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时间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梁惠王-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时间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时间考

（吉林大学文学院）

逢泽之会标志魏国霸业达到顶峰，马陵之战则是魏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两件事深刻影响了战国中期政治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但对于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的具体时间，史料的记载颇多模糊与矛盾之处。笔者在前人考订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地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件事应该都发生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逢泽之会在前，马陵之战在后，具体考证如下。
逢泽之会的时间，《史记·六国年表》列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秦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集解》徐广曰：“泽，《纪年》作‘逢泽’。”《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马陵之战的时间，《史记·六国年表》列在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当魏惠王三十年、齐宣王二年，《魏世家》、《田世家》同。
可见，按照《史记》的记载，是先有逢泽之会，后有马陵之战。这一顺序也见于《战国策·秦策四》：
或为六国说秦王曰：“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
“朝为天子”，王念孙认为“为”通“于”，“谓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从也”。[1]此句是说，逢泽之会后，魏惠王曾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这与《史记·六国年表》“会诸侯于泽”、“朝天子”的记载一致。文中的“齐太公”，钱穆认为当作“齐威王”[2]，杨宽认为当作“陈侯”或“齐威公”[3]。总之是齐威王时，齐国“举兵伐魏”，在马陵之战中大破魏军，让魏国“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是指马陵之战后，魏惠王屈尊前往朝拜齐威王，遂有“徐州相王”之事。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逢泽之会、马陵之战、徐州相王三件事正是按次序先后发生的。又《战国策·秦策五》：
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
“朝天子于孟津”一事，上文已经提及，逢泽之会后，魏惠王亲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后子死”即马陵之战魏军主帅、魏惠王的太子申兵败被杀。“秦”，金正炜认为当作“齐”，指齐国；杨宽认为当作“徐”，指徐州，亦即徐州相王之事。[4]这段策文的事件排序也是逢泽之会、马陵之战、徐州相王。又《战国策·齐策五》：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
这段话也是说先有魏惠王率诸侯朝见天子，后有马陵之战。综上所述，先有逢泽之会，后有马陵之战，这一时间顺序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马陵之战的确切时间，学者们否定了《史记》的记载。钱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断出马陵之战开始于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结束于次年。[5]陈梦家、杨宽、缪文远皆从其说。[6]不过钱穆依据《六国年表》将梁惠王二十七年定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学者根据梁惠王元年的日食推定梁惠王二十七年当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钱穆所依据的古本《竹书纪年》材料，都见于《史记索隐》，一共四则：
（1）《史记·魏世家·索隐》：《纪年》云：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战马陵。
（3）《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纪年》云：……（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
（4）《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
比较这四处记载，第一条和第四条的时间相同，都是梁惠王二十八年。第二条记载因为田齐年代尚无定论，暂时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史记•田世家•索隐》云：“案《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如果田齐桓公在位十九年，则齐威王元年在梁惠王十五年，齐威王十四年为梁惠王二十八年（前342）。与第一条和第四条的时间相同。雷学淇、範祥雍持田齐桓公在位十九年说。[7]第二种情况，《史记•魏世家•索隐》云：“按《纪年》，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齐幽公即齐桓公，或是多字谥号省称不同，或是误字，姑且不论。如果齐威王在齐桓公十八年嗣位，则齐威王十四年为梁惠王二十七年（前343），与第三条的时间相同。钱穆、陈梦家、杨宽等持田齐桓公在位十八年说，[8]所以他们认为马陵之战发生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的记载也无误，既然两种记载都正确，于是调和两说，将马陵之战变成了一场跨年战争。
但是这种调和有一处硬伤，那就是马陵之战与南梁之难的先后顺序会发生错乱。《史记·田世家》云：
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複故位。韩氏请救于齐。……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
《战国策·齐策一》云：
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愬于齐，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
两处都记载说南梁之难，韩国五战五败，最后齐国出兵，遂大破魏军于马陵。对于南梁之难的时间，古本《竹书纪年》有确切的记载，《水经·渠水注》引《纪年》云：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指出：
梁即南梁，赫即霍也。《春秋》哀公四年，《左传》云：“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战言二邑者，转战于二邑之间……杜注曰：“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阳山。”服虔注云：“梁、霍，周南鄙也。”以《战国策》文证之，即《索隐》所谓“南梁之难”矣。高诱注曰：“南梁，韩邑。大樑在北，故曰南梁，在今汝州西南。”[9]
钱穆也赞成雷氏之说，认为“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就是“南梁之难”，并说“齐以去年冬即出师救韩，至是乃真与梁遇战于马陵，则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否则魏军败于去年之冬，太子被虏，将军见杀，今年无力复胜韩矣”。[10]那么按照钱氏的意思，古本《纪年》中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的记载只表示齐国发兵而已！这显然有点荒谬。“齐田朌败梁于马陵”的意思非常明确——马陵之战已经结束，齐军获得了胜利。战争可能在几个月前打响，但在十二月，齐军在马陵彻底击败了魏军。所以，这条材料所记载的时间与上述的第一条和第四条材料是矛盾的。那么，两者孰对孰错呢？雷学淇认为“王劭云二十七年，乃二十八年之讹”。[11]范祥雍赞同雷说：
