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研究已经走过80多年的历程,成果丰硕。不过,因爲过去公布的多数简牍出土于甲渠候官及所属烽燧,研究实际主要是围绕甲渠候官展开的。随着1973年发掘的A32肩水金关简的陆续出版,金关行政上隶属于肩水候官,双方往来文书很多,加上1930年代在A32(肩水金关)、A33(地湾,肩水候官)与A35(大湾,肩水都尉府)等遗址发掘的简牍,关于肩水候官的资料日益丰富,对于深入开展对肩水候官的研究提供了条件。这裏仅就肩水都尉府系统出土的汉简——主要是上世纪30年代与70年代金关简——中出现的肩水候进行系年整理,以期爲无年号简的定年提供方便。不过,因爲《肩水金关汉简》目前仅出版了二卷,还有很多尚待公布,1986年在A33遗址出土的千余枚汉简亦未整理公布,这裏的归纳只是初步的。
关于“候”的系年研究,甲渠候做的比较充分,先后有陈梦家、李均明、刘军、罗仕杰与张文翰加以整理[1],李振宏与孙英民在全面进行居延汉简人名编年时亦有所涉及[2]。而关于肩水候,仅见陈梦家与李振宏、孙英民做过排比,陈梦家仅列出了两位肩水候:房(地节二年、地节五年)与月(河平四年、阳朔元年)[3];李、孙两位整理出的肩水候,包括推定的,以及行候事的官吏,共6位,时间则从武帝太始二年,到阳朔元年,前后70余年。后者复依据了居延新简,资料更丰富,所得更多,但推测不无问题。1970年代发掘的金关简部分公布后,又增加了不少新资料,可以将肩水候的任职者与任职时间梳理得更全面和细緻。方法则基本依据李均明、刘军先生的概括[4]。
下面先将初步整理所得列表如下,具体考证详后:
文书所见肩水候年表[5]
(姓)名
身份
年
月、日
相关的官吏
依据[6]
备注
房
候
地节二年(前68)
六月辛卯朔丁巳
候长光、如意卒安世、守令史禹
7.7(A33)
候以私印行事
地节五年(前65)
正月丙子朔丁丑、戊寅
令史拓、尉史义、士吏平、鄣卒福
10.35(A33)、73EJT21:42
平
士吏行候事
地节五年(前65)
正月戊寅
令史拓、尉史义、
73EJT21:42、73EJT21:38
两简可复原为一册书,详下
长生
候长行候事
元康二年(前64)
六月戊戌朔戊戌
20.11
房
候以私印行事
元康二年(前64)
九月丁酉朔己未
候长长生、令史利、尉史义
73EJT21:43
长生
候长行候事
元康二年(前64)
九月
73EJT21:43
横
士吏行候事
元康五年(前61)
闰(三)月庚申
令史得
10.31、10.27、5.10、332.26等(A33)
据大庭脩的复原
福
候
五凤元年(前57)
十一月乙卯朔辛酉
关啬夫光、佐辅
73EJT8:8、73EJT8:13
两简可复原为一册书,详下
王光
关啬夫兼行候事
五凤元年
十一月
73EJT8:8
福
候
五凤二年(前56)
六月壬午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两简出于同一探方,且编号接近,说明出土时位置接近。形制上看,据图版,长度均爲23.7厘米,宽度上21:42爲2.1厘米,21:38略窄,爲1.9厘米;形制均爲两行,材质亦无差。内容上看,不仅文字衔接,字迹亦一致。其中有三字分别见于两简:
简号
候
事
到
73EJT21:42A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73EJT21:38A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事”“到”两字轮廓、用笔风格完全一致,21:38A的“候”字虽有些模糊,但轮廓还在,谛观与21:42A相同。
此文书背面的三行文字从图版上仅能看到一行,无法确认字迹,2013年8月22日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看原简,亦看不清21:42B背面字迹,释文当是早年字迹尚存时所做。不过,两简A面应是文书的正文,背面图版上可见的“令史拓尉史义”应是候官府中起草与抄写此文书的属吏[10],“拓”又见金关简“肩水候官令史拓塞候房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简73 EJT8:13虽然上下均残,存字不多,但从“律”字与简73 EJT8:8中的两个“行”字中“彳”的写法看,是一致的,两简用笔相同,均隶意颇浓,日子的干支亦均爲“辛酉”,啓封记录上抄录的印文虽残,“肩候”两字尚存,文书当是肩水候发来。13B爲金关收到文书后的收文记录,故笔迹不同。8月22日查看原简,确认两简原属同一册书,但未见编绳痕迹。简73 EJT8:13上端所缺字当爲:“若代”、“印曰”和“十一”。简73 EJT8:8和73 EJT8:13正面爲文书正文。
已知肩水候福出现最晚的文书是着名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末简的最后一行:
21.七月乙未,肩水候福谓候长广宗□:写□□到,廋索界中毋有,以书言,会月十五日,须报府,毋□□,如律令 / 令史□ 73EJT1:3
根据肩水候活动的年代,加上残存的时间信息,可以推知关啬夫光兼行肩水候事的时间。上引出土于地湾的简11(199.1)出现了“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
□□□无有言,会今,如诏书律令守令史□ 73EJT24:40
36.八月辛丑肩水守候塞尉外人以行事敢言之□73EJT24:139
37.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夫汤以小官印行候事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73EJT10:211
38.四月丙子,肩水骍北亭长敞以私印兼行候事,谓关啬夫吏:写移书□,如律令。令史熹∨光∨博、尉史贤 29.7
39.闰月庚子肩水关啬夫成以私印行候事 10.6
简35中的守候钦是否就是上引简29中出现的“李钦”,尚乏确証。简38中的骍北亭长敞,李振宏与孙英民推断活动于甘露年间[48],至于“令史熹”,又见于地湾出土的“变事书”残册,大庭脩在鲁惟一的基础上做过复原,并推断时间应在黄龙二年(前48年,初元元年)以后[49],因此,敞兼行候事大概在宣帝末至元帝初年,具体年份待考。关于简39,另有一枚纪年简73EJT3:98末行“元康二年七月辛未啬夫成、佐通内”,若此啬夫成与简39中的“成”确是同一人,以元康二年(前64年)为中心,前后诸年中“闰月”有庚子日的年份有“地节三年(前67年)闰九月”、“神爵三年(前59年)闰十二月”,究竟是哪一年,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关啬夫,曾代行过候事,究竟是否已收入上表,还是新人,犹待研究:
