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楚郢都定位，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开发层次与楚文化研究中较重要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近年来新见材料的梳理，提出几点新的“假说”，供同行讨论。
一、郢都探索的进展及问题
流行说法据《史记•楚世家》认爲楚文王始都郢，石泉先生则依据《世本》、《左传》和杜预《春秋释例》中的有关记载，认爲楚武王晚年自丹阳迁郢当更符合历史实际[1]。新出的清华简《楚居》篇明确记载了徙居郢者乃武王[2]，使楚武王始都郢更爲可信。无论是自武王还是文王始，楚人于春秋早期都郢，学术界没有异议。
关于郢都的具体地望，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探索，关注点逐渐集中到宜城楚皇城和江陵纪南城之上[3]。
石泉先生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从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綫、相关战场的地望、楚昭王奔随、秦师救楚、吴人东归路綫[4]，到郢都附近的水系、相关地名的地望和移动，再结合考古材料，指出楚始都之郢即今宜城楚皇城遗址[5]。
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周邻存在一个巨大的东周聚落群，计有东周遗址和墓地80余处，其中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有14处之多，更爲重要的是相当多的遗址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6]。如1979年，曾在骆家山遗址发现春秋晚期铜器[7]；1988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在骆家山和凤凰山一带的墓葬中，发掘出土春秋中期的铜礼器[8]；1990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发掘了楚皇城以西12公里的郭家岗遗址，该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有西周晚期、两周之际，春秋早、中、晚期，战国早、中、晚期的堆积[9]。徐少华先生根据楚皇城以西的南漳县武东乡东的安乐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宜城朱市乡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和鼎，认爲春秋楚郢都可能就在附近[10]。与宜城县紧邻的南漳县武安镇安乐堰东周高级贵族墓地，面积约1.5公里，在约3公里长的山岗上分布有近百座封土堆[11]，据笔者现场考察所见，其中底径在30米以上的封土堆就有数十座，暗示附近很可能有重要城邑。
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对宜城楚皇城的不同地点进行了多次发掘，确认楚皇城的始建年代爲战国时期[12]，明显与楚人始都郢的年代不合。目前要说春秋楚郢都在宜城楚王城附近还是有可能的，但要确定宜城楚王城就是楚始都之郢，似乎证据不足。
江陵纪南城总面积16平方公里，是目前在楚地範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城址，在城外还发现大量东周时期的相关聚落和墓地[13]，其中不乏楚国贵族墓地，如已发掘的望山墓地[14]、天星观墓地[15]、包山墓地[16]，以及还没有发掘的八岭山墓地、熊家冢墓地、纪山墓地、金牛墓地等[17]。从该聚落群的布局，及中心聚落纪南城的规模、等级来看，江陵纪南城确实符合都城的条件。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儘管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及周围的东周墓地做了大量工作，但据研究者对江陵纪南城的地层关係和各单位所出陶器进行的综合排比，显示纪南城城墻的始建年代爲战国中期晚段，使用年代至战国中晚期之际，而纪南城周围过去已发掘的楚国高级贵族墓葬，其时代无一例早于战国中期[18]。
我们依据考古材料，特别是文物普查所发现的特大东周聚落群的分布情况，锁定春秋、战国楚郢都的核心区域，应分别在宜城楚皇城聚落群与江陵纪南城聚落群，纪南城的废弃年代应爲公元前278年，始建年代还无法最终确定，但可能早于战国中期晚段[19]。要解决楚郢都具体的地望，还必须依赖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最能说明郢都所在的高级贵族墓和始建于春秋又能证明其爲都城的城址的发现。
二、崇源铜器发现提出的课题
2007年4月，上海崇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澳门分部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展示了一批流散的楚国青铜器（以下简称爲“崇源铜器”），同年第11期《收藏》杂志上刊载了陈全方、陈馨先生和王辉先生分别撰写的文章[20]，对这批铜器及其铭文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据陈文介绍，这批铜器“计有鼎7件（其中一件在台湾）、簋8件、鬲7件、壶2件、豆2件、罍1件、匜1件、盘1件，共29件”。多数器物有铭文，其中簋、鬲、豆铭文相同，记载了与秦、楚二国有关的战争事件“王命竞之定救秦戎”，可以和其它楚器相印证；盘、匜铭文中则出现了楚王名“酓恘”，是其它楚器从来没有见过的；另有5件升鼎、6件鬲有单字“君”铭。陈文认爲鼎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之物，其它器物年代则属春秋早期，楚王名“酓恘”是楚成王熊恽。王文在对铭文考证幷把器物形制、纹饰和其它同类型楚器进行全面比较分析后认爲：“酓恘”爲楚昭王熊珍，“崇源青铜器应是一个整体，幷无早晚之分，其时代爲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最大可能爲春秋晚期。”
