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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拟话本小说的转捩点

在清代小说中，拟话本的迅速衰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拟话本和章回体本来均属通俗文学范畴，语言通俗易懂，比起文言小说自有传播方面的先天优势，可清代拟话本的生命力非但不及章回体，连文言小说也不如，个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以为，从清初大名鼎鼎的李渔拟话本着手探究，不失为切中肯綮的途径。
李渔拟话本共30篇，收在《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等几个集子里，创作出版约在顺治后期到康熙初年，其内容基本上了承续了宋元话本到明拟话本的套路，写市井百态，叙人情冷暖，涉猎较广，但大宗仍是情爱与婚恋。此类题材的作品竟占了三分之二，在比例上远远超出了“三言”、“二拍”。他的作品有25篇托言明朝、两篇元朝、三篇宋朝。其中牵涉军国大事、社会变乱者极少。可以说，李渔在题材内容上继承了明拟话本与现实政治疏离的特点。然而明末清初短短三四十年中毕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三言”、“二拍”创作于天启崇祯年间，尽管明王朝鱼烂土崩之势已成，而暂未受到战火威胁的江南依然一派笙歌宴舞，在都市繁华的商业氛围和市民的享乐追求中，冯、凌笔下的男欢女爱故事，用他们的话来讲，还可以“翼飞胫走”，令“争先快睹者”“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轰动一时。而李渔创作《无声戏》、《十二楼》时，江南刚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还有多少读者会细细品味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与时代精神的脱节，遂成为李渔拟话本的致命伤。
晚明拟话本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文人眼中的世俗世界”。当时的作者尽管自幼大都接受过传统的经史教育，但他们以市井百态为描写对象，认同市井小民的价值观念，对市井小民的遭遇抱着关爱同情。不过，文人气质仍在潜意识层面引导着晚明小说家的创作，使他们未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距太远，这就是其笔下多多少少流露出教化思想的根源之一。正是市民观念和文人视野两者间的相互制约碰撞，晚明拟话本不可能过分突出作者自我，小说家形象基本不出现在作品中。李渔则不然，他是将拟话本文人化的第一人。坎坷的经历养成李渔复杂的人格，在他身上，崇道宗经思想和商业意识并存，恃才傲物却与世无争，凡事较真而又豁达自放，既惜福安贫但又不拒绝享受娇妻佳妾、华屋美食。在神州陆沉之际，社会无权要求人人都成为顾炎武、屈大均，可李渔此刻却游离于尖锐的民族斗争之外，和光同尘、随遇而安，他还极力将混世观念纳入小说中。我们讨论李渔对拟话本影响的问题，对此理当重视。据统计李渔拟话本中约三分之一篇什直接写到自己，表现最突出的思想是靠盖世文才赢得美人芳心，宣扬恬淡名利和追逐声色犬马之乐。《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即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世家子弟谭楚玉看上漂亮的戏子藐姑，不惜进戏班借学戏以接近并打动了她。在父母横加干预时藐姑投江自尽，楚玉追跳下水，相拥被浪涛卷走；幸得莫渔翁救助，有情人终成眷属。楚玉考中进士后要答谢莫渔翁，莫拒绝钱物，也不随楚玉赴任。莫还常讲些看破富贵荣华的话头，楚玉最终急流勇退，“莫渔翁又荐一班朋友与他，不是耕夫，就是樵子，都是些有入世之才，无出世之兴的高人，课些渔樵耕牧之事”。其实楚玉也好，莫渔翁也罢，都是化了妆的李渔；恬淡出世表象下掩盖的，是清初那批虽心怀不满却又不敢抗争的文人的集体情怀。晚明拟话本中的市民形象在李渔手中衍化为表现文人思想的道具，抒发文人情趣的木偶，既缺少了话本浑朴之俗趣，也与话本表现世俗精神的本旨渐离渐远。因此在自家小说能赢得多少读者的问题上，李渔不太自信。他的老友杜浚在《连城璧·序》中说：“使观者心焰熛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在他不经意的感叹中，倒透露出一丝消息：李渔故事真正能感动的，大约也就剩下他生活圈子中的文人学士了吧！
拟话本在李渔手中文人化了，为了让拟话本不至于离世俗太远，李渔还主张小说传奇化。他在《合锦回文传》二卷回末评语中说：“稗官为传奇蓝本。传奇有生、旦，不能无净、丑。故文中科诨处，不过借笔成趣”，集中表述了其小说观。所以李渔第一部拟话本才会叫《无声戏》，他在《十二楼》中才会提醒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因为“稗官为传奇蓝本”，故李渔小说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讲述故事强调情节的曲折生动和变幻离奇，不时以尖新之语插科打诨，与戏曲十分相似。而“传奇有生、旦，不能无净、丑”云云，重点在“净、丑”。《闲情偶寄·结构》有云“凡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李渔设计小说情节时追求的就是场景的热闹轻松、言行的诙谐滑稽。其“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宣言兼指戏曲和小说，文学的娱乐功能占极重要地位。如何评价李渔的小说呢？小说与戏曲同属叙事文体，两者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情节设计、语言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互通之处。但它们毕竟有许多不同，戏曲最终在舞台上完成，故事在表演中呈现，不容细细琢磨，关目必须一目了然，这与主要用于阅读的拟话本迥异。李渔以写戏曲的方法写小说，力图强化情节及其传奇性。他竭力使小说“外转”，付出的却是牺牲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沉重代价。应该指出，李渔“非奇不传”的观念恰恰是与明清小说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明中叶后，情节淡化、突出人物成为小说主潮，性格小说渐次压倒情节小说。即以晚明拟话本而言，故事与人物地位的轻重消长就十分清晰。而读者既为人物的命运遭遇感叹，也与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擘肌分理的刻画产生共鸣。李渔小说以情节为主，故事显得过分戏剧化，巧合误会比比皆是，充满斧凿之痕，令人难以置信。在人物塑造问题上他强化的是文人情趣，漠视了市民的心灵诉求，故此很难继续得到市民阶层整体的青睐。
拟话本创作高峰期是晚明，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冯梦龙等人没有刻意在作品中用传统观念覆盖市井意识。李渔意识到世俗的重要性，欲求突破，他似乎想通过回归宋元话本以延长拟话本的生命，而他学到的仅是话本故事生动、语言通俗的形式，话本的世俗精神却被他阉割或消解了。拟话本在李渔手里真正文人化了，但浅薄的秉性又使他陷进了庸俗化的泥沼。我们甚至可以说，李渔对拟话本创作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积极作用。李渔作俑于前，《五色石》、《八洞天》、《人中画》、《豆棚闲话》、《娱目醒心编》等作品效颦于后，加上与拟话本文人化同步而来的教化气味越来越浓，清代的拟话本遂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亡。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9月29日，转载自光明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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