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出征军队数量及地域来源考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贞观元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出征军队数量及地域来源考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唐太宗亲征高丽出征军队数量及地域来源考略
当今学者对唐太宗亲征高丽的研究成果较多。刘进宝先生撰《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一文，对太宗亲征高丽的背景、目的作了探析，并从政治、军事策略、国际环境及经济的角度对进攻未果原因进行了分析[1][1]。姜维东先生在其文章《唐初东征高句丽时的粮运措施》中，对太宗征高丽的运粮措施进行了研究[2][2]。在《论唐太宗唐高宗关于辽东的诗文》中，张思齐先生对唐太宗关于征高丽所下的诏书及所撰的诗文进行了研究，但是比较侧重于文学方面[3][3]。日本的池内宏先生撰了《唐朝军队征讨高句丽之役的行动》[4][4]。于赓哲先生撰写了《隋唐伐高丽比较研究》[5][5]。此外，刘进宝先生还撰写了《<唐丽战争>述论》[6][6]一文。
然而，目前很少有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对此次征伐所需军队的来源、数量进行分析。本文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的基础上，尽量从经济地理、自然地理、人口地理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粗浅探析，以求抛砖引玉。
第一节 出征军队数量及地域来源
一、发兵概况
关于唐太宗亲征高丽的发兵情况，史料中有较多记载。《旧唐书》载：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勋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7][7]……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8][8]……
（贞观）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趣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9][9]
《新唐书》载：
（十八年）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10][10]……
（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马周[11][11]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管兵以伐高丽。[12][12]……
十九年二年庚戌，（上）如洛阳宫，以伐高丽。[13][13]……
帝幸洛阳，仍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船五百，泛海趣平壤。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闼隶之，帅骑士六万趣辽东。[14][14]
《资治通鉴》载：
（贞观十八年三月）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等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15][15]……
（贞观十八年冬十月）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16][16]……
（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17][17]
《全唐文》载：
宜令营州都督张俭守左宗卫率高履行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18][18]……
可先遣使持节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勣，副总管江夏郡王道宗，士马如云，长驱辽左，奋夷岳之威，屠豕蛇于险渎，乘建瓴之势，斩鲸鲵于镂方，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方长于勾折奚方长苏支燕州刺史李元正，各率其众，绝其走伏。使持节平壤道总管张亮副总管常何总管左难当等，舟楫相继，直指平壤。新罗王金善德，倾其城邑，竭其府藏，荷不赀之泽，复累叶之仇，出乐浪而冲腹心，临沃沮而荡巢穴。百济王扶馀义慈，早着丹款，深识时机，弃历稔之私交，赞顺动之公战赢粮蓄锐，惟命是从。凡此诸军，万里齐举，顿天罗于海浦，横地网于辽阳，朕然后经涂白狼之右，亲巡元菟之城，执鼖鼓而戒六军，载太常而麾八阵。[19][19]
由此得知，此次出征的军队主要有：
1. 李（世）勣、李道宗所率六万步骑及降胡；
2. 张亮所率四万水军及三千募士；
3. 唐太宗所率军队。
另外，还有张俭所率先遣军，以及燕州刺史李元正所率部兵和契丹、奚、靺鞨番兵。由于此部分军队数量较少，行军路线也很短，且契丹、奚、靺鞨番兵又不直接受唐军统领，史料在后来战争中对其记载不多，因此后文中不对这部分军队作重点叙述。
从以上史料提供的数据来看，唐军此次征高丽的数量可确定在十万以上。《新唐书》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始行，士十万，万驱，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20][20]
在《唐会要》中，也提供了这样的史料：“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21][21]
两则资料说明，此次东征军的总数当为十七万。在得知其总数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李勣、张亮所率军队，除了河、兰二州降胡以及水军中来自长安、洛阳的三千募士外，剩下的十万军队如何得来？
《旧唐书》中云：“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唐律疏议》中云：“……（诸私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22][22]既为甲士，当然是府兵。另外，出征唐军中除了有府兵外倘若还有募兵，如何确定所派军队正好为十万？还有，张亮所领四万军队中若有募兵，又何必强调从长安、洛阳募士三千？因此，李勣、张亮所率军队，除了河、兰二州降胡以及水军中来自长安、洛阳的三千募士外，剩下的十万军队当全部来自府兵，只是这十万兵士可能有许多是自愿随太宗出征。《资治通鉴》载太宗语：“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23][2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征军士的主动性，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人到底是府兵还是募兵。
（二）募兵数量可能会是多少？
可以确定，募兵的数量应当相当多。从长安、洛阳就已有“募士三千”。《资治通鉴》中载：“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24][24]在对《新唐书》、《唐会要》中张亮所领水军的记载数量与《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数量作对比之后，可以推知，募兵的数量当在三万以上。