崇源铜器数量大、有一定的组合关係、大部分铜器铸有铭文，是近年来楚国青铜器的一次重要发现，因此，材料一经披露即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张光裕先生对该群铜器的器形和纹饰进行了系统分析幷对铭文逐一进行了考证，认爲其年代爲春秋晚与战国早期之间，墓主身份可能爲封君[21]。李学勤先生认爲，“景之定”即平王之子名定，是这些青铜器的作器者，进而推测“景之定”就是《左传》所记的楚左司马眅，整个铜器群的年代最接近春秋晚期蔡昭侯申墓的年代[22]。吴镇烽据该铜器群的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徵，证明其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后段，盘、匜的作器者楚王酓（熊）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就是楚平王熊居，鼎、簋、豆、鬲的作器者竞之定是楚国的一位封君，盘、匜是楚平王所赐[23]。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位年轻学者提出的新见。宋华强率先指出崇源铜器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早期末段或早中期之交；盘、匜铭文中的楚王酓恘很可能就是楚悼王熊疑；簋、豆、鬲铭文中所言“救秦戎”及“大有功于洛之戎”，跟荆曆钟铭所记“晋人救戎于楚境”，大概都是悼王九年（公元前393年）之事，与《史记·魏世家》所记魏文侯败秦于注之事有关[24]。黄凤春亦认爲楚王酓恘就是楚悼王熊疑，“竟之定”爲人名，器物的年代应爲战国早期晚段，墓葬幷非楚王墓，墓主所使用的应是上卿之葬制[25]。邹芙都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出“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疑”、“悼”三字符合先秦时人命名、制謚的原则，据此认爲楚王酓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即楚悼王熊疑，又从器物形制、铭文字型风格、器类组合等三个方面对该铜器群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均可定在战国早期偏晚段的结论[26]。
由前述陈全方、张光裕等学者公开发表的崇源铜器图片材料，一望而知该铜器群是典型的楚国高级贵族墓随葬铜礼器组合。东周楚国高级贵族墓多使用两套奇数正鼎，其中一套爲常礼用鼎，一套爲葬制加等，幷有与鼎相配的两套相关铜礼器组合，两套铜礼器之间还有“今式”和“古式”的区分，所谓“古式”即有较强的仿古特徵[27]。崇源铜器的方壶、缶、盘、匜铸造较爲精緻，可能爲实用器，鼎、簋、鬲、豆铸造较爲粗糙，纹饰肤浅，其中豆座内可见範芯，可能是专爲下葬而作的明器。据此，知崇源铜器可能亦应有两套，目前所见组合不全，部分先生可能是依据“古式”器物所反映的早期特点，将其年代定得较早。
刘彬徽先生将楚系青铜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定爲繁荣阶段，战国中、晚期定爲衰落阶段[28]。通观崇源铜器的总体特徵，体现的是由盛转衰的过渡阶段特徵，器形变化介于曾侯乙墓[29]与天星观二号墓[30]、包山二号墓[31]、九连墩楚墓[32]之间。例如：升鼎的变化规律是，双耳较直到外撇，腹身束腰由紧到松，龙形附饰由六个到四个或三个，三足较直到外撇。如此，崇源铜器的升鼎浅腹束腰，四个龙形附饰，三足较直的特点更接近天星观二号墓所出同类器，双耳较直的特点又体现出稍早的特徵。方座簋的变化规律是，盖爲莲瓣形抓手变化爲环钮抓手，腹部由圆鼓到扁鼓，附耳较大到较小，方座由矮到高。崇源铜器的方座簋爲环钮器盖，腹身圆鼓，附耳较小，方座较高等特徵，应晚于曾侯乙墓而早于天星观二号墓和九连墩一号墓出土的同类器。鬲的变化规律是，腹身圆鼓到下腹斜内收，裆由弧到近平，足窝由深到浅，足略外撇至较直。崇源铜器的鬲下腹有内收趋势，裆较平缓，足窝不深，足较直，同样体现出晚于曾侯乙墓而早于天星观二号墓和九连墩一号墓出土同类器的特徵。方壶的变化规律是，铸造由精到粗，纹饰由複杂到简单，颈内弧到较直，腹圆鼓到修长，方座由较矮略变高。崇源铜器的方壶铸造较精，颈较直，腹圆鼓，方座较高，应早于九连墩一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缶的变化规律是，盖顶弧外凸到平顶内凹，腹圆鼓到下腹内收，上腹凸圆饼饰从有到无，附耳由小变大幷略上翘，器底由平底到有圈足。崇源铜器的缶盖顶略下凹，下腹内收，假圈足，兽形双耳略上翘，上腹有凸圆饼饰，其特点介于曾侯乙墓与包山二号墓同类器之间。浅盘豆的特点是盘由深到浅，柄由矮到高。崇源铜器豆的特点更接近于九连墩一号墓同类器的特徵。三足盘演变的特点是方形附耳到环钮耳，蹄足、兽足到扁环足，腹外有纹饰到素面，战国中期以后多流行无足盘。崇源铜器的三足盘爲扁环足，素面，应是三足盘中年代较晚者。龙形鋬封口流平底匜目前所见最晚的一件爲曾侯乙墓所出，崇源铜器的同型匜龙鋬简化，器身素面无纹，应略晚于曾侯乙墓同型器。另外，楚系铭文春晚至战早的特点爲瘦长波曲，战国早中期之际至战国中期的特点爲扁平方正型[33]。崇源铜器的盘、匜铭文爲瘦长波曲型，簋、鬲铭文则有扁平方正的特点。由上述比较分析，可知崇源铜器群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晚段是可信的。
东周时期，没有证据显示“君”是封君的专称，因此崇源铜器诸器铭“君”，幷不能证明其身份爲封君。从春秋末年起楚国率先实行封君制，在对官高爵尊的近亲贵族授以封邑的同时，还以食邑地名封以君号，封地有大有小[34]，封君身份也有高下之别，因此封君幷不是严格的等级标识[35]。崇源铜器群组合不全，七件升鼎只有五件有“君”铭，另两件没有铭文，所以这七件升鼎是否爲一套仅据器形还不能确认。八件方座簋有六件有“君”字铭文，另两件则各有铭文21字，内容与“救秦戎”有关，且两器附耳兽首，腹外纹饰色泽均异于前六器，故六件“君”簋应爲一套。七件鬲口沿内侧各铸铭21字，铭文字数及内容完全相同（有两件铭文顺序错置），可证七件鬲应爲一套。由曾侯乙墓和天星观二号墓铜礼器组合构成，知升鼎与鬲相配，数目一致，且九鼎配八簋，五鼎配四簋。据此，崇源铜器群应有七件升鼎配六簋、七鬲等一套铜礼器组合，说明墓主所使用的应是上大夫之葬制。
