所不忍言,而公羊言之不疑,范寗论之详矣。”今人如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也对《公羊》之论深致不满,始则谓“公羊不明白以上的史实,遂妄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并以石曼姑为受命立辄之人,……”终则谓:“公羊此传未可信。 ”[1]锺泰先生立论似公允一些,他在《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中说:“案:晋助蒯聩而齐助辄,于是卫为齐晋争夺之场矣。余所以言假外力欲以得国,国未有不受其损害者此也。《公羊》以齐为伯讨非也。然而录之者,其言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辞王事,则统于一尊之说,固不可得而易也。又曰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则辄不可以距父,又意在言外矣。至言灵公立辄,与《左氏》所载公子郢之言似不合,然郢既不肯立,辄之立即亦义之所当然,虽无灵公之命,谓灵公立之可也。”[2]
辄围蒯聩一事的是非之争,关係到价值原则从何出发,是政治呢,还是伦理?而这两者在这件事中又互相交叉。所以自古迄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从隽不疑用经术处事中,可以窥见西汉时期以《公羊》为价值标準的情形,足见董仲舒影响之深。李慈铭对隽不疑以《公羊》决事有个批语:“汉世最重《公羊》,故引此以破众惑,不必议其非《春秋》之旨也。”[3]甚中肯綮。假如等到审判结果出来,则与以《公羊》决事、“用经术明大义”何干?
荀悦《汉纪》敍述此事,其事件的前后关係和敍事的文采,显然不及《汉书》远甚,不可取其劣处以替代《汉书》之优处。再说,我们所说的错简,总是在明显不可衔接处,《汉书·隽不疑传》并无此问题。
目前,二十四史点校全面修订的工程已经启动,此时来讨论《汉书》是否有错简的问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吧。
2007年11月初稿
2008年4月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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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富金璧《今本〈汉书·隽不疑传〉之错简》,《文献》2007年第4期。
《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据世界书局版影印。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年版。
锺泰《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稿本,今存王继如处。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劄记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下册,517—518页。
[2]稿本,今存王继如处。此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着作。
[3]《汉书劄记》卷六,见《越缦堂读史劄记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212页。
本文发表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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