但是，府兵数量不可能超过四万。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征高丽，“于河南、河北、淮南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25][25]已作为相当可喜的数字加以记载，可见太宗时所募集的数量当不会超过此数。另外，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全国户口总数为三百八十万户，[26][26]而太宗贞观十三年时全国户口总数为三百万零二千户[27][27]，仅为前者的79%。这样，可应募的人口也自然要少许多。
（三）太宗所率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为六军及募兵。
据《新唐书》载，“六军”之称谓始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28][28]因此所谓太宗所率“六军”，只是太宗所率禁军的别称。（由于下文并不主要研究六军，因此下文中仍使用“六军”。）除六军之外，太宗当率大量募兵出征，理由有二：1.《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29][29]同时，“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可以看出，当时李勣军早已在幽州，而太宗则仍在洛阳。2.《全唐文新编》云，太宗在下《亲征高丽手诏》中说：“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30][30]李勣军作为先遣主力不可能驱牛羊上阵，而太宗所率禁军作为精锐也不可能驱牛羊，因此，让平时并没怎么经过正规、系统训练的募军去做这些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除去张亮方面七万水军，再除去李勣、李道宗所率六万以上的军队，太宗所率兵力充其量也不到四万人。
二、出征军队来源之地域分布初探
（一）府兵的地域来源
唐代折冲府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损益。关于唐代折冲府的数量考证，许多学者就总量和各州数量各抒己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折冲府的总量从贞观年间到天宝元年间是大体稳定的，许多人认为是在六百三十左右，岑仲勉、谷霁光二位先生即持这一观点[31][31]。另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军府分布的数量也是大体稳定的。根据日本学者菊池英夫先生研究，在天宝元年，唐关内道折冲府的数量是276左右，河东道为149左右，河南道为86左右，河北道为46左右，陇右道为33左右，山南道（为山南东道与山南西道之和）为14左右，剑南道为13左右，淮南道为10左右，江南道（为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之和）为7左右，岭南道为6左右，一共627左右[32][32]。《新唐书》载：“长孙无忌奏曰：‘天下符鱼悉从，而宫官止十人，天下以为轻神器’。”[33][33]《唐律疏议》中规定，本国起军旅，调兵遣将，必须以鱼符为凭证。[34][34]由此可见，此次发兵是全国范围的行动。就本次十万东征陆军而言，虽然许多兵士都是自愿出征，但是朝廷不可能打破拱卫京师的原则而去盲目调兵。因此，在陆军方面，府兵很有可能是按照地域分布在大体比例平衡的原则下调出，那么最有可能提供府兵的地区也应该是军府分布密集的关中，河东道的蒲州、并州、绛州、汾州、隰州、潞州、泽州，河南道的洛州、陕州一带。此外，《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太宗命李勣出兵辽东，而“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中间只用了六天。速度之快，令人惊奇。事实上，在关中的军队即使昼夜行军，一路飞奔，也不可能六天就到达幽州，能在六天到达幽州的只有在幽州附近的军队。另外，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天宝元年各州的户口统计和各州条下注记的军府数，再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对上述数值的修正，得出河北道有军府46个，其中，幽州、易州又分别有军府17个和9个。因此，河北道很有可能派出较多的军队，而幽州和易州又可能是派军队比较集中的地方。所谓“诸军大集于幽州”，也只能是大军的一部分而已。
在水军方面，在本节第一部分笔者提到，此次东征水军除在长安、洛阳所募三千外，其余全部来自江、淮、岭、峡四道。按照折冲府上中下三等平均每府为1000人计算，江、淮、岭、峡四道共约37府，将近4万人。照此看来，四道之府兵应差不多全部出动。这样的话，水军必然老弱病残皆有，良莠不齐。《资治通鉴》载：“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35][35]，战斗力之差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唐为了从海路寻找突破口，调集了大量军队从海路来进攻高丽，南方四道府兵差不多已被全部调走。唐初，赵郡王李孝恭进攻后梁，在此用水军灭掉后梁之后，又在此地训练水军。此时虽孝恭已死多年，但当地的训练基础应该是在的。《资治通鉴》中云：“（贞观十八年冬十月）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胡注‘峡中诸州，夔、峡、归是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其他军府州的分布，已有许多学者对此作过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
（二）募兵的来源
首先考虑一下陆军募兵的身份来源。虽然随军出征会有立功受勋的机会，但是毕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此，应募者很少有家境殷实、生活安逸者。可以推断，募兵有可能来源于以下几种人：1.均田制下分田不足的狭乡之民。在当时的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下，当时的耕作技术条件下，一地之垦殖指数很难达到40%（具体论述见本章第二节）。同时，在当时的赋役条件下，每人只有拥有15～20亩的耕地，才会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耕作条件比较好的平原或盆地里，一地的人口平均密度若是高于20人/平方公里时，当地将会产生温饱问题，人们很有可能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生存问题，当然包括应募入伍。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贞观十三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20人/平方公里的州，在关内道有雍州（47.26）、华州（38.77）、同州（23.68）；在河南道有洛州（虽未显示人口密度，但确定会多于20）、怀州（21.68）、陕州（24.76）；在河北道有恒州（25.09）、深州（23.34）、魏州（20.56）。在河东道有蒲州（57.11，）、汾州（25.95）。剑南道中部（即四川盆地）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由于当地纬度较低，气候条件较好，耕作条件较好，农作物种植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因此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天府之国”。所以，可以把剑南道的人口密度标准提高到30人/平方公里。剑南道人口密度超过30人/平方公里的有益州（75.43）、眉州（38.49）、绵州（37.04）、始州（33.27）、梓州（34.48）、资州（30.24）、隆州（58.30），以上各州均在四川盆地。由于剑南道军府数量很少，所以上述州有可能提供较多兵力。《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八年冬十月）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自莱州泛海趣平壤”。《新唐书》载：“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该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远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36][36]上述两则材料为此推断提供了一定的事实依据。2.亡故将士之子弟，欲为其先人报仇，或受太宗威望感召、诏书之言所鼓动，愿意为国效力者。隋炀帝数次领军征高丽，都惨败而归，人员大量损伤自不待言。唐太宗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贞观十九年三月丁亥，太宗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3.其他企图利用战争改变命运的人。后两部分人的地域来源较难以确定。