崇源铜器群的年代爲战国早期晚段，墓主身份爲上大夫，前述研究者多认爲其有铭盘、匜爲楚王所赐，说明其与楚王关係紧密，因此，其出土地点就显得尤爲重要。
据张光裕先生介绍，他是2006年10月得见这批铜器[36]，那麽这批铜器被盗的时间有可能爲2006年上半年。笔者在2007年下半年获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与湖北省各地市及邻省的考古同行联繫，幷亲往宜城、南漳、荆门、荆州考察，得知荆门市白玉冢在2006年春节期间被盗，其他地区在2005～2006年间均未见高级贵族墓被盗的迹象。
白玉冢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白玉村，是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里铺东周墓群的组成部分。白玉冢封土堆地面底径约75米，残高10米左右[37]，盗洞直径约1.2米。该墓葬规模仅从地面观察，远大于包山二号墓（封土堆底径54米，残高5.8米[38]）和九连墩一号墓（封土堆东西残径约33.3、南北直径43.3、残高5米[39]），又略小于熊家冢一号墓（封土堆底径残存76米，残高4米，墓口东西长68、南北宽68～70米[40]）。由此可见，白玉冢的等级较爲符合上大夫之制，而崇源铜器即有可能自该墓所出。
如果崇源铜器确爲白玉冢所出，白玉冢又是江陵纪南城东周聚落群高级贵族墓地的组成部分，那麽墓主等级爲上大夫且与楚王关係密切的该墓所出铜器群年代爲战国早期晚段，就与前述研究者认爲纪南城的始建年代爲战国中期晚段的观点有较大的出入。如此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纪南城的始建年代至少爲战国早期晚段，另一种可能是在纪南城东周聚落群範围内还有年代更早的城址。
三、蔡桥基址群发现的意义
2008年，荆州市荆州区文物普查组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发现了蔡桥台基遗址群。该台基遗址群位于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座落在一处自南向北伸入菱角湖的半岛形岗地上，遗址中心地理坐标爲北纬30°30'27.6"，东经111°59'00.4"，海拔高程爲49米。台基群西、北分别距菱角湖约300米和800米，东南1000米处爲荆江大堤；东南距楚纪南故城约18公里，西北越菱角湖距东周时期的季家湖古城约10公里。初步发现夯土台基共12座，分布在一南北向的村级公路两侧，大致呈南北中轴綫对称排列，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2公里，面积约7平方公里。除3、9、11号台基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外，其余9座台基形状保存基本完整，平面形状均爲长方形，方向南偏西10度，大小相近，一般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25米，现存高度1米左右。台基均爲夯土筑成，夯层清晰，厚10—15厘米。台基顶部比较平整，其上长期耕种旱地农作物。每个台基均采集到东周时期陶器残片，以红陶、黑陶爲主，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器形主要有鬲、盂、盆、罐、豆、纺轮等，口部造型多爲卷沿和折沿，纹饰以间断中粗绳纹爲主，亦有戳印纹和刀削痕等。从采集陶片的陶系、纹饰、器物造型及组合情况，初步推定其年代爲东周时期，且普遍早于纪南城遗址城墻、宫殿基址出土遗物的年代[41]。
蔡桥台基遗址群在调查阶段没有发现城墻、壕沟等遗迹，但如此之多大小相近、方向一致的大型夯土台基，呈南北中轴綫对称排列，面积达7平方公里，显然不是普通聚落，而是统一规划建设的高等级聚落，无论在今后的工作中是否发现城墻、壕沟，都不能否认该台基群已经构成了城的规模。最爲重要的是其时代早于纪南城遗址，其位置又紧邻沮漳河，不由得不与郢都枝江说[42]相联繫。
郢都枝江说源自丹阳枝江说，最早见于唐代[43]，且与秭归丹阳说紧密相关，而近年的考古工作证明秭归丹阳说是不能成立的[44]。儘管如此，有关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仍提示我们在探索楚郢都过程中不能忽视该地区的重要性。
蔡桥台基遗址群西北距当阳季家湖城址约10公里，季家湖城址的年代早于纪南城而到了春秋中晚期[45]。季家湖城址西部数公里，与江陵马山隔河相望的沮漳河西岸有枝江青山东周高级贵族墓地，面积达15平方公里，可分爲袁码头、大竹园、革新、新建四个墓区，目前仍能见到封土堆的墓葬有20余座，其中部分墓葬封土堆底径达50～80米[46]。蔡桥台基遗址群、季家湖城址、青山墓群，均与沮漳河相去不远，最爲重要的是，蔡桥台基遗址群的地理位置，处在季家湖城址与纪南城城址之间，将两个原以爲不同的聚落群连成了一片，共同构成了一处面积广大的高等级聚落群，该地区显然应是东周楚文化的核心区之一。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牍记有“江陵丞敢告地下丞”[47]，江陵高台18号汉墓出土木牍亦爲同一性质，同一意义的“告地书”[48]，江陵谢家桥1号汉墓又发现“告地书”，其中牍1是西乡辰向江陵县丞呈报五大夫昌爲死去的母恚申请徙移地下的报告，牍2是江陵丞虒批准申请幷移交地下丞的记述[49]。这些材料证明今江陵爲西汉南郡江陵县，同时证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所指郢都江陵即在今江陵境内，说明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材料证明江陵纪南城爲战国楚郢都是可信的。《左传》哀公六年：“江、汉、雎、章，楚之望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江、汉、沮、漳与楚地相关联的记载。