案此事《魏世家》、《孟尝君列传》索隐皆引作“惠王二十八年”，则《孙吴列传》之“二十七年”，“七”为“八”字之讹。……今本《纪年》战马陵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当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亦同。[12]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测了。南梁之难韩国五战五败，齐国等到韩国与魏国鏖战良久之后，才发兵救援韩国，所以马陵之战的时间已经到了岁末的十二月。这种时间安排显然更符合逻辑和常理。因此，马陵之战应该发生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即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
再说逢泽之会。《史记·六国年表》将逢泽之会的时间定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但是，钱穆认为马陵之战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夏曆十二月（前343年）已经开始，而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逢泽之会是早于马陵之战的，于是钱穆就将逢泽之会提前到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因为《史记·周本纪》有周显王“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事，《六国年表》周表作“诸侯会”。[13]据上文所引《战国策》，逢泽之会后，诸侯确实曾共同朝见周天子。不过，这种“提前”并无确凿证据，只是钱穆在误排马陵之战时间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地一种想当然的联繫。战国时期诸侯朝周天子的事件不止一次，《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四年（前346）“朝天子”，《后汉书•西羌传》：“（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没有证据显示周显王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与逢泽之会后诸侯朝周天子是一件事。
这裏还需要注意古本《竹书纪年》对逢泽之会的记载。《六国年表》载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秦国“会诸侯于泽。朝天子”，《集解》引徐广曰：“泽，《纪年》作‘逢泽’。”如果《纪年》与《史记》所载有差异，《史记》三家注是会加以说明的，如《六国年表》于魏惠王十五年载“鲁、卫、宋、郑侯来”，《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一曰‘鲁共侯来朝。邯郸成侯会燕成侯平安邑’”；《史记·魏世家》也记载魏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索隐》云：“《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厘侯来朝，皆在十四年。”我们再看逢泽之会这个问题，《集解》引《纪年》只介绍了文字的差异，而没有提及年份的差异，那就说明《纪年》所载逢泽之会的时间与《六国年表》应该是相同的。当然，也存在《纪年》没有记载逢泽之会时间的情况，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纪年》毕竟是一本编年体史书，而逢泽之会又是战国中期的重大事件。所以，《六国年表》和《秦本纪》所记载的逢泽之会发生在秦孝公二十年即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应该是无误的。
综上所述，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应该都发生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这一年，魏惠王召开逢泽之会，秦国派公子少官率军参加。会盟之后，魏惠王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之后，魏国大举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许诺，但没有立即出兵。结果韩国与魏国在南梁激战，五战五败。齐国趁机出兵，于这年十二月，大破魏军于马陵。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4月4日18：16。）
[1]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415.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3.
[3]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5、397.
[4]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5.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3-300.
[6]陈梦家.六国纪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6-144.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4-372. 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M].成都：巴蜀书社，1997：91-100.
[7]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 [M]. 《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九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0. 范祥雍.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5.
[8]参见钱穆《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8-231. 陈梦家.六国纪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5.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94-296.
[9]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 [M]. 《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九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0.
[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9.
[11]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 [M]. 《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九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0.
[12]范祥雍.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5.
[13]参见《逢泽之会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廿七年非周显王廿七年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3-29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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