40.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月己巳肩水关啬夫以小官印兼行候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73EJT8:31
总之,以上据新刊《肩水金关汉简》(壹)(贰),连同过去刊布的资料,对担任肩水候者以及行候事与守候的任职时间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与编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找出五任候,六位代行候事者及二位守候,时间跨度近80年。幷复原了两件候行塞任命其他官吏行候事的文书(73EJT21;42与73EJT21:38、73EJT8:8与73EJT8:13),讨论了候行塞时如何安排代理者,以及使用私印行事问题。
写作中先后得到清华大学(台湾新竹)历史研究所邱逸凡先生、首都师範大学历史学院张文翰先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大原信正先生以及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的惠助,幷利用了中研院史语所汉代简牍资料库,8月22日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观摩相关简牍,得到张德芳先生、韩华先生的大力帮助,谨此一併致谢。
2013年6月初稿
9月修订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秦汉六朝国家日常统治机制研究”(11YJA770015)的前期成果。
本文将刊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範大学历史学院编《简牍学研究》第5辑。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5月22日21:47。)
[1]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收入所着《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47页;李均明、刘军《居延汉简居延都尉与甲渠候人物志》,《文史》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5-143页;罗仕杰《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博士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1年,第30-32页;张文翰《汉代边郡候官研究——以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爲中心》,博士论文,北京:首都师範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第37-51页。
[2]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书中各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特别是第25-27、39-40、78-79、103-104、114、135-136、187-188、204-205、224、247页。
[3]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第47页;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1、34、52、117、203、210页。
[4]李均明、刘军《居延汉简居延都尉与甲渠候人物志》,《文史》第36辑,第125页。
[5]两候之间年份不能衔接处则空一行。
[6]属于《肩水金关汉简》(壹)、(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2012年)以外的居延汉简则注明出土地点。居延旧简的释文据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幷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简牍资料库的照片与释文订正。
[7]此简爲“永始三年诏书”的末简,图版尚未正式公布,部分图版可见马建华主编《河西简牍》,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释文与简号见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页;研究分见大庭脩《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册》,收入所着《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37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8]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五章“汉代官吏的兼任”,林剑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438页。
[9]劳榦、李天虹、永田英正与李均明均做过句读,但多有不同,分见《居延汉简考释之部》所附《居延汉简考证》“边塞制度·烽燧三”,景印五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40页;《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居延汉简研究》第三章“各种簿籍简牍格式的分析”,张学锋译,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9页。劳榦释文最早出,错误较多,这裏兼采后三家,幷略有改动。释文经邢义田先生据史语所拍摄的红外照片核对,纠正了若干误释,谨谢。
[10]邢义田先生来信指出,他怀疑这种例行性呈文无须起草。令史挂名或仅为形式上负责,未必真起草,値得进一步研究。