年代约爲楚悼王年间[50]的葛陵楚墓出土竹简，简甲三11、24：“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昔我先出自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颛）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顼），宅兹𣳟（沮）、章（漳），台（以）选（徙）䙴（迁）凥（处）”，其中只言及沮、漳；而简甲三268：“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及）江、滩（汉）、𣳟（沮）、漳，延至于瀤（淮）。是日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就）祷楚𥙝（先）老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童）、祝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51]，则有江、汉、沮、漳幷称。说明楚文化的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先秦时期，长江主泓道较现在更靠北，汉水下游亦有不同分支[52]，不排除当时有部分汉水下游西部分支与江陵附近水系发生关係。前述楚国高等级聚落群如果再加上潜江龙湾遗址，这一区域範围与江、汉、沮、漳的关係就一目了然了。有可能至迟在春秋晚期，楚国地理空间体系已将该地区视爲“楚之望也”。这也是笔者建议将上述地区统一纳入荆州大遗址保护片区的主要原因[53]。
东周时期，在地理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内，密集分布高等级聚落群的现象很多，晋国晚期都城新田聚落群即是其例。春秋中叶，晋景公迁都新田（今侯马），到战国早期三家分晋爲止，新田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该聚落群的城址、宗庙和社稷地、手工业作坊位于山西省侯马市汾、浍两河的交汇处，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没有统一的大城廓，却有大小不等的8座东周城址，即白店、平望、牛村、台神、马庄、呈王、北坞、凤城。其中早期有白店古城址，晚期有平望、牛村、台神、马庄、呈王等古城址。其中以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组成了宫城，发现很多规模不等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平望、牛村均发现了高大的宫殿台基。宫城之东千余米，有北坞、马庄、呈王三座卿城，都由东西或南北两座小城组成。宫城东、西，分别是宗庙和社稷地；宫城之南、之东南，爲晋国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区；在汾河之东的平望—西高村、浍河之北的上马等地爲贵族、国人墓葬区，而公室墓地则在浍河之南的峨嵋岭北麓的柳泉，面积约15平方公里[54]。晋都新田聚落群的发现啓示我们注意，在高等级聚落群範围内，不见得有统一的大城，不同城址的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别，不同聚落可能有功能、性质的差异，但其间又可能有内在联繫。这些，都是在下一步探索楚郢都课题时须重视的问题。
蔡桥台基遗址群的工作目前仅限于调查发现，因此还无法根据现有材料确认春秋时楚国已都郢于此。况且，如果认爲春秋时期楚国的政治中心就到了今江陵一带，就无法解释吴师入郢经淮河而来，何以战场集中于襄樊一带的汉水北岸及南阳盆地东南部的唐河、新野、泌阳县境？何以楚昭王由郢都逃出后要西过沮水，转南过长江，再辗转东北行至今安陆，绕一大圈后莫名其妙自投罗网的往吴军下江陵必经的随地避难[55]？
四、清华简《楚居》提供的新綫索
近年来新发现楚简中多有蓝郢、朋郢、幷郢、鄩郢、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之类记载[56]，何琳仪认爲“凡楚王驻跸之地皆可称‘郢’”[57]。清华简《楚居》是目前所见记录这些“×郢”最爲集中的一篇文献，多达14个，整理者将其解读爲“王居”[58]。《楚居》所述历代楚君的居处，止于战国时期的楚悼王，据此可看出其成篇的时代很可能就在悼王之子楚肃王时。单育辰疑清华简五见的“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分别见于天星观简（战国中期）[60]、望山简（战国中期晚段）[61]、包山简[62]、鄂君啓节[63]、燕客铜量[64]等多处，却从无“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记载[65]，可见“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之说尚乏力证。上述记载有“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材料，年代多爲战国中、晚期，而记载有衆多“×郢”的《楚居》，唯独没有“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明确记载，似乎表明“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出现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时。下葬年代约爲楚悼王时期的葛陵楚墓出土竹简，多次出现“王徙于鄩郢之岁”，却不见“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记载，现在看来不是偶然的，有可能“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出现在“鄩郢”之后。楚国行政中心及楚王宗庙所在爲“都”，楚王所居之地，除了楚都之外还包括楚王的游宫、离宫或行宫等临时居地。因此，“×郢”爲楚王居地且未必均在楚都可信，但也不能排斥“×郢”多在楚都之“郢”的城垣之内或距其不远的近郊。这一认识如果不误，或可提出一个假说：“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有可能位于目前多数学者认定的秦将白起所拔的楚都纪南城之内。那麽，纪南城的始建年代就不会早于楚肃王时期，废弃年代则爲公元前278年，而江陵蔡台基址群，则有可能是早于“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的“×郢”。黄锡全先生根据沙市秦简记述竟陵至江陵之间的地名有“寻平”，新蔡楚简记有楚王驻跸之地“鄩郢”，推测楚之“鄩郢”或有可能就在秦时“寻平”一带，即潜江龙湾遗址[66]。葛陵楚简“王徙于鄩郢之岁”，清华简《楚居》“至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郢”位于纪南城，“鄩郢”位于蔡桥，这一假说与纪南城目前所见遗迹、遗物的年代基本吻合，也可以解释等级较高、年代早到战国早期之末的崇源铜器群何以在该区域发现的原因。当然，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论证。
