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
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
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５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 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　
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着《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 释：
1 《吕氏春秋•上农》。
2 《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20页。
3 《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着 张雁深译 商务出版社 1961 119页。
4 《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着阎步克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232页。
5 《中国历史通论》［Ｍ］王家范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4页。
6 《词与物》[M] 福柯着 莫伟民译 三联出版社 2001 1页。
7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王亚南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5页 。
8 《汉书?食货志》。
9 《史纪?货殖列传》。
10《史纪?货殖列传》。
11《读通鉴论》王夫之着　转之《中国历史通论》〔M〕王家范着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178页。
12《士大夫演生史稿》【M】阎步克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77页。
13《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着 中华书局 1980 17－18页。
14 转自《士与中国文化》[M] 余英时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第三版 537页。
15《论语?子路》。
16《荀子?王制》 。
17《士与中国文化》［M］余英时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第三版　137页。
&nb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245.html

以上是关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