[11]关于此类记录的含义,参藤田胜久《汉代简牍的文书处理与“发”》,黎明钊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6-218页。
[12]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24-25页。此简的位置应在簿书的最末,此意见爲永田英正所提出,见所着《居延汉简研究》第三章“各种簿籍简牍格式的分析”,第266页注①。
[13]永田英正有讨论,见《居延汉简研究》第三章“各种簿籍简牍格式的分析”,第273页。
[14]参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本4分(2011),第604-612页;《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文史》2012年第2辑(总100辑),第187-188页。
[15]角谷常子认爲此类在背面书写印文与送达者名字的简,原先上面没有检,而是在简上直接加盖封泥,且简不编缀,装在书囊中幷在外面附加一枚仅写有收信人的名字而无封泥槽的检来递送,见所着《木简背书考略》,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24-228页。从此例看,情况幷非均如此,此文书还是经过编联的,背面亦未见封泥痕迹,递送时可能上面还是用带有封泥槽的检覆盖。
[16]此数字乃邢义田据Google Earth距离测定工具获得的,见《全球定位系统(GPS)、3D卫星影像导览系统(Google Earth)与古代边塞遗址研究》表3“遗址间直綫距离测定表”,收入所着《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7页;吴礽骧估计的距离是600米,见所着《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邢义田先生来信告知,即使从一遗址的最北沿到另一遗址的最南沿,最大距离也只有590公尺左右。
[17]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49页。
[18]同上,第54-55页;薛英群称爲“行塞书”,见《居延汉简通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不确。所举的两简EPT11:2与EPT51:360A,实际均是上引文书的残简,“行塞”与“书”不当连读。
[19]参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92页。
[20]见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收入所着《汉简缀述》,第54页;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47、49-50页。
[21]甲渠候官出土的简牍中亦多见“甲渠候长”,究竟是否存在“甲渠部”,亦乏明征,学者更倾向于认爲是指泛指甲渠候官属下某一部的候长,见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文史》3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35页。
[22]《肩水金关汉简》(贰)73EJT21:138:“元康三年四月辛卯候长=生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可证。
[23]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49页。
[24]参大庭脩《居延出土的诏书诏书简与诏书断简》,姜镇庆译,收入《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此简置闰的月份与今天所编的汉代曆谱不同,说见大庭脩文,第11页引森鹿三说。陈梦家《汉简年曆表叙》,《汉简缀述》,第233页;罗见今、关守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引简109.7,《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25]此点陈梦梦家早已指出,见《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收入所着《汉简缀述》,第30页。
[26]“写移书□”史语所汉代简牍资料库的释文从《居延汉简甲乙编》做“写移言□”,此字残,依文例,当做“移书”。
[27]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收入所着《汉简缀述》,第51、65页。肩水候官甘露四年三月时的塞尉名“通”,见73EJT10:378。
[28]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五章“汉代官吏的兼任”,第424-438页。
[29]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文史》3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27页。
[30]参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313、315页;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7-134页;冨谷至《文书行政の汉帝国》第Ⅲ编第一章“汉代の地方行政——汉简に见える亭の分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218-246页。
[31]关于士吏,参黎明钊《士吏的职责与工作:额济纳汉简读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8(2008年),第15-33页。
[32]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第27-28页;罗仕杰《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第13-14页。关于尉史,参吉川佑资《汉代边境における令史と尉史》,《史泉》107(2008.1),第27-38页;李迎春《汉代的尉史》,《简帛》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7-480页。