（本文初成后，曾就简牍材料请教陈伟、李天虹二位先生，获其真诚指点，特致谢忱！）
（编者按：[1]石泉：《楚都何时迁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12月。
[3]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8期。
[4]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5]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6]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
[7]张吟午：《湖北宜城骆家山一号墓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1期。
[8]宜城博物馆资料。
[9]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4期。
[10]徐少华：《从南漳宜城出土的几批蔡器谈春秋楚郢都地望》，《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1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
[12]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探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2001年3～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楚皇城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试掘，再次确认该城的始建年代爲战国，同时在两汉时期也是一个繁华城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楚皇城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总体规划》，2001年8月）。
[13]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探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3、4期；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
[1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6]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1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
[18]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P456，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
[19]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8期。
[20]陈全方、陈馨：《澳门惊现一批楚青铜器》；王辉：《也说崇源新获楚青铜器群的时代》，《收藏》2007年11期。
[21]张光裕：《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文物》2008年第1期。
[22]李学勤：《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文物》2008年第2期。
[23]吴镇烽：《竞之定铜器群考》，《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24]宋华强：《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08年1月1日。
[25]黄凤春：《新见楚器铭文中的“竟之定”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26]邹芙都：《新见“楚王酓
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
[27]王红星、胡雅丽：《由包山二号楚墓看楚系高级贵族墓的用鼎制度——兼论周代鼎制的发展》，《包山楚墓》附录一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28]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29]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
[30]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31]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九连墩楚墓发掘的主要收穫》，《考古》2003年7期。
[33]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11月。