对于水军来说，募兵的用途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于作战，二是用于后勤。对于前一方面，由于朝廷对江、淮、岭、峡这能提供水军兵源的四道征发得比较紧，从而造成老弱病残可能都有的情况，因此需要招募一些比较精壮的兵士来补充水军。受其特殊作战环境的制约，其兵士当熟悉水性，即一定得居于大江大河之畔。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在大江大河之畔，人口又比较稠密，同时当地军府州分布较少的诸州，当有可能是募兵主要来源地。淮南道的和州(人口密度8.75/平方公里[37][37]，长江之畔)，江南道的润州（16.05，运河、长江之畔）、常州（13.17，运河之畔）、湖州（11.86，运河之畔）、杭州（18.97，运河之端，浙江之畔）、婺州（10.81，浙江之畔）正是适合以上条件的州。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水军作战，为何要从北方的长安、洛阳募士三千，而不从别的地方招募呢？原因可能有三：1.此三千募士可能比较精壮，适合在水军登陆以后作战；2.为了北方将领与南方战士之间沟通的需要；3.为了让南方战士适应在北方作战的需要。后一方面，用于后勤方面的兵士，应该有几项工作要做：1.运粮。下文会提到，由于河南道提供粮食的地方比较分散，同时又不能像河北道运粮那样利用漕渠，因此，需要较多的人力来完成这项工作。2.莱州水军基地、登州储粮基地的后勤服务。由于自隋末以后再未发生过海战，而此次作为容纳七万人的海军基地，其维修、整理，以及军队的其他后勤保障工作也应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刘进宝：《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刘进宝先生把此次东征的结果定性为“失败”，笔者对此持有疑义，后文将加以论述。
[2] 姜维东：《唐末东征高句丽时的粮运措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 张思齐：《论唐太宗唐高宗关于辽东的诗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4] 池内宏（日）：《唐朝军队征讨高句丽之役的行动》，《满朝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0期。
[5]王小甫主编：《盛唐时期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6] 刘进宝：《<唐丽战争>述论》，《韩国学报》13，1995年6月，49～55页。
[7]《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卷三，《太宗本纪下》。
[8]同上。
[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列传》。
[10]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卷二，《太宗本纪》。
[11]以《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其他资料考之，当为“李道宗”之误。
[12]《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13]《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14]《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列传》。
[1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年出版，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三月甲午。
[1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冬十一月甲午。
[1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
[18]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卷七，《太宗皇帝命张俭等征高丽诏》。
[19]《全唐文》卷七，《太宗皇帝命将征高丽诏》。
[2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列传》。
[21] 《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下册，第95卷，《高丽》。
[22]《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卷第十六，《擅兴》。
[2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戊午。
[24]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冬十一月庚子。
[25]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
[26]《通典》，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卷七，典三九上。
[27]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28]《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29]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冬十一月庚子。
[30]《全唐文》，卷七，《太宗皇帝亲征高丽手诏》。
[31]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32]菊池英夫：《唐代折冲府分布问题研究》，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514－557页。
[33]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列传》。
[34]《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35]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太宗贞观十九年秋七月己卯。
[36]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程务挺传》。
[37]以下只简写数字。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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