[33]甲渠候官的情况相同,详情参罗仕杰《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第30-32页表,张文翰《汉代边郡候官研究——以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爲中心》,第46-51页表。其中行候事共8次(两表实际列了9次,其中阳朔三年九月守候塞尉顺〔行候事〕,误。其根据是简35.8A:“阳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鄣守候塞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实际是守候,而非行候事,上述两位均将其列爲“行候事”,见罗文,第27页表1-3、第31页表1-5;张文,第40页表),任其事者或候长,或士吏,仅东汉建武四年出现过甲渠塞尉放行候事(EPF22:45A)一例,但此爲东汉时事,无法与西汉相提幷论。甲渠候官也出现过任用燧长行候事的情形,如简EPT56:67。
[34]金关简中有不少私记一类的文书,如简73EJT23:359
孙常(当释爲“赏”——引者)叩头言
宋巨卿坐前毋恙,顷久不望,见舍中起居,得毋有它?先日,数累左右,毋它。它欲伏前面相见,加
巨卿时力过府君行事,毋它。欲往,会病心腹丈满,甚□□注,以故至今,请少□
……疾之比得左右,愿叩头,因白官,移记诸部,令移
……□言君 A
……史赏致此书
置佐宋巨卿赏叩头幸甚幸甚
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B
这是一位担任某种“史”的孙赏给肩水候官下属的置佐宋巨卿的问候,该置可能就是简226.11与586.5出现的甲戌置。类似的文书很多,可见官吏之间私下的往来很多。
[35]参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第27-29页。
[36]森鹿三指出此点,见《关啬夫王光》,《东洋史研究》12卷3期(1953.3),第12页;李振宏、孙英民亦有此看法,见《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101页。
[37]如果官吏到别处工作,文书上似乎需要注明。敦煌出土汉简中有“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隧,谓部士吏:写移书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1685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此时候丞就驻扎在富昌隧,但平时恐不在此隧,所以要在文书上特别注明。
[38]分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修订稿收入《秦汉简牍探研》,台北:文津出版社,2009年,第56-62页;《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2-144页;米田健志《汉代印章考》第二章“二官职代行と私印の使用”,收入冨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の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第333-334页;赵平安亦收集了相关资料,见所着《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8-130页。
[39]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第59页;《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42页。
[40]参李均明、刘军《居延汉简居延都尉与甲渠候人物志》,《文史》第36辑,第132页。将此简断爲“地节三年”,又见张俊民《居延汉简纪年考》例45,《简牍学研究》第三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41]罗仕杰、张文翰均将上限定爲地节三年十二月,据李均明、刘军上引文,不确,分见《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第16、30页;《汉代边郡候官研究——以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爲中心》,第46页。
[42]具体推算,参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18页。
[43]大庭脩亦有此拟补,见所着《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五章“汉代官吏的兼任”,第437页引例10;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103页;又见张俊民《居延汉简纪年考》例107,第114页。
[44]森鹿三《关啬夫王光》,第12页;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103页。
[45]参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收入所着《汉简缀述》,第48-49页。
[46]大庭脩《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册》,收入所着《汉简研究》,第30页。
[47]见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第639页。
[48]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第116-117页。
[49]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254-255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350.html
以上是关于a33-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