[34]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何浩等：《包山楚简“封君”释地》，《包山楚墓》附录二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5]胡雅丽：《包山楚简所见“爵称”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36]张光裕：《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文物》2008年第1期。
[3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
[3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九连墩楚墓发掘的主要收穫》，《考古》2003年7期。
[4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墓口尺寸爲荆州博物馆勘探资料。
[41]荆州博物馆普查资料。
[42]郭德维：《楚郢都辩疑》，《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43]杜佑：《通典》卷183《州郡十三》荆州郡“江陵”县条下称“故楚之郢地”，“枝江”县条下称“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亦曰丹阳”。杜佑认爲楚都在秭归丹阳，楚文王时迁枝江亦称丹阳，后再迁江陵郢都。参见（唐）杜佑 撰　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 点校：《（校点本）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
[44]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8期。
[45]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46]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枝江县青山古墓群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47]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4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
[49]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刘国胜：《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50]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5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52]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係研究》，1996年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53]王红星：《关于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建设的思考》，《中国文化遗産》2010年第6期。
[54]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8月；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55]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56]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57]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5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12月。
[59]单育辰：《占毕随录之十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http://www.gwz.fudan.edu.cn/）2011年1月8日。
[60]晏昌贵：《天星观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
[6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6月。
[6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63]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啓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64]周世荣：《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
[6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66]黄锡全：《楚都“鄩郢”新探》，《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67]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宋华强：《清华简校读散札》，简帛网2011年1月10日；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12月。
[68]湖北省潜江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潜江龙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884.html

以上是关于楚郢都探索的新綫索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