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也谈新出唐《上官婉儿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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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也谈新出唐《上官婉儿墓志》


(华南师範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近唐《上官婉儿墓志》出土,引起了轰动效应。考古界立即公布史料,学术界讨论不绝。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两件好事。学术犹如积薪,后来居上也是趋势。有学者认爲上官婉儿被杀,是唐玄宗準备与太平公主的展开一场恶斗的序曲,有学者认爲婉儿在中宗朝后期立场起了变化。有的学者则认爲从文学与政治的角度,可以重新探讨婉儿在唐代政治史中的地位,幷指出,墓志发现前台湾学者郑雅如女士《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一文,“一些主要结论未因墓志的发现而动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
我们则注意到郑文的两处论述及两条注释。一是前言中对玄宗编婉儿遗集说的考异中有叙述主张玄宗编集说者的文字,幷在注释中引:“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47——249”;二是指出“婉儿在中宗朝受到重用,还有一个脉络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宗朝幷未否定武周政权且仍然给与武氏特殊的政治地位。”注引:“黄永年将中宗朝视爲武则天擘画的李武政权的延续,对于理解中宗朝的政局颇具啓发。见黄永年:《李武政权》,收入氏着《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页93—117。”可见,郑氏此文曾参考推进了黄氏上述论文的若干观点。
黄先生在《李武政权》中爲避免头绪过多,对于婉儿幷未过多着墨,这也可能因爲婉儿在李武政权中本属二三流的小脚色。但后来在《武则天真相》(即郑文所注《唐史十二讲》参考者)一文中展开了论述,现略引黄先生说法如下:
武则天是爱好文学艺术的,她会做诗,传世的《升仙太子碑》如果真是她手书而非代笔,从书法来讲也是够水平的。她所宠幸的上官婉儿也是个女诗人。但《武则天》书裏所说她俩“对于唐代文化高涨大有贡献”,则未免夸张的太过分。当时武则天宴集赋诗,看来与陈后主以“狎客”与“女学士”赋诗的把戏差不多。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篇,《全唐诗》裏收辑了一些,像前面所引《石淙诗》之类的“圣制”(“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就实在幷不见得高明。凭这点宫廷文学就能“对于唐代文化高涨大有贡献”,实在叫人不好信服。上官婉儿被剧本写成十分纯洁、十分正面的人物。试看两《两唐书》的后妃传,就不对了,她只是个会结党营私弄阴谋的女人,尤其是中宗李显即位,她封爲昭容(二等嫔妃)以后,她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以及武三思等掌权者勾结在一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生的)受不了压迫,发动宫廷政变,也要杀她但没有成功。到中宗去世。她草遗诏,起用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辅政,这是她想脚踏两只船。接着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上官昭容也被抓了起来,她拿出遗诏的草稿来,希图讨好李旦徐图免死,后来成爲唐玄宗的李隆基不受她矇骗,坚决把她杀掉,至于事后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爲其序”,不过是不以人废言的意思,不能像武则天书裏所说“杀得冤枉”,玄宗“自己也很后悔”。
由于黄文系针对郭沫若《武则天》剧本所发评论,语气不免激烈一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上官婉儿是唐前期宫廷中一个有野心的政治类型的妇女,是武氏势力的残余,草遗诏立李旦爲辅政属于政治投机性质,对其文学地位则是评价也不高。对照郑文,其第二部分“中宗朝的上官婉儿”之下则以“位高权重”、“文坛领袖”:“婉儿与韦后的关係”这样三节加以论述,郑文对李隆基杀婉儿表示惋惜,幷引同时代人的见解爲证;幷揭示出“李隆基对韦、武势力及女性参政者皆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后者显然发挥了黄先生所持把李武政权改变爲李氏独家掌握名实俱得的政权之代表人物爲李重俊、李隆基与容忍武氏势力的中宗、睿宗不同的观点,黄先生后来还探讨了李隆基登基后对皇后、兄弟、皇子、及宰相乱政的防範措施。当然郑文也敏感地注意到李隆基政变之初以殇帝名义而非相王发号施令的内情,这显然埋下后来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争的伏笔。郑文第四与第五部分“睿宗朝政争与平反婉儿”、“余论:接受‘玄宗编集说’的政治情景”则升华了文学与政治的主题。这显然是郑文在论述婉儿时除李武势力交葛这条綫索之外的另一条叙述脉络。郑文指出,平反婉儿可作爲睿宗、太平公主反击李隆基的筹码,婉儿开闢了一代政风幷具有影响力等。
笔者认爲郑说难以成立,封建社会皇位正常交替者尚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法则,更何况政治斗争中(这种斗争非个人品德及路綫方针之争,而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显然是树倒猢狲散罢了。如清代雍正朝的“阿其那”、“赛思黑”在乾隆、嘉庆朝不仅影响蕩然无存,就连“阿其那”、“赛思黑”的真实含义也无人知晓。上官婉儿作爲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要从其官方礼葬的墓志中发现与官方定调的异说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墓志中未见婉儿“惠文”謚号。显然下葬前未有所谓平反之事)。她作爲中宗的二等嫔妃的地位(皇家人)、及与李隆基间尊亲属名分(伯父的小姨娘),是她受到礼葬的根本原因,墓志中不可能有揭露真相的文字,所有的多爲含糊敷衍之词(如对包括婉儿祖、父、本人参与政治斗争横死原因的叙述)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对此墓志大做推敲附会,则难免要重蹈永泰公主墓志所云非武则天所杀而爲难産而死的覆辙。这也再一次说明,对于出土文献要重视但不能迷信。这也是爲什麽出土墓志铭数量虽多,但由于其谀墓之文的性质,要在历史研究上起到探微发覆功能者寥若星辰的原因。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5月17日16:24。)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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